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百年翻译运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尚远未达成为学界共识，阿拉伯文艺对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喜剧复兴的贡献更是罕有学人提及。本文试以阿拉伯文学中的幽默讽刺及其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南欧喜剧和笑文化的影响略陈管见。
关键词：东学西渐 阿拉伯文学 文艺复兴 喜剧
作者简介：宗笑飞，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运动肇始于南欧。但是，伊比利亚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源头却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应有重视。本文试图从阿拉伯文学的幽默讽刺元素切入，就东学西渐的一个向度：笑文化及其对广义的南欧喜剧复兴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
伊比利亚无疑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结点。首先，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伊比利亚便是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公元8世纪之后，西班牙又因为阿拉伯人的入侵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其次，作为西方穆斯林国家，前西班牙王国科尔多瓦等地早在中世纪中叶就开始大量译介古希腊罗马经典，是谓“穆斯林翻译运动”或“百年翻译运动”(9—11世纪)。在此期间，阿拔斯王朝组织学者将大量古希腊罗马以及印度等东方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保存下来。而伍麦叶王朝的王子们早已开风气之先，先行一步向西方翻译介绍东方经典。11世纪以降，卡斯蒂利亚王国又在智者阿方索等基督教新主的领导下，于古都托莱多重开翻译学校，并结集穆斯林和犹太学者参与古希腊罗马文献和阿拉伯、犹太经典的翻译工作，虽然所译多为医学、天文、数学等科技著作，但也有大量人文著作及文献资料搀杂其中，是谓“新翻译运动”。在此过程中，我国的四大发明相继传入欧洲。西班牙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并逐渐在“光复战争”中获得主动权。由于阿尔丰索十世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卡斯蒂利亚风行一时；之后(约14世纪末)又引入了木活字印刷，从而加速了文艺复兴的律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东方译者的劳作大都被岁月的烟尘所埋没。许多成果必得到近现代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阈。这也许是长期以来阿尔丰索十世时期并未被多数文史学家视作文艺复兴运动开端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是阿拉伯等东方文学的影响在西方主流文坛乏人正视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学术研究的深入，阿拉伯文学在西班牙及南欧的影响成为日益关注的课题。因为这种影响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显在的。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且不说阿拉伯人自711年入侵西班牙后，在伊比利亚经营了近8个世纪，即使在1492年西班牙双王攻克其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之后，仍有不少穆斯林没有离开西班牙，并于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迫受洗改宗。这样的一种存在，使阿拉伯文化及其延伸品——东方文化的基因在西班牙文化并通过西班牙文化在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南欧文化中扎下根来。
然而，由于西班牙帝国的没落，抑或身在此山的缘故，西班牙学者对这个领域的探讨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倒是英国人捷足先登，并凭借其在强占直布罗陀海峡过程中截取的大量资料，率先于19世纪30年代由里查德•福特掀起此项研究之滥觞。继后，有关探究时有产生，如米格尔•阿辛的《伊斯兰与但丁》(Miguel Asin Palacios, Dante y el Islam，1927)、里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西班牙之旅》(Viaje a España)(1845)、梅嫩德斯•佩拉约(Menendez Pelayo)的《西班牙美学思想史》( Historia de ideas esteticas en España )(1883)、梅嫩德斯•皮达尔(Menendez Pidal)的《阿拉伯—欧洲诗歌》(Poesia arabe y poesia europea)(1941)等。