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西方的“史诗”概念传入中国以来，南方史诗的类别研究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深层影响，呈现出不断扩大化、复杂过趋势，先后提出了“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复合型史诗”等不同概念类别，1980年代以前的史诗类别研究主要受到社会进化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1980年代后主要受到了民俗学理论流派的影响，并导致了南方史诗研究从“资料取向”转向“学科取向”的范式转换，南方史诗不再仅仅视为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而是重新定位为与民众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口头传统，成为族群历史“范例的宏大叙事”，从而极大开拓了南方史诗类别研究领域。
关键词：南方史诗;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复合型史诗
引 言
与西方的史诗研究传统相比，我国的史诗研究，尤其是南方史诗，仍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的状况。“先天不足”是指与西方两千年从未间断的史诗研究传统相比，中国的史诗研究历史不足百年;“后天失养”是指从20世纪中叶到80年代初期，国内史诗研究基本上为“社会进化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统摄，史诗充当了为社会发展规律及民间文学类型学提供佐证资料的工具，直到80年代中后期以后才逐渐从“资料取向”转向“学科取向。”[①]。
从国内史诗研究状况而言，北方史诗研究成果及影响明显大于南方史诗研究，这除了与众多学者深入调查研究，吸纳国内外学术成果，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多年持续研究的诸因素密切相关外，与北方史诗类型多为长篇英雄史诗，与《荷马史诗》类型较为相近也有内在因素。
相形于北方民族的史诗研究，南方民族的史诗研究为历史学、宗教学、文学、神话学等等学科所覆盖的局面仍未打破，这种“作为文学文本的史诗”研究忽略了其作为活形态的口头传统的性质，没有顾及到史诗与民众生活、精神世界相依相生的深层关系，从而忽略了对史诗的叙事传统、程式特征、演述模式、仪式叙事、叙事范型、传承人、文本类型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这些问题中，南方民族史诗的类型界定一直是个纷争不已的学术悬案，这一个“老大难”问题直接影响到南方史诗研究的本体认识论及研究走向等重大学术课题。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一研究课题学术史的梳理，探讨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推进南方史诗的可持续深入研究。
内容摘要：20世纪初,西方的“史诗”概念传入中国以来，南方史诗的类别研究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深层影响，呈现出不断扩大化、复杂过趋势，先后提出了“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复合型史诗”等不同概念类别。
关键词：史诗;南方民族;神话;英雄史诗;研究 作者简介：一、南方民族史诗的类型诸说
回溯南方民族史诗类型研究历程，学术界对南方民族的史诗类型界定，主要有“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复合型史诗”等六种。
在这些南方史诗类型中，“创世史诗”的提出较早，据李子贤研究，“创世史诗”这一学术概念最早出现于1927年开明书店印行,黄石著的《神话研究》。该书第二章《巴比伦神话》中的第二节《创世纪》提到：“巴比伦的创世神,以史诗的形式,歌唱传诵,称为创世史诗(The epic of creation)。”[②]1924至1928年，黄石在广州白鹤洞协和神科大学读书，跟随校长龚约翰博士(Dr. John S. Kunkle)研究宗教史，翻译了很多西方民俗学理论文章，并应用于对国内民俗现象的分析中，这些文章在1923年陆续发表于《晓风周报》上，后由开明书店于1927年集成《神话研究》单行本发行。[③]黄石的神话研究对我国早期民俗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他还约钟敬文撰写有关民俗的文章，对钟敬文从文学创作转向民俗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创世史诗”这一概念并非是黄石本人所创，而是译自西方民俗学论著，且所指对象也是限于巴比伦神话中的创世内容，并未涉及到国内的创世史诗。“创世史诗”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及广泛应用应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1980年7月出版，由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第一次提出明确提出“创世史诗”的学术概念，并认为此概念内涵与“神话史诗”是相一致的。“创世史诗创世史诗又称为神话史诗。它主要讲述一个民族在远古与自然的争斗和成长壮大过程，诸如开天辟地，人类生成，祖先的创造业绩。”[④]据段宝林回忆，“创世史诗”这一概念应是由当时参加钟敬文主持的《民间文学概论》编写组中的李惠芳提出的，而这一概念又源于“创世神话”这一原初概念。[⑤]
“神话史诗”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段宝林提出。据他回忆，60年代初期，北大中文系师生在共同编写《民间文学概论》讲义时，就发现过去的西方“史诗”概念不能概括中国的史诗实际。西方只有英雄史诗，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还有许多描写开天辟地、创造万物、洪水之后人类再生以及民族迁徒等内容的史诗，它们比英雄史诗更加古老，并且主要以神话的幻想故事为主，因此在民间史诗中，除英雄史诗外又新加了一类“神话史诗”。[⑥]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对“神话史诗”的概念内涵作了这样的阐释：“史诗是反映历史题材的长篇叙事诗, 也是口头的历史课本。史诗中有以远古神话为题材的是神话长诗, 如《苗族古歌》、《阿细的先基》、《梅葛》、《勒俄特依》(彝族)、《创世纪》(纳西族)、《密洛陀》(瑶族)、《布伯》(壮族)等等, 歌唱世界的开辟、人类的诞生, 包含着丰富的远古神话故事, 是珍贵的历史文献”[⑦]
“神话史诗”这一概念与“创世史诗”、“原始性史诗”存在着概念重叠交叉情况，有些学者把三者同等观之。如刘守华把认为西南民族中流传的“神话史诗”或“创世史诗”合称为“神话史诗群。”[⑧]李子贤认为“创世史诗是一个民族最早集体创作的长篇作品，它描绘了这个民族最初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种种解释和看法，所以又称作是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⑨]
国内学者中，李子贤、刘亚虎两个学者倾向于把南方史诗界定为“原始性史诗”，这一概念涵盖了南方史诗的不同主题。李子贤把南方民族原始性史诗类型分为创世神话型、创世—文化发展史型、战争描写型、迁徙型等四种。第三种类型类似于“英雄史诗”，但因“与通篇描写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着力塑造崇尚武功的英雄人物的英雄史诗”存在着显著差异，所以并未定义为英雄史诗歌。而第四类“迁徙史诗”既不涉及“创世”过程，也不以浓缩的情节内容去反映人类早期的文化发展而只追忆先民迁徙的情景。[⑩]这四种不同史诗类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都属于原始性史诗的概念范畴内，且呈现出不同时期的逻辑发展关系。刘亚虎也把南方民族的史诗界定为“原始性史诗”，并把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纳入原始性史诗的范畴内。[11]
“迁徙史诗”这一概念出现于是80年代。从史军超的发表于1985年的论文《哈尼族迁徒史诗断想》一文来看，“迁徙史诗”是从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的“英雄史诗”脱胎而来，它有一个从内部分类到单独成立的过程。《民间文学概论》中史诗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迁徙史诗被归入英雄史诗类中，“英雄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还有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大迁徙”。[12]史军超从风格、主题、产生时代三个方面对英雄史诗与迁徙史诗的差异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将二者合为一类是不恰当的，迁徙史诗应当与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并列成为史诗的三大门类之一。”[13]这应该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把南方史诗划分为创世、英雄、迁徙三大类。从中可以看出，南方史诗中的“创世史诗”与“迁徙史诗”皆从“英雄史诗”中脱胎而来，应该说是把西方史诗理论与南方史诗的实际相结合取得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