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知性/自然/日常生活/民族历史
【作者简介】崔荣，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清代以降，达斡尔族的文人诗歌①创作肇始，敖拉·昌兴的出现将其引入较高的发展层面，此后达斡尔族诗歌创作蔚为大观。面对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新的诗歌现象和庞大的诗歌数量，概括分析其诗歌品质就成为必然。只冠以“民族性”显然失之宽泛。笔者认为，“知性”或许是达斡尔族诗歌区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关键所在，也正能揭示出达斡尔族诗歌独特的精神构成与诗歌质地。本文所使用之知性属于诗学范畴。对于“知性”为何，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而言，知性是指抽象的、概括的、综合的精神能力。具体到诗歌领域，知性诗歌除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更应该在哲学的或日形而上的层面去理解，并且哲理性的内核应该是知性诗歌的重要构成，即该类诗歌偏重理性思考，具有玄学色彩；但哲理性并没有妨碍诗歌的诗美，由于理性的介入，这些诗歌往往由清明的理性节制着感伤与激情。诗歌此时就成为现实和哲思的融汇：现实指其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哲思表现为敏感多思、机智，具有对现实人生折光和抽象的能力，因之这类诗歌往往能把握人生和宇宙的真相，对生存有深刻的思辨。
达斡尔族诗歌的知性特征有其基础。达斡尔人的学校教育开始于17世纪70年代，至晚清，各地达斡尔农村已经普遍出现满文私塾，到光绪末年则兴办起大量汉文私塾，此外各地的八旗学堂也培养着知识分子，因此从历史上看，达斡尔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极高。而达斡尔诗人群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诗人往往也是学者。从达斡尔族文学的宗师敖拉·昌兴开始到钦同普②，再到当代诗人孟和博彦③、孟德苏荣④等都是如此。诗人们的知识储备足够令其诗歌涵容最大的智慧内核并承载相应的哲理异趣。
如前所述，对知性诗歌而言，诗歌的内在支撑是潜在的哲理，具体到达斡尔族诗歌这里，则反映为如下主题：从自然中获得启悟，从日常境界中体味哲理，省思历史，等等。可以说，很多达斡尔诗人都致力于以诗句表达人生甚至是宇宙的觉识，复杂深沉的精神内蕴构成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创作规律性的东西，并因其从近代(清)到当代的时间跨度而显示出某种笼罩性影响，或者说，形成了创作传统和资源，从而具有了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知性”是达斡尔族文人诗歌的重要特征。对自然、生活和历史的沉思让达斡尔族文人诗歌具有冷峻的诗风。笔者认为，“知性”或许是达斡尔族诗歌区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关键所在，也正能揭示出达斡尔族诗歌独特的精神构成与诗歌质地。具体到诗歌领域，知性诗歌除了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更应该在哲学的或日形而上的层面去理解，并且哲理性的内核应该是知性诗歌的重要构成，即该类诗歌偏重理性思考，具有玄学色彩。四、冷峻的诗歌风格对历史和宇宙的沉思赋予达斡尔族知性诗歌以冷峻的风格。可由于与达斡尔族生活几乎是血肉般的联系，达斡尔族文人诗歌中没有儒家传统诗教下易出现的超脱出世之风，而是带着大地般的凝重忧郁，当贡貂的艰难、大旱的焦虑、跋涉的艰辛、世间的不公、民族的悲情、战争的酷烈等成为诗歌的背景、底色乃至诗本身时。
关键词：达斡尔族;生活;民族历史;文人诗歌;哲理;思考;知性诗歌;狩猎;斡尔诗人;沉思 作者简介：一、从自然中获得启悟
人类一直直接或是间接地从自然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虽然曾经出现过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潮，但在很多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的少数民族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生的，自然同人一样拥有生命。因此表达人与自然万物的亲近、将自然人化或是崇拜自然等都是各族文学很普遍的主题，像蒙古族文学中的马赞就异常发达。同样，虽则经历数次迁移，但达斡尔人的生活范围却从未离开大河大山与原始森林，表达对自然的礼赞也顺理成章。其特殊之处在于，诗人们更进一步，从山水中获得智慧和启发，山水也成为精神的体现物。
