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前人关于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及《西厢记》的创作时间有多种说法，但多难取信。综合各种材料来看，实甫大约生于金亡之际，主要活动年代在至元到大德年间，或卒于大末、皇庆初。其代表作《西厢记》大约写于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此外，《度柳翠》一剧可断定非王实甫所作。
关 键 词：王实甫/活动年代/《西厢记》
作者简介：邓绍基(1933－ )，男，江苏常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 100732）。
一、王实甫活动年代的几种异说
王实甫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诸本《录鬼簿》都记他是大都人。天一阁本《录鬼簿》在“大都人”三字前记有“德名信”三字，一般认为“德名”系“名德”的倒误。因此王实甫当是名德信。但也有人认为“德名”即名，犹“表字”即字一样，是王实甫应名信。惟“德名”即名之说未见出处根据，故目前大抵认为王实甫名德信。
关于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各种说法歧异极大。清末王国维著《曲录》，考王实甫年代，以为王实甫《丽春堂》杂剧作成并演出于金亡以前。以后吴梅支持此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孙楷第也一度倾向于相信此说。他们的唯一理由是剧中的那支颂圣曲，“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以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他们据此作论说它为金世之作。他们不去发现剧中的更多内证，如曲文中说到元代才设立的“仙音院”，说到“胡同”，还引录元人白贲的曲文，都是说明《丽春堂》作于元代的证据。这些留待下文再说。
到了五十年代，孙楷第提出新说，冯沅君呼应补充，王实甫又成了在元末后至元年间犹健在的、当过监察御史、乃至黄阁听事的人物。此说后来居上，不妨以此切入讨论。
1953年出版的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的王实甫条，引录苏天爵《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王公”指王结，元代名臣。行状中记王结之父名德信，曾任县令，官至行台监察御史。只是这位王德信后至元三年(1337)犹在世，孙著中说：“天爵文作于重纪至元三年，记结父母皆有封而无赠。知重纪至元三年，德信与其妻张氏犹存。度其时年至少亦近八十，可谓老寿。”可能是考虑到年代过晚，《元曲家考略》中语气犹豫，有“如即曲家王德信”之言。提供了资料，却没有确切论断①。
1955年出版的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推断《西厢记》写成于大德年间，并推断王实甫戏剧活动的年代主要在大德年间及其前后。文中说：
今本《西厢记》杂剧终场时“谢当今盛明唐圣主”这句话，金圣叹批本作“谢当今垂帘双圣主”，这是更适合当时杂剧的通例的。《元史·后妃传》说元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成宗多病，布尔罕皇后居中用事，政事都由她决定。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垂帘双圣主”，正是当时《西厢》杂剧上演时对于元成宗和布尔罕皇后的祝颂。据此推断，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写成，当在大德年间，正是元人杂剧的黄金时代。又王实甫的《丽春堂》杂剧第三折有“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及“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着绿蓑归去”句，都是引用白无咎的“鹦鹉曲”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记冯子振和白无咎“鹦鹉曲”在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根据这些资料推测，王实甫在戏剧方面活动的年代，主要应在元成宗大德年间及其前后，他的时代应该和白无咎、冯子振相去不远，而比关汉卿、白仁甫稍迟。②王先生此说结论比较稳当，只是具体论证有可疑处。按明代曲学家王骥德、凌濛初所说的古本《西厢记》末尾颂圣曲均作感谢“唐圣主”，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却在清初金圣叹批本中突然出现歌颂这“垂帘双圣主”的语句来，十分可疑。至于王实甫的年龄或略少于关汉卿、白朴，这种推论较稳妥，也较可信。
