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要：北宋理学与喀喇汗智学发生在同一时期，北宋理学体现了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的变革，即从单纯注释的学术藩篱中解放出来，开始用思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解读儒家经书，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格物致知理论。喀喇汗智学体现了维吾尔文化的变革，即从专奉伊斯兰教经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开始研磨古希腊、波斯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并融合这些不同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智慧对认识世界和获得人生幸福的重要意义。认识论是哲学的基本元素，也是根本元素。通过比较我们将会发现，北宋儒学与喀喇汗智学的学术旨趣十分一致，而且两种学术思想的哲学追求也颇多共同点。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中国思想史上看，11世纪北宋的学术思想，迈越了以往的历史篱障，以一种开放的大气，兼容并蓄的风格，从注释经书的学术藩篱中解放出来，开始用思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解读儒家经书，将儒、释、道三家的学术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理学”。而11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也是从专奉伊斯兰教经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对古希腊思想和波斯、中国伦理发生浓厚兴趣，并融合这些不同学说中有益的思想成分，全面检讨以往维吾尔文化中混乱的理念，形成了具有理性化的思想体系“智学”。
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人的学术探究密切相关。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与喀喇汗智学领军人物优素福•哈斯•哈吉甫都是同时代人。周敦颐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张载生于1020年，卒于1077年；程颢生于1032年，卒于1085年；程颐生于1033年，卒于1107年，而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出生于1019年，约卒于1085年，他们都共同生活于11世纪的同一个时期。
北宋理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源，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宪章[1]。 喀喇汗智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依托智慧的指引而辨识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通过辨识世间万物生息的规律而辨识人类善恶共生的天性，再通过辨识人性善恶共生的天性而辨识除恶趋善的修炼正途。无论是北宋理学还是喀喇汗智学，都把“穷天理”、“究天道”作为寻求自我完善和改良社会的基础。
北宋的儒学家，在“穷天理”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经院派哲学家，诸如周敦颐、二程等，对于冥思苦想的功夫情有独钟，他们希望在深入对玄微的“理”的探悟过程中，发现“理”的妙义，然后在精神上达到“物我相合”的境界。周敦颐就认为，人之为人，在于能思。“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2]按照周敦颐的哲学，人所以能“思”，是因为人“得五行之秀”，所谓“得五行之秀”就是获得了认识“五行”独特的潜质。调动和发掘这个潜质，运用这个潜力就是“思”。“思”是一个认识“五行”的功夫，所以“故思者，圣功之本”。
二程认为，人的心中本来有知（即如周敦颐的“思”），但是心却不能直接体认到，而须通过“格物”来激活。这就是“格物致知”。
内容摘要：北宋理学与喀喇汗智学发生在同一时期，北宋理学体现了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的变革，既从单纯注释的学术藩篱中解放出来，开始用思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解读儒家经书，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格物致知理论。喀喇汗智学体现了维吾尔文化的变革，既从专奉伊斯兰教经书的桎酷中解脱出来，开始研磨古希腊、波斯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并融合这些不同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智慧对认识世界和获得人生幸福的重要意义。认识论是哲学的基本元素，也是根本元素。通过比较我们将会发现，北宋儒学与喀喇汗智学的学术旨趣十分一致，而且两种学术思想的哲学追求也颇多共同点。
关键词：热依汗•卡德尔;智慧;认识论;真主;优素福;理学;喀喇汗智学;学术;哲学;儒学;周敦颐 作者简介：“格物致知”一词最早出自《大学》。《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其中的“致知在格物”便是“格物致知”的原型。
南宋朱熹注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尽处无不到也。”[4]“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5]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绝不糊涂。
但是，二程的格物致知，其中格物的“物”，却不是朱熹所言的“事”，而是“理”。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6]于是，格物就是穷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7]那么要想对物有一个明了的判断，就得首先明了所要判断的“物”之“理”。“理”即“天理”“天道”，是万物所以成万物的的根源。求“理”的过程，就是认识万物所以为万物的过程。
但是，二程的求物之理，不是要以所求之理指导自己的行动，更不希望通过行动然后知理，“君子以知为本，行次之。”[8]他认为求物之理只是一种“冥思苦想”的功夫，“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9]这实际上是佛教打坐修行而致豁然开朗的“顿悟”功夫。所以，二程的“格物致知”虽然讲的是求理即认识万物的过程，但这个认识万物的目的却是为了顿悟“天理”，而顿悟“天理”的目的又是为了遵循永恒不变的“天道”。因为“天道”不可变，所以一切都不可变，人道自然也就不可变了。因此，二程的“格物致知”只是局限在了形而上的认识范畴，而这个范畴又被框限在“冥思苦想”之中，对于具体指导人们惩恶扬善和具体的治理社会，没有什么实践意义。
北宋儒学在庆历年间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变化便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文学家，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北宋的儒学家既然对政治十分热心，自然不能将“格物致知”局限在“冥思苦想”的功夫之中，因此，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就发起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倡导为学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学以致用。他们认为，北宋初年所以儒学不振，不是时代不需要儒学，而是儒学陷入到辨经训诂、专务礼仪的泥潭，文化精神沉郁而难以张扬。不仅士林风气萎靡不振，而且导致政治因循苟且。所以，儒学如果不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儒学难以张扬，而且政治也会迷失方向。
这是一种新风气，这种新风气缘于他们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们认为，“遵天道”也好，“穷天理”也好，还是“存天理，灭人欲”也好，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据此为己任。
在北宋儒学家看来，“天”、“地”、“人”为世间三才，而“人”居“天”、“地”之中，所以是三才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社会由于“人”而有意义。所以，“人”不仅上承“天”，下载“地”，而且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天”、“地”遵循的“道体”与人的道德伦理规范沟通起来，使其相契相合，达到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北宋儒学家的眼中，圣人、君子不仅仅只满足于自己修身养性，而且赋有教化民众、辅助国家、安定天下，即所谓的“立身济世”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