此后，各种著述愈来愈多，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拓展。但具体到文学方面，除个别学者的零星突破外，较为系统的研究仍乏善可陈。西班牙学者路丝•洛佩斯•巴拉尔特(Luce Lopez-baralt)称得上是如今此领域研究的首席专家，名下计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与伊斯兰教》(San Juan de la Cruz y el Islam, 1985)、《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教》(Islam in Spanish literature, 1992)、《穆斯林在西班牙：最后的神秘文学》(La literature secreta de los ultimos musulmanes en España)(2009)、《苏菲与西班牙神秘主义》(The Sufi trobar clus and Spanish mysticism,2000)，等等。
在露丝•洛佩斯•巴拉尔特看来，阿拉伯文学对西班牙古典文学的影响当不亚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贡献(“当西班牙被称为西法底的时候” 503-520)。“西班牙文明的锦缎之中，织缀着闪族文明之线(无论是阿拉伯的，还是希伯来的)”(Baralt, Islam in Spanish Literature Preface1)彩诗和哈尔恰的脐带关系不必说，西班牙早期叙事文学也无不充满了阿拉伯文学影子，其中的藕合状态所在皆是。以现有资料论，最早的西班牙——阿拉伯文学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随着著名诗人、学者伊本•阿卜杜•拉比希的西行，伊比利亚很快衍生出了影响深远的彩诗。这些作品一方面用盎然的诗意描绘了安达卢西亚，使得东方穆斯林心向往之；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安达卢西亚传神的描绘，传播了富有地方色彩和充满谐趣的阿拉伯新诗韵：择吉尔(zajal)。这一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并反过来影响了北非的阿拉伯文学、丰富了阿拉伯文学。与此同时，伊本•古太白的《故事源泉》和伊本•阿卜杜•拉比的《罕世璎珞》于9世纪先后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其中《故事源泉》记录了不少逗笑故事，如“向穆罕默德献蜜”、“戏盲人”、“鱼吃爸爸”等都是脍炙人口、充满谐趣的说笑。而《罕世璎珞》则在讲述奇闻轶事的过程中穿插了不少笑话。据说这也是奉了真主的旨意。先知穆罕默德就曾告诫他的追随者，要尽量保持幽默并让自己及周围的人感到快乐。也许正因为如此，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讲笑话逐渐演变为一大职业，不少人以此为生。笑话集锦、幽默故事、诙谐段子比比皆是。譬如贾希兹的《吝人的故事》、伊本•乔奇的《聪敏人的故事》、《傻瓜的故事》和《幽默家的故事》，还有各种版本的《朱哈的故事》、《艾什阿布》、《笑话集锦》和《卡拉库什》等，也是在那个时期编撰的。这显然十分不同于西方传统。换言之，较之于古代西方，东方人似乎更崇尚幽默、懂得幽默。
虽说古希腊罗马时期并不缺乏喜剧，早在公元前6至5世纪，狭义的喜剧已经在古希腊日臻成熟，至西罗马帝国消亡前夕，喜剧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体裁，但它毕竟受到了道统的轻视。至少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看来，悲剧表现崇高和美，而喜剧则表现畸形和丑(亚里士多德 42-59)。此外，当时的喜剧与现今的喜剧不同，可以说少有嬉闹成分，但中世纪还是中断了这一传统。统治阶级藉基督教神学(如圣奥古斯丁的“原罪说”等)统摄和震慑人心。反之，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尽管喜剧的发生相当迟缓(这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进程、社会发展及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有关)，却并未妨碍阿拉伯人对幽默的情有独钟。俗语中所谓“不开玩笑，犹如坐牢”，说的便是阿拉伯人对于幽默的一种认知。穆罕默德就十分欣赏阿拉伯人的幽默传统，他说过，要时常开心，一旦心生倦怠，人就会糊涂。无法令他人快乐，自己也不快乐的人，是毫无益处的。每个高尚的人都是快乐生活的人(仲跻昆 10)。公元10世纪初，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卜杜•拉比在其《罕世璎珞》中记述了穆罕默德的这一态度：“穆罕默德见一个小黑奴在阿依萨处玩，逗她笑，也就同她们一起说说笑笑。有一阵没见这小黑奴了，穆罕默德就问阿依萨：‘阿依萨，你的那个小黑女伴呢？’阿依萨回答说：‘她病了。’于是，穆罕默德就去看她，见她快不行了，便对她的家人说：‘她归真时，告诉我一声。’女孩死了，穆罕默德得知消息，去看她，还为他做了祷告，说：‘她曾用心地逗我笑，我也要逗笑她’”(转引自郅溥浩 丁淑红 51-52)。
