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动物故事的特殊魅力国际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都是把动物故事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几部故事类型索引也是如此。二、幻想故事的构成及其演进在国际故事分类体系中，最大的一块是普通民间故事，日本学界称为“本格昔话”，其中又大体区分为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两大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将生活故事按内容划分为19个门类，即长工地主故事，工匠斗争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巧女故事，傻婿故事，奇巧婚配故事，恶婆婆的故事，恶夫、恶妇故事，后母故事，孝敬老人故事，三子学艺故事，勤俭故事，公益义行故事，师徒故事，勤学故事。另立“机智人物故事”，下分五类：劳动者机智故事，文人机智故事，游侠式机智故事，机智少年故事，其他机智故事。
关键词：民间故事;类型;艺术世界;诙谐文化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运用现代民间文艺学中的母题、类型分析方法，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口头与书面形态，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跨文化比较与源流探寻等分别进行个案解析，体现出微观与宏观审视的结合，融汇了中外故事学的积极成果。
关键词：民间故事；类型；艺术世界；诙谐文化
作者简介：刘守华，1935年8月出生，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中国民间故事从萌生到发展、成熟，大约经历了2500年。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的一些故事就已引起史官和文人的注意，并开始用文字把它记述下来。从秦汉魏晋时期的《山海经》《列异传》和《搜神记》，到唐代的《广异记》和《西阳杂俎》，从宋元时期的《夷坚志》《夷坚续志》，到明清的《耳谈》和《子不语》《咫闻录》等等，其中保存有成千上万则口述故事。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发起人们采录研究歌谣、故事的热潮。经过20世纪20-30年代、50-60年代和80-90年代三个民间文学黄金季节，我们所积累的故事资料已达到数十万篇，一部史无前例的故事巨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正按省市分卷陆续出版。此外，还发现了大批优秀故事家正从事着鲜活的故事讲述活动。
民间故事以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而成，富于趣味性与教育性。它们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本文就那些常见故事类型，对中国故事的艺术世界作一个粗略的宏观扫描。
一、动物故事的特殊魅力
国际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都是把动物故事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几部故事类型索引也是如此。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搜罗最广，列出的动物故事类型达150个；金荣华就三部民间故事集成所作的分类编码，动物故事类型为50个，它们是中国各族民间故事中常见动物故事的代表。
丁乃通按AT分类法，将动物故事分为“野兽”、“野兽和家畜”、“人和野兽”、“家畜”、“鸟类”、“鱼类”、“其他动物与物体”共七个系列。动物故事的情节结构和它折射出的人类社会生活世相繁富多样，如按内容很难合理分类，这样按故事中的动物角色来归类，自然简便得多，于是被众多学人所乐于采用而流行开来。
我主张吸取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对动物故事的分类法，将它们大致区分为“动物”以及“动物与人”两大系列，这样似乎既简便，也反映出这些故事本身的艺术构思特点和中国民间故事积累的实际状况。
1.完全以动物为角色，在动物世界里展开的故事。常见类型有“小鸡崽报仇胜野猫”，“兔杀狮”，“豹狼挑拨离间”，“猫装慈悲吃老鼠”，“猫教老虎上树”，“用尾巴钓鱼上大当”，“猴子把心肝留给家里”，“狐狸中了计，兔子笑裂嘴”，“水牛涂泥斗猛虎”，等等。故事中角色之间的冲突纠葛，既是按动物的生活习性展开的，十分活泼有趣；又象征性地折射出人类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特点，或人们在社会斗争中积累的某种经验教训。如关于弱者团结起来或充分运用自己的勇敢智慧从而打败强敌的闪光思想，就在那些关于小动物战胜大动物的生动叙说里得到有力的表现，给予在困境中奋斗挣扎的民众以宝贵的启示和鼓舞。
