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流播广泛，并对白族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流传不仅与明清时期白族社会和历史的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与白族民众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关注与思考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广泛地流传这一突出的现象，对加深理解梁祝传说本身的特质和文化传播这一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均有突出的意义。
关键词：梁祝传说/白族地区/流传/原因/文化传播
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传说）不仅在汉族民众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亦见流传。在白族地区，梁祝传说可谓家喻户晓，表现出比汉族地区毫不逊色的态势。作为一个汉族的民间故事，梁祝传说何以在白族语境中广为传诵，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探讨并阐释这一问题对加深理解梁祝传说本身的特质及文化传播这一复杂而重要的现象均有突出的意义。
一、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流传与影响
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记载，梁祝传说传入白族地区的具体年代难以准确地判定。但是，综合考察白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因素和梁祝传说在中原与白族地区的流播情况及文本内容，我们可以断定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大规模的流传应该自明代开始。
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流播甚广，并呈现出和汉族地区同样丰富的故事情节及故事类型。据《白族文学史》介绍：“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剑川、鹤庆等地搜集到有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长诗计有十多种。”①梁祝传说业已深入到白族居住的广大区域，其流传的数量与规模相当可观。在被白族民众广为传诵的梁祝故事的诸多文本之中，“求学”、“结拜”、“同窗”、“送别”、“访友”、“逼嫁”、“祭坟”、“化蝶”等汉族梁祝故事的情节要素均得以展示。而且，除了“梁祝殉情合穴”这一常见的故事类型外，白族地区亦流传着“梁祝还魂大团圆”、“梁祝三世姻缘”等这些明清时期兴盛于内地的梁祝故事类型。在白族居住的这一相对狭小的区域之内，却汇集着汉族广大地区流传的多种梁祝故事类型，白族民众对梁祝传说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白族地区的梁祝故事绝非汉族各类梁祝故事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白族民众精心改造的产物。从形式来看，白族梁祝故事采用了白族民众惯用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被赋予“打歌”、“白族调”、“大本曲”等白族传统的文学样式。在内容方面，白族梁祝故事虽然显示出与汉族梁祝故事一脉相承的情节格局，但在生活场景与婚丧风俗的描绘等细节层面均流露出浓烈的白族特色。不仅如此，白族民众还表现出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力图对汉族梁祝故事进行再创造的倾向，流传于洱源西山的“打歌”《读书歌》很大程度上就是渗透着白族民众文化理念的结晶。《读书歌》在人物形象与情节设置两个方面均显示出与汉族梁祝传说的明显差异。就前者而言，《读书歌》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消去了汉族传说中文弱书生或富家小姐的气息，转换成凡事亲自动手而勇于克服困难的劳动者形象。就后者而论，《读书歌》虽然呈现出与汉族梁祝故事基本一致的情节序列，但其铺叙、渲染的重点却与汉族梁祝故事有着显著的不同。可以说，梁祝传说经过白族文化的过滤与整合，业已成为白族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白族民众对梁祝传说的理解、接受与改造则是梁祝传说深受白族民众喜爱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但成为白族人民仰慕的忠贞爱情的楷模，同时也成为白族青年反抗封建婚姻的精神支柱。梁祝传说的这种影响既渗透于白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在白族民间文学的其他作品中得到反映。白族有一首情歌这样唱道：“……山伯死来为英台，／蜜蜂死来为采花，／我为小妹遭毒手，／死了也心甘。”②在广泛流传于白族地区的“山歌”里，男女对唱中也经常涉及梁祝故事：“挂你好像梁山伯，想你好比想英台”③，“两个棺材一棵树，二人同葬一座坟”④。
