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不是基督徒，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萨特很接近。在加缪的哲学中，没有给上帝留下位置，只有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一切荒谬和痛苦都由人来承担和超越，不劳上帝帮忙。在《西西弗神话》中，他写到：“‘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1]因此，在《局外人》的结尾处，莫尔索赶走了喋喋不休的神甫，在《鼠疫》中，真正的斗争所能依赖的是里厄医生的双手，而不是神甫的布道。似乎在加缪的思想和文学中，宗教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仔细观察，我们似乎又能发现某些不同寻常之处，使我们不能匆忙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加缪生前完成和出版的中长篇小说共有三部：《局外人》、《鼠疫》和《堕落》。在三部小说中，主人公都不是上帝的信仰者，却都与基督教世界展开了对话，而且层次不断提升，重要性也愈来愈显著，恐怕不能说是巧合。《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对基督教神甫不屑一顾，他的勇气就足以使他拥抱死亡，扫荡荒谬，获取幸福。弗朗索瓦丝·巴郭说：“莫尔索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体验到自由，他接受并承担人的荒诞境遇——因为让他死去是他的人类兄弟，所以尤其荒诞。”[2]主人公在临刑前体验到的是崇高的幸福：“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3]然而在《鼠疫》中，里厄医生虽然并不相信神甫的布道，但是并不因此远离神甫，面对鼠疫的灾难和死亡，他在坚强的斗争之后迎来了暂时的胜利，却体会不到幸福和乐观：“里厄思索着，这轻松的欢乐时时刻刻受到威胁。那些沉浸在欢乐中的人群不知道，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亡，也不会消失，它可以在家具和衣服中沉睡几十年……时候到了，为了给人类一次痛苦的教训，鼠疫会再次发动鼠群，让它们在一个幸福的城市中死去。”[4]《堕落》是加缪最后完成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克拉芒斯是一位试图把忏悔者和审判者融为一体的律师，他自认在道德上有罪，却依然试图保持高高在上的审判姿态，在负罪感和骄傲造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找不到出路。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主人公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忏悔却成为他生命中的主题，使《堕落》具有了非常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三部小说中，基督教主题越来越凸显，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维度。可惜的是，国内对加缪的研究中，对基督教主题的探索一直付诸阙如，不能不说是加缪研究中的遗憾。在加缪的精神探索中，如何为荒谬的人生寻找出路，一直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西西弗式的乐观主义和自我肯定在面临各种人生境遇的时候，不免也会遇到各种精神的危机。加缪在小说世界的精神探索中，在与世俗的精神世界对话以外，罪与罚，忏悔与拯救，是这位地中海之子与基督教世界对话的最主要问题。而且，从《局外人》到《堕落》，罪与忏悔主题显现出一个独特的轨迹。莫尔索绝对自信地排斥基督教，里厄则有所保留，而克拉芒斯深陷泥沼，痛苦不堪。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罪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悲观，而拯救也越来越艰难。莫尔索虽然杀了人，但是他的纯洁和拯救在自己的心中是不言自明的，及至克拉芒斯，虽然并未犯下杀人这样的罪行，内心的拯救却成为不可能的事业。地中海边阳光耀眼的乐园已经失去，剩下的只有须德海边运河上永不散去的轻雾。在《堕落》中，与基督教的对话构成了小说最主要的成分，在作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力图就《堕落》中的忏悔主题从基督教的视角加以分析。
《堕落》创作于加缪和萨特论战之后，它本不属于加缪既定的创作计划之列，是一部即兴之作。《堕落》的出版比《流放与王国》早一年，但从创作的时间来看，它是加缪的最后一部作品，因此有其独特的意义。如果把后者视为加缪在长期的创作停滞后的恢复，那么《堕落》就可以被看作是最后的爆发。在分析之前，我们还是简述《堕落》中克拉芒斯生活和精神的轨迹。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喧嚣混乱的“墨西哥城”酒吧间里，在雾气弥漫的须德海和运河边，一位来自巴黎的律师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的对话者很奇特。从这位律师的口气中，我们可以推测他在与人对话，然而，却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是一位既在场又隐蔽的对话者。主人公的名字叫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独身，40岁，原先在巴黎当律师，目前流落在阿姆斯特丹，从事着一种很奇特的职业: 审判者—忏悔者（juge-pénitent）。