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此种多元混融性既与白族民间文学在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层累叠加有关，也与白族民间文学与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整合有关。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特质及在多向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开放性与民族性协调平衡的发展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同时，白族民间文学又是白族民众创造出来的属于白族这个群体的文学，它与白族文化、白族社会、白族历史、白族民众的生活紧密关联，必然又打上白族烙印，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一、白族民间文学的特质张文勋主编的《白族文学史》中将白族文学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内容上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社会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
关键词：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摘要：多元混融是白族民间文学最突出的特质，其具体表现为文类体裁丰富多样、文学文本互文印证、多种类型互融并存、多元观念交织共生等方面。此种多元混融性既与白族民间文学在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层累叠加有关，也与白族民间文学与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整合有关。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特质及在多向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开放性与民族性协调平衡的发展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董秀团(1977-)，女，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等。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伴随着民族平等政策的推行和各少数民族地位的日益提高，少数民族创造、传承和享有的文学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不断推进的同时，更好地审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也成为学界的共识。进入21世纪，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呼声越来越高，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路径和特色的学理审视成为必然需要。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与汉族文学相对应的概念被提出来，它包含和具备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殊性看来已是题中之义。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有与汉族文学不同的特殊性，但是少数民族文学本身也是有内部差异的，包含着55个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学实践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本身也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异质性。对此的认识，只能首先仰赖于对单一族别文学的细致考量，在此基础上再总体审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本文选取西南地区人口较多、分布较广、历史较悠久、文学较丰富的白族来探讨其文学的特性。白族文学包含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部分，但相对于文字书写的文学而言，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拥有更为久远的传统，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范畴。
白族民间文学首先属于文学的范畴，自然具有文学的共性。同时，白族民间文学又是白族民众创造出来的属于白族这个群体的文学，它与白族文化、白族社会、白族历史、白族民众的生活紧密关联，必然又打上白族烙印，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
一、白族民间文学的特质
