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帕夫洛夫斯基，阿根廷医生、剧作家、导演和演员，1933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名声显赫的医生世家，在故乡受初中级教育，后进医科大学攻读精神病学，毕业获精神病医生资格，22岁开始当医生。1959年应一位哥伦比亚心理医生之邀前往哥伦比亚从事儿童心理医疗工作。一开始工作，他就对儿童的心理医疗产生了巨大兴趣，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分派角色，表演心理剧。这样工作了5年后，他写了第一部关于心理治疗的著作《儿童与少年群体精神病疗法》（1966）。1963年，他和几位同仁前往纽约观看了心理剧创始者雅各布•莫雷诺博士的心理剧表演。后来写了《群体精神分析心理剧》（1971）等几部著作。
帕夫洛夫斯基大约于1960年开始写作剧本。在迄今为止的40余年间，在作医生、当导演和演员的同时，他已有20多个剧本问世，其中以心理剧居多，成为拉丁美洲心理剧的创始者和今日拉丁美洲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有《是我们》（1962）、《悲惨的等待》（1962）、《加林德斯先生》（1973）、《蜘蛛网》（1976）、《拉福格先生》（1983）、《权威》（1985）、《红色的红球》（1994）、《怪相》（1970）、《狩猎》（1969）、《巴勃罗》（1987）、《声音》（1990）、《马格里特•杜拉斯之死》（2000）、《长征》（2003）、《漫长的相逢》（2006）等。
帕夫洛夫斯基既是多产的剧作家，也是近50年来阿根廷戏剧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此外，由于他经常参加国际戏剧节，他也是阿根廷戏剧在国外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剧作家、演员和精神病分析医生，他一直从事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戏剧创作和演出，二是用于疾病治疗的心理剧传播工作。这两项工作都带有强烈的政治介入色彩，即表现独裁当局刑侦机构的刑讯人员的特殊心理、性格和矛盾。以至于在最后一届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197－1983），在1978年抨击独裁政权的《蜘蛛》一剧公演后，帕夫洛夫斯基险些遭到绑架，他不得不逃往乌拉圭，然后流亡西班牙，在异国他乡坚持戏剧活动。
《悲惨的等待》是帕夫洛夫斯基的处女作，写于1962年，即在法国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的剧本《秃头歌女》出版12年后。此剧深受尤内斯库戏剧的影响：语言、场景和对话都是尤内斯库式的。其逻辑的扭曲也是尤内斯库剧作的特征。剧中的人物不敢确定自己是何许人，对自己在做什么或想做什么更是不能肯定。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们仍然对自己充满信心。题目中的“等待”是指一个女人在等待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听意大利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选段，无意放弃欣赏歌剧的快乐，再说他也不愿意跟她说话。然而，她的等待一点儿也不悲惨，这不过是两个主要人物分手的序幕。后来又出现了另外两个人物，他们游手好闲，其性格和意图和前两个人物形成对照。此剧的演出持续45分钟，以一种机敏、出人意料、混乱不堪的结尾结束这场带着一丝火药味的演出。不管怎样，剧情还是挺新鲜而有趣的，表现了帕夫洛夫斯基跻身剧坛之初的才华。
《加林德斯先生》是帕夫洛夫斯基的首部名剧，在20世纪70年代初上演时场场爆满。作品讲述两个教书先生为加林德斯先生工作，此人通过电话给他们下指示而从不露面。但可疑的是，他是真正的加林德斯吗？是他本人吗？让人们感到惶然的是，两个老师竟然是刑讯人，他们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干着他们的“工作”，在正常生活范围内进行他们的活动。他们是刑讯人，但又是正常人，他们像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有情感、有欲望、有幻想。但是第三个人（也是刑讯人）的到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并对周围的一切怀着疑心。紧张的剧情包含着一系列悬念，这些悬念直到剧终才见分晓：演出快结束时舞台布景发生了变化：当加林德斯先生用电话通知刑讯者们执行其真正的任务时，桌子换成了担架，还增加了一个医疗仪器柜和一个急救药箱，舞台变成了一间刑讯室，两个妓女受到了拷打。剧本一方面对专制当局压迫、拷打和杀人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另一方面披露了刑讯者们的复杂而古怪的心理、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的情感世界：喜怒哀乐。
帕夫洛夫的另一部名剧《权威》是一部情景剧，剧中人物有三个：父亲、母亲和女儿。在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后，可以看到主要人物（父亲）讲述他失去女儿后的几个不同的痛苦时刻。但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剧终前：他女儿并不是他女儿，过去他劫持了这个女孩，现在当女孩从他身边被带走的时候，他不得不为他犯的罪行付出代价。作者在剧中表现的这个因素很有意义：他从坏人即劫持者的角度描述了一种现象，说明在世界上没有特别好的人和特别坏的人，只有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不好不坏的人。坏人也受罪，好人也会让别人受罪。剧中同样也包括些许政治内容，因为所演出的事件来自军事独裁统治时期阿根廷发生的真实事件。这样，就产生了微观政治问题。
《红色的红球》和《马格里特•杜拉斯之死》是围绕同一个概念“抵抗的微观政治”写成的类似之作。两剧中的人物所面对的环境虽然不同，其原因却似乎相同，即迫使他们受罪的社会制度。前者的主要人物是一名拳击手，无缘无故地被卷入了刑讯工作，成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刑讯者，但是在他不能折磨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时表现出了他的人性••••••在后者中可以看到，当局如何用官僚主义行为和不人道的形式主义摧残一位老演员，逼迫他向他的观众乞讨以养活他的艺术和表现手段。于是两个人物都面对社会的不正采用抗议手段对强加给他们的事情表示了抗拒态度。在此，剧本又提出了微观政治问题：当局的真正使命本应是设法实现社会的公正，实际却恰恰相反：让无辜的人们遭受痛苦。
《马格里特•杜拉斯之死》是帕夫洛夫斯基同另一位剧作家达涅尔•维罗内塞合作的产物。二人有一道工作的愿望。他们从即兴创作开始，不知结果如何。但是他们尊重主要人物的处境。人物及其处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故事线索。重要的不是尊重问题，而是主人公的变化。维罗内塞即兴地编出了若干情节，以便创作一个可能的故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人物的故事，这个人物谈论光阴的流逝、爱情、人生、对死亡的恐惧、他的不富裕的生活、过早地成为一个压迫者、他的垂死挣扎和死亡。他是一个压迫者，但也是一个有着不幸遭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