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或称《儿女英雄评话》，是满族文学库存中一部十分重要的创作，在中国小说史上也享有持久的地位。作品大约成书于清代咸丰、同治间，原作有五十三回，刊行时被删存为四十一回，成书近60万字。
作者文康，字铁仙，又字悔庵，别署燕北闲人，费莫氏，隶属镶红旗满洲。其准确生卒年已不可考究，只知大约生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亡于19世纪的60年代;他大半生奔波仕途，出任过理藩院员外郎、天津兵备道、凤阳府通判及荣昌县知县，生前也曾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却因病未能履任。文康出身于满洲军功世家，曾祖父官至兵部尚书并以战功显著追赏伯爵，祖父为经略大臣晋封公爵，父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族内并有与皇室结亲的记录。据认为，他家当时的显赫位置比较先前曹雪芹祖上的地位尚有过之。可是，荣显富贵的家境到文康手里没能维持住，其“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①]
就像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心态及目的每每受到后世探问一般，文康写《儿女英雄传》的心态及目的，也屡遭后人热议。尤其是当研究者们注意到了雪芹与文康二位均为清代富有才华的旗人小说作家，彼此身世有相似之处，并且《儿女英雄传》里面还存有两三处旁敲侧击地褒贬《红楼梦》的文字，将这两部作品做“捆绑”评论或曰“比较研究”，遂成一种学术习惯。不过，就笔者看来，这类的“捆绑”和“比较”，虽不能说是全无是处，却也不能说是尽有道理。
雪芹身处于清中期曁“康乾盛世”的后半段，彼时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还不可谓不巩固不威严，潜在的威胁首先却在满洲精神生活或者也可以说是意识层面突出反映出来，从而影响到了这一入关未久的民族内部的文化心理蜕变、利益分配占有与现实存在局面。慧眼只具的杰出作家曹雪芹，从自我家族以及周边类似门第的浮沉遭际，透视出深藏在时代内里的思想危机，敏感地警觉于民族文化裂变于无可奈何间的逼近、蔓延及引爆，看到了民族精神转轨行将导致之险运，故以一出贵族世家“悲金悼玉”的痛切叙事，向尚且沉浸于半是乐观半是懵懂迷梦的自我民族拉响了先知先觉的凄厉警号。
然而，身为雪芹后辈的文康，其生也晚，他对自己及其家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说来，早就谈不上盛世躬逢，只能算是末世之人，他已不必具备什么“秋凉蝉先觉”般的先知先觉，再去苦苦思考满汉文化相互折冲的精神文化课题，他这代满洲人的当务之急，倒是须面对既成事实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内外颓局，好好想想他的“大清朝”以及与自身互相攸关的旗族(满族)之历史去向了。
咸丰、同治时期，内忧外患不一而足。早先作为清王朝政权柱石的八旗劲旅，二百多年间已备受自身“生计”问题再三熬煎，各种精神蜕变亦显现诸多，风气腐蚀程度空前严重。再就国事而言，在外寇闯进领土的同时，清帝国是内乱频仍，吏律失控，百姓生存日艰，世风民心亦似江河直泻而东。此际，家道中落、块处一室的文康氏，依仗着他那份正宗旗人的未泯良知，自不会悠哉游哉地作什么轻松快活的“白日梦”——编造些纯粹的戏谑文章来自娱自慰。翻开他“守着一盏残灯，拈了一支秃笔，不知为这部书出了几身臭汗，好不冤枉”才写就的这部《儿女英雄传》，只要今日读者放得下某种先入为主的“批判”诱导，认真地读一读，沉静地品一品，便会觉察，其中饱含的，也是一种严肃的伤时忧世之思。
《儿女英雄传》讲述的是，旗籍侠女何玉凤为报父仇，更名“十三妹”，浪迹四方，时逢旗籍书生安骥只身以及民女张金凤一家同时落难于能仁寺，便施展武艺将他们从恶僧手下救出，又撮合安骥和张金凤结为夫妻;后来何玉凤得知自家仇人已被朝廷翦除，便在众人一再规劝之下也嫁与安骥，与张金凤一道和睦事夫，终促成安骥中举出仕，乃至于合家荣华，子孙富贵。
希望自己的家族好，民族好，国家社稷都好，这在小说家文康说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于是，他便苦心孤诣地，利用笔底叙事来勾画出一幅他认为可行的再造祥瑞的蓝图。作品中安骥之父安学海的形象，是作者倍加赞许和推崇的，此人热衷科举，追求仕途，主张以既有的封建伦理观念修身齐家治国，他在八方浊流的世道当中力保洁身不染，虽惨遭陷害却不弃道德初衷，终于得到了好报。很明显，文康是把安学海当做一位处世楷模来塑造和鼓吹的。同时，正如书名所反映，小说反复倡导一条“最是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的人生道路，以为要达到“儿女英雄”的标准，就须既有儿女真情，又要将其提升到“纯是一团天理人情”的理想境界，当好“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这类思想缺陷，不屑深说，是相当明朗的。