1956年，冯沅君先生撰成《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一文③，文中披露陈所闻《北宫词记》录有王实甫《退隐》套曲，遂把它和孙楷第文、王季思文结合起来，一并推考。该支套曲现已收入《全元散曲》，全文如下：
［商调集贤宾］捻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
［逍遥乐］江梅并瘦，槛竹同清，岩松共久。身外何求，笑时人鹤背扬州。明月清风老致优，对绿水青山依旧，曲肱北牖，舒笑东皋，放眼西楼。
［金菊香］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酒侣诗俦，诗潦倒酒风流。
［醋葫芦］到春来日迟迟兰蕙芳，暖溶溶桃杏稠，闹春光莺燕语啾啾。自焚香下帘清坐久，闲把那丝桐一奏，涤尘襟消尽了古今愁。
［么篇］到夏来锁松阴竹坞亭，载荷香柳岸舟。有鲜鱼鲜藕客堪留，放白鹤远邀云外友，展楸枰消磨长昼，较亏成一笑两奁收。
［么篇］到秋来醉丹霞树饱霜，绽金钱菊弄秋。半山残照挂城头。老菱香蟹肥堪佐酒，正值着登高时候，染霜毫乘醉赋归休。
［么篇］到冬来搅清酣鸡语繁，漾茅簷日影稠。压梅梢晴雪带花留。倚薄团唤童重烫酒，看万里冰绡染就，有王维妙手总难酬。
［梧叶儿］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公布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园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青歌儿］呀，闲处叹蜂喧蜂喧蚁斗，静中笑蝶讪蝶讪莺羞，你便有快马难熬我这钝炕头。见如今蔬果初熟，浊酒新，豆粥香浮，大叫高讴。睁着眼张着口尽胡诌，这快活谁能勾。
［尾声］醉时节盘陀石上眠，饱时节婆娑松下走，困时节布衲里睡齁齁。偶乘闲细将玄奥剖，把至理一星星参透，却原来括乾坤物我总浮沤。冯沅君先生首先把这套曲与孙楷第文相连系，说道：
我的意见却与孙先生接近，认为苏文中的王德信是因“与台臣议不合”，而“弃官不复仕”的，这与《退隐》散套中的“见香饵莫吞钩”的牢骚语吻合。其次监察御史的官级虽不算如何高，但它“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要“圭表百吏，纠绳四方”，总算是“台省之职”，用它来解释《退隐》散套中的“黄阁”、“经纶大手”倒也说得过去。再次，王结身为重臣，德信因得以“封君”终老，《退隐》散套中的“有微资赡赒，有园林(亭)堪纵游”可说是这样生活的具体描述。按元代散曲实际，“退隐”是重要主题之一，元代要臣不忽木也写有这类作品，可见这类主题的流行。这类曲作所写内容可能是社会泛指，也可能是作者直诉。从上引《退隐》套曲看来，当属作者直诉。冯文也认为是曲为作者的自况，遂以这套曲为中心，联系孙文和王文，勾划王实甫生平，冯文中说“综合以上的推论，以王实甫自己的作品《退隐》散套为中心，联系《录鬼簿》的记载，孙楷第先生发现的苏文、陈寅恪与王季思两先生对金本‘垂帘双圣主’的新解等，我们可以给王实甫的生平画个轮廓”。冯文所画的“轮廓”如下：
王实甫名德信，元易州定兴人。约生于一二五五——一二六〇年。曾作过某地县官，声誉很好。后来升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由于和“台臣议不合”，四十多岁就弃官不作了。据文献，他还做过都事，年代却不易推断。他的性格大约是很正直，所以为老百姓所喜爱，而不善逢迎上司。象不少剧家一样，他也有段冶游生活，这可能是他弃官后的事。向优秀的民间文艺吸取题材，他在休官后不久就完成了不朽剧作《西厢记》。在六十岁时，他用散曲套数描写他退隐后的生活。生活颇优裕，诗酒琴棋，笑傲林泉，但在恬静淡泊的情怀深处，蕴藏久难平复的政治创伤。他的儿子王结是当时的高级官吏，他因而累封为中奉大夫、参知政事、护军、太原郡公。王结六十二岁死时，他与妻张氏都还健在。卒年约一三三六——一三三七年间。
以上推论可疑处不止一二，首先是那个《退隐》套曲中用“黄阁”典事，汉代相府听事门谓之“黄阁”，后用以喻丞相，元代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并置左右丞相，那位王结之父王德信，似无此职，可曲中明说昔年“黄阁”，今日“青衫”。如果《西厢记》作者王德信有此“丞相”高位，《录鬼簿》记载中缘底毫无反映？钟嗣成能够说关汉卿为太医院尹，马致远为江浙省务官，庾吉甫为中书省椽、中山府判，却对当过“丞相”的王实甫一字不提他的官职，《录鬼簿》记载中的“太保”刘秉忠，“平章”不忽木，“中丞”王继学，都是高官，却于当过“黄阁”高官的王实甫名下不仅无“中丞”字样，而且不录一官半职，像是一位布衣。