2.还有一类故事是以人与动物的纠葛构成有趣情节的。这样的类型有“中山狼”，“老虎怕屋漏”，“老虎求医报恩”，“义犬救主”，“八哥鸟报仇”，“猫狗结仇”，“动物报恩人负义”，“人心不足蛇吞象”（相），等等。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不外乎与人敌对祸害人类，或对人友善助人得福两方面，民众口头叙说最多的是人与动物互相救助的感人故事。它既反映出在漫长岁月里人与周围动物结成的亲密友好关系，也折射出传承这些故事的广大民众善良慈爱的心地。有些就人与动物之间的纠葛所构成的故事包含着复杂深邃的内涵，读来发人深思。如在中国众多民族和地区流行的“猫狗结仇”这个故事类型，借猫狗出门为主人寻找失去的宝物，主人却赏罚不分，以致猫狗结成怨仇的叙说，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不公，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动物故事中的动物形象，以拟人手法构成。在拟人化过程中，人们不仅要尊重有关动物角色本来的生活习性，还受着历史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影响，打上动物崇拜或图腾崇拜的烙印。川湘鄂一带的土家族以白虎为图腾，广西壮族以蛙为图腾，虎和青蛙在这两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便大都以亲切可爱的正面角色出现。居住在湘鄂西山区的土家族，由于世代传承着对白虎的图腾信仰，人们便以亲切口吻讲述“义虎”助人的故事；云南阿佤山的佤族居民，没有这种信仰背景，老虎便常以骄横愚蠢的角色出现，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故事中许多动物形象的塑造，在以它们自然形态为基础的同时，还融合着相关民族的传统习俗在内，由此也赋予故事以丰厚文化内涵。
西方学者常常认为中国动物故事不发达，汉族有限的动物故事又缺乏对动物生态的活泼表现。这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采录极不深入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印象。大规模采录各族民间故事以来所获得的资料表明：中国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傣族、壮族、佤族等，都有丰富的动物故事存活于口头之中。动物故事的活跃，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民族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经常和多种动物接触，熟悉其生活习性，同时又有着慈爱动物的文化传统。
动物故事以描绘奇特有趣的动物世界来吸引人们。这个动物世界并非动物自然生态的，而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射。它们“形似”动物世界，却“神似”人间百态，成为两个世界的巧妙融合，并由此寄寓丰富而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口头文学家正是在这似与不似之间施展艺术智慧编织故事，赋予这些动物故事以妙趣横生又意味深长的魅力。
二、幻想故事的构成及其演进
在国际故事分类体系中，最大的一块是普通民间故事，日本学界称为“本格昔话”，其中又大体区分为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两大类。这一分类法被中国民间文艺学界所吸取沿用至今。但中国的这两类故事不论在微观和宏观上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
幻想故事的流行是世界性的，中国这类故事在古代称为“志怪”，“五四”以后长时期被有关学人叫做“民间童话”，还有叫做“魔法故事”或“神怪故事”的。它们在中国各民族的口头文学中数量最多，内容与形式最为丰富多彩，也最受民众喜爱。
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收录幻想故事类型达200个。金荣华依据四川、浙江、陕西三部故事集成所作的类型索引，提取幻想故事类型约80个。我们编撰的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选取流传范围较广，内容与形式最具代表性的60多个类型进行具体解析。
国际学人对幻想故事类型的个案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至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宏观体系。其中AT分类法将神奇故事划分为“神奇的对手”、“神奇的亲属”、“神奇的难题”、“神奇的帮助者”、“神奇的宝物”、“神奇的法术”、“神的赏罚”等几个故事群，在分类上自然也是一种可贵的尝试，但失之笼统，又难以避免重合交叉，更难于适应历史文化背景各自有别的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
参照国际分类体系及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构成的这类故事的民族特色，我们把中国幻想故事大略分成：神仙与人，神奇婚姻，鬼狐精怪，神奇儿女，魔法和宝物等五大类。
