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2008年被喻为“卢斯蒂格之年”，随着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Arnošt Lustig，1926－）获得该年度的弗朗兹·卡夫卡文学奖，他的小说《白桦林》（Bílé břízy）的巨幅海报也出现在了布拉格公交车、地铁和大街小巷。如同卢斯蒂格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写好，在接受审查后，曾经以残缺不全的模样问世，然而修复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此次，他终于听从自己的心声作了改写，并且认定“唯有读者可以评判这本书”。
卢斯蒂格是一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裔作家。二战期间，十五岁的他先后被关押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的几个集中营。1945年，适逢美军轰炸，卢斯蒂格才得以奇迹般地从驶往德国达豪集中营的列车上逃脱，而他的家人几乎全在大屠杀中遇害。这些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细腻敏感的写作风格。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夜与希望》（1957）开始，以及之后的长篇小说《夜之钻》（1986）、《黑暗没有影子》（1991）、《美丽的绿色眼眸》（2000）等，都以犹太人、二战和大屠杀为题材。卢斯蒂格的朋友们称他为“一条硬汉”，“描写大屠杀的最伟大的诗人”，“犹如一支莲花，根茎深埋在泥土和石缝间，但出淤泥而不染，美丽的花开向苍天”。卢斯蒂格具有捷克文学的良好传统，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直至二十一世纪初，他始终葆有对生活的热爱。
《白桦林》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捷克边境部队中，发生在大尉他的二十八个兵和农场姑娘之间的故事。这些大兵所在的营队叫做“辅助技术营”，实质上是劳改营。他们从没有拿过任何武器，仅仅因为是小业主、富农的儿子，或有亲戚在国外，而被羁押在此，充当廉价劳动力。一天，农场姑娘出现在大兵们干活的工地。在闲聊和熟识之后，他们将她偷偷带进兵营，举办了一个周末狂欢派对。通过人物对话、内心独白和景物烘托等细节，卢斯蒂格构造了“十九岁”、姑娘和大尉三个不同特质、不同意蕴的意象空间。
青涩而率真的绿
“十九岁”是众多大兵里的一个。大兵们互相不叫名字，都以绰号相称。他们的绰号十分重要，他们对绰号也非常在意。卢斯蒂格这样的安排，很具有符号化的意义。“十九岁”的个性，基本代表了这群年轻人所具有的特质：叛逆、冲动、无知无畏。生长在军营边的白桦树林，则是他们的贴切写照：“长着光秃秃的小枝和白色的树皮，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叶子都是饱满的绿色，有时微微颤动，有时静若处子。”这些整天挥着鹤嘴锄和十字镐的大兵，无一例外地渴望着自由和尊严。明争暗斗是政治家们的伎俩，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只是权威决策的无辜牺牲品。
大兵们喜欢扯着嗓子嘶吼流行歌曲，灌啤酒醉成一滩烂泥，大聊特聊食、色、性，肆无忌惮地讲粗口，跟歧视他们的坦克兵、步兵们血拼群殴，借以宣泄心中的压抑和苦闷。不过，他们并非浅薄麻木的青年。他们鄙视纳粹的自私与自欺，同情犹太人的不幸遭遇，讨论二战的功过是非，对于不合理的现象不依不饶。他们无非是一群诚实的顽童，一不小心瞥见了国王光溜溜的屁股。因而他们敢于拷问现实的真相，指责战争的残酷，坦承心中的愧疚和自责。每到描写大兵的景物片段，就会出现似有若无的晨星、半明半昧的雾和寂静无声的夜色。他们是有梦的人，尽管对未来将何去何从的未知始终令他们感到迷茫、困惑。
当桀骜不驯、少言寡语的“十九岁”不经意间邂逅了农场姑娘，他“眼里的暴烈神色像一只被驯服的鹰”。这个身材丰润浑圆，性格活泼大胆的姑娘，像磁石一样勾走了他的心神，让他体味到爱情的美好。至此，“十九岁”绿意盎然的内心世界才如卷轴般真正展开。那是七月的乡间小路、森林、麦田，吹拂着甜腻滚烫的风，使他回想起小时候妈妈温柔的抚摩。他幻想将姑娘从玩世不恭的火焰中带出来，领她走进自己心目中的纯净天地。姑娘的出现俨然拂晓大量的清新空气，让“十九岁”充盈了全新的能量，感受到降生的意义。
为了那片触电般耀眼的绿光，他决心铤而走险，带着姑娘远走高飞，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他们的地方，过随心所欲的日子。流着血，负着伤，一阵阵风雨和黑暗重击着他，但姑娘的影像支撑着他的意志力，让他有勇气与任何欺侮姑娘的人、狼狗，甚至大尉手中的毛瑟枪豁命。到了穷途末路的关头，他倚向破屋的一面残垣，宁可同追兵同归于尽。生命，抑或爱情与自由？“十九岁”必须作出抉择。
野性而炽烈的红