更何况，据《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一文的推断，王结之父王德信未死之年，钟嗣成已经写成《录鬼簿》序言，时间如此接近，钟氏却连那位王德信曾任行台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殊为费解。看来，《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同那位于陕西行台任职的王德信非是同一人，那个《退隐》套曲的作者“王实甫”既然当过“黄阁”高位，是“中丞”一类人物，他同王结之父也非是同一人，与《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更非同一人。
总之，那首署名王实甫的《退隐》套曲，是否真的为《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所作，颇有疑问，最大疑问就是那支［金菊香］曲的开首二句：“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与此相对应的是［梧叶儿］曲中的末尾二句：“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这里是曲作者自称“黄阁昔年”，自称“高抄起经纶大手”，没有担任过丞相之职的人不能也不会自称“黄阁”，这样就排除了王结之父王德信，因为他终官行台监察御史。看来，把《退隐》套曲和苏天爵文联系起来，反而制造出论说上的自我抵牾。
按照冯文中的说法，这位王实甫生于1255至1260间，“四十多岁就弃官不任了”，如果在1255至1260年取一个中间数，假设他生于1258，那是蒙古蒙哥在位之年，也即宪宗年间，四十多年以后，是成宗元贞、大德年间，那末，所谓“红尘黄阁昔年羞”的“昔年”又应是那个时间段呢？看来只能是世祖至元年间，而且必须是至元二十四年到三十一年间，因为至元二十四年前他还不到三十岁，在那个元老重臣众多的元世祖时期，三十多岁就当在朝丞相的人应属罕见，不为人知的可能性较小，但从钟嗣臣到贾仲明，在《录鬼簿》的小传和吊词中竟毫无消息！不妨说是咄咄怪事。可见，把《退隐》套曲和《录鬼簿》记载相联系，也会遇上困惑难解处。
按照冯文中的说法，那位写《退隐》套曲的王实甫是在退官后不久，也就是四十多岁时创作《西厢记》的，那时正是成宗大德年间，文中是这样说的：“《西厢记》如成于大德年间，此时王恰好刚休官”。既然是大德年间，于是也就和金圣叹批本中的“垂帘双圣主”联系起来，因为“双圣主”指的是成宗和皇后。
不管是哪个王德信，哪个王实甫，他在大德年间创作《西厢记》，能够了解宫廷内闱的详情吗？因为所谓“垂帘”，在当时并不是公开的，而且还涉及帝后矛盾，《西厢记》的作者敢公开写出这“垂帘双圣主”的字样吗？
所谓“垂帘”，当然不是蒙古族的说法，而是中原用语，《唐书·高宗纪》：“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这里“天后”指武则天。大凡“天子”年幼，太后临朝，谓之“垂帘”。还有“称制”之说，《汉书·高后纪》记吕后临朝代行“天子”事，所谓“太后临朝称制”。
那末，所谓金本《西厢记》中“垂帘双圣主”颂语指元成宗铁木耳及皇后卜鲁罕于史有徵吗？据说出自《元史·后妃传》，不妨抄录如下：
卜鲁罕皇后，伯岳吾氏。驸马脱里思之女。元贞初，立为皇后。大德三年十月，授册宝。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臣哈刺哈孙，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省院台臣奏上尊号，帝不允。车驾幸上都，后方自奏请。帝曰：“我病日久，国家大事，多废不举，尚宁理此等事耶？”事遂寝。④从这段记载，可知卜鲁罕皇后虽“居中用事”，乃至“大德之政……皆后处决”，但成宗铁木耳始终不同意皇后“上尊号”。所谓“上尊号”，实际上就是要获得“称制”的权力。《后妃传》中还记成宗死后，卜鲁罕皇后为阻止海山(即后来的武宗)由北地进京，她命安西王阿难答失里火速进京，“谋立之”，却不料原来也遭她打击的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仁宗)“自怀州入清官禁，既诛安西王，并构后以私通事，出居东安州”。另据《元史·武宗纪》载，成宗死后，安西王阿难答与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伯颜和中政院使怯烈等人密谋推成宗后“称制”，阿难答辅之。此时爱育黎拔力八达采用右丞相哈刺哈孙之计，先行下手，诛杀左相阿忽台和中政院使怯烈等，同时遣使迎海山至上都，最终成宗后及安西王阿难答均被“赐死”。《元史·仁宗纪》中也有类似记载。