1.以超人的神佛仙道为重要角色介入人间生活而构成的故事，有“求好运”，“请穷神”，“烂柯山”，“渔人遇仙”，“神仙增寿”，“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撵城隍”，“城陷为湖”，“井水当酒买”，“天雷打恶媳”等类型。这些被民众赋予神圣光彩的角色包括如来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阳神、雷神，以及山神、龙王、城隍、土地爷、灶王爷，还有张天师、八仙等等。他们大多来自民间的佛道信仰，既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又是人们亲近的朋友和导师，常常帮助人们解脱危难，主持人间正义，惩罚社会邪恶。但他们的帮助并不是能够轻易获得的，必须百折不挠，历尽艰辛，才能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他们；或者是主人公某种善良崇高的行为感动了他们，才获得他们的援救与奖赏。获得这些神圣力量的帮助，并不意味着主人公形象的软弱消极，实际上是主人公优良品格的一种转化；一旦故事里的主人公失去这些优良品格，神和仙人就会离开他们，甚至招来惩罚。一位得到八仙帮助，“井水当酒卖”的酒店老板娘子，因贪心不足埋怨没有酒糟喂猪，后来遭仙人唾弃立刻恢复贫困就是一个有趣例子。还有以“偷听话”为核心母题编织的“两兄弟”、“两老友”故事，只是设置了一个动物精灵向山神报告人间秘密的神奇环境，让两位主角偶然闯入，由其自身作为造成大快人心的善恶报应，构思极为巧妙。也有像“撵城隍”这样的故事类型，叙说人们对神权的抗争与蔑视，闪耀着可贵的英雄主义光彩。正是由于民间故事在驰骋幻想时，总是遵循着自己面向社会人生的叙事逻辑，由此将口头文学家的褒贬爱憎情感蕴含其中，才具有引人入胜并发人深思的魅力。幻想故事在以民间信仰为背景的同时又能超脱信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2.鬼狐精怪是另一类神奇力量和幻想形象。在人类原始文化背景上，由于受“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观念的支配，认为自然界的鸟兽虫鱼，乃至山石草木，都具有人的灵性，能成精作怪，便在口头文学中形成一系列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动植物精灵形象而传承下来。中国早在魏晋时期的众多笔记小说中，就有关于“百岁鼠化为神”，“千岁之鼋能与人语”，“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等等记述。我们在唐人戴孚编撰的《广异记》中，就读到来自口头的狐精故事33篇，精故事16篇，蛇精故事11篇，其精美形态和现民间口头传承的同型故事相差无几。
动物精灵形象具有两重性，在传统意义上它们多扮演祸害人类，与人为敌的邪恶角色，由此构成的故事类型有“云中落绣鞋”，“狼外婆”，“中山狼（瓶中妖怪）”，“孩子和山妖”等。从这类故事的早期形态看，精怪肆虐，惨烈可怖；现在口头流传文本则大多以主人公战胜妖魔获得大快人心的结局为特征，在相互较量中突现主人公（以少年居多）的勇敢智慧与谋略。故事中的蛇妖、狼精、山妖、水怪等等，最初本是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界异己力量，后来在口头文学中被赋予社会属性，成为压迫者和邪恶势力的象征，相关故事也就具有了概括反映民众进行社会斗争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丰富内涵。凶恶的狼精装扮成和善的外婆来诱骗天真幼稚的孩子，显然只有联系社会斗争中的复杂情况，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深刻含义。
比较起来，人们自然更乐于讲述动植物精灵与人友善，帮助人们解脱危难实现美梦的故事。东北地区流行的“人参娃”讲述千年人参幻成红衣小孩成为好心挖参人的朋友并帮助他们致富，就是这方面优美动人的佳作。
3.许多可亲可爱的动植物精灵，更多地出现在“异类婚”或“神奇婚姻”故事系列中。其类型构成有以男性为异类的，如“蛇郎”、“神蛙丈夫”；更多的则以女性为异类，如“天鹅处女”、“田螺姑娘”、“龙女”、“蛇妻”、“虎妻”、“狐狸媳妇”、“鱼姑娘”等。男女情爱既是民间故事永恒主题之一，其叙事形态又富于变化而显得多姿多彩。“蛇郎”故事的构思是以蛇郎的变形来象征男性境遇的突变，由此将两姐妹的美丑性格作鲜明对比；“神蛙丈夫”中的青蛙，就其由卑贱丑陋遭人歧视的异类转化为富有英俊的王子而获得女性青睐的故事线索而言，和“蛇郎”有其相通之处。但它着重表现的是青蛙求婚时在哭笑之间能使山崩地裂的巨大能量，以及最后蛙皮被毁，追求人间幸福的美梦遭到破灭的悲怆结局，从而使两个故事的内涵明显有别。至于在异类充当女性角色的那些类型中，女方主动以身相许，大多出于对勤劳善良的小伙子的报恩或对人间夫妻生活的追慕，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但每个类型又各具特色，以“女强人”姿态出现的龙女和性情温顺围着灶台打转的田螺姑娘形象构成鲜明对比；天鹅或孔雀仙女因受天国戒律约束而不得不飞返故国，蛇妻因丑陋原形被人窥视而难以在人间立足，两者的意趣迥然有别。鱼姑娘故事中有丈夫浪子回头的穿插，虎妻故事中有女主人公兽性复萌遭致家庭毁灭的叙说，象征性地展现出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复杂情态。我曾经认为，在中国民间歌谣中，最优美动人的是情歌；那么，也可以说，在民间故事中，凝聚着充沛情感与想像最富于魅力的，就是这些浪漫主义的爱情故事了。
