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西方社会一个古老话题，自柏拉图便明确要将诗人诗歌逐出“理想国”，柏拉图不仅指明对抗的立场，更在《理想国》中对诗人诗歌进行声讨和大清洗，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将审慎带向了极端的不审慎。同是在对待诗和哲学的问题上，孔子却从不认为哲学与诗歌是对抗的，孔子能将情感融于诗歌，将诗歌化作伦理哲学教诲世人。所以，如果从孔子和柏拉图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就不能单单用“对抗”，还要有“交融”。诗与哲学之争，广义上可理解为感性与理性之争，感性与理性的问题就会牵涉情感，那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对诗歌情感方面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只谈理性不谈情感的，所以这个讨论可以作为对诗歌某种程度的声援。诗歌包含灵感成分，而灵感之兴起多源自情感，同样，丰富的情感也会偶发灵感的产生。孔子谈交融，柏拉图谈对抗，孔子和柏拉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的思想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将试着从二人诗学观的情感方面入手，对孔子和柏拉图二人的诗学观中的情感方面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诗歌与情感的表达
诗歌可以说是人情感心声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举一例，《红楼梦》中薛宝钗和林黛玉的两首诗词，都是咏柳，却唱出了不同的心声。薛宝钗写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显示出她勃勃的野心，希望自己能像柳絮一样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林黛玉却道：“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她从飘泊的柳絮联想到自己坎坷的命运，词中充满对未来悲剧的预感。我们从这两首诗词所呈现的内容，然后结合作者本人的境遇，他们缘何有此心声的缘由同样也呈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诗歌通常是情感到了某个沸点，然后通过某种语言予以含蓄表达的方式。白居易是这样解释这个过程的：“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发于叹，兴于咏，而后形于歌诗焉。”
《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的感情有所郁结，就要去寻求宣泄的途径，孔子注意到世间存在喜怒哀乐等不同样态的情感，并承认其合理性。孔子认为诗歌作为人的精神产品，表现情感是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并指出通过诗歌，情感可以获得恰当表达，并产生好的影响。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情之所至往往也是无法用理智能够说明一二的，孔子不是禁欲主义的卫道士，他对于美好的爱情，从来没有进行过诋毁或者否定，相反，孔子对待爱情的态度，恰恰彰显了他宽广的人文关怀，从他对《诗经》中有关爱情的篇章分析便能够得到佐证。孔子曾对《诗经》各个篇章蕴含的情感特征做出切中肯肇的评价，如关雎之感、《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孔子指出这些篇章表达的感情是美好的，并且给出了值得赞美的原因。他讲“《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思念已故的人，对待感情忠贞不移，这些都是人性的美好方面，人的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便寻求某种表达发泄的方式，诗歌便是这情感流露的载体，有一种宣泄功能，能起到缓和心灵情感紧张的作用。就像对于过分压抑、痛苦的人，哭喊能缓解心灵疼痛一样。这也就肯定了孔子对美好感情所持的赞赏态度，从而也就肯定了孔子对诗歌表达情感这种方式的认同。
我们这里不妨做个假设，如果柏拉图和孔子坐到一起，那么针对孔子的这个观点，柏拉图会怎么反驳呢？换句话说，柏拉图能说人的情感不需要引导、不需要合适的方式表达吗？柏拉图他会怎么说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到这样一句话：
“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是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体诗。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可以在史诗以及其它诗体里找到。”