然则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界对于《儿女英雄传》的种种思想指责，可谓多矣。宣扬“忠孝节义”的陈旧观念，自是这部著作难以推卸的罪名。可是谁又料到，从相仿佛的这种指责出发，批判声浪竟一浪盖过一浪，一直到迸发出来《儿女英雄传》乃是“腐朽没落”的“反动作品”的调门。以至于时至今日，人们在提到宣扬“忠孝节义”封建观念的古典文学作品时，差不多会不约而同地首先点到这部书。
历史唯物主义者本应注意，在观察任何历史场景下的任何历史人物时，都得有个客观态度，不能苛求那些早就已经作古了的人物，去完成只有其后世或者今人才有可能完成的时尚动作。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挂到嘴边上的“历史局限性”吧。我们在阅读小说家文康的时候，同样不该忘了这条。文学史上的作品千千万万，因袭前人笔法技艺和重蹈前人思想观念的情形充目皆是，那是一点儿都不值得惊讶的，顶多是叫读者感到它们陈旧乏味罢了;设若我们用当下的进步理念去从严筛选古典文学作品，符合标准的即便不是一部没有，只怕也只剩下寥寥几部了。一部古人的创作摆在我们面前，该发现的是，它哪么提供了仅是最少量的在前人笔下没有提供过的新的东西(或者是新思想新观念，或者是新技巧新形象)，也都是值得研究者用心地指出、理解、珍惜和记载的。这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恰当态度。
当然，也许还须顺便说一句，这一态度，也应该一视同仁地适用于面对各个民族文化遗产的批评与估价。
“忠孝节义”一类的封建纲常，确是《儿女英雄传》小说的思想支撑及言说基点，那是文康们注定摆不脱的魔咒。我们理当意识到注意到这一点，仅此而已，却无须特意地厚非文康其人其作。每个中国人都晓得，这套封建纲常的观念，文康远远没有“原创权”。封建纲常本是在上千年的中国社会运行中间起到重要作用(包括正负两面作用)的精神准则。之于“忠孝节义”这艘陈旧得千疮百孔的思想之舟而言，文康所属的这个民族，其实不过是相当晚近的搭乘者。可惜的倒是，文康也跟他同时代的众多满族文化人一样，不再能像《红楼梦》作者一般聪慧，还能依稀记得自己民族文化远航的“此岸起点”。
这片古老土地上头的一项传统，就是历来都把“忠孝节义”观念，铁定成为吾国吾民踏狂涛、渡汪洋惟一可供凭仗的救生船与运载器。文康的背运之处，实在于他写得出来一部让读者们爱不释手的小说，却又在思想层面上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新货色。况且，《儿女英雄传》问世未久，即撞到了20世纪初期五四新思潮狂飙大作的“枪口”上，短距离彼此遭遇，自然要造成“枪打出头鸟”的事件，那就不可不说是“时也运也”。至于有人嘀咕，在文康著书之先，国内思想领域即已出现像魏源、林则徐等近代思想的先驱，相形之下《儿女英雄传》便尤其要不得，笔者辨之，恐其只是句玩笑话。
下面言归正传，让我们埋下头来，耐心寻觅一番满族作家文康的“新提供”。
《儿女英雄传》最醒目的文学史价值，当在于它是首部直截了当、放开手笔地书写清代满族社会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文康占了点儿便宜：他没必要再像《红楼梦》作者似地，小心翼翼地遮掩起书写满洲社会事相的一应表层印记，当时“文狱”罗网渐趋弛废，且他笔下又没有写满洲人跌跌宕宕的大悲剧，更重要的是，虽说同样是家道潦倒，他家可又不曾像曹家那样，径直就落败在皇上的“钦定”裁夺。
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我们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龙飞东海，建都燕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就这座京城地面，聚会着天下无数的人才。真个是冠盖飞扬，车马辐辏。与国同休的先数近支远派的宗室觉罗，再就是随龙进关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务府三旗，连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汉官，何止千门万户!说不尽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都不在话下。
如今单讲那正黄旗汉军有一家人家，这家姓安，是个汉军世族旧家。这位安老爷本是弟兄两个，大哥早年去世，止剩他一人，双名学海，表字水心，人都称他安二老爷。论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作过。到了这安二老爷身上，世职袭次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