内容摘要：“百年翻译运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尚远未达成为学界共识，阿拉伯文艺对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喜剧复兴的贡献更是罕有学人提及。本文试以阿拉伯文学中的幽默讽刺及其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南欧喜剧和笑文化的影响略陈管见。
关键词： 作者简介：二
虽然阿拉伯文学给西方文坛注入的东方幽默始终没有得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视，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创作的文学作品及其影响也一直未被纳入西班牙文学史及文学批评的审视范围，但它对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对喜剧的影响却有目共睹、不容质疑。
问题是：既然早在公元8世纪至10世纪，入侵南欧的阿拉伯人便已经致力于将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东方经典翻译成拉丁语，那么，传统印象中这幽默的传统何以越过西班牙并率先在意大利开花结果呢？笔者以为，内中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西班牙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的探究；二是西班牙当时并未完成“光复战争”，骑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和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反之，在意大利(尽管其相当一部分城邦于14至16世纪先后进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或直接受西班牙管辖)，随着近代城邦及其早期工商业和市民文化的发展，世俗文化、意大利俗语等获得了良好的发育土壤和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一书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当时意大利诸地的政治情况，从而把文艺复兴的发生和发展归功于统治阶级的倡导与偏好。此观点是否正确可容商榷，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那就是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确实有利于人文主义的中兴。
回到正题，阿拉伯人经由伊比利亚半岛将相对轻松、奇崛的东方文学翻译成拉丁文并迅速在南欧传播。但丁(尤其是《神曲》)、薄伽丘(比如《十日谈》)与阿拉伯文学的某些渊源关系几乎成了现代但丁学和薄伽丘学的重要生长点。阿拉伯裔美籍学者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中谈及穆罕默德登霄传说时，就曾提及西班牙学者米格尔•阿辛将这个故事视为但丁《神曲》的根源(103)。而在众多作品中，数夸张的《天方夜谭》和幽默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影响最大。于是，巨人、阿里巴巴和两个人做梦的故事不胫而走；狡猾的笛木乃、聪敏和愚钝的动物，以及修士和农夫的逗笑故事广为流传，并如一股清风吹动了相对静滞的西方文坛。14世纪，意大利作家萨凯蒂(尤其是赫拉尔多夫妇的故事)显然受到了《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影响：老骑士赫拉尔多名利思想作祟，70高龄时居然心血来潮，从佛罗伦萨出发，去邻近的一个村庄参加比武大会，结果被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戏弄了一番(他们将一把铁兰草塞进其坐骑的尾巴，使那匹马突然狂奔起来还不时地弓背跳跃，直至回到佛罗伦萨才消停下来)。在所有人的哄笑声中，他妻子将这位被愚弄的老人接回家里，一边让他躺在床上给他疗伤，一边对他愚蠢的疯狂举动大加呵斥。这不是酷似《卡里来和笛木乃》中那个因发财梦痴而打碎仅有蜜罐的老修士吗？它对阿里奥斯托乃至《堂吉诃德》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类似戏谑推播开来，并迅速在意大利形成气候。
在西班牙，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自然要深广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由于西班牙帝国的崛起，西班牙逐渐成为维系罗马天主教廷及意大利诸多城邦的保护者，葡萄牙也于查理五世时期回到了西班牙的怀抱。15至17世纪乃至更晚，西班牙的封建势力和宗教气氛远比意大利强盛。但是，阿拉伯幽默还是润物无声地进入了西班牙的主流文学。