卜鲁罕皇后最初“从中行事”，“处决”朝政，依靠的是丞相哈刺哈孙，后来“称制”不成，反被哈刺哈孙用计败之，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蒙古王朝和元王朝的宫廷斗争频仍发生，司空见惯，是非难论，原不必作拘泥评论。只是卜鲁罕后在成宗生前和身后始终未能“称制”、“垂帘”是为史实。缘何一位杂剧作家却要“干预”政事，缘何王实甫要“插手”宫闱斗争，偏要写上这“垂帘双圣主”的颂圣语？其实是金圣叹匪夷所思，自作聪明，设计妄改，嚎骗世人。
冯沅君文推断《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卒于后至元二年到三年(1336－1337)之间，会碰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雄关”，那就是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泰定元年(1324)自序，自序中说：
乐府之备，之盛，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其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忽听，一声，猛惊”是《西厢记》曲文，“诸公已矣”当包括关、郑、白、马、王。周序作于泰定元年(1324)，是王实甫在此以前已经去世。其实，《关汉卿行年考》中引录过《中原音韵》自序⑤，只是引录方式不同，照抄如下：
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云：
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诸公已矣，后学莫及。
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作于泰定元年(1324)。据此知泰定元年关、郑、白、马诸公已前卒矣。只引“其备”，不引“其难”，于是“诸公已矣”的“诸公”中就缺少了《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关汉卿行年考》专考关汉卿，不涉王实甫，自可节引，无奈在懒得查原书的读者中引出的误会或许不小。
二、王国维对王实甫年代的误断
冯沅君先生《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中透露了一个消息，最早相信金本“垂帘双圣主”颂词非假，且解“双圣主”为元成宗与卜鲁罕皇后的是王国维，是王国维告诉陈寅恪的。真相终于大白，原来又是王国维，他总是喜欢拿颂圣曲来做文章，早在清末，他的《曲录》中就有此类说法：
案实父所作《丽春堂》杂剧谱金完颜某事，而剧末云：“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以颂祷金皇作结，则此剧之作尚在金世，实父亦由金入元者矣。⑥他由此作出结论，王实甫是由金入元的曲家。以后吴梅也持此说，《顾曲麈谈》中云：“王实甫所作十四种曲，以《西厢》为最。惟其人或称元人或称金人，迄未有指定确凿者。余按实甫《丽春堂》杂剧，系谱金完颜某事，而剧末云：‘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圣上。’以颂祷章宗作结，则此剧之作，尚在金世，实父盖亦由金入元者矣。”⑦再后孙楷第也倾向此说，1934至1938年间撰写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中《丽春堂》条云：“王国维《曲录》二据此剧末折唱‘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以为颂祝之词，为金主而发，疑实甫作此剧尚在金世，殆或然欤。”⑧孙文中所说“金主”指世宗完颜雍，或兼指章宗完颜景。
有一种意见认为，元杂剧末尾祝颂“当今皇上”的文字和表演，是一种惯例。这被颂祝的皇上，是指杂剧演出时的当朝天子，如按这个说法，那么“为金主而发的”《丽春堂》歌颂的是演出当时的金章宗，章宗朝共有三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是明昌，明昌共七年，元年是1190年；第二个年号是承安，共五年，1196至1200；第三个年号是泰和，泰和共八年，末年是1208年。如果王实甫于1208年(不能再晚，因1209年是卫绍王时期了)写成并演出《丽春堂》，以年轻作家论，当也得二十岁左右，那么他约生于1198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到他写成并演出《西厢记》，歌颂“当今垂帘双圣主”的元成宗大德年间(大德元年为1297)，他已是百岁有馀的老人了。我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当然，王国维没有明确地说《丽春堂》作于章宗时代，他只说王实甫作此剧尚在金世。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推断王实甫和关汉卿年龄相仿，他又认为关汉卿的主要创作活动是从金哀宗天兴年起始的，那么也不妨把王实甫写作《丽春堂》的时间假设在哀宗天兴年后。