在鬼狐精怪故事中，关于鬼的故事值得特别提起。中国文化中的鬼有多种类型，楚辞《九歌》中的“山鬼”，《吕氏春秋》中的“奇鬼”，以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鬼”，实为以自然界某种特异动物为原型，又被人们赋予神秘特性的角色，不在我们考察之列。我们这里所讲的，是以“人鬼”为角色的故事。按《说文》：“人死归为鬼”，又《正字通》：“人死魂魄为鬼”。民间信仰中，出于对死亡和冥间的畏惧，便赋予鬼的形象以阴森可怖危害人间的特征，正如《说文》所概括的：“鬼阴气贼害”。口头文学家以这种信仰为背景，却又突破世俗流行观念，编织出许多意趣深远的鬼故事。其主要类型有“捉鬼卖鬼”，以诙谐有趣情节表现人们不怕鬼的豪迈情致。还有“渔夫和水鬼”，“鬼妻”，“鬼母”等等，鬼的形象均扮演着正面角色；曲折婉转情节和含蓄的喜怒哀乐之情自然来自世俗人间，但因缘“鬼”而发，故事情节借助于同鬼信仰的强烈反差而显得分外奇特感人。和他国幻想故事相比，中国的鬼故事似乎内容与形式都格外独特别致。
4.幻想故事中的“神奇儿女”和“魔法、宝物”两个系列，其中的主人公或由于先天生成的怪异形体，或由于后天获得的神奇宝物、魔法与技艺，从而成为无所不能的强者，在人间创造出种种惊世骇俗的功业。
其中“十兄弟”、“枣核儿”、“黑马张三哥”这几个类型，均以怪异儿为主人公，他们生来或躯干高大如巨人，或体形小巧似枣核，或人兽合体马头人身；怪异形体生出超人能耐，使他们在对邪恶强暴势力的斗争中所向无敌。
还有一些类型，如“龙子望娘”，“猎人海力布”，“早发的神箭”，“头上长角的国王”，“神木鸟”，“打开山洞的宝钥匙”等，其中的主人公并无与生俱来的神异特性，只是由于偶得宝物，误吞宝珠，修炼法术，通晓某种秘诀，便能化身为龙向压迫者复仇，或可听懂鸟言兽语预知人间灾祸来临，或可用宝钥匙打开藏宝的山洞，或造出“神箭”，差点射杀了残暴的国王，等等。他们借助于神奇宝物或魔法的帮助而成为在人世间创造奇迹的英雄。
关于宝物、魔法的幻想，同民间道教信仰有着一定关联。道教神秘信仰中就有使用法器（宝剑、令牌等）和禁咒、符录以降妖伏怪的内容，它们常转化为故事情节。但作深入考察后就可发现，这些宝物、魔法幻想中，包含着人们渴望揭示大自然奥秘，控制自然力和主宰宇宙的可贵精神。有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幻想。能飞越千万里直达皇帝宝座的“神箭”，所表达的不就是关于远程火箭的幻想么？至于那只完全由匠人巧手高艺造就的“神木鸟”，由中国古代《鲁班造木鸢》的传说及风筝制作工艺生发而来，更是一则闪射异采的科学幻想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内容摘要：一、动物故事的特殊魅力国际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都是把动物故事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几部故事类型索引也是如此。二、幻想故事的构成及其演进在国际故事分类体系中，最大的一块是普通民间故事，日本学界称为“本格昔话”，其中又大体区分为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两大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将生活故事按内容划分为19个门类，即长工地主故事，工匠斗争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巧女故事，傻婿故事，奇巧婚配故事，恶婆婆的故事，恶夫、恶妇故事，后母故事，孝敬老人故事，三子学艺故事，勤俭故事，公益义行故事，师徒故事，勤学故事。另立“机智人物故事”，下分五类：劳动者机智故事，文人机智故事，游侠式机智故事，机智少年故事，其他机智故事。
关键词：民间故事;类型;艺术世界;诙谐文化 作者简介： 三、生活故事、笑话的艺术情趣 民间故事中另一个大的板块是写实性的生活故事和笑话趣事。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收录幻想故事类型（含宗教故事）约200个，生活故事和笑话类型加起来为480个。金荣华据三部故事集成所提取的类型，幻想故事方面是80个，生活故事和笑话方面是170个。后者的数量约超出前者一倍，以上两组数字所表明的情况大体一致。从口头文学的实际状况而言，生活故事和笑话趣事的数量较之幻想故事无疑要超出许多倍，它们的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艺术形式和风格活泼多样，不拘一格。因便于即兴创作，在民众口头俯拾即是，但形成跨越广大时空的著名类型的作品相对于幻想故事而言却少得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将生活故事按内容划分为19个门类，即长工地主故事，工匠斗争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巧女故事，傻婿故事，奇巧婚配故事，恶婆婆的故事，恶夫、恶妇故事，后母故事，孝敬老人故事，三子学艺故事，勤俭故事，公益义行故事，师徒故事，勤学故事，交友故事，生产经验故事，处世道德故事，及其他。另立“机智人物故事”，下分五类：劳动者机智故事，文人机智故事，游侠式机智故事，机智少年故事，其他机智故事。关于“笑话”，大概由于品类繁多，《手册》就干脆不予分类了。 生活故事和笑话的内容包罗万象，如就这些内容逐一归类，势必显得十分繁琐，而失去它在故事学上的价值。就民间最流行的100多个类型来说，它们作为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固然同男婚女嫁、兄弟分家、朋友交往、后妈酷虐、长工与地主对抗这些贴近民众生活的人物、事件有关，可是深入考察，口头文学家在编织故事时又总是力求超脱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一面，以强烈夸张和大胆虚构的手法，突现大智大愚、颠倒尊卑贵贱秩序，构造出一系列奇特不凡的艺术境界，赋予故事以脍炙人口的生命力。