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间故事讲述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他的故事和讲述。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家”刘德方为例，以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为基础，具体从讲述环境、讲述意识、讲述行为、讲述内容和讲述风格等五个层面描述和分析他在乡村和城市不同的生命处境和故事演述，阐释其移居城市前后的讲述变化和文化转型，以期为中国民间故事和民间故事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刘德方;乡村;城市;故事讲述;文化转型
作者简介：王丹，湖北人，汉族，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刘德方，1938年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谭家坪村。以他为代表的下堡坪民间故事于2006年被批准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下堡坪乡共流传有民间故事2000多则，刘德方能讲其中的400多则。自1994年被民间文艺工作者发现以来，刘德方一直备受学界和媒体关注。1999年，出于保护刘德方及其故事的考虑，在当时的宜昌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关怀下，刘德方被安排在县文化馆工作和生活。2006年，刘德方民间艺术研究会在夷陵区成立，刘德方成为这一组织中的重要工作人员，也是地方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主要对象。面对这样的身份转变和角色变化，刘德方说：“只要有人愿意采录我的故事，我就愿意讲，就愿意把我知道的所有故事都讲出来，来服务社会，回报社会”[①]。
童年时的家境富裕、少年时的家道衰败、青壮年时的苦难境遇和晚年后的幸福眷顾，刘德方的人生注定是一部充满血泪与欢乐的传奇。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从阶级身份重压下的痛苦挣扎到作为各级政府和民众关注的“明星”，刘德方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他的故事和故事讲述。
讲述环境
下堡坪乡是一个多山多丘陵的地区，也是一个较为封闭落后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世世代代从事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产，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包括民间故事讲述十分频繁。夏秋时节，人们常在打谷场院或田间地头，在劳动间隙或不太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讲故事。冬闲时期，人们又会围着火炉，或晒着太阳，谈古论今，吟诗作赋。
刘德方自小生活在传讲故事的环境里，较之他人，他对民间故事更为偏爱，更为敏感。聆听故事、记忆故事是他儿时忘却病痛，寻觅快乐的主要方式，学故事、讲故事则是他日后开解心情，与人交往的重要手段。20世纪50、60年代，夷陵区各项建设工程接连上马。来自各乡各镇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劳动之余，生活单调，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家就围拢过来日白、讲经[②]。关于大集体年代搞建设，讲故事的情景，刘德方仍然记忆犹新。
讲故事就是那么聊天，热闹。修公路就是争把椅子坐。你看，搞大型建设一般都是冬天。冬天，个咋呢，修公路的人又多。你像这一点儿屋要睡他妈二三十，又没得火箱。那住人家老板呢，一个房里那么多人，谁个烤火呢，一住百把人，有时候个咋子七八十人，几百人。那谁个烤火呢?黑了，放了工了，晚饭一吃，会讲故事的那些子人就搞把椅子在火垅旁边，讲故事的就烤火，不讲故事的就不烤火。我就争把椅子坐，个狗日的，就是这么个好处。再一个也消磨下时间，解愁散闷，人搞闷见了，大家几个哈哈一打呀，就一抹了之了。[③]
讲故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是老百姓生活中最常见、最便捷、最轻松的娱乐方式。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走到一起，形形色色的故事便随之汇聚起来，讲述的场面也格外壮观和热闹。他们你一个、我一个地比着讲，赛着说，讲演气氛就高涨了，更能激发思想。这时，大家既是优秀的讲述者，又是倾心的听众。讲述者与听众和谐、完美地配合，高质量的作品比比皆是，民间故事被演绎得精妙绝伦。
进城以后，刘德方讲故事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耕地劳作，不再与熟悉的乡亲邻里朝夕相处，而是在城市里过着上班族的生活，应对领导、专家的考察，出席各种文化工作会议，出入旅游、商贸等活动场所。对刘德方来说，讲故事不再是一种自由、自发的行为，而更像是一份自觉承担的“工作”。
情形一：接受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考察与检验是刘德方成名后的重要职责。“到文化局以后，我先后接待组织了八次专家的考察，新闻记者的采访至少是几十次。每次专家来考察，从我们区里面的专家黄世堂，市以上的就从王作栋开始，然后到国家的，包括刘魁立先生、贾芝先生……专家考察、研讨会一共八次。”[④]2000年，宜昌县召开一千多人的四级干部会，会后，刘德方上台为领导干部们讲故事。2007年，下堡坪乡赵勉河村召开选举大会，还请刘德方回村子讲故事以提高参会率。
情形二：参加各种形式的文艺表演以传扬故事是刘德方进城后的重要工作平台。1999年进入县文化馆以来，刘德方就参与了各类文艺演出，从而将民间故事搬上了艺术表演的舞台。同年10月，宜昌市举办三峡国际旅游节，在著名旅游景点车溪的“灯火夜”上，刘德方受邀讲故事。2000年农历八月，中国三峡总公司邀请刘德方在接待中心歌舞厅为员工传讲故事，并作为中秋文艺晚会的重头戏推出。2001年，刘德方任小溪塔民间艺术团(后改名为“刘德方民间艺术团”)名誉团长，随团在城乡各地开展民间艺术活动，负责故事的讲演和宣传。
情形三：在旅游景区面对游客，适应需求传讲故事是刘德方播撒故事的重要渠道。2000年秋天，车溪风景区的乐老板专程到县文化馆邀请刘德方到车溪讲故事。在那里工作的四个多月里，刘德方天天为南来北往的游客讲故事、演皮影戏、唱山民歌。2001年夏天，晓峰马铃岩风景区的李老板接刘德方到景点讲故事，当特殊导游。2002年春天，三峡古兵寨的张老板邀请刘德方去讲故事，借以提高旅游景点的文化品位。[1]