农场姑娘是小说中唯一正式出场的女性人物。她从小就有裸露癖，人们传闻她在午夜时分赤身裸体地骑马漫游，因而她被大兵们戏称为“农场上的维纳斯”。在希腊和罗马神话里，维纳斯一生都在追求爱情，然而爱情的热力却总是短暂，农场姑娘的遭遇也是如此。父亲酗酒，殴打母亲，父母离异，哥哥精神失常，家庭的悲剧导致了她认知的扭曲。其实她不懂、也不相信真情，对于感情的态度并不专一。她将谈情说爱看作一场纯粹的游戏，目的不过是为炫耀自己的女性魅力。她不止一次幻想几个男人环绕在她周围，自己则像蚁后一般享受他们的崇拜和爱抚。
姑娘答应冒险进入大兵的宿舍，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她腻烦衰老，腻烦在农场上养猪的乏味日子，只有骑马能给她带来驾驭生活的自由感——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哥哥被关进疯人院，她已经一无所有，只想痛痛快快地燃烧青春。她将大兵设想成一群坏坏的撒旦，而自己是他们中间洁白的百合花，她为传递快乐而来，权充天使向他们施以救赎。
这么多的小伙子，姑娘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十九岁”，觉得他跟她一样，有着“猫一般的眼睛”。而姑娘根深蒂固的成见，让她以为“十九岁”的爱慕之情，不过是基于色相的迷恋。后来，当她成功诱惑了“十九岁”，两人一起逃到废弃的村子里被大尉的兵和警犬包围后，她退却了。她无视“十九岁”的孤立无援，急于摆脱跟他的干系，在大尉和随从面前背叛了他。
大兵宿舍里放浪形骸的一夜，是勾勒姑娘内心世界的重中之重，是她强悍情绪的轰然爆发。姑娘轮流和每个大兵跳舞，和他们谈天说地，纵饮朗姆酒。趁着醉意，在几截蜡烛火苗的映衬下，姑娘缓慢而笨拙地褪到一丝不挂。她的举止既震慑了大兵，也让她讶异于自己内心隐秘的力量。摇曳的红色烛光忽隐忽现，将小说浓烈的氛围推至巅峰。
深沉而冷峻的灰
大尉可谓卢斯蒂格意识的一个分身。他是一名恪尽职守的军人，是大兵们惧怕的长官，也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他既不满军队给予这些大兵的不公待遇，又囿于军人的天性难于抗命；他深爱着妻子，但频繁的公务调动又让他们不得长相厮守，致使感情淡漠。诸多冲突的思绪令他时时陷于茫无头绪的追问与质疑之中。在他眼中，人性并不美好，因为它复杂，狡猾，反复无常。他看不通透，想不分明，心底里渐渐呈现一种消极的老态。他的双眼，常常是困倦的。因而，他总是甩不脱一股从头到脚袭来的睡意。
对于未来，大尉也有绮丽的憧憬。等到每个人都可以不再挨饿的一天，所有人的头顶上都会有一片屋檐，人人都能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做有创造性的工作。他是正直的人，厌恶那些靠告密加官进爵的揭发者。大尉胸前总挂着个双筒望远镜，以便随时观察远处的“山岗”、秃鹰、白桦林。这些景物铁一般凝滞的色调，即为大尉“人化的自然”。道德是无形存在着的，违心地合流于并不苟同的人或事，姑且为一种权宜之计，并不代表屈从或懦弱。
矛盾的状态始终令大尉焦虑、痛苦着。他愈思考与妻子的关系，便愈感到回天乏力的无望；愈靠近大兵，便愈能体察他们激愤的心情，他感同身受，愈发不能原宥自己的软弱。大尉不时给妻子写信倾诉思念，打算接她来营地相聚，考虑能否靠生一个孩子，以此挽救他们的婚姻；他也为大兵们的缺衣少穿费尽脑筋，尽量善待他们，减轻他们的工作强度。然而，他与大兵们的隔阂是无法消弭的，就如他与妻子的一样。有时候，他只想做一只鸵鸟，把头扎进沙堆里，作掩耳盗铃式的逃离。
大尉很有理智，但他的感性又令他为“十九岁”无私的爱情所触动，产生恻隐之心。他接到军部的命令追捕逃兵，活捉“十九岁”，要么将其枪毙。逃兵应该得到一颗子弹吗？惩罚不是问题所在，更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可是军令如山，上级的规定张开牢不可破的罗网，羁绊着他。大尉的扳机已经扣紧，枪口指向“十九岁”，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宇宙里，但他们不可避免地注定要交锋。当这三重空间交叠撕裂时，独立的个体只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奋力一搏。大尉的绥靖被手下的兵看成是“无齿”（“无耻”的谐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桦林》里的人物都践行了一定的叛离。农场姑娘因一己贪念出卖了私逃的承诺；“十九岁”为活命割舍了梦想；大尉则投向忠诚，失守了道义。“十九岁”有没有躲过军事法庭的裁决，姑娘有没有出庭为他作证，大尉与妻子是否重归于好？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小说结尾，满面尘土的大兵们一如既往地在白桦林的陪伴下劳作，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没系腰带——以防他们出于绝望结束自己的生命。忧愁会蚕食你的心志，像海绵一样吸干你对于生活的欲望。既然挫败、苦痛、衰老、死亡人人都躲不过，何不直面惨淡，在抗争中享受生存的快慰呢。《白桦林》以破碎的格调，斑斓的符号拼凑起的绚烂景致，传达出一种积极入世的暗语，这或许就是卢斯蒂格绘梦的良苦用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