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内蒙古赤峰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不久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近80位学者与专家围绕“民族文学的跨界交流与实践”，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文化认同与身份问题
面对现代民族身份及其文化选择的复杂性，文化认同与身份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文学、作家领域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文化认同与身份问题自然成为论坛讨论的重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周翔以台湾原住民文学为例，从文本层面分析了外来语文化创作如何作用于主体文化的建构。原住民作家进行了运用嵌入式语言使阅读回到原住民的文化尝试，同时进行了口传多元文化的建构以达到文化寻根的目的。她提出，当下族群的文化边界日渐模糊，各个族群间的文化互动更加频繁，在重新建构族群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面临着如何处理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族群文化自我阐释权的问题。
苏州大学的汤哲声则以金庸小说为例，分析作家金庸对于满清皇帝身份认同上的变化过程。如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皇帝还是一个为了自己私利反复无常的小人；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中，康熙已经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统一民族的英雄，说明金庸的民族观念逐步上升为国家观念。
厦门大学的彭兆荣通过对比红山文化与黄河文化，指出民族文学研究可以参考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的“认同”理论，譬如文化身份的谱系总结。浙江大学的陈珏进行的跨学科尝试，则是根据文化话语理论，定量、定性地运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解读什么样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方便阅读，以及汉族读者如何解读、如何选择、如何感受的问题。
实际上，“认同”问题在一定层面和语境上，来源于民族、区域的建构。浙江工商大学的李艳梅指出，文学创作中，表明个人身份的国籍、民族、性别会以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这种文化身份的表达与民族文化直接相关。作品中展示出的民族文化内容如民族历史、民族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生活环境等以及深厚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是文化身份的重要体现。同时，由于多种文化的交流、影响，作家生活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导致作家文化身份的民族性产生模糊、变异的现象，使得作家文化身份的确定变得更为复杂。
赤峰学院的包天花认为，性别表述对于当代蒙古族知识分子运用生态叙事建构民族认同具有显著作用，作家以文化的“互文性”为基础，充分利用性别符码的象征意义，重构蒙古族生态文化，完成以确认和张扬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特征的民族认同建构；同时，其女性想象亦透露出蒙古族生态叙事在建构民族认同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即与本民族大众生存经验相疏离和对传统文化缺乏理性的审视。
与会专家认为，“认同”和“身份”问题是基于民族文学文本和实际情况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跨语言、跨民族、跨区域的交际具有重要作用，人类学、民族学对此已经有所总结，文学领域是借用还是重新创立类似于“自觉”、“自在”的理论建构应该引起理论重思。
多民族史观的发端、发展和展望
多民族史观对于少数民族整体性研究和跨民族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多民族史观首先是一种整体性的倡导，对于单一而局限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种超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关纪新提出应力戒两种不正确倾向，即“对跨语种的他民族倾向的视而不见和对同语种的他民族倾向的听而不闻”，认为现代文学的真谛在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多民族史观同时也是政治共同体下的文学想象共同体的整体性表述，具有提领式的意义与价值。四川大学的徐新建以云南省普洱市刚刚树立的象征平等、自由、幸福的盟誓碑为个案，分析了从国家意义到民间仪式的现代化转型。
大连民族学院的李晓峰提出了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两级平衡的观点以及它们的基础：公民认同。他认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祖国与民族团结的主题，其历史深度和时代高度，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局限。比如《茫茫的草原》是蒙古民族由追求本民族复兴到认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族解放之路，并投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现代史诗。青海民族大学贾一心则提出，“重建中国话语”不应驻于狭隘视域和历史惯性中，应当突破传统既定的所谓“主流”、“中心”而实质偏狭的单一民族话语，在时间和空间上把本土所有民族共同体作为自身研究对象。
与会专家认为，多民族史观具有历史与政治的文学话语机会，把民族书写带入到国家话语体系当中，从而把民族与国家、政治与历史、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对于整体性共同体研究、跨民族研究与交流都有提领式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少数民族文学的“空间”话语
地域的民族化，民族的地理化，带来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一体与分裂的问题，因而，探讨少数民族的“空间”话语具有时代与现实意义。与会者对整体性“空间”话语研究、地理性“空间”话语研究、历史性“空间”话语研究和民族性“空间”话语研究四个层面进行了讨论。
如何整体把握民族与国族的“空间”话语书写对于把握当下社会“空间”具有重要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刘大先分析认为，无论是“国家”内部的“自治区域”，或自然状态的混血存在，还是现代语境中的跨界联系，所有的一切历史性、社会性关联都可以汇聚在空间的视野中。而基于此一视角，中国少数族裔文学的生存环境、生态处境及其自身的内在空间，也得到了敞开与照亮。
云南民族大学的李骞论述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群的特殊诗歌现象，即创立民族文化资源写作的诗歌写作方向，重视地理环境与人的文化关系，用现代诗歌技巧言说古老的文化传说，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丰富的写作技巧，集体对古老的彝族文化完成了诗意的想象记忆，并在诗歌创作中实现了个人实验到整体认知的过程。
中山大学的王霄冰从哈萨克阿肯阿依特斯的传统特征出发，以两位阿肯歌手在德国的表演活动为例，分析民族口头文化遗产在国际性传播中所可能遇到的困境，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想要保持其传统性和本真性是否存在可能的问题。
云南民族大学的刘红通过整体考量孟高棉语族诸民族的孤儿故事，梳理其相通或相似的故事类型，考察其情节设置与形象塑造的相同与差异，以探讨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因共同的历史源脉、相似的发展进程、相似的文化语境等形成的族群共同体的文化共性，以及单一民族作为独立民族的文化个性。
与会者认为跨民族文学、文化书写必然带来“空间”话语机会，如何整合族群与国族的共同体、地理与历史的一体化，以及老中青研究者的整体性对于民族文学的跨界研究具有理论探讨与社会现实意义，应该得到重视。
此次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蒙古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体系与语言系统，其文学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蒙古族研究学者向与会者介绍了当代蒙古族文学的现状、研究成果与反思，成为此次论坛的地域性特色。本届论坛承接并延续了之前几届论坛关于母语和双语文学的创作、传播与研究，外来语、第二汉语的语言判断与引介，跨界交流与实践以及有关多民族史观的诸问题，并结合内蒙古文学研究、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热点，重点讨论了“认同”与“跨界”问题，对于整合当代民族文学研究，促进各民族沟通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