这些《儿女英雄传》第一章“开宗明义”的文字，用墨不但鲜丽更具张扬，彰显着一位清代满族作家意欲兑现民族叙事时的快感心理。甫一开讲，就为读者展开一幅云蒸霞蔚的康雍时代社会画卷。那个时代，最是让后世满洲族众引以为自豪，文康选准这个时期作为他的写作背景，也就不难想象。(一个民族，有时酷似一个人，都愿意时常提一提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反而会有意无意地隐藏起不大光彩的“走麦城”经历。)文康希冀着清朝及八旗社会得到“末世中兴”，当然也就要期待康雍时代及其风发精神的复归。紧接着，作者讲到安家，简单交代了几笔他家的历史荣耀，就势笔锋一转，即说到“世职袭次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上来，实际这里所要涉及的，还是安家将如何面对“八旗生计”的故事。“八旗生计”这个烦恼八旗社会很久的问题，在这部书里虽没公开挑明，却始终是作者一个暗中的关注点。
提到“八旗生计”，人们有时会误以为那仅仅是下层旗人的生存困境，实则不然。为清代八旗制度严格“框死”的，是从上到下包括了全部旗人的人生，下层旗人由此引发的普遍的贫寒命运是比较容易被看到的，那是穷旗人因补不上兵缺便要沦为“闲散”没了“钱粮”也就断了生计之源，马上就会面临饥谨威胁;其实，旗人上层人家也有类似问题等着他们：不论是皇室宗亲还是异姓勋贵，世袭的爵位大多也有终结的那一日(只有极少数的所谓“铁帽子王”除外)，终结世袭后的身份也同样是“闲散”，如若将家中积蓄吃净，一样是要面临“生计”危机的。故而旗人家庭，小有小的苦衷，“大有大的难处”——“八旗生计”的厄运，实在是高悬于绝大多数旗人家庭头上不知何时便会掉下来的一柄斯芬克斯之剑。如此看来，安学海“世职袭次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也就不啻是作为旗人上层家族未雨绸缪，及早防备日后恐为“八旗生计”难题搅扰的本能选择。作者透过这一处描写，也是想向所有一时没有贫寒之虞的旗人们发出一点儿必要提示。
作者把这一提示贯穿于他的书里。安家因有军功在先，京畿有着清初的“圈地”，聊可作为其衣食之源，因而他家有时也有坐吃老本的惰性。小说第30回，安骥即言：“我家本不是那等等着钱粮米儿养活父母的人家儿，只这围着庄园的几亩薄田，尽可敷衍吃饭。”能多看出一步棋的何玉凤立即指出：“至于家计，我在那边住的时候，也听见婆婆同舅母说过，围着庄园的这片地原是我家的老圈地，当日多的很呢。年深日久，失迷的也有，隐瞒的也有，听说公公不惯经理这些事情，家人又不在行，甚至被庄头盗典盗卖的都有，如今剩的只怕还不及十分之一。果然如此，这点儿进项本就所入不抵所出。及至我过来，问了问，自从公公回京时，家中不曾减得一口人，省得一分用度，如今倒添了我合妹妹两个人，亲家爹妈二位，再加我家的宋官儿合我奶娘家的三口儿，就眼前算算，无端的就添了七八口人了。俗语说的好：‘但添一斗，不添一口。’日子不可长算，此后只有再添人的，怎生得够?若不早为筹画，到了那展转不开的时候，还是请公公重作出山之计，再去奔波来养活你我呢?还是请婆婆摒挡薪水，受老米的艰窘呢?”这场交锋的结果，是何玉凤将新婚丈夫安骥也动员去奔仕途了。虽说是让今人虑来，安家老少先后奔仕途，未必就是一条“光明大道”，但在当时，这可就是他们惟一可以“自救”于生计陷阱的“华山一条路”。勉力自救，总比坐而待毙要好。
清廷为了政权的维持和满洲民族的保存，制定和执行了“八旗制度”，这一制度却又教八旗当中的若干族众身陷窘迫无路可行。坐吃山空、颓唐往复一途既然不是生路，文康氏绞尽脑汁能开出的药方，也就只剩下这发愤仕途啦。作家在这部书里是把安家当作正派而不甘堕落的旗人去写的，百多年来的读者也基本上是这样去领会他们。有议者习惯于斥责安家父子追求功名利禄，却往往也是他们，同样习惯垢病于另一些旗人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这样“两头儿堵”的批判家，也许是顶好当的。须知，“冲出牢笼，诉诸革命”的念头，压根儿就不可能产生在文康那种人的头脑中间。
古来的文学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这“情”就是文康所言说的“儿女”一端，在这位旗人小说作家看，一个人的“儿女”属性必须跟对应的另一端“英雄”属性相辅相依，才算得上“人中龙凤”。这也可说是对满洲民族精神传统的一种继承和诠释。清前期满人创业之际，最受标榜的即是“英雄”气概(包括英雄的志向与英雄的作为)，后来，为岁月以及制度所层层消蚀者，也多在满人的英雄气概上面。在常人眼里，凡“英雄气短”的，大多就会“儿女情长”一些，清代后期的旗人们便是越来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一群。文康在小说开头大写特写侠女十三妹(即旗籍少女何玉凤)大义凛然严惩恶僧，还用旗籍安公子的懦弱表现加以衬托，既凸现出满洲女性刚烈英勇的固有风采，也是对满洲男性渐趋儒雅失却血性的揶揄。文康对安公子为代表的满洲男性日见柔弱性格的这种揶揄，是贯穿全书的。