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者，我常常为汉民族没有史诗而遗憾，譬如，《诗经·大雅》中的《大明》和《生民》，前者叙述周人的开国史，后者咏叹后稷的诞生，但何以就没有发展成为辉煌壮丽的史诗?或许是周人的歌诗太礼乐化了，或许是汉语的历史书写太发达了，或许是“负鼓盲翁正作场”的民间说唱太吸引在土地上耕耘的劳苦大众了，或许，正是这些强势的文化传统抵了消史诗的诞生?在汉文化中，由于史诗的空缺以及史诗意识、史诗思维和史诗审美的匮乏，我们的诗学视野便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先民历史的激越壮美常常隐沦在历史家枯燥的叙述当中。但是，周边民族史诗的丰厚遗存并非与汉文化无关，特别是突厥语民族的口头史诗从我国的新疆到俄罗斯的雅库特，从西伯利亚到中亚地区，其广阔的地域分布已经呈现出对汉文化的“半包围”态势。窃以为，在我们生活的小小地球上，不仅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互有关联，人类的文化也是息息相通的。德国著名史诗学者卡尔·赖希尔教授所著《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Turkic Oral Epic Poetry，以下简称为《口头史诗》，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汉语译本的面世，极大地满足了我的求知渴望。
《口头史诗》是对人类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回归。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活性态史诗”，作者的兴趣是由“活性态史诗与中世纪史诗研究的关联性”产生的。“活性态史诗”研究对非“活性态史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史诗的生成环境和演化过程，史诗与音乐以及其他艺术的关系，史诗与萨满教的关系等问题，在对“活性态史诗”的文化观照中均可不同程度地发现其奥秘。事实上，长期起来，西方学者在不自觉中一直把纯粹的书面文学的研究经验用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结果是南辕北辙，用力愈勤，距离目的地就愈远。而当人们把自己锁在象牙之塔中进行滔滔不绝的史诗论辩的时候，史诗研究就被经院化了，史诗本身也变成了僵死的文本。此中的利弊得失，赖希尔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从狭小的书斋走向了广袤的田野，在对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追寻和探索中，他构建了自己崭新的史诗研究体系，为传统的史诗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文化参照。为此，他首先确定了一个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中心传统”，那就是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卡拉卡尔帕克族的传统。围绕着这一“中心传统”，他展开了关于土库曼、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史诗以及阿尔泰人、图瓦人、雅库特人乃至巴什基尔人的史诗描述。在这一规模宏大的史诗学叙述中，作者构建了自己的阐释体系，而在其阐释体系中，学术亮点是几乎无所不在的。
作者擅长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诸如文学分析、语言学分析、历史学分析、音乐学分析和民族学分析等等。在分析和比较中，他重点揭示了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共性特征。对这部史诗他是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的和描述的，其立意在于揭示最后形成的定本与其较早的突厥语族口头史诗的渊源关系。在我看来，本书最动人心弦的是第三章《歌手：萨满、游吟歌手、诗人》，第四章《表演》和第八章《表演中的创作和记忆艺术》。作者对突厥语族口头史诗的艺术传统中的仪式性因素、仪式的结构和音乐特征，包括场景、歌手和听众的互动关系以及歌手、萨满和诗人的关系等等，都进行了充分的描述。这是对突厥语族口头史诗的全方位研究，而不是单一的史诗文本研究。
在通常情况下，史诗文本的某些特征的形成与其口头活性形态的史诗渊源是分不开的，包括文学作家以特定的观念目的有意识地编写的“文学史诗”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等等，因为它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类史诗的仿制品。在作者对史诗音乐背景的描述中，他敏锐地发现了用喉音吟唱史诗的事实。这实际上是突厥语族口头史诗颇具共性的艺术传统之一，也是其最震撼人心的艺术传统之一。所谓喉音，蒙古人称为呼麦，但是，这是一种唱性呼麦，具体来说就是卡基拉(Kargyraa)唱法，过去也为藏传佛教中的喇嘛诵经广泛使用。方严正大、悲壮深沉的喉音，尽显史诗的英雄风流与佛国的神圣静穆。书中特别提到了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伟大吉绕居玛拜·巴扎尔，并记录了他在1952年、1981年和1995年的三段史诗歌唱，他的尖利的紧缩的喉音在库布孜琴的伴奏下抑扬顿挫、时高时低，极富感染力。对哈萨克阿肯弹唱的描述也是书中撩人的一笔。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在突厥语族口头史诗的吟唱中，总是能够感受到神的存在。
而今，在与史诗吟唱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文明中，诸神已经远去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实际是一个消灭史诗的时代：既有的史诗即将从口头消失，幸运者将凝结为千古一律的文本，不幸者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悄悄逝去，寂然无声，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而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史诗时代人类特有的光荣与梦想也将不复存在。《口头史诗》是对突厥语族口头史诗的总结，也是对史诗时代的回归，映射着研究者深沉内敛的文化激情。这部严谨的史诗研究著作，无疑将伴随其所研究的史诗走向遥远的未来。
需要略作记述的是，我与本书的作者卡尔·赖希尔教授曾经有一面之缘，那是2012年7月15-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青海西宁召开的“格萨尔与世界诗史国际学术论坛”上。会后一同外出考察，在烟波浩渺的青海湖畔，在格萨尔史诗的诞生地，我看见两个洋人举着鞋赤着脚从浮桥上涉水而过，而我却穿着德国旅游鞋直接蹚水过桥了。那就是卡尔·赖希尔和他的儿子———一对“史诗父子”。“我的德国鞋比你们的鞋好，不怕水。”我开玩笑说。“我们的鞋是从瑞典买的。”小卡尔告诉我，随即发笑。当时，本书的译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教授也在场，他补充说：“在德国鞋店，有的旅游鞋就泡在水里，展示给人看。”就《口头史诗》一书的翻译而言，阿地里教授确实做到了信、达、雅。他不仅通晓多种语言，精于汉语的写作，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史诗研究专家，其全面而精深的语言、文化与学术素养决定了他的译著的成功。但是，原著不仅充斥了大量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并且涵盖了过去史诗研究史当中的主要经典论著，其翻译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当译者翻译这样一部书的时候，他面对的乃是西方史诗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著作群和史诗学者群，书后附录的《译者参考书目》和《原著参考书目》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个令人一想就汗下如雨的艰巨任务。但译者的气度从容不迫，仿佛大匠运斤，庖丁解牛，他的雄厚实力令人啧啧称奇。尤其宝贵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对原著并不盲从，而是努力矫正原著乃至其他史诗研究著作的失误或表述不准确的地方，这种情况常常见于他的附注当中。因此，本书不失为卡尔·赖希尔与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两位教授的“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