张文勋主编的《白族文学史》中将白族文学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内容上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社会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其二，形式上丰富多彩，主要的文学体裁俱全且每一体裁中又有许多类别，每一种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三，在发展过程中既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因素，又给其他民族以影响；其四，解放后的白族文学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并未消失[1]。这里的归纳，主要也是从民间文学角度出发的，至于内容上的民族性、形式上的丰富性等特点则亦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并非白族民间文学不可替代的指征。
还有学者曾就白族文化的特质作出阐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我们讨论白族民间文学特质的参照。段炳昌指出南诏大理国具有土巫释儒道融汇化合为一体的文化趋向和多元复合性文化特质[2]154。这里所论虽是针对南诏大理国文化，但笔者认为，南诏大理国文化为整个白族文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很多方面甚至影响并规约着白族文化后来的发展路径，所以南诏大理国文化的特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是白族文化的特质。杨政业论及大理宗教文化时谈到了类似的观点：“自从唐宋以来，大理地区区域文化是一种多元、混融复合型文化。”[3]
笔者认为，多元混融也是白族民间文学最核心的一个特质，该特质是白族民间文学诸多特点中最突出的方面。这里的多元与混融并非平行并列的关系，多元是基础，混融是此基础上的整合表现。应该说很多民族的文学都具有多元丰富的特点，但多元并不一定带来混融。而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显得尤为突出，它不仅体现于形式和表层，更是从内层发散出来的一种特质，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性也并非只是拼盘或杂烩，而是多元叠加、有机整合后形成的复合性、整体性特征。
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一方面源于自身。白族是在融汇、吸纳不同的族群因子和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白族民间文学在长期发展、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的、具备不同阶段特点的文学形式，因而白族民间文学这个整体本身就是丰富元素的总和。另一方面，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则与白族文化处于多元文化交汇地带故而白族文学能够长期与外部文学进行交流不无关系。在历史上，白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很早就拉开了交流的序幕，白族民间文学深受汉文学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地缘、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对印度佛教的接受以及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外向辐射力又使得白族民间文学与印度文学、东南亚文学之间发生了丝丝缕缕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同样是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形成的重要原因。白族文化吸收的外来文化很多，但最终又能够被白族文化系统整合，故而呈现为既多元又混融之面貌。在白族民间文学的自身发展和外向交流中，不同的文学形式和文化因子之间不是线性代替关系，也不是互相割裂地发展，而是在丰富积累叠加基础上达成的有机整体。
有的少数民族其文学自身的发育和发展程度不太充分，文学的自身混融性和一体性也比较突出，但此种混融是单一基质上建立的混融，与白族民间文学多元丰富积累甚至发展分化成熟基础上的再次贯通整合的混融有所不同。
内容摘要：此种多元混融性既与白族民间文学在自身不同发展阶段的层累叠加有关，也与白族民间文学与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整合有关。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特质及在多向互动中建立起来的开放性与民族性协调平衡的发展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同时，白族民间文学又是白族民众创造出来的属于白族这个群体的文学，它与白族文化、白族社会、白族历史、白族民众的生活紧密关联，必然又打上白族烙印，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一、白族民间文学的特质张文勋主编的《白族文学史》中将白族文学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内容上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社会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等。