额尔古纳河是达斡尔族的母亲河。在诸多描写额尔古纳河的诗篇中，金荣久⑤的《观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感》就将诗歌的精神核体放到由观河而获得的启悟上。诗人首先感慨江河的流动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流注灌溉湖沟时毫无间歇、永不懈怠和没有疏漏是其表现，而“一切流量与流向/都似有自己特定的节奏”、“其调度的流速与流向/都似有自己的原故”则更让人惊奇大自然超越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这里，激赏江河“不变”中所享有的自主标示着，作者已无人类中心意识而有更为阔大的宇宙关怀。此外，水还象征历史变易和沧海桑田。诗人则表述为，“自古留下之遗迹/如水一样清澈/古代留下之江河/今日深浅变化谁能测”，其中包含着物是人非的体验，而流水“变易”与“不变”的双重属性更在于，多年前流水如何走向，今天也很难把握：“古代留下之江河/今日深浅变化谁能测”，若再作更深一层考虑，这种现象却又正如历史本身，在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变迁中，只留下人们对于历史的阐述，但历史本身已经不可追回地逝去。最后，诗人的诗思从历史转向了现实。比如诗歌写到最清廉的衙门，在其为政过程中事事明晰，“其清者也莫过于水”；最精明的商人，在顺势而为、变动不居这一特点上，“其精者也莫过于水”。所以如果衙门从政和商人经营若能从“水”中获得教益，则在其事业开展的过程中自然会如水般顺畅：“若能似水样清/便不会被抛弃/若得水之鉴/便不致有失意。”全诗行文至此既有鼓励之情，又有警世之义。这里，对水的哲理性观照来自于达斡尔人对人与自然关联性的认识：既然人和人生都是自然的一个部分，那么自然当然可以成为人生的象征或是隐喻。
因为生存之地河、水和泉的丰富，这些自然物象还在达斡尔文人哲理性观照的视阈中，成为自我存在甚至是人类存在的镜像。例如孟和博彦就以《小泉》叩问人的生存困境。小泉落在丛生的杂草间，河道规定着它的流速和走向，这便是小泉的“生之困境”，而这也是人类的“生之困境”——我们的生存，从来都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规定。诗人问“举止文雅、安详，心性平和、恬静”的小泉，“这一切似乎在表明，你对生的困境安之若素？”其实也就替读者问出了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问题，那看来文雅、安详甚至有些呆滞的外表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异化和逃避？
当然，人生存的意义还在于对个体自身和周围环境的积极反抗，这也正彰显了生命的力量。在诗歌接下来的部分，波澜暗生。或者说，诗人发现了小泉的另外一面：“在你幽邃的心底，/却蕴蓄着永不枯竭的热能。/你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地贡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而这也是达斡尔人甚至更多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以水滴石穿的平静与踏实应对生命的坎坷苦难，于无声处听惊雷。并且在赞扬小泉反抗生的困境的同时，诗人开始辩证地思考小泉的生存：那是一种带着镣铐努力起舞的状态。小泉在动和静、沉重和轻盈、柔弱和锋利、被动和主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回复往返：“你性格沉稳，/但却不时地为雄伟的森林之曲，/伴合着悦耳的奏鸣。/而你那涓涓的细流，/则又像把锋利的剑，/它披荆斩棘。”恰恰是在对矛盾对立的几重因素的统一协调中，纤细的小泉在困境当中奋发有为，而且柔韧不屈地达到了目标。生命体味与哲理思考借由小泉获得了定形，更重要的是，两者构成一个严谨完整的抽象思辨与形象感觉的抒情世界。
除了江河，山、鱼、各类植物也都成为意象，散布在达斡尔诗人的诗歌中，助益诗人哲思的表达。从敖拉·昌兴的《四季歌》、《百花诗》到钦同普的《捕鱼歌》再到孟和博彦《春的使者》，孟德苏荣的《山》，苏华⑥的《致向日葵》，晶达⑦的《白马》，慕仁⑧的《蹄音与嘶鸣》等等，自然启悟诗人的心灵，也凝聚着他们对生存的思考：当严冬也不过是“大地从容换新装”，其后是诗人对四季轮回不曾变易的认知；兴安杜鹃“怡然”地傲雪开放，内里是诗人对生命生生不息力量的赞许；山的岿然不改一再被孟德苏荣强调，源于它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特点，比如恒常和坚定，这表明诗人在更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把握住了山，而山此时也超越了物质生存层面的意义，成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在对“被动而无奈地等待日出”的向日葵的批判和对“驮着展翅的思想”的奔马的赞美中(《白马》、《蹄音与嘶鸣》)，诗人表达着对自由自主的生命强力的热望。在达斡尔诗人笔下，自然山水作为客观对应物，为诗人的现实感悟和哲学沉思赋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