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文体之一，自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经过民族识别固定下来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一度引起议论，但是在过于强大而坚硬的主导性阶级斗争话语中，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在题材上有些新奇之外，基本上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认同中进入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公民的文学书写脉络中。辩证地看，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往对话，本质上是彼此沟通、相互学习、异质互惠、共同前行的过程。据此可见，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在全球化、改革开放、西部开发三重语境的交互作用下，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参与文化大循环活动，进而以市场时代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总体化时代的传记方式彰显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
关键词：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民族性弱化;多源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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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文体之一，自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其他文体，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明显具有民族性弱化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在全球化语境中呈加重态势。追根溯源，“五大层面”的根源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国家意志层面中华意识的价值趋同；二是经济杠杆层面日渐深化的西部路向；三是民族交往层面互动共生的文化融合；四是艺术机制层面传受市场的媒体拉动；五是文体姿态层面站立潮头的美学引领。正视并厘清这五大根源，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矫治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非合理的去民族化”症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民族性弱化；多源性；发生
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汉民族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集合体。与口传民间文学和书面创作的其他文体相比较，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越来越显示出民族性弱化的征候：文学载体从口传性到书面化，观照视野从区域性到全球化，书写语言从民族性到汉语化，习得机制从自在性到体制化，精神向度从本土性到现代化。深入追溯这些征候发生学上的根源，科学总结社会生活、文化交往和艺术机制等因素对报告文学文体功能的深刻影响，对于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意志：中华意识的价值趋同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将这种国家化、中华化的过程称之为“现代进程”，是因为这种过程总体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和人类成长的大势。这种现代进程，明显受到六大因素的拉动：一是新中国对55个少数民族的身份指认；二是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民间口语文学的搜集、整理运动；三是启动于1958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四是10年“文革”主流政治话语对于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挤兑；五是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组建以及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的创刊；六是以“骏马奖”为代表的文学奖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导向。上述接连而至的国家文化行动，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渐进式地渗透到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谁也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实践给少数民族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革。这些巨大变革的实质是，原来不仅在地域上处于边缘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边缘的各少数民族，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一下子被拉进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轨道，加入到共同构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中。”[1]
这里所说的国家现代性宏大叙事，主要指涉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式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亦即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国家主流意志，现经梳理、整合、规范，被统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通行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主要表现在理论、理想、精神、道德等基本层面。其关键指标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在新中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关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论阐释可能不尽相同，但其核心价值目标始终未变，其中显然涵容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领导、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主线。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视域观察，新中国的国家意志、政党观念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意识高度兼容，达成了本质上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的宏大价值叙事，不仅广泛规约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创作格局，而且还深刻影响到新中国文艺学科“人民共和”的建构形态。辩证地看，中华意识有利于将各少数民族文学统合到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之中，但“中华”的本义实为中部（乃至中心）华夏，因为古代华夏民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位居“四方之中”，是汉族最初兴盛之地，因而客观上存在汉族中心论的嫌疑。当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华夏民族主流思想利器后，国家意志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对于极具现实和批判基因的报告文学的统摄作用就更加显著了。有如刘大先所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过程本身就表明了它的国家意志和当代背景，其间必然涉及现代文化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新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经过民族识别固定下来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一度引起议论，但是在过于强大而坚硬的主导性阶级斗争话语中，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在题材上有些新奇之外，基本上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认同中进入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公民的文学书写脉络中，谈不上被1980年代的研究者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特性’的地方。这也是在考察中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历史分期时需要注意的地方”[2]。