综上所述，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不但流播广泛，而且对白族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祝传说在白族民众间的这种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绝非汉族其他民间故事所能比拟，即使是在汉族地区与梁祝传说并提的《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也表现出比梁祝传说逊色的情形。据笔者掌握的不完全的资料来看，《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虽然在白族“大本曲”中均有表现与流传，但远不及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形式多样、数量可观。梁祝传说在繁富的汉族民间故事中备受白族民众的青睐，正如《白族文学史》所言，“在取材于汉族故事的作品中，尤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流传的范围最广，影响最深。”⑤
二、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社会与历史原因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白族统治的深入和加强，汉文化在白族地区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布和接受。中央集权的一元政治结构为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与可能，梁祝传说的传播与封建中央集权总背景之下的白族社会与历史的诸多因素紧密相关。
（一）梁祝传说传播的主要媒介——汉族移民
自明代开始，汉族移民大规模地迁至云南各地。在白族地区，迁入的汉族民众普遍地与白族杂居在一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人口越来越多，于是，除大理府外的其他靠内地的各府、州、县境内，汉族人口都超过了白族。⑥
人既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也是输入文化的主体。作为汉文化承载者的汉族民众大量地涌入白族地区，为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没有梁祝传说在汉族地区的深远影响，这种可能也许不会成为现实。但是，事实上，只要我们对梁祝传说在内地的流播情况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汉族移民传播梁祝传说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梁祝传说滥觞于东晋时期。经过不断地衍化、充实与发展，至宋代，梁祝传说已趋于定型。从元代开始，梁祝传说便成为被反复敷演的戏剧题材。明清时期，各种通俗文艺形式大兴，梁祝传说借助多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早在1930年，钱南扬先生收集的有关梁祝的唱本和传说即已涉及“十一、二省”，而且，钱先生当时就认为，“这个故事（梁祝传说）的流布……我们可武断地说一句，在中国是没有一处没有的。”⑦不但如此，出于对梁祝传说的由衷热爱，许多地方的汉族民众还赋予梁祝传说以历史的真实，将梁祝传说演绎成与本地域有着密切关联的人和事。据考察，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甘肃、四川等省至今还留有梁祝墓、梁祝庙等遗迹。梁祝传说在汉族地区既然具有如此悠久的传承历史、如此广阔的流传区域、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那么，对梁祝传说早已耳熟能详而且渗透于心的汉族移民在白族地区传播梁祝传说亦是自然而然的了。
另外，汉族移民来自的主要区域与梁祝传说在内地流播的中心区域还表现出一致的情形。首先来看明代军屯的有关记载。《太祖实录》卷一四三言：“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⑧也就是说，留镇云南的数万南征军大多来自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四省。再看明代民屯的有关情况。《滇略》云：“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左以实之。”江左即指江东，是古人对江南广大区域的泛称。⑨从这些有关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江浙移民在入滇的汉族人口中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这就与梁祝传说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关联。梁祝传说自见诸史籍，便与江浙一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晚唐张读的《宣室志》至宋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从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里的有关叙述至清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梁祝故事发生的地点便有了“浙江说”与“江苏说”两大派别。历代《宁波府志》、《鄞县县志》、《上虞县志》及《宜兴县志》均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有关信息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摹，宁波与宜兴至今尚存梁祝庙、梁祝墓、梁祝读书处等遗迹。虽然传说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但我们将江浙一带视为梁祝传说的起源与中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谬误。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与调查，江浙民间不仅有着丰富的梁祝故事，而且，梁祝故事业已与当地的风物、民俗甚至民间信仰相融合。⑩梁祝传说既然在江浙一带有着更为深入的渗透与影响，那么，江浙移民传播梁祝传说也无疑更为热情和自觉。
