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语民族的口传统和英雄史诗蕴藏丰富,极具民族特色,是他们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其中的很多作品早已跨越国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宏大的英雄史诗甚至已经成为国内外专门的研究学科。本文将回顾和展望其学术史,钩沉和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突厥语诸民族;史诗;学术史
基金项目: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13&ZD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1964-),男(柯尔克孜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方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柯尔克孜族百科全书《玛纳斯》综合研究(13&ZD144)”首席专家。关于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的研究从19世纪下半叶兴起之后,就一直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早已形成了世界性格局。在近年来的发展势头愈加迅猛,成果不断推出,成了一门显学。
一.十九世纪的初始阶段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俄国及西方学者在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开展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突厥语各民族长期以来以口头形式流传的民间英雄史诗作品逐渐冲出地域的篱障走向世界,开始得到国际上有关学者以及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从此以后,对于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研究逐步成为国际突厥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得到发展。纵观早期的研究,乔佐克(Chodzok)应该说是第一个搜集出版中亚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西方学者。他早在1841年就出版了土库曼以及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人的英雄传奇和诗歌。[①] 其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突厥语民族的民间文学和史诗搜集、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者主要有乔坎·瓦里汗诺夫(1835-1865)、V.V.拉德洛夫(1837-1918)、G.H.波塔宁(1835-1920)、E.A.迪瓦耶夫(1856-1932)等学者。
来自哈萨克贵族家庭,接受过俄罗斯系统教育的沙俄军官乔坎·瓦里汗诺夫[②]不仅对中亚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研究,而且于1856年、1857年数次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地区和我国的伊犁、特克斯等地进行调查记录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作为沙俄军官,他对上述地区的考察明显地带有政治目的,但他考察之后撰写的《伊塞克湖日记》(1856年)、《准葛尔游记》(1861年)等著作以其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而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亚柯尔克孜历史及民间文化弥足珍贵的材料。特别是他记录的《玛纳斯》史诗中的著名传统章节“阔阔托依的祭奠”,在同后世玛纳斯奇唱本的比较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这个片段先后用各种文字堪布,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参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③]
在研究中亚各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由V.V.拉德洛夫搜集编选出版的丛书《突厥语文学的典范(Specimens of Turkic Literature)》。丛书共分为十卷,其中前七卷由他本人搜集并翻译成俄文和德文于1866-1896年间由俄国科学院(圣彼德堡)出版,收录了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哈萨克、南西伯利亚、阿尔泰等诸突厥语民族以及我国维吾尔族的史诗、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资料。各卷所收入文本的具体情况为:第1卷《阿尔泰诸民族的方言》1866年;第2卷《阿巴坎(哈卡斯)方言》1868年;第三卷《哈萨克方言》1870年;第四卷《巴垃宾(Barabiner)、鞑靼(塔塔尔)、塔布勒和土满塔塔尔(Toboler and Tumen Tatar)方言》1872年;第五卷《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方言》1885年;第六卷《塔兰齐(维吾尔族)方言》1886年;第七卷《克里米亚突厥民族的方言》1896年。[④],后三卷则分别由其弟子们搜集并翻译成俄文,于1899-1907年间由拉德洛夫编辑,在圣彼德堡出版。具体情况是,第八卷(奥斯曼突厥语族民族卷)由I.库诺斯(I. Kunos)搜集并翻译成德文,1899年;第九卷(乌梁海、阿巴坎鞑靼(塔塔尔)等南西伯利亚民族卷)由N. F. 卡塔诺夫(N. F. Katanov)搜集并翻译成俄文,1907年;第十卷(噶高斯(Gagauz)卷)由V. 莫什考夫(V.Moshkov)搜集并翻译成俄文,1904年。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等因素,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卡拉卡勒帕克等中亚的一些重要突厥语族民族的民间文学没能收入拉德洛夫的十卷本中。
内容摘要: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语民族的口传统和英雄史诗蕴藏丰富,极具民族特色,是他们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一些宏大的英雄史诗甚至已经成为国内外专门的研究学科。
