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针对数字化时代活态史诗传播的新现象和类型,从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和数字媒介文化对口传史诗译介和传播展开多维研究,打破汉族书面文学翻译传播研究的单一模式,为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提供认知思路和可能途径,既能拓宽翻译学研究领域,又能拓展史诗学发展空间.
关键词：传播;史诗;文化;文本;媒介;少数民族;说唱;汉语;翻译转换;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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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关 键 词:《格萨尔》/翻译转换/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王治国,男,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基地兼职研究员,翻译学博士,比较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文学翻译。 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活态流传的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其翻译与传播横跨人类媒介文化的诸多形态,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和当下可能的数字媒介传播阶段,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和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在《格萨尔》传统民族文化向现代化、国家化和世界化转化的态势下,需要重新审视民族史诗历经媒介文化语境变迁的翻译转换机制。尤其是在民族史诗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中,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翻译主体间如何互证互识、如何用外语讲好《格萨尔》英雄故事、讲故事的话语主导权历经怎样的嬗变轨迹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学术价值,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格萨尔》传播的媒介嬗变 人类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各不相同。古代文化记忆的媒介以口头传说、神话、史诗和口承仪式为主。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传播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口耳相传,在特定的语境空间中,很难超越客观世界时空的局限。文字出现以后,文化传播以文字形式记载、文本形式流传,人类的精神交往得以穿越时空。印刷机问世后,人类又得以进入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在广阔的时空语境中进行。当然,除了印刷文本传播外,传统节日、文物、档案、建筑物等形式也是文化记载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到了近代和现代社会,除了口承仪式、文字记载以外,大众媒体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当今的时代已进入了一个图像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广告、美术设计、建筑、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正在激荡回流,这些媒介呈现出多维度融合的态势,即“媒介融合”。 史诗传播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媒介嬗变历程。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早期都是游吟诗人的杰作,后经过文本化进程以文本形式传播于世。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口传史诗《格萨尔》的传播形式始终是口头流传。文本传播的载体是文本,接受者阅读是欣赏的主要方式。口头传承以说唱艺人为媒介,接受者现场聆听是欣赏的主要方式。《格萨尔》史诗的部分章节和部卷历史上经过了僧侣整理,以文本形式刻写传播,并且当代也有整理本和精选本出版。然而,与整个民间口头流传的《格萨尔》部分相比,文本传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格萨尔》史诗从7世纪时主干部分凝聚、11世纪后渐成规模,到17世纪广泛流传时,才开始出现了一些藏文史诗记录本。事实上,直到北京木刻本发现后,史诗才正式以文本形式呈现。虽然史诗以记录本、手抄本和木刻本等主要形式传承,但是史诗依然保留着最为重要的传播形式,即史诗的传播主体是说唱艺人而不仅仅是文本。艺人的说唱和听众的聆听是史诗传播的主要媒介。正如周伟所言:“《格萨尔》在传播的时候,实质上是作为一种系列歌剧的形式出现的,属于一种表演艺术,具有曲艺的表演特征,是诗与歌的结合,是诗的节奏和旋律(歌调)的结合,说唱艺人实质上是一种歌剧或曲艺的表演艺术家,而接受者则是他的听众。曲折的故事情节,动听的歌曲,精彩的表演,对接受者来说完全是一种对综合艺术的美的享受。”[1] 《格萨尔》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完整的书面文本,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活着的”史诗,其核心部分依然存在于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中。此外,不同说唱艺人有不同的说唱记录本,即使是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形成的书面文本也只是一小部分,且不说还产生了大量的异文本。这些都表明:《格萨尔》史诗仍然是口传与书面并存的一部活态史诗。杨恩洪将《格萨尔》史诗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史诗核心部分口头传唱阶段;史诗的口头传播与手抄本并行的阶段;木刻本的产生、口头说唱及抄本、刻本同时并存的阶段。[2]三分法符合史诗传承的历史脉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然而,如果结合最新研究动态来考察,三分法似乎只涵盖了两大类,即无文字和有文字两个阶段,并没有涉略到印刷文本之后的新情况,比如说,电子文本、影像资料和网络传播等大量新媒介的出现。 借鉴麦克卢汉媒介文化理论,从口语文化、书面印刷文化和电子传媒文化三个层面对《格萨尔》翻译和传播中所呈现的多元并存、立体伸展的媒介融合景观展开研究,不难发现:作为原生态口传文化的代表,《格萨尔》大致经过了由口头文化发展到印刷文本(书面文化)再到当今的电子媒介(数字文化)三个阶段,而且三种传播方式同时存在。诚然,《格萨尔》文化传承的媒介和载体发生了嬗变,即从最初的艺人口头说唱开始,经历了史诗的文本化过程,直到今天以大量音频、动漫、影像等电子媒介的形式存在,然而,作为活形态史诗最本真的特征,说唱艺人的说唱至今仍然存在。也即是说,《格萨尔》史诗依然以口传为主,并没有随着史诗的文本化而消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活态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针对数字化时代活态史诗传播的新现象和类型,从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和数字媒介文化对口传史诗译介和传播展开多维研究,打破汉族书面文学翻译传播研究的单一模式,为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翻译史提供认知思路和可能途径,既能拓宽翻译学研究领域,又能拓展史诗学发展空间.
