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任何一个书写者，试图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总会遭遇同样的困境：限于个体的局限、视角的狭囿、认知材料的不完整，他就如同迷失于丛林中的旅行者，无法跃于森林之上鸟瞰全局，而只能披荆斩棘，自己开拓一条路径。回首一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很清楚自己就像那个迷失者，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呈现其全貌。
关键词：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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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书写者，试图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总会遭遇同样的困境：限于个体的局限、视角的狭囿、认知材料的不完整，他就如同迷失于丛林中的旅行者，无法跃于森林之上鸟瞰全局，而只能披荆斩棘，自己开拓一条路径。回首一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很清楚自己就像那个迷失者，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呈现其全貌。 基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限定，对于王华(仡佬族)的《花河》、田耳(土家族)的《割礼》《天体悬浮》、刘荣书(满族)的《浮屠》、央金拉姆(藏族)的《独克宗13号》等已经引起足够关注的作品，不再一一详述。下面记录的是那些或多或少处于“被忽视”的文学存在。 中国记忆的复杂性 从柏拉图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言说开始，文学与历史的纠缠与争斗一向是议论不休的话题。文学之所以能自立于历史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历史书写系统的别样记忆体系，涉及到理性与权力之外的情感、情绪乃至信仰与迷思。少数民族文学在多样性的记忆性书写中，尤其具有丰富中国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很长时间以来，地方性的、族群性的边缘记忆，在历史与文学史的主流叙事中往往处于主导性话语的阴影之下或者干脆就是“在场的缺席”。近些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化平等观念的提升，那种生机勃勃的多元记忆也浮出历史的地表。 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在《艾多斯·舒立凡》中显示出了他在表现技巧和思想上的圆融与成熟。这个带有浓郁诗性气质的长篇小说就如同一曲回环往复、无穷无尽的“阿依特斯”，艾多斯与舒立凡两位男女主人公穿梭在时空永恒的隧道之中，以数世数生悲欢离合演绎哈萨克人前世今生的心灵与情感。在50个独立成章而又彼此关联的故事讲述中，作者有着重塑哈萨克人历史与精神的雄心，举凡爱情、亲情、战争、别离、伤痛、反抗、诗歌、命运、变迁……都在不同的侧面映射着连绵不绝、日日更新的哈萨克文化。作者将虚构与写实、想象与实录、过去与当下、抒情与议论几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叙事中杂糅进史志、歌谣、谚语、论文等多种文体。这部小说显示了一种“元叙事”式的观念。在第三个故事中，舒立凡成了“我的奶奶”，她告诉“我”：“我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市是1953年。”但当我和旁人讲述时就会变成：“1953年，奶奶骑着褐色的高头大马来到了乌鲁木齐。”而到最后，我散布的信息里面则既不涵盖1953年，也没有乌鲁木齐了，只剩下褐色的高头大马。刚开始讲述时，我还知道大马是假的，但到后来，连我都记不清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匹褐色的高头大马了。这种对于叙述的自知之明，体现出一种对于历史与有关历史的想象之间裂痕与张力的清醒认识，从而赋予了整个文本一种理性清明的风格。小说不仅诗意地勾勒了哈萨克人演变发展的历史节点，也通过爷爷的故事讲述了当代哈萨克族如何在现代转型中融入到“国家”这一范畴之中。这是一篇将抽象性的理念与具体的细节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佳作，显示了少数民族青年一代作家不可限量的潜力。
内容摘要：任何一个书写者，试图记录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总会遭遇同样的困境：限于个体的局限、视角的狭囿、认知材料的不完整，他就如同迷失于丛林中的旅行者，无法跃于森林之上鸟瞰全局，而只能披荆斩棘，自己开拓一条路径。回首一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很清楚自己就像那个迷失者，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呈现其全貌。