小说收尾时安公子抖擞精神金榜高中，还被御批破格裁定为“探花”身份，让人感觉这个一向不很争气的“小儿女”终于“英雄”起来，好像安骥这个堪称样板的“儿女英雄”在千呼万唤中到底是问世了，殊不知作者文康却单单要在这里跟他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说皇上为了栽培于他，把他赏了个头等辖(即侍卫)，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只这一句话，安公子但觉顶门上轰的一声，那个心不住的往上乱迸，要不是气嗓挡住，险些儿不曾迸出口来，登时脸上的气色大变，那神情不止像在悦来店见了十三妹的样子，竟有些像在能仁寺撞着那个和尚的样子这位爷此时莫说想升阁学，连生日都吓忘了!”随后，他“便泪如雨下。”不光是安骥本人，他家里人得知此事，也多是慌成一团。原来，全因为乌里雅苏台任所远在塞北风沙苦寒衣食鄙陋之地，与安公子高中探花后的美满期望落差太大。此刻，也就还得算是安学海说出来一句“正理”：“却不道这等地方不用世家旗人去，却用什么人去?用世家旗人，不用你这等经年新进，用什么人去?”故事的最后，毕竟是皇上及时变了主意，改授安骥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衔，叫他去作了威风八面的“观风整俗使叫他去作了意年新进着那个和尚的样子!，”，安公子一家才“化险为夷”，踏下心来。时至清晚期，即使是像安家这样当年依仗“汗马功劳”起家的旗人，也只是肯把那点儿“英雄”余勇，置于远离战场远离艰苦的文职仕途之间了。文康尽管姑息安骥的怕苦畏难，没让他走“厄运”去了乌里雅苏台，却分明是在用这些情节，对身边不肖前人的旗人后代，予以一次深刻针砭。这种对旗人精神的严密注视，其关切范围应当讲已经超乎于一般的“八旗生计”事项。所以能够看到，作家文康是有其民族责任心的。
总规模接近60万言的《儿女英雄传》，出自满人作家之手，所述内容几乎无一处游离于旗人世家安家的人与事。这安家是八旗汉军，作品如实地写出了清后期满洲、蒙古以及汉军的三个八旗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心理全面整合的客观现实。清初以降，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因“从龙入关”后随时随处与满洲八旗同命运共休戚，满化程度相当彻底。晚清时节，社会上要辨别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大致的办法只有一宗，即“但问旗民，不问满汉”，旗人是一大类，民人是另一大类，把这个弄明白了就差不多了解对方了;而对方在旗人里面究竟是属于满洲还是属于汉军，却为一般时人不很注意。于是乎，一个新的反映当时该项现实的称谓——“旗族”——便应运而生了。“旗族”称谓一直被使用到辛亥以后一段时间，才慢慢淡出社会。满洲旗人文康显然没有把安学海安骥一家汉军旗人当作“外人”看待，他把自己对本民族满腔的褒贬与期待，一股脑儿地端给了安家。事实是，“满族”概念是迟至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假定要说满族的原有涵盖应当是什么，笔者认为，并不只局限于清代的满洲旗人，倒应该是清后期社会上所说的“旗族”，才更准确。[②]
因《红楼梦》当初不能不被动地遮蔽起八旗社会生活的相应表征，留下了民族文学书写的较大遗憾，故而，我们把《儿女英雄传》认定是一部清代文学史上通盘表现旗族生活场景无出其右的大制作，是不会有误的。这儿所说“通盘表现”，诚不为过，因为它在描画清代旗族生活样态和民俗流变方面，几近达到了由表及里全景观与全层面的笼罩，从旗族的历史由来到其间具体家族的辗转经历，从“旗人生计”问题的积累成形到旗人日常家居之细况逐项，从旗人家族特定阶段婚丧规制的执行到他们平日之间对长幼礼法的持守，从社会上通行的科举取材方式到其中旗人读书入仕路径，从旗族家教当中尤为重视的伦理精神培养到子弟们道德观念的刻意催化，从八旗大家族内长久保持的家奴世仆现实到旗族普遍拥有的尽忠于朝廷社稷的基本理念，从旗族人家进得中原后“汉习渐染”的总体趋向到旗人后代身上发生的的气质异化，从旗族成员们对“国语骑射”特定传统的珍视到这一传统在时代变迁下的无奈蜕变，从旗族跟汉族广泛交往从而接受汉语表达方式到这一形势下面旗人家庭内部彼此称谓上的固守满式旧习，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只要读者有心挖掘，大抵都可以找到在其他书籍和档案里面难以得到的历史资料。近年来已见到一些学人陆续开始书写“《儿女英雄传》与清代满族民俗”一类的文章，却多未能够摆脱汇集资料“挂一漏万”之嫌，就是因为这部作品在相关方面所提供的内容实在是太过丰富了。
小说《儿女英雄传》不单详描细绘了清代旗族自身的大千百像，颇有意义与难能可贵的是，它还由内而外放射性地扫描出来清季社会的其他现实面貌。