其中艺术上显得最成熟而又流行广远的几个生活故事系列是：呆女婿，巧媳妇，奇巧婚姻，长工与地主，打官司和断案，以及研究者深感兴趣的机智人物故事。 1.关于傻子和呆人的故事受世界民众喜爱，正如研究世界民间故事的著名学者汤普森所揭示的：“由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们所讲述的数量多得令人吃惊的简单故事，无不提到傻子以及他们的荒唐行为。”中国先秦寓言中就有大量嘲笑蠢人的故事，宋人和郑人常常成为这些小故事的主角，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郑人置履》《颖水纵鳖》等，以嘲笑愚蠢来倡导智慧。从三国时魏邯郸淳编撰第一部笑话集《笑林》开始，到明代冯梦龙完成集古典笑话之大成的《笑府》一书问世，种种呆人趣事在笑话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流风余响至今不衰。在晋西南的襄陵、汾城地区，乃至形成了一个“七十二呆”的故事系列。而“呆女婿故事”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 呆女婿故事包含多个类型，其中以“借布机”、“学话得胜”最具代表性，前者讲呆女婿在一系列场合由于阴差阳错（如在乡亲出殡办丧事时说“恭喜”之类）而招惹是非吃尽苦头；后者讲主人公学话虽呆相毕现，却因巧合而获得成功。故事在嘲笑呆女婿言行的荒唐乖谬时，又洋溢着对他天真憨厚的怜爱之情。呆女婿的呆主要由不谙世事所引起，因而民众在嬉笑中讲述这类故事，成为教育儿童熟谙社会事理，实现社会化的生动一课。 2.中国的巧媳妇故事也十分精彩，它包括“巧媳妇解难题”，“巧媳妇当家”，“巧媳妇难公爹”以及“百鸟衣”等多个类型。故事大多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显出女主人公的智慧，也有面对邪恶势力而出奇制胜的叙说。幻想故事中的“龙女”、“仙女”和生活故事中的“巧媳妇”，是中国口头文学中彼此辉映的两个“女强人”群体，在她们身上，凝聚着中国女性的强烈自尊与自豪，这似乎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3.“奇巧婚配”，也是和幻想性的神奇婚姻故事相对应的一个系列。蛇郎或青蛙到普通人家讨亲，或者放牛娃随手从水滨拣回一个田螺就成了他的妻子，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神奇婚姻故事的传统模式。至于“赛诗求婚”，讲一个乡村小伙子在赛诗选婿活动中竟然胜过秀才而得以同富家小姐成婚；或者在“皮匠驸马”中，那个一字不识的鞋匠，由于一连串的误会巧合，竟然被当然天下最有才学的人（只有一个字不认识）进皇宫当了驸马。这些类型就属于地道的生活故事了。实际上它们仍具有超脱现实生活的品格，着重表现的仍是人们渴求美好爱情婚姻的理想愿望。 4.关于长工和地主故事，在旧时中国农村流行极广，其社会价值早就受到学人的重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地主和雇佣的长工、短工以及佃户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备受欺凌、生活贫困的农民反抗压迫剥削者的斗争遍及穷乡僻壤，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常见主题。那些威武壮烈的农民起义斗争，在民间传说中有着生动真切的反映。至于日常生活中长工、佃户们同财东、地主的抗争，则成为生活故事取材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故事事类型有“兄弟俩做长工”、“金马驹和火龙衣”等。前者的核心母题是长工解难题。东家在年终结帐时挖空心思出了三道难题，如在屋顶上种庄稼，把院子里的水井搬出去晒太阳之类，哥哥无法应付，结果被扣掉一年工钱；第二年聪明的弟弟前来顶替，终于巧妙地化解这些难题挣回了双倍工钱。故事情节是按解难题的流行模式构成的，以大胆夸张手法表现地主的刻薄狠毒和长工的富于心计，既切合农耕生活特点又富有艺术趣味。后一个类型则以“骗人的传家宝”为核心母题，这些“传家宝”有“金马驹”、“火龙衣”、“自滚锅”、“生死棒”等，主人公利用财东贪婪而又愚蠢的特点进行诈骗，使之丑态百出。故事以连环骗的形式展开，绰号叫“吹破天”或“嘴会转”的长工，能随机应变地编造谎言，使对手一再受骗而不能自拔，在饶有趣味的叙说中将两个对立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地抒写出在社会上作为弱势群体的强烈反叛情绪，激起人们的广泛共鸣。这类长工和地主故事在许多地方都汇入机智人物故事之中。 5.关于打官司和断案的故事，在中国过去的故事分类中均未涉及，直到1988年《故事学纲要》一书问世，我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活故事系列提了出来。中国很早就有了“以法治国”的理想与尝试，至于习惯法更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固然避免不了敌对双方的直接抗争，而采取当事人打官司和衙门断案的方式来处理就更为常见了。汉代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中，就记述了丞相黄霸明断“两妇争子”案件的生动故事，在此后的民间故事传说中，关于“刁民”打官司和清官断案的叙说，一直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脍炙人口的包公等清官的传说，实际上是以明断一系列冤案为主要内容。