（二）梁祝传说传播的土壤——白族的社会现实
一种外来的文化或文学之所以被一个民族传播与吸纳，首先在于这种文化或文学与该民族的社会现实需要相符。明代以后，白族因受汉族封建礼教和封建官府强制改革“蛮风夷俗”的影响，虽然男女青年还可以在“绕三灵”、“石宝山歌会”等传统节日里自由交往、恋爱，但是，这种交往一旦发展为结婚，便受到伦理与习俗诸方面严格的限制。白族婚姻深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而且讲究门当户对、八字相合，不仅如此，白族民间还盛行姑表、舅表、姨表间优先通婚的习俗，这种社会现实使男女青年失去了婚姻自主权，导致了青年男女抗婚、逃婚乃至殉情等类事件的不断发生。综观白族地区各种民间文艺体裁中的梁祝传说，虽然白族民众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对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但大都保存并发展了梁祝传说歌颂爱情、追求婚姻自主的主题。这一主题的保存与发展揭示了白族民众对梁祝传说的理解与共鸣，也就是说，深受社会压抑、备尝婚姻不能自主之苦的白族民众在梁祝故事里找到了宣泄郁积与希望的渠道。简言之，梁祝传说因其故事内容与白族的生活现实产生了同频共振，因而迎合了这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白族民众的心理需要。
（三）梁祝传说传播的催化剂——俗文艺手段
正如梁祝传说在汉族地区的广泛流传与戏曲、曲艺等俗文艺手段密不可分一样，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深刻影响也与各种俗文艺手段息息相关。各种俗文艺手段因其独特的形象性、感染力以及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成了广大民众主要的娱乐途径与精神抚慰，因此，也就成了文化输入与影响的有效途径。就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传播而言，一方面，明代以来，随着大量的汉族人口涌入云南，各地的戏曲和说唱艺术也随之而至，而在这各种俗文艺形式之中，梁祝故事一直是经久不衰的重要题材，因此，汉族各种俗文艺形式在云南的流行必然促进与加深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的传播。另一方面，白族社会内部又广泛流传着“大本曲”、“吹吹腔”等白族传统的曲艺、戏曲样式，而且，由于“大本曲”、“吹吹腔”与白族人民的血肉联系，所以深得白族民众的由衷喜爱。“三斋不抵一曲”（意思是：办三次斋不如唱一台大本曲）(11)，白族民间流传的这句俗语形象地再现了“大本曲”在白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及白族民众对之的痴迷。白族人民不但在火把节、春节、本主节等传统节日这些常规性的场合演唱“大本曲”与“吹吹腔”，也在婚丧、生育、盖房之类的诸多民俗活动中演唱，甚至在平时的生活中，只要有空闲和余力，就会组织“大本曲”与“吹吹腔”的演唱活动。“大本曲”与“吹吹腔”业已成为白族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对白族民众的影响和作用亦可想而知。梁祝故事一直是“大本曲”和“吹吹腔”展演的传统节目，尤其在“大本曲”中，梁祝曲目更是处于被经常演唱的突出地位。可以毫无疑问的说，“大本曲”和“吹吹腔”中的梁祝曲目既是梁祝传说输入白族地区的结果与证明，也是催化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流布与影响的极其有效的途径与手段。
三、白族民众广泛接受梁祝传说的文化心理渊源
以上我们讨论了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广泛流传的社会与历史原因，若只停留于前文的论述，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是浅尝辄止了。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前文所述的社会与历史诸因素实际上也适用于与梁祝传说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及流传情况的汉族其他民间故事，尤其适用于与梁祝传说并称的《牛郎织女》、《孟姜女》和《白蛇传》，但是，事实上，这几则传说并不如梁祝传说那样在白族地区流播广泛而且影响深远。应该说，以上我们只分析了梁祝传说所以在白族地区大规模流传的外在的、浅层的原因，而并未触及这个问题的深层内核。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不仅取决于“传”，更取决于“受”；不仅受制于传播的社会语境，更受制于接受者的“接受屏幕”与“期待视野”。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到梁祝传说本身的特质与白族民众文化心理的契合这一层面，以求进一步阐释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盛行的深层动因。
（一）梁祝传说与白族人民崇儒风尚的契合
白族地区一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崇尚汉文化之风古已有之。自元代赛典赤广建学校，至明代统治者为风化边夷大行教化，儒学在明清之际的云南各地成为洋洋大观。以传播儒学为宗旨的各类学校的兴起，始终未脱离“学而优则仕”的目的，由此，云南科举之风大盛，尤以白族地区最为突出。正德《云南志》卷三“大理府风俗”曰：“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盛他郡。”(12)白族地区修习儒学之风日盛一日，读书、求仕以光宗耀祖成为当时白族民众的普遍向往与追求。