作品一上手，便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一生不肯苟且的安学海在知县任上遭遇的官场黑暗。还没上任，他已凭着人生阅历逆料到了自己将要陷险：“我第一怕的是知县;不拿出天良来作，我心里过不去;拿出天良来作，世路上行不去。那一条路儿可断断走不得!”上得任来，他偏不认通行的官场“游戏法则”，不愿“虚报工段，侵冒钱粮，逢迎奔走”，很快就开罪于作为上峰的河台谈尔音，被蓄意整治，派到前任偷工减料随后逃之夭夭的“靠不住”工程上值守，酿成河道决口，安学海不但遭到撤职而且要罚赔巨款。“可怜安老爷从上年冬里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过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场黄粱大梦!”作者以安学海的这场仕途“黄粱梦”，描摹的正是晚清社会(显然不是书中所说的康雍时期)极其可怕的官场失状。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是所有急剧下滑社会进程当中的最可怕的弊病。尽管如书中所写当时也还有像安学海这样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的清廉官吏存在，也还有朝廷在终于弄清事实后的肃贪之举，世间之正派罡风却已不再能够与歪风邪气相抗衡。文康内心实际上是明白这一点的，书里有一个情节似含深意：朝中派来查办案件的钦差乌明阿，是安学海的门生，他来拜访冤狱尚未解脱的老师，明明白白地说：“门生还有句放肆的笑话儿，以老师的古道，处在这有天无日的地方，只怕以后还得预备个几千两银子赔赔定不得呢!”果然，冤案一俟解脱，安学海便“急流勇退”，归隐林泉了。
作家笔下的末世景象还体现在世道的不公正不安宁。千里携款救父的安公子与良家行旅张姓一门，分别在途中遭遇恶匪抢钱和夺色，性命孤悬一线，却根本指不上地方治保力量现身，遂使侠女十三妹及时赶到救民于水火成了大英雄。谁都知道，一个给侠客们留下充分活动余地的时空，必是百姓顶伤心的世道。文康擅长写恶匪们的横行乡里，也勇于写“善”寇们的聚啸山林，牤牛山上有着海马周三等强人出没，照作者认为，他们“虽说不守王法，也不过为着‘饥寒’二字”，这些人所以被“逼上梁山”，也总是起因于这样那样的“路见不平”。这就是对清王朝以及现存政治制度怀揣一腔热望的作者，其良知可辨的地方。
作者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情态的表现，每有力笔。关于科举尤其是旗人参加科举，通过安学海与安骥父子二人“考取功名”的历程，有着再清楚不过的勾画。“那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咱们旗人是没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点那状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觉得旗人可以吃钱粮，可以考翻译，可以挑侍卫，宦途比汉人宽些，所以把这一甲三名留给天下的读书人，大家巴结去。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直人材的意思。”安学海虽然“见识广有，学问超群”，却“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还只是个孝廉(举人)身份，足见旗人科考入仕之不易。也曾有人指认文康就是个“科考迷”，此话也许只对了一半，有作者的如下议论为证：“列公，这科甲功名的一途，与异路功名却是大不相同。这是件合天下人较学问见经济的勾当，从古至今，也不知牢笼了多少英雄，埋没了多少才学。”小说后面写安骥参考，讲述得更加细致，头场、二场、三场,连下场前如何候场、搜身，进考场后一道又一道繁琐程序，都说得透彻明了。到最后，安骥高中进士第六名，已是合府欢庆，却又被钦点为“探花”，从而破了旗人进不了前三名的“成例”。这破例之事在有清一代极少出现，文康敢于这么写，既凸显出来他对安骥这路贵族“纨绔”子弟[③]皈依他想象的“正途”之超常盼望，更通过此事，将他对清代科举的惯例与特例，写得一清二楚。
另外，小说当中对京城的市井气象(如邓九公所复述的下馆子、进戏园子)及京外的乡野民俗(如安学海逛涿州庙会的见闻)都也抓写得生动传神，笔笔出彩儿。
这部作品依笔者读来，以为还有一个足堪称道的、反映现实的优长，便是它既能够如实表现清代旗族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同时又能准确地展示出那个时代之旗民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满汉关系”)。
小说主要写的是汉军旗人家庭，处处充盈的则是这类家庭对满洲历史文化的亲近感。书里讲到皇家破例给了安骥一个“探花”身份这里，安学海父子俩竟冷不丁地讲起了一口的满语。——“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合他说道：‘额扐基孙霍窝扐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恶斋斋得恶图业木布栖鄂珠窝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的答应了一声‘依是奴。’”[④]作品前头已有所交代，安骥的满语不怎么好，这里可是为了表达旗人家特定交流时刻才有的“神圣性”与“私密性”诉求，即便置大多数汉文读者之茫然不解亦不顾，不加任何解释地，便接连写下了多达几十个字的满语(汉字记音)。在作品反映的生活当中，旗人们也都具有彼此的亲和意愿甚至是帮扶举动。安骥进考场后得走个远距离，一名叫答哈苏的跟班官吏主动为他掏钱雇人夫去送，见安骥过意不去，答某便道：“好兄弟咧，咱们八旗那不是骨肉?没讲!”在安家自己唠家常的时候，安太太说过的一句话，“咱们八旗，论起来，非亲即友”，也体现了这种旗族浑然整合的实况。