关键词:史诗;研究;突厥语;民族;吐尔地 作者简介:在拉德洛夫所搜集、编选出版的这一套丛书中,最引人注目、对后世史诗及民间文学研究者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收入他于1862年在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地区,1868年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部以及楚河地区搜集的有关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史诗《玛纳斯》及其他史诗资料的第五卷以及为这一卷本撰写的长篇序言。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占据了第五卷的大部分篇幅,收入其中的史诗文本包括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玛纳斯》、第二部《塞麦台》、第三部《塞依台克》等三部的主要传统章节。此卷于1885年在圣彼德堡出版后又由他本人亲自翻译成德文很快在德国莱比锡出版。[⑤] 书中收入的有关《玛纳斯》史诗的资料共计12454行,其中《玛纳斯》9449行,其余的3005行为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交老依汗》、《艾尔托西图克》等另两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这些资料以其全面性和系统性,从刊布之日起就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玛纳斯》最原始、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在东方学家、古典学家中引起轰动。西方的很多东方学家、古典学家都通过这些资料纷纷开始对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发表各自的看法或开始进行研究。彼德堡大学教授艾.皮特里、维.维.罗森,法国学者巴尔比耶.玛约尔、帕费.库尔特里,德国学者特赫.穆尔.库尼等都认为《玛纳斯》史诗在西方世界的刊布是一件巨大的文化事件。[⑥] 帕费.库尔特里通过对这个文本的分析后提出:《玛纳斯》史诗中,伊斯兰教和原始的苍天崇拜习俗都有鲜明的印记,游牧民族的史诗中狩猎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史诗英雄的坐骑、猎鹰和猎犬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朋友。玛纳斯去世后,他的阿克库拉骏马、白隼鹰阿克匈卡尔、猎犬库玛依克比人还伤心。[⑦]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诺拉.察德维克[⑧],伦敦大学教授亚瑟.哈托[⑨]、前苏联学者日尔孟斯基[⑩]等都曾对这个卷本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在第五卷前言中关于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玛纳斯》宏观详实的田野调查报告对西方那些专门研究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古典学者以及以后的其他史诗学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世界民俗学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在当今民俗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口头程式理论”的创立者帕里和洛德就曾经深受其影响。[11]
G.H.波塔宁本人虽然是西伯利亚土著人,但是他却在搜集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民间文学方面成绩卓著。他所搜集的民间文学作品大多集中在《西南蒙古纪事》、《哈萨克-吉尔吉斯和阿尔泰故事和传说》、《蒙古人的格斯尔王传》等著作中,而他对中亚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中世纪欧洲史诗中的东方母题》(莫斯科,1899年)、《哈萨克和西伯利亚鞑靼人古代古代传说、习俗和宗教的研究问题》等[12]。
巴什基尔族裔的E.A.迪瓦耶夫于1890-1900年在哈萨克地区进行了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并将自己搜集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汇集成11卷本的《锡尔河地区各种资料汇编》于1891年至1915年间出版。书里的内容包括为数众多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以及其它民俗资料。[13]《民族志学资料集》(Ethnographical Sketches)是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书中除了收有《叶地盖勇士》(Idige-batyr)、《舒拉勇士》(Shura-batyr)、《比开特勇士》(Biket-batyr)等数部哈萨克史诗之外,还有卡拉卡勒帕克民间歌手演唱的《阿勒帕米斯》(Alpamys-batyr)的文本[14]。
除了上述学者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交替的时代在中亚民间文学搜集研究方面有成就者还有俄国彼德堡大学东方系教授V.V.巴尔托里德(V.V.Barthold 1864-1963)、匈牙利学者赫尔曼·万波里(Hermann Vambery 1831-1913)和格里格·阿利玛西(Georg Almaxi )等。V.V.巴尔托里德不仅撰写了诸如《蒙古入侵之前的突厥斯坦》等有关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以及中亚伊斯兰教文化方面的著作之外,还是第一位刊布突厥语民族古代部落乌古斯著名史诗《先祖库尔库特书》原文和俄文译本的学者。[15] 此外,他还在《1893-1894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还论述了有关《玛纳斯》史诗的情况。 赫尔曼·万波里于1863年化装成传教士在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搜集了许多史诗资料并出版了16-17传说《玉素普和阿合买德》(Yusuf and Ahmed)的韵文体科学版本[16]。格里格·阿利玛西于1911年用国际音标的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语和德文译文在《东方学》杂志上刊发了《玛纳斯》史诗“英雄玛纳斯与儿子赛麦台话别”一章,并对有关问题做了大量科学注释。在注释中,他对《玛纳斯》史诗的内容、诗歌韵律和结构特点进行了讨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