关键词：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文学 作者简介： 家国同构的历史之内，同样蕴含着个体更为细致的记忆，比如有关宗教、亲情等政治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之外的内容。丹增(藏族)的《小沙弥》是叙事体散文、自叙传小说的合集，同时也可以视作是个体的亲历性记忆与想象性记忆在文字中的结合。《江贡》讲述了藏北大地上穷困的牧羊娃阿措如何一步一步在达普活佛的培育下成长为江贡活佛的故事，“寺庙的教育有时像一个学校——当僧童们晨钟暮鼓，齐聚大殿，在领经师的带领下诵读经文，学习宗教仪轨时，他们学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有时寺庙又像一个训练营，僧童们在这里学习舞蹈、音乐、雕塑、绘画，甚至采集草药和学习藏药的制作”。江贡接受达普活佛的临终祝福：施舍、戒律、忍耐、精进、禅定、智慧，可以看作是油尽灯传的结果。《童年的梦》中写到的“镜子”和“望远镜”意象充满象征意味，尤其是“镜子”，既包含了镜像阶段的主体确立，又有反躬自省的自我省察，还有窥见生死的明心见性的启悟。《生日与哈达》则回溯了叙述人一生中度过的三次生日：“佛门生日”、“革命化的生日”、“在莫斯科过生日”。作者写这三次具有标志性的生日关涉的是社会状况和个人命运的起伏转折，其中伴随着一直不变的是贯穿于三次生日的阿西哈达，那是从祖母、活佛、母亲一直传到自己手中，是慈悲、宽容、永恒的爱的象征，它是变中之不变者，就像肉身轮回中的灵魂。 从地域上看，艾海提·吐尔地(维吾尔族)的《归途》(巴赫提亚·巴吾东译)已经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文化与宗教上将穆斯林区域都涵盖进来。小说分上下两部：第一部“伸向大洋的路”讲述的是1948年，以阿提汗和艾克拜尔父子俩为中心的喀什维吾尔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圣之旅；第二部“太阳亲吻的地方”则是描写这些朝觐者带着对故乡的思念，他们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的生活。总体而言，小说采取的是欧洲流浪汉小说的模式。如果用时兴的名词来说，这是一部讲述离散的小说：离散与归乡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整个小说的叙事动力。从结构上来说，上部的离乡朝圣是一种信仰与精神上的归途，而下部朝觐后试图返乡则是肉体与情感上的归途，这两种归途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既有宗教又有世俗的维吾尔人形象。在素朴的文字和不经意的俗语运用中，闪现着维吾尔族的古老智慧、道德与金钱观念，在一些细节中也可以见到对于宗教本身的反思。小说本身写于麦加、拉瓦尔品第、喀什和乌鲁木齐的旅次之中，写作行为和文本本身之间就构成了互文关系。而最终文本将对于故乡的思念巧妙地转化为对于祖国的认同，不能不说是极为机智和讨巧的做法。 正所谓“隔教不隔理”，山东的回族作家王树理的《卿云歌》抒写的是庆云县从晚清到1980年代的风云变幻。其中的回汉人物众多，却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典型性格”，而是以平铺的笔致塑造庆云民众的群像和集体精神——他们都是“人民”的一份子。徐岩(满族)的《母乳》和《大寒》通过横截面式的场面描写，刻画了历史人物赵尚志和李兆麟的人生片段，颇有明清笔记遗韵。另外的一些文本，比如阿来(藏族)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是在发掘本地史料基础上对边地小县瞻对从清朝至民国，乃至到当下的200年历史沿革、势力消长、地理变化所作的描写。作者以“非虚构”的笔法切入到地区过往的叙述，因为后来者的优势，从而可以将其置入宏观历史中，夹杂总体情势的勾勒和分析，颇具重写历史的正襟危坐气象。它采用了“历史”的面目，凸显的则是以边缘之地为中心的观测之眼。 最能体现记忆的复杂性的则是那些跳脱出“历史”语法的作品，如泽仁达娃(藏族)的《雪山的话语》，它通过晚清到民初康巴地区的人事铺陈，形成一种我称之为“康巴记忆”的文本。它显然不仅仅是表达某种藏族风情史诗，“雪山”、“骏马”等意象当然可以做隐喻式的解读，然而无论是世俗的日常生活、战争的非常态事件、宗教的超验式体验都是一种地方与族群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积淀。这不是一种“藏地密码”，而就是藏地的存在本身；它不是魔幻现实，而就是真实和心理真实。康巴“倒话”的思维方式和诗意的语言潜移默化地融入在叙事之中。“倒话”是一种藏汉混合语，其基本特点是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但语法结构却与藏语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这就可以解释小说中那种糅合了感伤与豪放、细腻与粗砺、柔情与剽悍的陌生化笔触，以及需得经过延宕和反思才能获得理解的审美效应产生的原因。它是用一种混合语在写作，这种语言丰富了当代中文写作样式和情感思想的表现方式。所谓“雪山的话语”就是一种自足的内部言说，将贝祖村为代表的康巴作为一个中心，敷衍传奇，演义过往，成就一段独立的族群与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中的“康巴中心观”无视外在的进化论、人性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而着力于枝蔓丛生的民间与地方表达，从而为认识中国这一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边缘、边区、边民在这种话语中跃为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地方文化角逐力，在当下的文学文化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一旦产生就会形成新的生产力，为未来的写作和知识积累养料。正是无数这样的“话语”的存在，才让中国文学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