梁祝传说含蕴着赞美读书、追求读书的立意。梁山伯虽然家贫，却不放弃读书；祝英台因强烈的求知需求而冲破世俗的限制易装求学，而且，为了能继续学业，祝英台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女性面目。在“梁祝殉情合穴”这一最常见的故事形态里，梁祝二人的才学已得到初步的展示；而在明清之际盛行的“梁祝还魂大团圆”这一故事类型中，或者梁山伯高中状元，或者梁祝二人均中状元，最终让读书求仕的目的得以尽情地彰显。
梁祝传说赞美读书、追求读书的内涵正与明清之际白族地区的崇儒风尚相契合。白族民众在对梁祝传说的津津乐道之中寄寓着对读书的赞美以及借助读书改变生活与命运的希冀，白族地区流传的梁祝故事的各种文本也折射出白族民众的这种心理意向。白族地区不但广泛传诵着“三妻两状元”这种极力渲染读书求仕以致富贵的梁祝故事类型，而且白族人民还把对读书的尊崇融入到对梁祝故事的加工与改造之中。《梁祝文化大观》收录的白族《山伯英台》在曲本开头的“序诗”中这样叙述：“玉水河边一姑娘，／人才美貌识文章，／她人若不是女子，／中状元探花。”(13)从这一点染题旨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白族民众对读书的赞美和对科举入仕的向往。《白族民间长诗选》编选的《山伯与英台》在英台决定求学时则有如此描绘：“她妈缝给男衣服，／女扮男装似书生。／父母两人商议好，／送她读诗文。”(14)英台父母支持英台求学这一细节显然与汉族传说中的极力反对不同，白族民众对读书求学的肯定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在最能体现白族人民对梁祝故事再创造的《读书歌》里，白族民众用相当长的篇幅反复铺陈梁、祝求学却没有宗师、学堂、桌凳等的艰难，但白族民众对此的回答均是坚决而豪迈的“不用怕”。(15)《读书歌》中这一与汉族梁祝故事迥异的情节设置鲜明地再现了白族民众炽烈的读书欲求以及为读书而勇于克服一切困难的文化心态。
（二）梁祝传说与白族民众爱情观的契合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应该说是各民族共通的一种思想意识。明代以后的白族地区虽然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很深，但由于白族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青年男女的交往与恋爱自由并未被完全剥夺。在交往、示爱、恋爱的过程中，白族青年往往以情歌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你我就是月和星，／你我就是星和月，／生死不相丢。／乌云来了共同阴，／乌云散了共同明，／有祸同当福同享，／苦甜共同尝。”(16)此情歌既揭示了白族民众对“苦甜共同尝”这种相依相扶的爱情的追求，也表达出白族民众对“生死不相丢”的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憧憬。下面这首情歌更具有撼人心魄的力度：“四咬恩，／刀子虽快不在心，／刀子不过两三寸，／皮子比它厚十分。／奈何桥上你等我，／九曲桥上手拉手，／阎王面前我去说，／死也做情人。”(17)白族地区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情歌，这些动人的情歌灌注着白族民众对真挚、忠贞的爱情的肯定与张扬。
梁祝传说的爱情内涵与白族人民透过民歌展示的爱情观念极为一致。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三年同窗的情谊升华至爱情的高度，其感情的深挚可想而知；梁山伯因祝英台病亡，祝英台为梁山伯投墓，其爱情的忠贞亦不言自明。梁、祝这种深挚而忠贞的情愫不但远远超出汉民族一般性的爱情故事，比起《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这几则传说也更胜一筹。织女与牛郎的结合总有无奈的嫌疑，孟姜女与万杞梁的成亲笼罩着“女子之体不得再见丈夫”的封建色彩，许仙的多疑与动摇也无疑削弱了白蛇传说的情感深度，相形之下，梁祝传说因其理想的爱情理念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白族民众对梁祝故事的欣然接受透视出白族民众对梁、祝爱情的深度认同，而且，白族民众还力图通过对故事的加工与改造将梁、祝爱情描画得更加深沉、完美。首先，在叙述梁、祝三年的同窗生活时，与汉族梁祝故事着意于描写英台极力掩饰女性面目的种种细节不同，白族地区流传的文本大都表现出凸显二人深挚情愫的倾向。这种对梁、祝情深的着力渲染在《读书歌》中尤为突出。《读书歌》以一个诗章的篇幅描摹梁、祝二人一起做饭、逛花园、下棋之类的情形，将梁、祝的情意刻画得深刻而生动。其次，与汉族梁祝故事以主人公的一次幻化收尾相异，白族梁祝故事多以人物的数次变化结局。“马甲我把墓挖开，两个尸首都不在，／只见两个石狮子，英台无处见。／我把狮子丢河里，长出两棵杨柳来，／我把杨柳砍倒了，变成对鸳鸯。……花中飞出双蝴蝶，蝴蝶一对远飞去……”(18)这种面对淫威与破坏而始终不屈、反复抗争的结尾形式在汉民族诸多的梁祝故事文本中极为罕见，而在壮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梁祝故事中却可以发现踪迹。这一结尾形式的源流尚需深入探讨，不可妄下断语，但这一结尾将梁、祝至死不渝的爱情描摹得更加动人却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这一结尾既渗透着白族民众的爱情理念，也投射出白族民众对梁、祝爱情的深切体验与称颂。
（三）梁祝传说与白族民众审美传统的契合
