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拉丁美洲文学中，智利诗歌占有特殊的地位。到目前为止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位拉美作家中，就有两位是智利诗人。随着智利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化和拉美各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智利当代诗歌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情况。一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有成就、有名望和有希望的诗人，另一方面也经历了一些关系到诗人的命运和诗歌发展的事件。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关注和了解。
三位大诗人一提起智利诗歌，人们便很容易想到聂鲁达；稍微了解智利诗歌的人，还会想到米斯特拉尔和维多夫罗。这是因为在智利当代诗歌中，这三位诗人是最重要、最有声望的大诗人。
关于这三位诗人的情况，最好从三个重要年份谈起。1931年：维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发表了他的重要诗集《阿尔塔索尔》；1935年：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出版了他的杰作《地球上的居所》；1938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发表了她的代表作《塔拉》。这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智利产生了三部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这三部作品产生的意义，在于它们以高超的艺术水平，使智利诗歌赢得了无可置疑的国际声誉。
维多夫罗是一位在欧洲，特别是在西班牙享有盛名的诗人；米斯特拉尔的作品出版后不久即获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拉丁美洲第一个获得这项国际奖的人，聂鲁达的诗篇被公认为西班牙语的最高表现，他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三位诗人以他们完美的艺术作品为智利新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维多夫罗出生在圣地亚哥一个贵族的家庭里，年轻时就和欧洲的先锋派建立了联系。他的诗歌具有饱满的力量和气质。他在1916年提出了创造主义的口号。他反对一切传统诗歌，包括现代主义在内，主张诗歌就是纯粹的创造，不应受传统诗歌的内容、语言和格律的限制。他试图遵循戈拉和马里诺的足迹，把拉丁美洲诗歌从被感伤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叙述方法加于它的锁链下解脱出来。他不顾真实，无视逻辑，一心想建立一种由高度智力化的形象组成的复杂结构。他的这种主张和实践给现代主义以致命的一击。但是他的这种创造主义，实际上是极端形式主义的，只是为创造而创造。因此，最后完全流于追求新奇的形式，没有得到多少结果。1948年维多夫罗逝世后，一批崇拜者把这位老师和诗人看作是一个“小上帝”，一个小小的资产者。维多夫罗的诗歌作品十分丰富，主要有《水镜》（1916）、《心灵的回声》（1911）、《夜晚的歌》（1913）、《亚当》（1916）、《上天的颤抖》（1931）、《阿尔塔索尔》（遗作，1948）、《赤道》（1918）、《阿尔塔索尔》的七支歌和《降落伞上的旅行》（1931）。下面一段诗歌可以代表他的诗的风格和类型：
听见夜色在雪上滑进，
歌声从树木上降落，
雾霭后面传来声音；
我一看就知道，
那是我的雪茄烟。
每每张开我的口唇，
空中便布满了烟云。
（《北极诗》：《夜》，1918）
聂鲁达的诗歌创作，特别注意他在南方一个毫无诗意、却是先进的地区的经历和他在流亡年代侨居国外的经历。他的全部创作是他本人生活和经历的见证。1904年，聂鲁达生于智利帕拉尔城，中学毕业后进了首都的大学。由于对社会环境不满，他参加了“街垒社”组织。为团结工人和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学生时代就对诗歌怀着特殊的兴趣，他的长诗《节日之歌》（1921）在大学文艺竞赛会上获得一等奖。聂鲁达的头几部诗集：《黎明》（1923）、《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和《地球上的居所》（1935）显示了他的特殊才华，但是这些诗大多局限于主观体验的范围，常常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调子：
我是个绝望者，
有话也无处说；
我失掉了一切，
一切我都经受过。
（《二十首情诗》）
1936年，德意法西斯发动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当时聂鲁达正在马德里担任领事。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使他认识到诗歌应当服务于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事业。于是他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被敌人包围的马德里写了有名的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1937），愤怒斥责法西斯侵略者的罪恶行径，热情讴歌共和国士兵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对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的深切同情和赞扬。