[ Juge既有法官也有审判者的意思。国内通常译为“法官”，由于在该小说中更强调的是道德意义上审判，而且这个词明显影射基督教，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克拉芒斯自称juge，显然不是指世俗法庭上的法官，所以笔者倾向于译为“审判者”。]他曾经是成功的律师，道貌岸然，乐善好施，豪侠仗义，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似乎都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完人，如他自己所说“半是赛尔当[ 赛尔当是当时著名的拳击选手。]，半是戴高乐”。一天夜里，他走在塞纳河的艺术桥上，周身涌起“一种功德圆满的巨大感情”，正准备点起一支“满足的香烟”，突然“一阵笑声”在他背后响起，然而四周空空如也，只有塞纳河的滔滔流水。紧接着，他又听见了那笑声，那笑声却顺流而下，渐行渐远……他回到家里，又听见窗子下有人在笑，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有些年轻人在快活地告别”。他进了浴室想喝杯水，他的脸在镜子里微笑，然而，他的微笑“似乎具有双重性”[5]了。正是这笑声打破了克拉芒斯内心的平静，他终于认识到，“以我为中心的圈子破裂了，他们站成一排，如在法庭上一样。自从我悟出我身上有可以受审的地方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审判别人的倾向。是的，他们还在那里，一如既往，然而在笑”。[6]这不是普通的笑声，最初它来自水里，后来则弥漫到他生活的各个地方。在他听见笑声之前的两三年：一天深夜，克拉芒斯走上王家大桥，一个身腰纤细、身着黑衣的女人正凭栏“望着流水”，他只在深色头发和大衣领子之间的“后脖颈”前“犹豫了一下”，过了桥头，走上滨河路，他“听见身体跃进水里的声音”，他“立即站住了，但未回头。几乎同时”，他“听见一声呼叫，重复了好几次，顺流而下，然后戛然而止”。他“想跑，却仍伫立不动”。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想:“太晚了，太远了……”[7]他希望忘记这一切，回复平静，可是却常常听见笑声在内心升起，缠绕着他，无法躲避。这笑声使他从自得意满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他一方面在道德上忏悔，审判自己的罪过，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接受自己从高峰跌落至深谷的事实，面对芸芸众生，他不能放弃俯视的角度。每当他指出自己的罪过，都把它普遍化为整体人类的罪过。他向对话者所做的告白既是在证明自己的罪行，同时又在批判社会上一切人的罪恶与弱点。于是，他的忏悔就成为审判。克拉芒斯说自己有“两副面孔，是个可爱的贾努斯。”[8]他的话语同时也发出双重的声音，揭露自己的罪行与对他人和社会刻薄的指责讽刺性地融合在一起。在小说末尾，他想象再次经过那座桥，再次听到那位姑娘落水的声音，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然而，“水这么凉！但是，让我们放心吧！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谢天谢地！”[9]
内容摘要：加缪不是基督徒，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萨特很接近。在加缪的哲学中，没有给上帝留下位置，只有人，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一切荒谬和痛苦都由人来承担和超越，不劳上帝帮忙。在《西西弗神话》中，他写到：“‘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1]因此，在《局外人》的结尾处，莫尔索赶走了喋喋不休的神甫，在《鼠疫》中，真正的斗争所能依赖的是里厄医生的双手，而不是神甫的布道。似乎在加缪的思想和文学中，宗教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仔细观察，我们似乎又能发现某些不同寻常之处，使我们不能匆忙地做出这样的结论。
关键词： 作者简介：不少研究者把以第一人称述说的《堕落》当作是一部是自传性小说，认为在克拉芒斯身上隐藏了加缪自己的影子，《堕落》与现实人物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许多解读者试图寻找与现实的人和事之间的关系。波伏娃就把克拉芒斯的忏悔看作是加缪对自己的反省。[10]然而，这部小说中对主人公的深刻挖苦与讽刺又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部真正的自传体小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认同关系是非常有限的。阿隆森就认为：“波伏瓦对真诚的关注放错了地方，她没有注意到，克拉芒斯开始是作为萨特和让松眼里的加缪出现的，接着就呈现为加缪自己，最后变成了萨特本人！1957年，加缪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解释说：‘我的主人公是合成的。其特征来源不一。存在主义者有自我控诉的癖好，这样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控告别人。在我看来，它一直是个龌龊至极的小伎俩；是那些绅士们的行为举止中最让我惊异之处。这种控告的热情总以为奴役状态辩护而告终，奴役是存在主义的直接产物。’”[11]但是阿隆森自己也努力寻找克拉芒斯与现实人物，小说中的话语和现实话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认为克拉芒斯在小说中的故事都来源于加缪和萨特身上发生的事：“克拉芒斯消极的特征对应着萨特和让松的批评，他积极的特征则勾起了人们对加缪战后的公众形象的回忆。”