祝英台聪敏、勇敢而忠贞的形象与白族民众对女性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思考表现出和谐与统一。白族民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尊崇母系、敬重女性的传统观念，这一文化意识的积淀与延伸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更在白族民间文学中得到生动的具象体现。白族人民在民间文学中塑造了一大批承载其审美理想的女性形象，白族民间文学涌动着一股强劲的以女性为主角的“母性文学”气息。在白族民众广为传扬的女性形象之中，尤以《阿南的传说》中的阿南、《火烧松明楼》中的柏洁夫人与《望夫云》中的南诏公主最为光彩夺目。阿南和柏洁夫人为了正义和爱情自尽，南诏公主则因爱人的悲剧而忧郁身亡、精气化云。三位女主人公均显露出对爱情的极度忠贞和顽强的抗争精神。另外，在《阿南的传说》与《火烧松明楼》中，白族民众还描述了女主人公面对淫威虚意周旋而最终完成心愿的情节，凸显了女主人公过人的智慧。白族民众对这三位女主人公倾注着由衷的喜爱与崇敬：阿南和柏洁夫人被尊为本主，并且与星回节、火把节联系起来；《望夫云》则被代代传诵，成为白族人民的自豪与骄傲。可以说，阿南、柏洁夫人与南诏公主等这些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内涵和心灵内涵的女性形象揭示了白族民众对女性的审美指向，而祝英台这一人物恰恰具有与之吻合的审美质素。
梁祝传说的“化蝶”结局也与白族民众的审美传统相契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摆脱人的形神枷锁之后化为双飞双栖的蝴蝶，最终实现了自由与爱情的梦想。在此，蝴蝶既是梁、祝二人生命的更替与升华，又是梁、祝之情至死不渝的形象写真。蝴蝶这一自然界的物象被汉族民众赋予了象征生命不息和爱情永恒的内涵，梁祝化蝶的结局因而就具有了深邃的审美意蕴。无独有偶，蝴蝶亦是经常引发白族民众遐思和希望的审美物象。在白族民众的心目中，蝴蝶绝不只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自由与爱情的精灵。白族地区妇孺皆知的《蝴蝶泉》传说叙述相爱的青年男女化身为蝴蝶泉边翩飞的蝴蝶，与梁祝传说可谓不谋而合。白族长诗《青姑娘》在祝祷跳河而死的青姑娘获得幸福时如此描述：“红蝴蝶，红似火，／白蝴蝶，白如霜；／飞到南海安乐乡，／红白配成双。”(19)长诗这一充满幻想与激情的结尾将白族人民对蝴蝶的审美意趣展示得淋漓尽致。因此，由于蝴蝶这一审美意象的相通，以“化蝶”结局的梁祝传说便极易激起白族民众的审美认知与审美共鸣。
文化传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与制约。梁祝传说广泛地流传于白族地区这一具体而鲜活的实例向我们揭示了文化传播的一个规律：一种外来的文化被选择、接纳与否不仅取决于传播的社会现实语境，更取决于这种外来文化自身的内涵与价值是否与接受主体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在文化传播的意义愈益重要的今天，关注与思考梁祝传说在白族地区广泛地流传这一突出的现象，对我们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修订版），第1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第1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④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第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⑤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修订版），第1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尤中：《云南民族史》，第369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引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13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⑧赫正治：《汉民族入滇史话》，第9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⑨引自尤中：《云南民族史》，第357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⑩参见芜公《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和白岩《梁山伯庙墓与风俗调查》，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102—112页，第300—307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修订版），第31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引自尤中《云南民族史》，第357页，第371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故事歌谣卷），第789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奚寿鼎等编《白族民间长诗选》，第369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15)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6)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引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第13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7)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修订版），第24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故事歌谣卷），第804—805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9)奚寿鼎等编《白族民间长诗选》，第28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