从此，聂鲁达的诗歌创作走上了新的道路。后来出版的诗集《诗歌总集》（1950），使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但是，《诗歌总集》出版后不久，即从1952年8月起，聂鲁达便在国内受到了含有明显的政治对立的批评。直道1954年发表他的另外两部诗集：《葡萄和风》和《平凡事物之歌》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后来这种批评披上了更巧妙的、关心诗歌质量的外衣。按照这些关心诗歌质量的人的说法，似乎聂鲁达写得太多了，因而损害了他的诗歌的艺术价值，一个诗人的创作应该少而精。言下之意，聂鲁达的诗歌是粗制滥造。这种看法，在1958年于孔塞普西翁召开的作家会议上变得更加明显。它主要代表基督教民主党内最保守的那部分人的思想和立场。这些人在实际上把持了智利的文化领导机构之后，公然向聂鲁达发动攻击。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反击依然出现在《信使报》的官方批评家的文章中。他们对聂鲁达的每一部新作品都加以攻击。同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对待聂鲁达的态度上，寡头政治的代言人和基督教民主党的传声筒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丧失了民族立场，都对进步的诗人和进步的诗歌怀着敌意。聂鲁达于1973年9月逝世，但是他的优美诗依然在拉美和全世界流传。
米斯特拉尔的诗作对智利北方一个乡村地区进行了热情歌颂，她以这样的作品为智利诗歌带来了一种无疑是古风的、但同时又是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感情。不过她的诗歌，内容稍嫌混杂，或者说，包含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在米斯特拉尔的诗中，普通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家庭生活是最基本的题材；爱情的悲欢离合也成为她的许多诗篇的主题。总之，她的诗歌题材朴实，感情真挚，内容纯朴，词句清新。在当时现代主义已经没落、是个亟待振兴的情况下，米斯特拉尔的诗篇使智利诗坛耳目一新。特别是《塔拉》出版后，对智利诗歌的影响更大。这本诗集的题材突破了爱情和家庭的小圈子，进一步扩大到社会问题，甚至以炽烈的感情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和她以前的作品《孤寂》（1922）相比，诗人的思想境界更为开阔，现实主义色彩也更为浓厚。米斯特拉尔晚年长期侨居国外，因为智利的上层社会不容许她这个虽然享有盛名但出身卑微的诗人立足国内，她的诗歌从远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炎热海岸和纽约的寒风凄雨中汲取了民间的夜游鼓乐和儿童诗等民族民谣形式，运用和发扬了拉丁美洲民间文学的民歌传统；同时她也虚心研究西班牙语诗歌，博采众长，创作了一些用来揭露寄生阶级生活的锋芒犀利的优秀诗篇。自从她于194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的诗歌一直受到拉丁美洲诗坛和世界许多国家文学界的注意。她的诗作不仅在本国一版再版，而且被译成了多种外国文字。
在近几十年的智利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几个历史阶段，其间又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现象。各个发展阶段或时期都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诗人。这在后面将分别加以叙述。但是在整个当代智利诗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要诗人名单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大诗人外，还应当加上其他几位诗人的名字。他们是：巴勃罗·德·罗卡（1894-1968）、安赫尔·克鲁查加（1893-1964）、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1908-）、罗萨梅尔·德尔·巴列（1900-1965），这些诗人直到晚年都在紧张地进行写作和发表作品。他们不仅为智利文学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题材和可贵的艺术技巧，而且使整个智利文化领域充满了生气。
1938——1948年的诗歌从1938年到1948年的十年间，智利诗歌出色地反映了智利的社会现实。初期的民粹派诗歌和贡萨洛·罗哈斯的早期诗歌是这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里程碑。
贡萨洛·罗哈斯1917年生于阿劳科；他还很年轻就和崇拜维多夫罗的“曼德拉戈拉”团体发生了联系；他很快学完了布雷东和超现实主义的课程后，创作了第一本诗集《人的贫困》，显示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作者受过天主教思想的熏陶，在他的诗中还看得到对堕落的人类本性的谴责，他把金钱咒骂得仿佛是“死神在大地上的化身”。从很早的时候起，即从他的第一本诗集发表后，罗哈斯
表现出对创作素材和客观事物的特殊兴趣。他的作品带有宗教色彩，他的第一本诗集就以炽烈的感情寻求天堂和地狱、人间和净界的统一。他的诗歌使他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其丰硕果实是《反对死亡》。这部诗集以具有优美比喻的诗篇《沉默》开始，随后描写了其他题材，使他的诗歌充满活力，使之不再是描写中世纪的死神的舞蹈，而是有力地反映当代历史的面貌。