基于以上这段话，我们可以说柏拉图对于诗歌表达情感这种方式起码是承认的，即上面所言的“抒情体诗歌”。但是这里的“抒情体诗”仅是我们从翻译本中得到的，没有真正去核对古希腊文原本。据此我也专门请教过国内研究古希腊文学方面的专家陈中梅先生，这里的“抒情体诗”确实要谨慎使用，通常我们所说的“抒情体诗歌”更多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而古希腊时期的诗歌很少有用“抒情体诗”这样的称谓。古希腊时期的诗歌多用竖琴伴奏，有些诗歌是说唱的，有些是表演的，还有些是说唱与表演相结合的，比如酒神颂。所以“抒情体诗”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做研究是要客观的，不能为了去论证而曲解文本本来的真相，“削足适履”有悖于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更不会因此而使论证的力度加强。但“诗人表达自己情感”这样的表述却大体还是可以肯定诗歌与情感表达的关系，鉴于“抒情体诗”的问题，这里只将引用的中文本放在这里，不做太多的论据来使用。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对话：
“苏：你认为文词和文词的风格怎么样？它们是不是和心灵的精神状态一致的？
格：当然。
苏：其它一切都跟随文词吗？
格：是的。
苏：那么，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
从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这一对话，我们可以更加肯定，苏格拉底承认了诗歌是情感的一种表达和外露，“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尽管柏拉图后来对诗歌采取声讨和抵制，这场千古未决的公案，其中总可以感觉到柏拉图对诗歌的某种暧昧态度，这完全是一种不经意的流露，但谁又可否认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真实性呢？我们都知道，理性的决定通常是经过认真思考、左右权衡而最后得来的，很难说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心灵的自我意愿，相反那不经意间的话语、神情却往往最是真实。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承认诗歌是情感的一种表达，但却不能说柏拉图就赞同用诗歌来表达情感，“承认”与“赞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好比，我们承认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却并不一定就要去赞同和信奉。
当然，诗歌也绝非全部都是情感的表达，我们从未下过如此结论，在谈到孔子时，我们所下结论也同样是谨慎的。诗歌当然有许多是言不由衷的、是虚假造作的，更有很多诗歌纯粹是歌功颂德的谄媚之词……古往今来东西方都是如此，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但表达情感是诗歌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而非全部），这一点共识在东西方却是可以达成的。
内容摘要：“哲学与诗歌的争吵”是西方社会一个古老话题，自柏拉图便明确要将诗人诗歌逐出“理想国”，柏拉图不仅指明对抗的立场，更在《理想国》中对诗人诗歌进行声讨和大清洗，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将审慎带向了极端的不审慎。同是在对待诗和哲学的问题上，孔子却从不认为哲学与诗歌是对抗的，孔子能将情感融于诗歌，将诗歌化作伦理哲学教诲世人。所以，如果从孔子和柏拉图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就不能单单用“对抗”，还要有“交融”。诗与哲学之争，广义上可理解为感性与理性之争，感性与理性的问题就会牵涉情感，那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对诗歌情感方面的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只谈理性不谈情感的，所以这个讨论可以作为对诗歌某种程度的声援。诗歌包含灵感成分，而灵感之兴起多源自情感，同样，丰富的情感也会偶发灵感的产生。孔子谈交融，柏拉图谈对抗，孔子和柏拉图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的思想代表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将试着从二人诗学观的情感方面入手，对孔子和柏拉图二人的诗学观中的情感方面进行尝试性分析。
关键词： 作者简介：二、诗歌与情感的发生