关键词：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二、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之体现 多元混融作为白族民间文学的核心特质，是白族民间文学由内而外、从局部到整体所散发出来的突出特点，因而不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均有充分的表现。 (一)文类体裁丰富多样 从神话、史诗、叙事长诗、故事、传说到歌谣、谚语、谜语、俗语、戏曲、曲艺，每一种民间文学的重要体裁在白族文学中都能找到，并且几乎每一种体裁都形成了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汇聚成了白族民间文学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体裁文类的丰富多样本身就是白族民间文学高度发达的体现和证明。 这些文类和体裁之间虽有区分，但也体现出明显的混融性特征。以创世史诗为例，从内容上说，其与神话有混融，都是对开天辟地等民族宏大叙事的关注，从形式上而言，歌舞乐相混融，将多元因素汇聚一体。比如流传于洱源西山地区的《创世纪》，以“打歌体”为表现形式，其形式融诗、乐、舞为一体，与白族民众的民俗生活高度互融，充分体现了多元混融的特点。 此外，白族民间文学中丰富多元的文类体裁的产生，大多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混融。白族戏曲曲艺吹吹腔、大本曲都是在外来移民携入的“弋阳腔”基础上融入白族民间原有歌舞艺术、叙事传统而形成的。 再者，在白族民间文学中，神话的光怪陆离、史诗的壮丽宏大、歌谣的通俗真挚都离不开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塑造。白族民间文学中的每一种体裁在依循着属于该种体裁的艺术手法的同时，又加入了本民族的独特创造，既具备体裁共性又被打上了白族烙印。以民歌为例，传统歌谣中常见的赋、比、兴等手法在白族民间歌谣中运用广泛，与此同时，月亮、花、蜜蜂等意象的存在为白族民歌抹上了独特的民族色彩，反意歌、一字歌、串枝连等独特的表现形式充分体现了白族民歌特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又使得白族民间文学身上多元混融的特质更加明显。 (二)文学文本互文印证 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4]。从互文性理论出发，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它文本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反而言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种种影响亦会在文本中留下痕迹和烙印。综观白族民间文学本身，此种文本间性亦即互文性体现得十分突出，这又恰恰印证了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特征。 白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文献文本与口述文本的互文实例。南诏以来在白族民间流传着一种增、减、重新组合汉字笔画和偏旁部首的古白文，一般与汉文夹杂使用，但流传范围较窄。所以白族文化除了以口传为主外，主要靠汉文书写典籍记录。加上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覆灭后白族文化典籍曾遭大规模焚毁，所以白族的传统文献典籍不多见。但即便如此，白族文化包括文学的部分材料却得以在一些汉文典籍中记录下来。这些文献记载的文学文本又与民间口述文本共同流传，形成密切的互文性关联。《九隆神话》《火烧松明楼》《望夫云》等均是典型例证。晋常璩《华阳国志》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记载了九隆神话。徐嘉瑞认为：“又九隆神话，当以南中志及后汉书为正，此外皆后人伪托。”[5]九隆神话在白族民间也以口述的形式在传承，妇人捕鱼水中、触木而孕、产子十人、沉木化龙、龙舐幼子、九隆为王、十子娶妻等主要母题在文献记载和口述文本中基本一致，体现了高度“互文”的特性。除《九隆神话》外，民间还存在《九龙圣母》《龙母神话》等变体，同样具备感龙而生等核心母题，可以被统摄到“互文”网状系统中的文本十分丰富，充分说明了该神话的深厚生命力。对《火烧松明楼》传说的记载，可见于《白古通记》《南诏野史》《滇载记》和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等地方文献。诸种文献中记载详略不一，但南诏欲吞并五诏、建松明楼、焚死各诏等情节是一致的。除了地方史志，民间还流传着《火烧松明楼》的诸多口述异文，其主要情节与《白古通记》等所载亦大体一致。《望夫云》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颇大，其文献记载主要见于《大理府志》《大理县志稿》等地方文献，这些地方文献的来源依据当也是民间流传文本，所以在文献和口传文本间同样只存在细节的差异，互文性十分突出。 白族民间文学中还存在不少口述文本与仪式文本的互文实例。剑川一带正月十五有专门纪念青姑娘的姑娘节。当地的白族妇女会凑钱买好所需物品，请人扎一个青姑娘人偶，打扮成白族妇女的样子，到村中场坝祭奠，大家抬着青姑娘在村中巷道游行，边走边跳边唱，叙述青姑娘悲惨的身世。这一仪式对应的就是民间长诗《青姑娘》，长诗叙述了一个善良、勤劳的白族姑娘从小给人做童养媳，受尽折磨最终无奈跳进海尾河自尽的故事。此种互文性亦存在于前述《火烧松明楼》传说中，白族民众将传说的起源附会于火把节，火把节仪式中竖火把、点火把、染指甲等习俗均是对传说内容的印证，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大本曲的演唱也体现了仪式与演述文本之间的互文。白族民间流传着“在家莫唱梁山伯，出门莫唱陈世美”的俗语，强调的就是演述场合与演述文本的契合问题。所以，七月祭祖时节，常唱《傅罗白寻母》《三下阴曹》《黄氏女对金刚经》等与鬼魂、地府有关的曲目；上梁、新居落成仪式上，多唱《蔡状元修洛阳桥》等曲目；家中结婚、办喜事，要唱大团圆结局的曲目。