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不同民族而言,口耳相传的文化与文字记录的文化同样重要。在用文字记录的文化中,我们发现手抄本或称手稿文化在很多民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些民族中出现了新型的传承人,他们不再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这类新型传承人,我们将之称为"书写型"传承人。在电子媒介时代,他们对口头传统的传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口耳相传; 书写型; 传承人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口述与书写:满族说部传承研究”(项目编号09CZW070)阶段性成果之一
人类学会说话花费了数百万年的时间，在声音世界的滥觞之地，语词是人类活跃的交流工具。人类学会使用文字花费了几千年，文字作为工具，在纸张发明并大量使用之前，人们将其书写在泥板、羊皮、竹简或树叶上。对语言、文字的崇拜伴随着人类的发展。
“书写型”传承人的出现及其传承的文类
对不同民族而言，口耳相传的文化与文字记录的文化同样重要。在用文字记录的文化中，我们发现手抄本或称手稿文化在很多民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些民族中出现了新型的传承人，他们不再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他们并非文盲，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的教育水平很高);有晚清的秀才;有专门给皇室讲故事的黄大衫队;有名的故事家;地方文化人;研究人员或学者;氏族的萨满或穆昆达。他们从小生活在民族聚居区，本氏族或生活的村庄中都有浓厚的“讲祖”氛围;家族中的长辈经常给他们讲家族的历史或故事;都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们阅历丰富，个人表达能力强，有的能够当众讲述，有的却只能说或写。这类新型传承人，我们将之称为“书写型”传承人。目前我们研究的“书写型”传承人有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1]、赵东升[2]、赵君伟、何世环[3]，锡伯族民间故事(长篇)传承人何钧佑[4]，回族民间故事传承人杨久清[5]及苗族《亚鲁王》传承人陈兴华[6]。
这些“书写型”传承人可分为单一型传承人和复合型传承人两类。单一型传承人主要传承他人讲述的内容(很多传承人对自己故事的具体来源大多能够记忆)，不创作或很少创作完整的文类。代表人物有何世环、叶福昌、关世英、关铁才、关正海、鲁连坤;复合型传承人除了家传的说部之外，还主动搜集、记录其他人讲述的内容。讲述时对原来的故事进行修正、加工、补充，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作”，即传承兼创作型传承人，指能编讲完整故事的一些讲述家。代表人物有满族说部传承人傅永利、赵东升、关墨卿、马亚川、傅延华、富希陆、富育光、傅英仁、徐爱国，其他传统传承人何钧佑、杨久清及陈兴华。
这四个不同的口头传统在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满族说部(2006年)、苗族《亚鲁王》(2010)、何钧佑老人讲述的“锡伯族民间故事”(2010年)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久清民间故事(2007年)被列入“省(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富育光被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文类角度而言，苗族《亚鲁王》学术界公认为史诗，杨久清老人讲述的都是民间故事，而满族说部与“锡伯族民间长篇故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我们来看这四个文类的简要情况：
苗族《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方言区苗人的迁徙与创世的历史。史诗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他们世代颂扬的英雄。目前出版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史诗部分》汉文与苗文对照本，诗行长达10819行。
而杨久清老人讲述的民间故事体裁庞杂，目前统计已过1000则。1988年，老人被沈阳市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称号，2007年被辽宁省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称号。
内容摘要：在一些民族中出现了新型的传承人,他们不再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这类新型传承人,我们将之称为"书写型"传承人。在电子媒介时代,他们对口头传统的传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传承;书写;手抄本;锡伯族;研究 作者简介：满族说部：历史地看，民间文化一直都是口耳相传的，满族说部沿袭了满族“讲祖”习俗，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最初在氏族内部以血缘传承为主，后渐渐地以一个地域为核心加以传承。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满族各氏族祖先的历史、著名英雄人物的业绩、氏族的兴亡发轫及萨满教仪式、婚丧礼仪、天祭海祭等;篇幅简繁不等，少则几千字，多则几十万字;原为满族民众用满语说唱，现多用汉语以说为主;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长篇叙事诗等方式被民众保留下来，是韵散结合的综合性口头艺术。[7]目前已出版丛书两批，逾千万字，第三批即将付梓出版。
何钧佑讲述的“锡伯族民间长篇故事”：以锡伯族部落时代的生产、生活活动和英雄传奇为题材，故事内容丰富，有讲述神话传说的，有描绘爱情故事的，还有描述英雄人物传奇的，人物有孝子孝女、烈士、谋士、奇人、残暴的大汗等，这些故事反映了锡伯族自氏族部落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专家称这些“土故事”为“锡伯族活态史诗”。目前已出版《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上下)，老人讲述的《乌初勒西漫游记》已采录完毕，整理出文稿约19万字;老人讲述的《擅石槐统一鲜卑》刚刚采录完毕，目前正在整理采录稿。
我们发现这四个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书写在特定时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媒介的书写及手稿文化
借用奥丁[8]的话来说, 文字是智慧和神圣的结合:
罗纳文字你务必找到,
这些字符都含义深长,
字符伟大而威力无穷。
它们乃智慧之神创造,
圣明的神灵赋予活力,
文字之神勒石来镌刻。
对文字的崇拜让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天雨粟, 鬼夜哭”的奇观。而文字作为人类交流媒介史上出现的第二个主要媒介，那些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总是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经典,随时间推移变得愈发珍贵。[9]
媒介环境学者认为媒介的四个历史分期为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文字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口语不再是继承传统、口头传说和历史的唯一手段;在这个时代里，口语不再用来记述历史，因为需要用口语来记述历史的情况不复存在，口语最适合记述历史的情况也不复存在。文字的确创造了一种储存和再现记忆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