在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热情鼓舞下，在人民阵线能够把各党派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智利产生了一种短小的诗歌，虽然它的意义尚不明显，但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是通俗的。与此同时，西班牙著名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1898-1936）的榜样和形象以政治殉难者和《吉卜赛歌谣》作者的双重声誉也有力地支配着那些年代。那些短小诗歌的主要培植者，几乎全是小说家或基本上是小说家，但是他们最初是作为诗人进行写作或开辟诗歌创作的第二条战线的。例如写过几部反映城市劳动群众困苦生活的小说家尼科梅德斯·古斯曼（1914-）最初就创作了诗集《灰烬与梦幻》（1938）。另一位以小说家和评论家著称的作家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1918-）也写过一本题为《万岁，智利……》的诗集。这部诗集在1964年的竞选运动中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传颂。但是，毫无疑问奥斯卡尔·卡斯特罗（1910-1947）是这类诗歌的最主要的代表。他生于朗卡瓜，是激进党党员。他从社会和诗的角度出色地反映了这个时期智利诗歌的特点。他创造了通俗的歌（歌谣），推广了另一些诗歌（十四行诗）。
另一位作家是阿方索·阿尔卡德（1923-）。这位重要诗人直到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1947年发表第一本诗集《一个死城的歌谣》。经过二十多年的沉默后，才又发表第二本诗集《我前面的全景》（1969）。这是一支关于智利历史的内容丰富、抒情史诗式的赞歌。这部作品明显地受到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的影响，但是它首先是对现实的合理观察和对语言的确切运用的结果。
这十年之初的相对的乐观景象发展到最后，产生了另一类截然不同的诗歌。这就是贡萨洛·罗哈斯的诗。这位诗人以他的像拱桥一般连接着他的两部诗集《人的贫困》（1948）和《反对死亡》（1964）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诗歌创作成为当代智利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1947——1957年的诗歌1947——1957年这个时期，智利文坛动荡不安。前五年经受着反动当局的压迫和专制统治；后五年，政治空气越发紧张，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957年更换政府的前夕，由于人民通过斗争废除了“可诅咒的法律”后，共产党获得民主的保障。
这十年间出现的一批重要诗人，就是在智利政治生活的这种背景下度过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并进入青年时期。前一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和活动，如今一方面为顺从、雇佣和普遍的贫困所代替，但另一方面也出现新的力量，开始为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局面寻找新的出路。
1957年4月2日，数百名爱国者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街头遭到屠杀。在这一惨案的前后，恩里克·林的诗歌的明显特征是情节发展的持续性，大概由于他不擅于创造新形式，才使他的诗逐渐失去了它的固有的格式，使之经受了一个固执的自我破坏的过程。自1950年左右出版几部诗集起，他的作品就出现了反对自己的稳定性的倾向，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写起。不仅在他的创作高峰时期的作品《昏暗的房间》（1963）、《写在古巴》（1968）中，也在他后来的作品《贫民区的小曲》（1968）中出现这种自我破坏的现象。诗人愈来愈孤独地陷入了唯我主义；把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当作唯一的工具、唯一的旗帜、唯一的口号，用他的手指顽强地按着键盘，挖掘着那些可怜的字键发出的刺耳的曲调。
为了了解社会差别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恩里克·林离开智利，到了海角的一个墓地，在那里写下了《阿雷纳斯角的墓地》。在诗中，他以严肃的讽喻口吻赞扬由麦哲伦城的著名远征队建立的大理石和丝柏的壮观建筑物，恩里克·林既不暗示也不直说那些野蛮的、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灭绝印第安人的刽子手是如何发财的。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在一次墓碑落成仪式上留下了他的诗篇，“那里一片宁静……”但是这种死一般的宁静，并非最后的安宁，只是通过墓穴加剧了它的有力的活动。
宁静，只不过是
为了撕成碎片
直至把葬仪的契约
撕得粉碎而挣扎的
宁静，为了把一幅
古老的骄傲的面孔露出
并嘲笑尘土而要的宁静。
他以几乎是戈亚式的线条和把严酷的葬礼同洋溢着欢笑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可笑的观察力，从内部找到了死者那种安定秩序的裂痕。传统的重负和历史的梦魇嘲笑着人们，并以超出墓穴的力量压迫和统治着麦哲伦海峡的那片寒冷的地带；但是在死者身上已经存在其自我破坏的因素，爆发嘲笑声的因素。他自己的嘲笑是这个阶级的埋葬者，这个阶级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虚无的神道和他的庄严的空虚埋葬了。