人是有情绪情感的动物，触物起情，诗可以使人的情绪情感往好的方向引导、发展，避免坏的负面的情绪情感。我们平时在听音乐时，心情往往也会随着乐曲的不同呈现不同的心境，在听到《黄河大合唱》时我们会激情高亢、精神抖擞，在听凄美的爱情歌曲时，感情也随之悲伤忧郁，这些都是事实。斯巴达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这个国家对公民的教育只有两种，体育军事锻炼和音乐的学习，体育军事锻炼对于尚武的民族很好理解，但为何又要学习音乐呢？我想，音乐的学习或许是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斯巴达民族看到了音乐与情感的紧密关系，音乐可以鼓舞士气、促进团结、激发胆识，最终可服务于战争的需要。音乐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措辞如此优美讲究，又配以奏乐的诗歌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了感受，就会有相应的喜与怒、哀与愁、爱与恶等等不同的情感，情动于中而显于外。诗歌给予人们的信息，不只是一个个方块字和瘦长的字母，更主要的是语音，是一个个富于变化的音节，是诗歌所传递出来的情感。“接受不同的语音之后而产生相应的感情——这是人类的一种微妙的本能。例如，缓慢、微弱的语音会使人的感情趋向平稳、放松，强大，高昂的语音会使人趋向紧张、热烈，等等。人类的这种本能正是诗歌表现感情的基点。所谓情载于音，就是诗人把不同的感情直接诉诸于不同的语音以及感叹、呼告、起誓、倾诉等形式，用以直接影响读者的情绪。”
孔子认为诗歌具有引导情感这个功能，“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看来，诗歌可以引导人正确行为、得体表达，诗歌让情感得以净化庄重，由衷而发的言语行为自然也就得体大方。那么，孔子是否认为所有的诗歌都可以导向好的情感呢？凡事兼具两面，孔子认为由诗歌引导的情感一定要合乎礼。这里以爱情为例，来做以简单说明。孔子贬损《诗经•大车》表露的那种“嚣”的精神状态（反面的事例往往更能有力地论证问题），认为这种诗歌对人的情感心智发展不利。“《大车》记叙一个女子大胆表达感情，鼓动心爱的男人同她私奔，‘岂不思尔，畏子不敢……岂不思尔，畏子不奔’”。 “甚至指天为誓，表达生不能在一起、死后也要同穴而葬的强烈愿望。孔子对这种排山倒海的诗歌情感表达冠以“嚣”字，表达了对这种恣意妄为、毫无顾忌的情感状态的否定。” 如果放任诗歌，情感随之恣意发展，超过一定限度，情感就会变成有害的，这种诗歌就会成为鼓动某种放肆情感行为的催化剂，这样的诗歌的负面作用又岂可小视？这可以联想影视剧中的有些场景配乐，我们看到在大烟坊、红灯区中所播放的音乐更多的是些靡靡之音，灯红酒绿，这就会使人的意志更加低迷，试想，如果这些场景中放上一曲激昂的革命歌曲，身处其中的人是否会头脑中猛然一震呢？如果真如此，想来很多人也会认为很不合时宜，为什么会认为不合时宜呢？这就是人们的潜意识中确信诗歌与情感相互作用的确证。比如，沉重的追悼会上更多是挽歌，如果播放一曲欢乐颂，定会让很多人感觉刺耳、不得体、不合时宜，因为在那样凝重肃穆的场合，就要有配以同样感情基调的诗乐，同样，听到挽歌时我们的心情也会自然地随之变得沉重肃穆，而欢乐颂则会让人的情感变得轻松欢快，但与此时此景却很不适合，这就是人的情感和诗歌相互作用的说明。
那么在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柏拉图他对于诗歌与情感的关系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且看下面的一段话：
“假定一个人纵情乐曲，让各种曲调唱腔，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像我们刚才所讲过的那些），醍醐灌顶似地，把耳朵当作漏斗，注入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如果有的话），像铁似的由粗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激情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柔软的战士’。”
柏拉图认为音乐歌曲会使一个人萎靡不振（在古代东西方诗歌与音乐是一体的），可见，柏拉图当然是承认诗歌对于情感具有某种引导的作用。“在《国家篇》第三卷里，柏拉图指责伊俄尼亚和鲁底亚调‘松弛’、‘酥软’，倾向于瓦解卫士的斗志，故而应被逐出国邦，而多里亚调和弗鲁吉亚调则饱含阳刚之气，显示赫赫的军威，故而可以留用。” “柏拉图很推崇多里亚调，认为它稳重、庄严，是真正的希腊曲调，能够较好地表现言行的完美、和谐与统一。”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在心灵里有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有同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这样一个兼美者，在一个能够沉思的鉴赏家眼中岂不是一个最美的景观？”
不过，“引导”也是二分的，可以导向好的，也可导向恶的。但在诗歌可以引导情感这一点上，孔子和柏拉图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承认诗歌具有引导情感这个功能，并不能代表就一定要将诗歌作为前行的引导大旗。这就好比，麝香恰当入药便有益身体，但其药性对身体，尤其是孕妇的危害性极大也是事实，有人能趋利避害、小心调制，那就不失为一剂良药，同样，因其药性猛烈而对其退避三舍的也不乏其人。柏拉图是因为过分看到了诗歌对人情感引导的负面影响，因而因噎废食排斥诗歌，在这一点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倒是明智很多，他强调了诗歌可以疏导人的情感，疏泄人的情绪，可以很好的维系人的心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