关于旗民关系，作品的各项提供煞为可贵。小说以旗族安家为叙事核心，在旗族之外，主要涉及到了京师外埠的两户民人——张金凤及其父母、邓九公及其一家。在清代那么一个所谓“首崇满洲”、旗人当政的时期，文康却不惜调用大量温热的笔墨，来表达他对这些异民族“草根”阶层善良、正派、豪爽、慷慨等性情的好评。河南彰德出身的农户张家，得以跟京旗官宦安家结亲且一处度日，互相之间不仅族属互异，生活习俗差别更甚。可是两家人相处得却十分融洽。他们的顺遂相处，大概主要取决于安家随和宽松的态度，因为他们乃是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书中写道：“那张老夫妻虽然有些乡下气，初来时众人见了不免笑他;及至处下来，见他一味诚实，不辞劳，不自大，没一些心眼儿，没一分脾气，你就笑他也是那样，不笑他也是那样;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转都爱他敬他。虽是两家合成一家，倒过的一团和气。”张金凤嫁与安家后，张母对安太太“说道：‘亲家太太，我看你们这里都是这大盘头，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这打扮可不随溜儿，不咱也给他放了脚罢?’安太太连忙摆手说：‘不用，我们虽说是汉军旗人，那驻防的屯居的多有汉装，就连我们现在的本家亲戚里头，也有好几个裹脚的呢。’”假如说安、张两家的“两好合一好”体现的是以旗、民双方互敬互爱尊重对方文化传统的厚道为本，那么，安学海与邓九公的一拍即合直至相知相携，则是展示了不同民族间核心型伦理价值的高度共振。安未见邓之先即得知后者有急公近义收留搭救何玉凤母女的善行;而邓没与安谋面时也已仰慕这位“‘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故二人相逢仅片刻便义结金兰、称兄道弟了。小说关于旗、民交往的种种书写，无不在表达文康这个满洲文化人期望与祝福异民族间友好相处和谐共存的殷切愿望。通观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汗牛充栋般的各类创作，含有如此心肠如此描写的大型作品，实在是很罕见的。透过《儿女英雄传》大量表现清代旗民和睦的情节，读者会感受到文康的文笔真实性和他相关规箴的赤诚程度。他既摹写出来了当时社会间旗、民双方长期相安无扰的基本场景，也献上了自己对此事态的进一步祝福。可惜的是，在清代解体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世间继续承认这一历史本来面目和葆有这样心态的言论少了，随意散布不负责任的相反意见的情况却一度扶摇而长。
除了安家与张、邓两家的故事，《儿女英雄传》里还有一处不很为人们注意的描写：安家也像《红楼梦》中贾府似的，有一帮跟他们长期以来休戚与共的“家奴”[⑤]，当中有一位叫长姐儿，是多年来伺奉安学海夫妇的丫头，当安骥被派去乌里雅苏台而二位少奶奶有孕不能陪同的时刻，有“漆黑的个脸蛋子，比小子倒大好几岁”的她，成了安骥“收房”纳妾之人选。安太太想到这丫头的出身便顿生迟疑，原来，长姐儿的前辈是身为清初战俘的“贵州苗子”，她本人是个有一身苗族血脉的安家“家生女儿”。
老爷道：“太太，你就不读书，难道连‘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两句也不曾听得讲究过?我看长姐儿那个妮子，虽说相貌差些，还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赏罪人之子何伤，又岂不闻‘罪人不孥’乎?”
安学海的这番话语化解了太太的迟疑，就笔者读来，简直就是点到了中国古来民族形成演变、国体发展繁荣的根本上。清代，满族因为是来自偏远一隅的蒙昧寡民，常遭人们讥诮，当他们读了一些中国古来承传的文献典籍，才深信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同时，他们也就用一视同仁的眼光看待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满洲这个相当晚才出现在东北亚大地上的新型民族，如若要想理解它是怎样才聚集了后来令世间不再小视的智慧跟力量，有安学海这种文化胸襟，抑或是不可绕过的一个事实。[⑥]小说第38回到第39回，安学海用其悲悯博大的精神气度，慷慨出手，救济当初无情陷害与他而此时却沦为一介乞丐的下台贪官谈尔音，“费厄泼赖”得几乎教读者一时气绝，但读罢平心静气地想想看，文康这么写是有他的用意的，他在呼唤末世的人们，弃除闭锁渺小心态，复归光明大度襟怀。诚然，无论是在民族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面前，这都是不无道理的。
随后，再来说说《儿女英雄传》的几点艺术特长。