关键词：传播;史诗;文化;文本;媒介;少数民族;说唱;汉语;翻译转换;转换机制 作者简介： 二、《格萨尔》域外传播的译介图景 《格萨尔》口传文化经千年传唱至今,除了民间艺人传唱、文本传承与将来可能的数字传播外,史诗的广义传播还应包括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形式。17世纪以来各族学者从文学、历史、宗教等视角对《格萨尔》进行了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于道全、任乃强等学者汉译《格萨尔》才拉开翻译的帷幕。上世纪80年代,降边嘉措汉译了《格萨尔》并对史诗的汉译方法技巧进行了探索。 据现有国际藏学和蒙古学资料的研究表明,18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较早地在学科意义上开展《格萨尔》的译介活动。1716年首次以文本形式刻印出版的蒙文本“北京木刻本”的翻译拉开了《格萨尔》译介的帷幕。“北京木刻本”的出版使外国学者有机会接触、了解《格萨尔》并开展相关的研究。随后,西方蒙古学和藏学研究者展开了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工作。1776年,俄国学者帕拉斯(P.S.Pallasa)首次向俄国人介绍了蒙文版《格斯尔》。1893年,另一名俄国人波塔宁(G.N.Potanin)将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随后德国弗兰克(Franeche A.H)、法国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和石泰安(R.A.Stein)等海外藏学家和汉学家开展了史诗研究,但并未涉略翻译研究。从蒙、藏文版《格萨尔》开始译介到欧洲的二百多年以来,国外已用蒙文、俄文、德文、法文、英文、印地文、乌尔都文、西班牙文、日文出版的《格萨尔》部本一百五十多种,发表《格萨尔》研究论著三百多部(篇)。[3] 梳理《格萨尔》口传史诗域外的传播历史,不难发现,《格萨尔》由文化进入文本再进入世界文学所经历的三重转换:民译、汉译和外译。其中民译包括了三个层面,即史诗由口头转向书面文本的文本化过程、各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互译和古民语今译。民译构成了史诗由口传到书面文本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史诗开始向他民族传播的起始阶段。《格萨尔》史诗在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和土族之间的翻译传播构成了民译的主体。汉译就是将少数民族语言译为汉语,包括运用国际音标转写,进行记音对译,以及从各种版本译回到汉语。王沂暖、刘立千等翻译家在汉译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华多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中,民译和汉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内部翻译(internal translation)。在此基础上,进行外译,即外部翻译(external translation)。其中又可以划分为由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为外语、经过汉译中介本翻译为外语以及各外语译本之间的往复翻译,如从法语译为英语、由德语译为英语等。内部翻译和外部翻译构成了史诗译介传播的全景图。 近年来,笔者陆续发表系列论文考察了《格萨尔》的域外翻译与传播的途径、轨迹、策略、方法和效果。①《格萨尔》对外传播大体存在三条翻译传播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蒙文木刻本为原文向外译出,形成早期俄译本以及欧洲各主要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路线。其中涉及到民族文学的内部翻译,即民译。第二条路线是从藏文本出发向外翻译,主要的译介活动是由深入到藏区考察的早期人类学家与民族志研究者承担,体现出由藏语直接翻译为外语的外译特点。第三条路线是当代从中国大陆汉语译本出发向外的再翻译。《格萨尔》经过汉译或者汉语重新创作之后,由汉语译为英语和其他外语。这归功于国家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世纪以来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活动的开展与三大史诗的发现。 通过《格萨尔》翻译的梳理可以映射出口传文化传播图景:口传文化的民译、汉译与外译。民族文化间相互翻译构成民译;民族文化翻译为汉语构成汉译;外译则是指翻译成外语。与汉族典籍的民译、外译和今译一起构成了民族文化翻译全息图景。民族文化外译打破了传统翻译由原文出发到译文的单向、线性的运作模式,而是强调从民译出发、经汉译中介再度翻译为外语,为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外部翻译以欧陆藏学家大卫·妮尔英译本、北美汉学家罗宾·科曼(Robin Kornman)英译本和当代中华本土王国振等英译本为典型代表,共同构成了史诗文本英译的欧洲大陆、北美大地和中华本土三大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