以上三种情形是刘德方迁居城市后讲述故事的基本环境，它显然区别于先前乡村生活中讲故事的自在状态，带有鲜明的“舞台表演性”。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家”刘德方为例，以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为基础，具体从讲述环境、讲述意识、讲述行为、讲述内容和讲述风格等五个层面描述和分析他在乡村和城市不同的生命处境和故事演述，阐释其移居城市前后的讲述变化和文化转型。如此直观地折射时代生活的新故事在刘德方那里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打麻将的故事、斗地主的故事、晨练的故事等等，均结合现实，描绘生活，寄寓思想，给人以思考。结语通过从讲述环境、讲述意识、讲述行为、讲述内容和讲述风格等层面，对刘德方进城前后故事讲述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故事及其讲述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了刘德方和他的故事，一方面他创新故事的应变能力、驾驭故事的操控能力和讲述故事的艺术技巧提升了，另一方面他传承故事的涵盖面则缩小了。
关键词：刘德方;故事;讲述;访谈;夷陵区;宜昌市;生活;文化;变化;考察 作者简介：讲述意识
于命运多舛、见多识广的刘德方而言，讲述环境的变化势必引发他敏锐的观察和细心的揣摩，进而影响其讲述意识的变化。
我们原来在农村，红白喜事啊，农村叫日白。我原来讲故事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那个时候，人啊就是表现自己。一个是爱好，一个是表现自己会讲故事，也不管讲得好不好，都爱讲。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专家来评啊，那种场合就是听了几个哈哈一打就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怎么知道讲故事吃香，只是调节气氛，整天劳动啊，活跃下气氛。[⑤]
我的妈说我爱听别人唱啊，爱听别人讲。我妈说你记些子就当到饭了啊?我妈就这样说我。那个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在还真能当得到饭。[⑥]
刘德方的这席话清晰地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故事讲述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而且被国家、学者和媒体，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视作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加以保护和研究。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刘德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获得了新的谋生方式和各项荣誉。
我们就是说以这个东西消除我们的苦闷。那个时候，我们成分不好哇，把你弄起去整一顿，斗一顿，日白佬把你噘(骂)一顿，你死也不得死，你还有受的。只有以这些东西来化解我们的悲痛。我就是这么度过来的。不然，我怎么记得这么些东西，我也对这个事蛮爱好，我用这个东西解除烦恼，我还用故事活跃这一方。[⑦]
讲故事对于农民刘德方来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尤其在那特别的岁月里，讲故事既是刘德方消愁解闷的方式，也是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途径。此时，刘德方同与自己一样从事相同生计，有着共同爱好的村民们一起，在和谐、自然的氛围中竞相争讲，既表现自己，又协调关系。在故事讲述现场，听众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故事传承的主体和核心，没有听众，故事讲述活动就无法展开，故事传承的文化链条就会断裂。[2]对此，刘德方深有感触。
讲故事的时候，过得蛮快活啊，也不觉得疲劳。粉白(讲故事)粉上劲了，他也不记得饿了。讲这些东西呢，要几个人都会讲。它呢你一个，我一个，它可以提高这个记忆。你在讲，我心里就在想，那你这个故事一落款(结束)，我要讲个什么玩儿陪你。那么你一个人讲呢，它有些单一。日白还是要有个群体。但是，你不会讲呢，也还要像你们这样会捧场的。对这个捧场，它你只听，不笑，他也觉得没意思，没得这种气氛。这个捧场人你一听到这个讲到，一落款了，你一笑，他这个讲的人也有兴趣，那么你也开心，你也有兴趣。那这一组合呢，那么我愿意讲呢，你就愿意听。你说是不是?它这也有个组合问题。[⑧]
刘德方认为，讲故事要看对象，要能灵活应变，要善于加工改造，这是讲故事人的功夫，也是故事赢得听众喜爱的根本。
对于领导讲故事，我心情是好的，但是有一种拘束。……没想到现在国家对民间的东西这么重视啊，还要抢救保护。我们要有一种态度啊对待领导，保护抢救。人家对得起你，你就要对得起人家。我能记得10个，恨不得写11个出来，那我才对得起人家。我也不是争多大个名誉，但是领导推荐啊，专家认可啊，这个名誉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事先啊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回报社会，把这个东西讲好。如果有人愿意学的，我们也愿意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他，那么我们后继有人。老一辈传给我们，我们再传给下一代，不忘记我们意识的根本。在旅游景点讲故事主要是迎合。他们呢说你给我讲个荤的，我就讲个荤的;你给我讲个素的，我就讲个素的;你给我讲个长的，就讲个长的;讲个短的，就讲个短的;再讲一个就再讲一个，根据客人的要求。讲故事最长就半个小时，一般十几分钟，人家叫你讲，对你还是个锻炼，也是个宣传。[⑨]
到了城市，刘德方成了唯一的故事讲述者，他的听众就是慕名而来的领导、学者、记者以及观光的游客。虽然刘德方也下乡深入基层，但是，这时他在老百姓的眼里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德方子”了。因此，作为宣扬和保护的品牌，刘德方讲故事就渐渐演变为一项义务、一种工作。这样的意识和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刘德方的故事传承和故事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