豪尔赫·泰列尔这样说明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诗歌的产生：“父亲是共产党员，祖辈是中农或贫农和手工业者。我痛切地认识到，诗歌应当是斗争和自由的武器，我的最早的朋友是当时以聂鲁达为榜样，为和平而斗争，写作社会诗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诗人。不过，我没有能够写这类诗，这使我感到内疚，至今还常常感到不安。”（《关于我真正居住的世界》）
从他的最早的诗篇起，泰列尔就像在自己家乡那样在弗龙特拉地区挖掘。在智利诗歌中，再没有比他这个地区——劳塔罗和维克托里亚更熟悉、居住条件更舒服、更美好的地方了。在泰列尔德诗中，地区具有了灵魂，星斗和白日变成了诗人的主宰，诗人以祭献的仪式对待它们。这类诗歌，泰列尔称之为田园抒情诗、乡村诗和公社诗。
对泰列尔来说，整个现实都布满了在童年时期贯穿着冲突和矛盾的痛苦田园诗的迹象和标记。例如，他的一首题为《夜雪》的诗。这首诗仿佛是一种轻微的绝对的力量；面对这种力量，诗人只能低下头接受那已经毁灭或正在毁灭的天堂的灰烬。在《失去的王国》一诗中，作者勉强觉察到他心灵中为雨水浸透的激动情绪，因为他的心灵已经枯竭，一滴水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无限的绝望。这样，泰列尔的诗就从痛苦转为完全的绝望，全部现实都背叛了它本身。
泰列尔的目光总是注视着那种昙花一现的美丽。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若有所失之感，因为它就在眼前。还是在那种滴血的伤口上存在着诗。
泰列尔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的这种浪漫主义感情，使文学变成一种神圣的职
业，使诗歌像伤口流血一样涌现出来。
埃弗拉因·巴克罗不像恩里克·林那样产生于城市环境，也不像泰列尔那样来自弗龙特拉地区，而是诞生在中原内地的乡村中。当恩里克·林和泰列尔变成离心的诗人的时候，巴克罗却试图把永恒的核心或中心写入他的诗篇。他在诗集《人民的石头》（1954）中，在群众的坚强力量上找到了这种核心。这部作品由“土地”和“火”两大部分诗篇组成。这是从这两大类诗篇的结合中像火山爆发一样产生了诗人的“人民的石头”：
由于死亡和硫磺而狂奔的，
火山爆发必不可少的石头，
这是人民的石头！
后来，巴克罗在《女伴》（1956）一诗中，在爱情关系、在诗人同世界的积极而公开的关系方面找到了永恒的核心。这种热情在他的怀古诗里进一步继续了下来。其最突出的代表作是《人的面包》（1960）和《归来》（1961）两本诗集。这两本集子中，被看作死者与生者交替延续的家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种表现把诗人同整个大地联系了起来。大地、世界和事物在这位诗人的作品中熔合成一座永恒的居所。
这是巴克罗的诗中阻有力量的方面。还有另一种也许比较虚弱但非常出色的诗篇。在这类诗中，描写了人民的活动和朴实的职业。《毛拉》（1962）中描写的粗糙的家庭工艺和《儿童诗》（1965）中描写的乡村手工业代表了这第二种倾向。这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方面。
如果说在智利诗歌中确实存在一位反诗人的话，这位诗人不是别人，只能是阿曼多·乌里维·阿尔塞。他是一位有修养、有学识的诗人，他的诗中有一种追求诗歌激情的可贵趋向。他的一系列诗集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他的头几本诗集受到英国当代诗歌的明显影响，特别注重情节描写。《苍白的行人》（1954）和《骗人的琵琶》（1956）中充满了关于家庭、学校或英国沙龙的生活场面的描写。在他最后一本诗集《没有地方》中，由于运用了凝练而深刻的语言艺术，这类描写几乎完全不见了。以往的经验像水果剥了皮，只剩下了神经……所以，他的新诗同他的旧诗所保持的联系，只是讽刺诗的某种外形。而现在，在乌里维的雕刻出的或敲击出的诗行中，更常见的却是希腊抒情诗的片断和埃兹拉·庞德的诗句。诗人竭力在一束细小的光线里摄取最多的光辉，所以他的诗中，既有亮光也有暗影，既有倒影也有直射，既有素质也有活力。
政变后的智利诗坛古巴革命的胜利曾经震动拉丁美洲大陆和拉美各国文艺界，给智利作家和诗人以推动力，推动他们以各种形式了解人民，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最有力的桥梁不是新诗，而是人民歌曲。这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影响的现象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人民群众在参加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感情，应当在作家和诗人们的笔下得到再现，也应在艺术家们的表演中得到体现。比奥莱塔·帕拉、安赫尔·埃·伊萨贝尔·帕拉、帕特里西奥·曼斯、罗兰多·阿拉尔孔、维克托·哈拉、查罗·科弗雷，以及“基拉帕荣”和“因蒂利马尼”等艺术团体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他们的作品和表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