[12]毫无疑问，加缪使用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素材，但是这种素材在小说中，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和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作家才让人在克拉芒斯身上同时看到了加缪自己、萨特和让松。这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一部探讨“负罪感”和“批评”问题的小说。加缪的天才使克拉芒斯成为一个形而上学般的人物，而不是私人报复的负载，其狂欢性和复杂性主要是作者的游戏态度和小说本身所决定的。面对这样一部带有狂欢性色彩的独白小说，我们没有必要陷入到索引式的探究之中，这无益于理解小说的意义，同时也无益于理解作家。郭宏安先生则把《堕落》看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知识界的一种典型”，“克拉芒斯的形象是复杂的，加缪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身上既有加缪本人的影子，又带上了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的特征，同时又打上了另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印记，最后又什么具体的人也不是，成了一种滋生在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综合体。加缪对于他，是厌恶的，批判的，讥笑的，嘲讽的，同时又企图通过对他的揭露和鞭挞使自己获得某种净化，使自己从他的堕落中解脱出来。”[13]郭宏安先生从《堕落》这部小说中看到加缪自身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救赎的渴求，无疑是敏锐的观察。因为加缪当时正面临严重的精神和思想危机，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之后，他的反抗思想遭遇现实政治的挑战，他的正义立场也遭遇怀疑。唐妙琴在考察了加缪的思想发展过程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出在写作《堕落》的时候，“加缪关注的焦点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向，从正义到人自身的谬误或罪” [14]。
对这部小说的许多研究，常常被克拉芒斯的呓语牵着走，而忽视了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主题“审判者—忏悔者”本身所蕴含的根本性的精神结构，这个结构是《堕落》中克拉芒斯心灵悲剧产生的根源。克拉芒斯是作为基督的对话者而存在的，在他的啰嗦的自我剖白中，上帝和基督既是他亵渎的对象，同时也是他渴求的对象：“我念念不忘的是杜门谢客，在这个封得严严实实的小天地里为王，当教皇，作审判者。[15]”
忏悔主题在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参照系是基督教，罪与义，忏悔与拯救是紧密相连的二元结构。当人们感受到内心的罪过时（其本质是原罪），就会去寻求忏悔，获得拯救，恢复“义人”的身份。这样两个二元结构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循环，罪—忏悔—拯救—义，这是传统的基督教伦理模式，是从罪到义的必经之路。实际上，人永远不可能改变过去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然而，通过忏悔的救赎和清洗，改变当下的道德实践，完成对灵魂的拯救。在面临类似境遇的时候，他确信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舍勒指出：“懊悔斩除了罪过赖以继续肆虐的要害。它将罪过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罪过行为之根从个体的生命中心驱逐出去，所以促成了一种新的生命系列的自由和自发的开端——像处女一样纯洁的开端。正是由于懊悔行动，位格才不再受束缚，于是，新的生命系列终于能够从这种位格的中心崭露出来。所以懊悔使人在德性上恢复青春。[16]”通过忏悔，人可以达到这样的意识：我本可以不这样，我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我将来也不会再这样。忏悔虽然最初针对的是过去的罪行，然后它最终指向的是未来的希望。
摩罗在《原罪意识与忏悔意识的起源及宗教学分析》中写道：“忏悔观念跟罪的观念紧密相连，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承认自己有罪，第二是通过转移、审视、反省、祈祷等等方式摆脱这些罪对自己的压力。洗涤意识的前提跟忏悔意识的前提一样，就是承认自己肮脏有罪。[17]”在《堕落》中，克拉芒斯回忆起过去见死不救的经历，发现自己并非自以为的那般光彩和纯洁，在内心深处，他听到了他者的嘲笑，提示他的罪过。见死不救，这不是法律规定的罪行，却违背了道德的律令。为了摆脱良心的不安，他要洗涤自己，使自己回复过去的光明，于是他选择成为一个忏悔者，这说明克拉芒斯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负罪感，也渴望洗涤自身，这番长篇独白可视为他的忏悔录。这是克拉芒斯精神历程的转折点，然而在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之后，他为什么没有因为其道德意识成功涤除罪恶，反而在罪的黑洞中滑向没有终点的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