但其中的许多案例并非实有其事，而是类型化的故事，如“断铜钱”，“审畚箕”，“钟上涂墨审小偷”，“巧计断姻缘”等，它们可以自由流动，被人们随意附会到某些清官名下。比较起来，民众对那些叙说山野“刁民”出面主持正义，帮助弱者打赢官司的故事似乎更有兴趣。如湖北汉川县故事中讲，财主孩子在一户农民水塘边玩水淹死了，财主串通官府要把农民抓起来治罪抵命，平时爱打抱不平的何三麻子上县衙门给农民申辩，首先责怪他为什么不用木料做一个大盖子将水塘盖住。县官听了说：“胡说，哪有水塘盖盖子的？”“既然自古以来水塘不加盖，孩子自己玩水掉进水塘与主人何干？”于是无辜的农民被放了出来。这显然是用口头文学中常见的“既然男人不能生小孩，公鸡怎么能下蛋”这样的手法虚构出来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类型还有“半文铜钱告倒县官”，“被角写字打官司”，“夏天穿皮袄写状子”等。这些会打官司的“刁民”和相关故事类型，在口头文学演进中大都汇入机智人物故事大潮之中，因此其独立地位不为人们所重视。不论是会打官司的能人，还是明智断案的清官，都被人们赋予理想化的色彩。这样的社会理想在神奇幻想故事中的体现主要是依靠神灵来惩罚社会邪恶，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显示出早期产生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局限性。后世关于通过说理打官司和明智断案来伸张正义的故事越来越多，正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步，由此促成民间故事内容与形式的变革。 6.我们把机智人物故事，也归入生活故事之中。所谓机智人物故事，是指那些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所编织的系列故事。我们前面所讲的长工故事和巧女故事，主人公多没有确定的姓名，就叫老大、老二、大媳妇、幺媳妇，或以某种外号，如“吹破天”、“嘴会转”之类来称呼。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主角则有名有姓，如徐文长、杜老么、阿克登巴、巴拉根仓；再，一般生活故事多以不相连续的单篇故事存在，而机智人物故事则是把许多故事，几十个以至几百个故事都归附在某个人物名下。阿凡提故事就积累至将近400篇。就其中许多故事以真实具体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而言，它具有民间传说的特征，所以有些人把这类故事称为机智人物传说。但这些人物已远远离开自己的原型，以他们的真实事迹为基础而构成的故事，往往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是将流行故事附会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作为凝聚民众智慧幽默的“箭垛”来处理，因而它具有不同于一般传说故事的明显特征。我国的民间文艺学论著，长期没有把机智人物故事作为单独一类作品加以评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这类故事被人们大量采录，学者们纷纷进行研究，才使它作为中国民间故事中一类具有特殊思想与艺术光彩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重视。 机智人物故事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间都很发达，汉族以徐文长、谎张三的故事流行最广，各个地区还有自己喜爱的机智人物，如河南的庞振坤，河北的韩老大和五娘子夫妻俩，江苏的曹瘦脸儿，台湾的白贼七，湖北的杜老乡和贱三爷等。少数民族地区则有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藏族的阿古登巴，蒙古族的巴拉根仓，布依族的甲金，纳西族的阿一旦，傣族的艾西、艾苏两兄弟，朝鲜族的金善达等。甚至在省以下的许多县乡，人们在口头上也流传着本地的机智人物故事，仅从湖北省70多个县市中，就采录到关于100多个地方机智人物的故事一千余篇。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虽然姓名各异，打上了不同地方或民族风土人情的鲜明烙印，但从故事类型看却是交叉串通的，因而出现了同一故事类型可以归附到多个机智人物身上的有趣现象，从而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他的历史真实面貌，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甚至和原型完全脱离开来。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文长和民间故事中那个喜爱恶作剧的徐文长就判若两人。 这些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的人物，或身受奴役，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不满当时封建统治秩序，便以自己的胆略才智，做出许多惊世骇俗之举。他们本身即属于机智型人物。口头文学家便以他们为中心，创造出一系列故事来。