清晚期，以京师为代表的大都市其大众性消费文化空前成熟，北方曲艺艺术形式的极大繁荣是这中间的重要表现。而在各种曲艺样式纷纷创立和竞相展示之际，评书艺术则始终雄踞曲艺行当的“龙头老大”位置。其时，北京四九城的“书场”众多，说书名家所受到追捧的范畴远不停止在下层听众以内。八旗的或穷或富的文化人都爱听书，旗人贵族家家也都是“书迷”。这文康自然也撇不下“顶级书迷”的帽子，这部《儿女英雄传》，用今天的题材标准界定它是长篇小说也可以，但在当年，把它径直认作是纯由一个潦倒文人写就的一部“评书”底本，也不会有人感到诧异就是了。文康这书差不多具备了为大众喜闻乐见之评书艺术的一切要素，载文载武、家国关怀的情节，跳进跳出、亦述亦评的说书人角度，故事铺演中的套子、扣子运用，以及叫听众感觉身临其境的市井口语挥洒。在一应“评书”手段的借鉴与化用上，这本书许是要比《三国》、《水浒》等“拟说书”类的小说，更有直接搬到“书场”上去的条件。
《儿女英雄传》是否该归入传统的“侠义小说”一列，也是近年研究界的话题。书中有“英雄”和“儿女”两个思想着力点，把它看成是单写“侠义”或者专事“言情”均不尽妥。侠女十三妹没有叫凡俗读者目瞪口呆的呼风唤雨、飞剑吐丸式的超人技艺，充其量只是现世一个武功超群的“小女子”。而其形象，又说得上是古典文学当中饶有满族色彩的“这一个”。她像许多满族少女那样天不怕地不怕，个性十足勇于承当，学了武艺便果敢地斩恶除奸，虽身怀杀父之仇却又能顾及那仇人是国家尚须借重的将领，而甘愿暂缓出手。甚至就是后来被说服嫁进安家，也是她一向“明辨事理”的必然结果，并不教人们感觉突兀。她曾申明自己的做人准则是“只愿天下人受我的好处，不愿我受天下人的好处”，有此道德自律，日后被“招安”到安家“帐下”，也就不用奇怪。也是，人们阅读满族文学创作，每每会与这个民族过于浓烈的伦理精神不期而遇，该民族的许多作家都在传统价值观的驱动下，热衷于书写常态生活下恪守道德底线的人物，与非常态时节所涌现的古道热肠侠义之士。由这儿，可以窥见《儿女英雄传》中宣扬的“英雄”与“儿女”二者的那个契合点，即无论“英雄”还是“儿女”都要遵循的性情人品之“正”。在作品中同时并写“英雄”之凡情与“儿女”之义举，由文康起始，居然渐渐成了一项满族的书写传统，到后继出现的满族作家穆儒丐、老舍、王度庐诸位的笔端，都能或多或少浓些淡些地见出文康的这一影响。
最后，还须议论一下《儿女英雄传》的语言与意趣。
这本书异常口语化的语言，在中国古典叠床架屋般的作品中间——设若是允许笔者偏爱一点儿去说——确乎精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学者胡适本是早期抨击该书思想缺陷最激烈者，但他有些很具见地的论断却至今为学界时时引用。他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它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的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⑦]“《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言语于今敢用了;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谈话有许多地方比《红楼梦》还更生动，充满着土话，充满着生气”[⑧]。应当肯定，胡适这些对于《儿女英雄传》语言的看法，都是相当到位的。他不但发现了“旗人最会说话”(其应有之义，即包含旗人较比汉人操起汉语口语来得更精更妙更地道更有感染性)，还注意到自乾隆年间雪芹创作《红楼梦》到同治时代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这中间的百多年里，京旗人们持续打磨的“满式汉语”不是凝固的，而是变化发展越来越棒的。[⑨]
《儿女英雄传》纯用京语白话写成，实是一道京白语体艺术的丰美大餐。不管我们翻开作品的任何一节任何一页，扑面而至的，全都是标志着19世纪京师满人最高口语水准的言谈和句式，纯正、动听、明快、酣畅并且富有气韵张力的“京片子”，在字里行间俯拾皆是：
一套话，公子一个字儿也不懂;听去大约不是什么正经话，便羞得他要不的，连忙皱着眉，垂着头，摇着手，说道：“你这话都不在筋节上!”跑堂的道：“我猜的不是?那么着你老说啵。”
“及至坐下，要想看戏，得看脊梁。一开场唱的是‘俞伯牙摔琴’。说这是个红脚色。我听他连哭带嚷的闹了那半天，我已经烦的受不得了，瞧了瞧那些听戏的，也有咂嘴儿的，也有点头儿的，也有从丹田里运着气往外叫好的，还有几个侧着耳朵不错眼珠儿的当一桩正经事在那儿听的。看他们那些样子，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还听得入神儿!”
那个胖女人却也觉得有些脸上下不来，只听他口儿嘈嘈道：“那儿呀!才刚不是我们打伙儿从娘娘殿里出来吗，瞧见你一个人儿仰着个颏儿尽着瞅着那碑上头，我只打量那上头有个什么希希罕儿呢，谁知道脚底下横不楞子爬着条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亏我躲的溜扫，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闹个嘴吃屎。你还说呢!”