具体到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而言，国家意志的高调出场可能导致作家们刻意追求所谓普适性主流题材和某些重大社会主题，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一些区域性民族题材和本土性生命关怀，客观上压缩或不同程度地磨平了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色，进而加剧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民族性弱化过程。这在穆青等人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回族作家穆青先后担任过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编辑，《东北日报》记者、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副社长、社长。出于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合著或独撰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抢财神》、《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风帆起珠江》、《潮涌中州》、《赶着黄牛奔小康》、《两张闪光的照片》、《情系人民》、《苏南农村第三波》、《格尔木在呼唤》、《中原“金三角”纪行》、《彩色的世界》、《十个共产党员》等大量报告文学文学作品。特别是《县委书记的榜样》，被视为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报告文学思想和艺术水准的标杆式作品之一。受国家意志和中华意识的深刻规定，作者在采写过程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匿了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作品写到主人公去世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这种具有鲜明时代胎记的真情抒写，一度使“焦裕禄”成为具有原型意味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共名”。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意志和党的利益趋同下的少数民族身份的隐匿化写作，不仅贯穿着穆青的全部创作实践，而且成为了那个年代众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认同，因而具有“集体无意识”的时代特征。《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也有类似的描写：“一天下午，吴吉昌叫喊起来，豆粒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直往下落，终于痛得昏迷过去。……大家赶到炕头，一看这阵势，都说不中了。于是，汤素莲和他的妹妹慌手慌脚地给昊吉昌剃了头，穿上了老衣”；“就在这个时候，吴吉昌睁开了眼睛。亲人们流着泪围在他的身边，要他交代后事。他摇摇头，很久很久，才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死，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中的“老坚决”潘从正，在面对他人的忠告——“算了，常言道：五十不种树，六十不盖房，你都快七十啦！还守着苗圃干啥”时，老汉激动地回答：“俺哪里是为自己，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可见，时代性、典型性、先进性（或党性）成为穆青报告文学创作的最高原则，这也是新中国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学创作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具有政治高度的作家，穆青并非没有民族意识，只是他的民族意识与当时众多的作家一样被裹挟在中华意识的帷幔之中。有人从民族新闻报道的角度指出：“民族新闻报道一直是穆青关注的焦点。穆青曾多次提出必须加强民族报道，1980年在新华社召开的民族报道座谈会上，他明确指出，通过民族报道，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沟通各民族间的感情，消除民族隔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实现整个国家各民族的四个现代化；通过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宣传报道，大力支持扶助边疆的建设，有利于加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3]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7年，这种国家—中华—政党叙事一直是包括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主流写作理念，并深深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文学思维。蒙古族作家萧乾、壮族作家华山、满族作家柯岩等人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秉持着这一写作理念。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同样值得关注。作为旧中国的“过来人”，他不仅写出了歌颂社会主义草原新生活的《最鲜艳的花朵——草原英雄小姊妹龙梅和玉荣》、《奴隶村见闻》、《绿荫深处》、《日出》等报告文学，而且对报告文学文体创作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早在1964年发表的创作谈中，他曾明确指出：“报告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报告性的文学，或文学性的报告。报告性、文学性，这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报告文学。何谓文学性？增加一些华丽的词藻，插入一些风景描写，能不能说就具有了文学性？优美、流畅的文笔是需要的，但据我理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主要是要求写人，写出有个性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4]他认为，报告文学可以甚至应该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意志，但要像孙谦的《大寨英雄谱》那样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形象、鲜明、突出、生动的文学来展示社会主义雄心壮志。在新时期为《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所作的导言中，他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与历史背景的极端重要性。时隔20年的前后两次表态，以互文的方式印证了他的中华性与民族性、意识形态性与文学艺术性辩证统一的文学思想。玛拉沁夫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还表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固然重要，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容动摇。他的这种看法，可视为老一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者共同而自觉的追求。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文体之一，自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经过民族识别固定下来以后，‘少数民族文学’的问题一度引起议论，但是在过于强大而坚硬的主导性阶级斗争话语中，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在题材上有些新奇之外，基本上在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认同中进入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公民的文学书写脉络中。辩证地看，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往对话，本质上是彼此沟通、相互学习、异质互惠、共同前行的过程。据此可见，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在全球化、改革开放、西部开发三重语境的交互作用下，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参与文化大循环活动，进而以市场时代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总体化时代的传记方式彰显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