后来，诗人们开始以更顽强的主动精神从事创作活动，他们竭力接近人民，了解人民，表现人民，努力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民族经历的重大事件。但是，1973年发生军人政变后，大批诗人遭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有的受到监禁，有的放逐国外，有的关入集中营，除了少数留在智利外，大部分被迫流亡他国。这些诗人是：奥斯卡·哈恩、瓦尔多·罗哈斯、奥马尔·拉腊、贡萨洛·米连、埃尔南·拉文、弗洛里多·佩雷斯、海梅·克萨达、塞尔希奥·埃尔南德斯、海梅·希奥尔达诺、奥斯瓦尔多·罗德里格斯、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贡萨洛·罗哈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蒂托·巴伦苏埃拉、安娜·皮萨罗、塞尔希奥·马西亚斯、阿列尔·多尔夫曼、塞西莉亚·比库尼亚，等。这些诗人尽管受到政治迫害，面临着恶劣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们依然坚持写作，以便根据耳闻目睹和自身的深切体验，揭露智利军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及其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抵抗斗争。这样，就产生了智利文学中的两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智利流亡文学”和“地下抵抗文学”。
在上述诗人中，至少有三位诗人在文学方面是更为活跃、成就更为突出。他们是：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阿列尔·多夫曼和奥马尔·拉腊。
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是智利有名的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小说家和诗人。1973年9月智利发生军事政变时，他在华盛顿担任文化参赞。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后，他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后来，他还曾到委内瑞拉。在这期间，他在墨西哥出版了他的两部作品，由乌拉圭著名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作序、以拉丁美洲的酷刑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战争的毒蛇》和他题为《揭示人类种族的教育集》的诗歌全集。这部全集收入了作者从1957年出版的诗集《万岁，智利……》中所包括的诗篇到1979年8月为止所写的全部诗作。除了本身的创作活动外，阿莱格里亚还担任《智利流亡文学》杂志的主编工作。该杂志自1971年初创刊以来，至少已经出版了十余期，其中有一期是为纪念聂鲁达出刊的，上面刊登了亚历山德雷、阿尔维蒂、卡诺和几位拉美国家的诗人的作品。
阿列尔·多夫曼是当代智利文坛上的名诗人和名作家。智利政变后的1974年，他发表了两本散文集：《纯洁与新殖民主义，在智利焚毁的几篇论文》与《超人及其灵魂的朋友》和一部小说集《海边的摩尔人》；他的一部分诗篇，如1971年发表的《石头太阳》、《遗嘱》等，流亡以后又重新出现在拉美和一些欧美刊物上。这些诗篇洋溢着爱国热情、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诗句富于音乐的节奏感，遣词造句尖端凝练，给人以通俗朴实的感觉：
倘若他们对你说，
我没有被逮捕，
你可不要相信。
总有那么一天，
他们不得不承认。
倘若他们对你说，
他们已经释放我，
你可不要相信，
这是他们扯的谎，
总有那么一天，
他们不得不承认。
倘若他们对你说，
我已经背叛党，
你可不要相信。
我是忠贞不移的：
总有那么一天，
他们不得不承认。
……
他们对你说的，
你绝不要相信；
他们向你保证的，
你绝不要相信。（《遗嘱》）
奥马尔·拉腊是当代智利诗坛上的一位有名望的女诗人。在智利政变前，她发表了两部诗集：《敌人》（1967）和《美好的日子》（1972），曾经获得圣地亚哥文学奖。智利政变后，她一度被捕入狱，后来流亡到布加勒斯特。作为她受迫害的见证和对军政府的谴责，她在狱中留下了诗篇《呵，多妙的方式！》。拉腊的作品，有不少已经被译成好几种文字，在欧洲享有一定的声誉。
谈到政变后的智利诗坛，还应当提及聂鲁达的遗作的出版情况。1973年聂鲁达去世后，他妻子马蒂尔的·乌鲁蒂娅对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发表的作品进行了整理，先后整理出版了八本诗集。它们是《分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黄色的心》、《两千年》、《问题集》、《挽歌》、《挑剔集》和《海与钟》。这些作品，有的描写诗人晚年的孤独、悲观和无所寄托的心境，如《问题集》和《海与钟》中的某些诗篇；有的追忆诗人早年的往事，抒发对昔日美好事物的留恋心情，如《分离的玫瑰》。
《分离的玫瑰》是一首长诗，整理发表于1979年。诗篇很优美，描写诗人对拉帕·努伊岛的回忆：三十年前他在那个岛上度过一段美好岁月，那一段生活和岛上的见闻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分离的玫瑰”的寓意是那个与大陆分离的海岛。诗歌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那段生活和那个岛的留恋与热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对那里的天然风光和人的命运的关注：
周围一片灰色的景色，
白色的天空，
蓝色的运动。
海水，云朵，石头，
重新开始我生命中的生命。
……
我喜爱海洋、石头和大风，
为的是触摸和观察，
为的是跪着恳求太阳的纯净，
为的是用我这双浴血的可怜的手，
把命运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