14世纪30年代，伊塔大司铎胡安•鲁易斯在《真爱之书》中不仅演绎了颇具有阿拉伯风格善恶两重爱，而且在表现世俗之爱时明显借鉴了阿拉伯文学的讽刺与幽默。作品在描述“真爱”和“狂爱”，也即神圣之爱和世俗之爱的过程中，夹杂了大量类似于《卡里莱和笛木乃》或《罕世璎珞》的寓言和故事，而且大司铎的叙述分明狡黠地体现出“真爱”的一本正经、枯燥乏味和“狂爱”的声情并茂、津津有味。在这方面，《真爱之书》与《十日谈》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学者阿美里科•卡斯特罗看来，《真爱之书》充满了阿拉伯元素(387)。有学者甚至认为，它在叙事策略上模仿了十一世纪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诗人伊本•哈兹姆的《鹁鸽的项圈》：二者均以亦抒亦叙的方式言说爱情(Angel 12)。至于其中的幽默，卡斯特罗认为，它解决了大司铎一个更为深层次、也更具普遍意义的精神问题，即多少化解了原罪说和世俗之爱的水火不容的矛盾冲突(387-392)。而大司铎赖以解嘲和嘲讽的老谗婆之方式，则是阿拉伯笑话和故事中经常出现的。这个老媒婆最终进入了《塞莱斯蒂娜》，从而为世界文学长廊增添了喜剧色彩。
未几，出身于宫廷的王亲国戚胡安•曼努埃尔则直接将阿拉伯笑话写进了书里。这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朱哈带着儿子、赶着毛驴到市场上去。半路上，他对儿子说：“你走累了，我来赶毛驴，你骑上去吧。”人们见了就笑，他们指着朱哈的儿子说：“你太不孝顺了，自己骑驴，倒让爸爸受累。”儿子于是对朱哈说：“爸爸你骑吧，我来赶驴。”可是，朱哈刚骑了上去，人们又笑开了，说：“这个做父亲的不像话，自己享受，让孩子受累。”朱哈说：“孩子，要不咱爷儿俩一起骑吧，这毛驴驮得动。”父子俩骑着毛驴没走多远，又有人指着他俩笑谈起来，说：“这父子俩太不懂得怜惜牲口，这毛驴那么瘦弱，怎么驮得动父子俩呀？”朱哈只得对儿子说：“孩子，咱下去吧，要不别人会说咱父子俩心太狠呢。”父子俩下来，走在毛驴旁边。这时，人们又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说：“这父子俩真傻，赶着毛驴不骑……”(祥京 纪平 143-144)朱哈的故事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它们几乎可以说是阿拉伯寓言式幽默讽刺的别称。据说朱哈确有其人，他是个生活在公元7至8世纪的法扎拉(部落)人，是一位诙谐幽默、爱讲笑话的名士。胡安•曼努埃尔将他的这个笑话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他的《卢卡诺尔伯爵》，只不过把毛驴变作了马。最后，胡安•曼努埃尔的结论是：你每做一件事，不可能人人都夸奖你，因为如果你做得好，坏人就得不到好处了；你做得不好，好人就会遭殃……(7-8)这又和朱哈的结论如出一辙。一言以蔽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虽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的话谁都会说，但两个人骑驴的笑话作为寓言进入胡安•曼努埃尔的笔下，却再一次印证了阿拉伯谐趣文学对文艺复兴初期西方人文主义作家的巨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个不是巧合的巧合，那便是《卢卡诺尔伯爵》和《卡里莱和笛木乃》一样，都由五十几个寓言故事构成。
阿拉伯人幽默正是通过胡安•鲁易斯和胡安•曼努埃尔等西班牙最重要的早期人文主义作家进入西班牙主流文坛的。两个多世纪后，塞万提斯以夸张的喜剧形式将阿拉伯元素发展到了极致。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非但假托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哈梅特•贝南赫利，以获得天方夜谈式的想象空间，而且将大量阿拉伯幽默元素纳入了作品。小说中有个人物叫阿里•仿法龙，这个名字由两部分组成：阿里是常见的阿拉伯人名，常在传奇故事中出现，没有滑稽色彩；而这个名字的后半部分仿法龙(有吹牛，夸夸其谈义)却取乐似的将这个阿拉伯首领拉下马来，并使之变成了狂妄虚荣又荒唐可笑的角色。同样，塞万提斯的语言中充满了阿拉伯色彩，比如说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敌人是“在阿拉伯乐土淘筛过细金沙的人”，又比如他对桑丘说，杜尔西内娅“既有那么高的身材，也就有数不清的才德来配合衬托！桑丘，有一件事我是拿定的：你挨近她，准有一股阿拉伯的味儿，一种芬芳或不知名的馨香，像高贵的手套铺里若有若无的兰麝之气，你总闻到吧？”①至于小说当中的诸多幻象，与其说来自古希腊罗马或中世纪传奇，毋宁说是直接从阿拉伯文学中借来的。当然，塞万提斯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还不仅仅限于书本。众所周知，他年轻时在阿尔及尔有过一段为时不短的囚徒生涯。“贝南赫利”这个名字在阿拉伯语中有鹿崽之意，但经过塞万提斯的引申，则显而易见是指囚徒。塞万提斯在其短篇小说中所表现的对“摩尔人”(即穆斯林)的偏见，除了时人的一般见识，自然也与他在阿尔及尔的那段囚徒生涯有关。鉴于本人已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了《堂吉诃德》同《卡里莱和笛木乃》的渊源关系，在此就不再重复了。无论如何，塞万提斯在借鉴阿拉伯幽默及阿拉伯故事所蕴涵的喜剧元素时，毫不含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不仅有《堂吉诃德》为例，他的其他作品(如喜剧、幕间短剧和短篇小说)也是明证。
总体说来，西班牙喜剧在15—17世纪受到了教会高压政策的控制，严格的书检制度和残酷的宗教裁判所使不少作家噤若寒蝉。但是，阿拉伯人及其文学仍以其难以抵挡的幽默、风趣，深刻而持续地影响了西班牙文学，同时也为西班牙文人提供了一个嘲讽的对象和自嘲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