七月半唱《傅罗白寻母》，艺人演述目连救母故事的过程，也是对文本“上穷碧落下黄泉”感人事迹的仪式性重现。 (三)多种类型互融并存 在白族的神话、故事等文类中，不仅有着丰富的基本类型而且每一类型下面还常常存在多种亚型，这同样是白族民间文学多元混融特质的表征。以创世神话为例，一方面，其关注人类早期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映白族先民对宇宙、世界万物以及自身的探索和思考，对外界和自我的认知，具有所有创世神话、史诗共有的宏大叙事特征，另一方面，白族的神话史诗在具体的叙述中又体现了先民对创世问题的多元化思考，创世神话不同亚型混融交织。白族创世神话的典型文本有《开天辟地》《创世纪》《人类和万物的起源》等。《开天辟地》叙述盘古变成天，盘生变成地，天地修成后，盘古盘生死去，盘古死时身体变成了世界万物[6]13。《创世纪》中说到盘古盘生变成天地后，又化身为“木十伟”，木十伟的身体变成了万物。《人类和万物的起源》讲述，远古时代天地相连混沌不分，两个太阳在天上互相碰撞，导致天地分开，小太阳坠落海中时海心冒出的石柱顶天撑地[6]1。如果说《开天辟地》和《创世纪》是化生型创世神话的代表，那么《人类和万物的起源》则反映了白族民众另外一套创世体系观，在两个太阳相互碰撞导致天地分离的叙述中，蕴含着先民关于天地万物在物质本原和运动、变化中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 在人类起源神话和洪水后人类再殖神话中，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同样得以充分体现，有些文本自身就兼涉了不同亚型。《东瓜佬和西瓜佬》中，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东山上结的紫瓜中走出一个小伙，西山上结的白瓜中走出一个姑娘，二人结为夫妻繁衍了剑川坝子中的人。所以，现在剑川白语中还用“东瓜佬”代表“爹”[7]。这里的冬瓜与葫芦具有同类属性，故该文本也可被视为是葫芦型人类起源神话。《人类和万物的起源》中，最初的混沌世界里，两个太阳相互碰撞，落入海中的太阳被大金龙吞入肚中，又变成肉团从龙腮迸出，炸开撞碎的肉团变成万物，肉核变成了一个女人劳泰和一个男人劳谷，劳泰和劳谷结成夫妻，繁衍人类。这可视为人类起源神话中的天父地母亚型。除了人类的初次起源，白族民间文学中人类再殖母题也形成了兄妹婚再殖人类亚型、人间孑遗男子与天女婚配亚型等不同亚型，同样体现了多元混融的特征。《创世纪》《开天辟地》《鹤拓》《兄妹成亲和百家姓的由来》《伏羲和娃妹》《点血造人》《人种与粮种》中都有洪水后兄妹结婚再殖人类的情节，体现了对人类起源于男女两性相结合的懵懂认知。《氏族来源的传说》《虎氏族的来历》中，有兄妹结婚生下的女儿嫁给熊、虎等动物繁衍人类的情节，是兄妹婚和人与动物结合繁衍人类相粘连的亚型。笔者在剑川石龙村收集的《桥生与龙女》《龙王三公主》故事文本，则是作为洪水遗民的人间男子与身份特殊的异类女子婚配后完成再殖人类的使命。 白族龙故事中多种亚型的存在亦体现了此种多元混融之特质。笔者曾将白族的龙故事分为五种类型：善龙，龙帮助人克服困难或为民除害；龙作恶，治恶龙；人与龙成为朋友；人与龙相恋或结为夫妻；感应生龙，人变成龙，人死后封为龙王[8]。在每一类型下面还可看到多种亚型的并存交叉，如人龙婚配下面就还有龙女报恩、乐人与龙女、龙娶凡女等亚型。此外，大黑天神故事下面包含了吞瘟疫亚型、斗恶蟒亚型、本主亚型。蛇郎故事除了典型的433D型之外还兼具433F氏族始祖型。 (四)多元观念交织共生 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性，是多样、混融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反映和多元混融观念的体现。在这个文字和语言构筑的世界里，交织着白族民众的观念、意识、思考和心声，其间或许有着矛盾、碰撞，但最终又达成了更高层面上的混融和整合。 白族民众具有多元混融的信仰观念，这在白族民间文学中有着最集中的体现和反映。解析白族民间文学的文本，可发现其中有白族原生信仰和本土崇拜的内容，有佛教的影响，有道教的痕迹，有儒家的意识，有的文本更夹杂了前述几种信仰崇拜。而这样的状况，完全与白族民众现实的信仰图景相呼应。白族民间不同宗教体系神祇和平共处的景象随处可见。如剑川石钟山石窟中，南诏王本主造像、诸种佛教造像和代表本土原初崇拜的女性生殖器造像便同堂共处。白族民众或许分不清自己信奉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也无意去做这样的区分，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护佑自己就可以去崇奉。正因为白族民众信仰观念的开放、多元映射到了文学中，故文本中又处处体现出此种多元信仰之态势。 大黑天神故事就体现了佛教信仰与本主崇拜的融合。大黑天神本是印度教湿婆神的化身，后被佛教密宗吸收。大理地区的大黑天神不仅作为密教的护法神，而且被纳入了本主信仰的系统中。“大黑天神作为本主供奉的年代较久，至迟在大理国(宋代)时期已经盛行”[9]。如此早就进入到白族本主信仰的体系，说明大黑天神这一外来神祇已经完全被白族民众所认可。大理的湾桥、石龙等地均供奉大黑天神为本主，也都流传着相似的大黑天神本主传说。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倾向在白族文化中有明显表现，在白族民间文学中也留下了痕迹。白族大本曲、本子曲中都有关于目连救母故事的曲目，故事中既有对表现目连之孝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抒发，也有对佛教因果报应、业报轮回观的描述，而目连用锡杖打开地狱之门救拔母亲及亡魂的情节与道士超度亡魂仪式和破地狱科仪很有关联，曲本中还有“我妈她拜观音经，爹拜天地水三官”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