在满族作家文学的历史长流中，语言运用，从来都是特别为世间瞩目的。如何将汉语京腔说得(实际上是“磨练得”、“把玩得”)更具艺术性，包括能够达到雅俗共赏层次的流畅、生动、准确、传神、晓白、悦耳、亲切、诙谐、美妙等等诉求，实乃清季京旗众生长久之间乐此不疲的一大营生;他们的作家，一向独享着这项民族文化财富，更兼自己的艺术悟性和“烹炼”功夫，直把这种写进文学便会添彩的语言，锻造得令读者惊艳叫绝。如果说当初纳兰性德、岳端、文昭等诗词写家还只是小试锋芒，仅仅向文坛展示了一种满族作家语言选择上的大致指向，那么，到了雪芹，则是敢于放手信任业已出炉、有了真身大模样的满式汉语，让京腔京韵一举完成了它的牛刀初试;至京腔京韵的“京片子”语体到了文康所处时代，可说是早就成了一枚不单熟透了而且咬上一口便会浆汁四溢、香甜扑鼻的果实，恰逢文康又是在这方面取择操练的行家圣手，致使《儿女英雄传》就真的脱颖而成同时代语言艺术的一柱醒目高杆，并切切实实地为20世纪北京话登上国语王座，加分加票。
满人重德重教，活得却也不枯燥，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极有情趣。文康不光在这本伦理教化成分满重的书里把满族式语言“玩儿”到了“妙语连珠”的极致，也把他们日常的幽默诙谐、插科打诨，模拟到惟妙惟肖。
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说：“ 怎么着，不下来炕了呢?”听他道：“ 一身的钮襻子被那和尚撕了个稀烂，敞胸开怀，赤身露体，走到人前成何体面?”姑娘道：“这又奇了。你方才不是这个样儿见我的么?难道我不是个人不成?”又听他慢条斯理的说道：“呵呵呵!非也非也!方才是性命呼吸之间，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我是宁可失仪，不肯错步!”姑娘听了，说道：“我的少爷，你可酸死我了!”
不是说作者一意地护卫封建纲常么，这处描写却令人捧腹地嘲弄了安公子在十三妹面前的斯文礼数。笔者思忖，《儿女英雄传》俨然一部思想缺陷那么严重的书，却从问世以来持久不断地受到不同时期国内由上到下各个层次读者的喜爱，还被译为多种外文行销世界，是何道理?怕是跟它言辞活泼、妙趣横生关系很深。文康手中一副道地的游戏笔墨，引领着你，有时想不去钻他设计好了的纲常“圈套”都很难。其说教娱乐化的成功实践，难道谈不上会对我们当下某些正襟危坐的文学“说教品”，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启发么?
毋庸赘言，国内外的不同民族，皆有其自成传统的文化价值。瞧不惯、瞧不起他民族文化或文学格调的情况，有时就从这里发端。再回到前面的讨论上来，文康写这本书，说了归其，也就是想要在封建社会的既有框架里面找寻它的守恒与和谐。面临危局，有史以来的志士仁人，谁都会作出一通拯救社会拯救民族的努力;可怜的是他们之中，成者殊少败者良多。显然不能用时人的至高至傲态度去指点前人的不足，该看到他们的一片衷肠十分努力，再真诚地哀其思想局限导致的不幸。还有，在审读甄别中华文化遗产的时候，也当具备一些对于不同民族作品的包容精神，在同一样的时空底下，要尽量学会设身处地地理解别民族的文化行为，避免迫于民族心理去宽容此方而刻薄彼方的事情。
[①] 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见《儿女英雄传》正文前，西湖书社1981年版。另，本文所引书中文字均出自该书该版。
[②] 这一点，在我国的满学界内其实是大家早已普遍接受的看法，不料近些年来却每每读到局外人言之凿凿的不同说法。
[③] 书里除了写安骥一度沉湎于温柔乡中，没有多写他的纨绔表现，但作者还是在第34回回目中写道：“屏纨绔稳步试云程”说明对安骥这样的贵宦子弟，文康还是担忧的。
[④] 安老爷说的那句满洲话，其意为“此话关系重大，千万不可以泄露给外人”。其后公子说的“依是奴”，也是满语，意思为“是”。
[⑤] 因篇幅限制，对本书里旗族家奴问题的观察与剖析，只好从简。其实，《儿女英雄传》这方面的提供当中有些比较《红楼梦》更有意味的信息。这里，只能是单独地议论几句长姐儿的故事。
[⑥] 安学海在把长姐儿给儿子收了房后，还给她取了个满洲话的名字“乌珍”，说是取这丫头有些黑的含义;不过笔者觉得，此处未必是一闲笔，可能有其深意在内，“乌珍”在满语里既是汉军的“汉”，也是汉族的“汉”，细加品味，好像也是想透露出作者在民族彼此包容上面的一点儿心迹。
[⑦] 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胡适全集》第3卷，第54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⑧] 胡适：《〈儿女英雄传〉序》，第54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⑨] 郑振铎说：“我们在《红楼梦》见的却是最自然的叙述，最漂亮的对话”(《文学大纲》下册，第180-1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儿女英雄传》“特点未尝没有，那就是：全书都以纯粹的北京话写成，在方言文学上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那样流利的京语，只有《红楼梦》里的文字可以相比。”(同前，第486-487页);周作人说：“《红楼梦》的描写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的运用北京话都是很纯熟，因为原来作者都是旗人。”(《小说的回忆》。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