关键词：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民族性弱化;多源性;发生 作者简介： 经济杠杆：日渐深化的西部路向 所谓经济杠杆（economic lever），通俗地讲就是经济的杠杆功能，指国家集团或相关经济组织利用价值法则和物质利益原则来调控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行为的手段。我国现阶段经济杠杆的作用，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运用社会主义价值法则，以有效调控社会经济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目标的实现。现有文献表明，“小康”一词最早源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邓小平1979年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将其作为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目标性概念。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三种基本杠杆模式。社会主义经济杠杆及其逐步演进的模式路径，全面推进了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社会发展步伐，扩大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交往幅度和开放活力，促成了少数民族非虚构性报告文学的“东部向往”和走进主流文学对话轨道的精神期盼。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生产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以西部为中心并辐射至西北、西南的广大山地。这里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甚至相当恶劣，新中国成立以前乃至成立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生产力水平低下，属于典型的山地经济或山寨经济。在此情形下，作家们很容易滋生民族自恋（或自卑）心理，进而阻碍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与东部主流文学间的对话交融。藏族学者严英秀认为，“相比主流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时候依然是面目模糊的缺少主体独立性的存在。这一方面缘于少数民族自身处在地理和文化的双重边缘，另一方面更因为少数民族作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无法处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无法融入真正的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的主流层面，使得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文化他者观赏、期待、误读，但被同族疏离、漠视、遗忘的尴尬境遇，因而难以担当审视民族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精神走向并完成民族文化转型和精神重建的任务。”[5]这种对于“民族现代性”的焦虑，在全球化时代的汉民族文学中也有表现，并非少数民族文学所独有。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当程度上焕发了相对封闭甚至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创造热情，刺激了少数民族文学向时代文学高位的靠拢，客观上推进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合理的去民族化”的步伐。前述萧乾、穆青、华山、柯岩等人的报告文学实践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与报告文学这种“趋同性”文体相比，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则更为强调内容选择和审美表达的“异质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一般而言，具有悠久、独特乃至深厚社会历史传统的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其文化心态较为自信，在民族交往和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更多的民族固执性和文化保守性。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固执性和保守性，在作品中通常以“原乡意识”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在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如“三大英雄史诗”）以及栗原小荻、阿库乌雾、张承志、阿来等作家书面文学中有着遮掩不住的显现。与原乡意识相辅相成的，是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小说家们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恐惧和抗拒。这种潜蕴于民族心理深处的原乡意识，表面看来千差万别，本质上仍然是人类故乡情结和乡村记忆的民族化、区域性艺术表现。 作出上述判断并非没有根据。同是少数民族作家，但后起的报告文学文体显然有别于虚构类创作。无论是采写国家经济建设的《神河断流》、《太平洋纪实——来自世界经济论坛东亚经济峰会的报告》，还是抒发民族豪情的《万里赶羊》、《西藏最后的驮队》、《独龙江公路交响曲》、《科尔沁沙地绿色启示录》、《四胡之神》、《腾飞吧，锡林郭勒》、奥奇的《向世界宣战——“仕奇现象”及其引发的民族品牌意识》、《日出江花红胜火——右江百里文明河谷巡礼》，抑或是将国家建设与民族情怀有机统一起来的《祖国的翅膀》之类的作品，报告文学都显示了不可争辩的中华性和现代感，很少看到孤独体验和感伤情绪。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所决定的，本文将在第五部分展开论述。 我们说经济杠杆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互动推进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并判定其主旋律式的国家叙事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该文体的民族色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更好地保护民族根性而放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国家明确提出并大力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不难预期，这将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文学进步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共有40多个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l%；在现有155个民族自治单元中，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84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云贵青三个多民族省份也地处西部。湖南湘西、湖北恩施两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由此看来，国家西部大开发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国务院办公厅还于2011年特别下发了《关于印发兴边富民行动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办发[2011]28号）。该规划实施范围超越了狭义的“西部”，涵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9个省、自治区的136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构成西部开发战略的辅助工程。与此同时，国家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全国共有22个，总人口不足60万人。国家计划今后10年内，每年投入5亿总计50个亿帮助其发展。[6]这些大规模国家行动，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报告文学推进了开发、开放的时代洪流中。 宏观考察，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本质上是存在与意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生活决定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具有其自身的精神独立性，并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进程。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以及“西部开发”的战略性推进，将大大激发包括西部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在内的文学创作热情，由此产生的文学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又将反过来促进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尽管按照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规律的阐释，文学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不一定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但报告文学这种紧贴时代地面前行的非虚构性文体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依赖关系，正好反证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二者间的总体平衡规律。基于此种立场，我们对“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报告文学间的双向互动意义作出了正面而积极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