这些故事的构成大体分三类：一是以他们自身真实事迹为基础编成的；二是从当地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而成的；三是各地普遍流行，附会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人物一旦进入口头文学领域，便成为当时当地一个汇聚种种机智故事的“箭垛”了。 中国的笑话艺术源远流长，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影响。笑话和生活故事的界限往往不易区分，阿凡提的故事就有学者把它称为“阿凡提笑话”，或“阿凡提笑话趣事”。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笑话中也混杂有不少生活故事。就结构形式而言，这两种叙事体裁的界限似乎可以这样确定：笑话多由单一母题、片断情节构成；生活故事中固然也有不少单一母题构成的，不过多数还是由几个母题串连成较为完整的形态。此外，笑话是由被否定人物装模作样地自我表演其假恶丑来激起人们的笑声，一般没有正面角色参与；而生活故事则以代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正反面角色的纠葛，主要是斗智来推动情节发展。笑话的内容包罗万象，中国笑话除取材于家庭生活外，还特别注重“针砭时弊”，鞭挞社会丑恶现象。明清时期笑话的常见主题就是嘲讽地方官吏的昏庸贪婪，财主的愚昧吝啬，塾师误人子弟，庸医误人性命以及僧道行骗现丑，它们的影响力至今不衰。富于哲理性与社会性，是中国笑话一致的民族特色。有的学者试图从内容上将笑话区分为讽刺阶级敌人、讽刺民众不良行为和纯粹幽默表现这三大类，显然难以令人满意。丁乃通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按AT分类法，将中国笑话划分为五大类，即笨人的故事、夫妻间的故事、女人的故事、男人的故事和说大话的故事，所含类型达到335个。依此对作品归类固然简便，却无法将中国笑话的实际风貌展现出来。就整体而论，笑话和生活故事无疑还是应当作为两种叙事体裁来看待，然而它们又有联结相通之处，在口头传承中更是彼此融合，构造出一个有别于幻想故事的艺术世界。 和前面所讲的幻想故事相比，生活故事包括笑话在内它们所建构的这个艺术世界有什么特点呢？粗略地说，幻想故事侧重于表达人们的生活理想，生活故事侧重于概括人们的生活经验。民众生活经验最凝炼最直接的表达是谚语，生活故事中也有谚语式的结构，但人们的生活经验已升华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智慧，再由方方面面的智慧表现来构成多样化的故事母题和类型。呆女婿故事之呆正由于聪明媳妇的反衬才趣味洋溢；遇事难不倒的巧媳妇，攻于心计的长工，会打官司的刁民，明智断案的县官，莫不是智慧超群，才于平凡生活背景上创造出使人惊叹的奇迹。至于近现代众口盛传的机智人物故事，不用说更是由民众的生活智慧与艺术智慧结成的硕果。研究世界民间故事的著名学者汤普森告诉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部分最流行的轶事和笑话都与机巧有关。有时，人们的兴趣在于一个聪明人和愚蠢人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而且主要的兴趣还在于后者。有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聪明人作恶的骗术本身，而且还特别关心源于东方文学的民间故事中所提到的那些骗术。绝大多数故事讲述者似乎都注重于显示聪明才智本身”。可见这在世界民间文学特别是东方民间文学中，已构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 生活故事中不乏具有严肃训诫意义的作品，如“劣子临刑咬娘乳”之类，可是大多数故事都含有浓厚的喜剧性，它的口头讲述风格和听众反应同说笑话并没有多大区别。因而我们可以把生活故事和笑话一起列入民间喜剧艺术或诙谐文化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民间诙谐文化（或笑文化）是具有全人类性的文化传统之一。著名俄国文艺学家巴赫金指出：“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双重角度，在文化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就已有过。在原始民族的民间创作中，同严肃的（从组织方式和气氛来说）祭祀活动一起，就有嘲笑和褒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同严肃的神话一起，就有戏谑和辱骂性的神话；同英雄们一起，就有戏仿英雄的英雄替身”。 民间诙谐文化的范围无限广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欧洲中世纪它依附于广场的狂欢节文化而发展；口头讲述的以小丑和傻瓜或者动物（如列那狐）为主角的滑稽故事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民间诙谐文化是和中世纪的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在“彻底更替和更新一切现有事物的信念”上给予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家以深刻有力的影响。但它的社会价值并不只是否定旧秩序，“诙谐既有嘲笑——否定作用，又有欢快——肯定作用。”它永远以积极乐观的精神鼓舞着人们。 这些论述对我们联系中国的诙谐文化传统来研究生活故事颇有启发。中国的狂欢节广场文化并不发达，民间的诙谐文化仍有深厚积累，戏曲中插科打诨的丑角，还有贯通古今的笑话，就是这方面的辉煌成果。近现代生活故事和笑话特别是机智人物故事的盛传于世，可以从这一民间文化传统中寻求它的根源。这些故事均以民间下层人物为主角，以揭示旧时代官吏、富翁、僧道、家长等权威人物的假恶丑面貌来激发人们的笑声，构成喜剧性。这同世界的诙谐文化传统是一致的。但中国的诙谐文化常以儒学异端的形式出现，常借用言行乖谬具有异端倾向的某些历史人物，如徐文长之类作为“箭垛”来编造故事；还有，立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借咏诗联对、谐音双关来显示智慧，这些又表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 机智人物故事作为中国民间诙谐文化的集中表现，于明清时期呈现空前活跃态势，有其历史必然性。我曾在《故事学纲要》中提到，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这个历史时期中，由于农民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儒学异端出现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潮的强烈冲击，封建主义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丧失了它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地位。在封建统治者深感痛心疾首的大动荡世道中，正含蓄着足以使被压迫民众开心的丰富笑料。这样的历史文化发展，必然要在民间文艺中得到反映，促使故事文学推陈出新。富于现实性和喜剧性的机智人物故事的空前繁荣，正是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时，民众在爽朗的说笑声中，扬眉吐气向旧世界诀别的表示。这类故事融汇着人们丰富的生活体验，觉醒的民主与革命意识，乐观幽默的情趣以及编织故事和运用语言的卓越技巧，成为民众艺术智慧一次集中的爆发，也是传统故事文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 机智人物故事的内容宽泛芜杂，主人公的恶作剧有时也指向小商贩、工匠、妇女乃至残疾人，笑谑中流露出文明程度较低环境中人们的低级庸俗趣味。这些笑话趣事独立存在，人们兴之所至，可以随意把它附会到某一机智人物身上逗笑取乐，和特定人物的思想性格并无有机联系，因而在评价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整体特征和价值时，不应受这些枝节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间故事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基于民众现实生活世界又超出这个世界外的两重世界。幻想故事借助想象构造出一个寄托人们理想愿望的光明世界，它自然也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为主人公，然而帮助人们战胜邪恶，带来光明美好的却是神仙、宝物、魔法等神秘力量，它从包含着原始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等等的民间神秘文化传统中衍生而来。 生活故事构造的艺术世界同样也具有超脱现实生活世界的特点。它由具有非凡智慧的主人公在形形色色的较量中出奇制胜压倒权威，并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而使叙述主体感到优越的喜剧性。它源于民间深厚的诙谐文化传统，叙事时虽保持着现实生活的种种世相，实际上是对生活的“戏仿”，对当时生活秩序的颠倒，以另一种方式折射出民众的理想愿望。 在本文结束对中国民间故事所构造的两个艺术世界的宏观考察时，不禁联想起巴赫金对民间创作的一段精辟论述： 民间创作的幻想是现实的幻想。这个幻想从不越出这里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它从不用任何现想的彼世的东西来修补这个世界的不足，它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它能感觉到这广阔的时空并且广泛深刻地加以利用。这个幻想依靠人类发展的实际可能性，这里的可能性不是指近期的实际行动计划，而是指人的潜力和需要，指现实中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取消的永恒要求。这些要求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只要有人在，就无法压制这些要求。它们是现实的，就像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一样。所以它们或迟或早不能不为自己打通道路以求完全的实现。 民间故事不论采取神秘幻想形式还是采取诙谐写实形式，它们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民众在广阔时空背景上无法压制的创造美好生活的潜力和需求。这是民间创作的现实主义，也是民间创作的浪漫主义。民间故事作为艺苑中一朵盛开不败的奇花，其奥秘似乎就在这里。 文中注释已略去 原文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