而不能再往后推，因为二、三年后就不是“金世”了。按金朝亡于1234年，但自1232(哀宗天兴元年)蒙古军队围困南京(开封)，金主出逃开始，金朝已名存实亡。姑且认为王实甫在1232写作此剧，年轻有才，二十岁左右，也得生予1212左右，自此时到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写《西厢记》，两个作品竟隔了六十多年！这不合常情的现象恰是王国维制造出来的，他对《丽春堂》和《西厢记》中颂圣文字(后者“垂帘双圣主”云云还可能是后人的改笔)所作解读的逻辑是异常的，结论也必然是异常的，乃至不合常识的。王国维所著《曲录》和《宋元戏曲史》，自觉地把原来只施之于经史的“乾嘉朴学”施之于戏曲，而且表现出可贵的近代文化意识，自有其历史地位。但它们也有不少疏失、错误，如上面说到的关及王实甫时代的推考，就有猜测乃至是想当然之语。《宋元戏曲史》中关及关汉卿生平的考说也多有疏失，书中说道：
《录鬼簿》云：“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则云：“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则不知所据。据《辍耕录》(卷二十三)则汉卿至中统初尚存。案自金亡至元中统元年，凡二十六年。果使金亡不仕，则似无于元代进杂剧之理。宁视汉卿生于金代，仕元，为太医院尹，为稍当也。又《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临安钱孚跋，云“关解元之所传”，后人皆以解元即为汉卿。《尧山堂外纪》遂误以此书为汉卿所作。钱氏《元史艺文志》仍之。案解元之称，始于唐；而其见于正史也，始于《金史·选举志》。金人亦喜称人为解元，如董解元是已。则汉卿得解，自当在金末。若元则唯太宗九年(金亡后三年)秋八月一行科举，后废而不举者七十八年。至仁宗延祐元年八月，始复以科目取士，遂为定制。故汉卿得解，即非在金世，亦必在蒙古太宗九年。至世祖中统之初，固已垂老矣。杂剧苟为汉卿所创，则其创作之时，必在金天兴与元中统间二三十年之中，此可略得而推测者也。⑨
对上述推考，可作两点讨论。1.既然认为《鬼董》作者“关解元”即关汉卿之说属“误”，却又要推断关汉卿“得解”，非在金世，必在蒙古太宗九年“一行科举”时。“金世”云云，说法笼统，难以讨论。蒙古太宗九年的“科举”史有明文，可以查阅。《元史·选举志》云：“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英(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认为非便，事复中止。”⑩从《耶律楚材传》，还可知道这次考试得儒生四千多人。中试者可免赋税，确认儒户，优秀者可得官职。原来这次历时两个年头的“用儒术取士”实际是朝廷派专人到诸路通过考试手段网罗人材，与通常说的系统科举取士(乡试、会试、御试)无关，而“解元”云云，与乡试有关，乡试第一人称“解元”。关汉卿“中解”之说只是想当然耳。
2.推测关汉卿创作杂剧时间令人费解，“杂剧苟为汉卿所创，则其创作之时必在天兴与元中统间二三十年之中”，上文说及，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到金亡(1234)，共计三年，而且元年十二月，哀宗已离京出逃，勉强在流亡中支持了二年，先在归德，1233年又逃奔蔡州。1234年正月，宋、蒙军队联合攻蔡，哀宗自尽，金亡。
很难理解视关汉卿生于金代的王国维把关汉卿在金代的创作活动只列了金末的三年(也是金朝名存实亡的三年)，他还说关汉卿到元世祖“中统之初”，“固已垂老矣”。古时有七十岁为老的说法，也有五十以上谓之老的说法，若按历代户役之制，大抵以六十为老。如果关汉卿于中统元年(1260)为六十岁，那么他当生于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到金亡时已三十馀岁，却为何要到此刻才进入“创作之时”呢？一点儿证据也没有。
王国维也认为关汉卿是“大金优谏”，《宋元戏曲史》中云：“杨铁崖《元宫词》云：‘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此关卿当指汉卿而言。”杨维桢这首七绝题曰《元宫词》，首句即有“开国”之言，当指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建立元朝，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按照中原王朝纪年之法，改元中统，但国号依旧称“大蒙古国”，只有建立大元王朝才堪称“开国”。那么，关汉卿就不仅“至中统初尚存”，至元八年他还为祝贺元朝开国而“进剧”呢！如果他在蒙古中统初已“垂老”，到元初(至元八年)当是七十多岁的老者了。
王国维著《曲录》、《宋元戏曲史》时，忽视关汉卿的散曲，他说关汉卿“中统初尚存”云云，中统初“垂老”云云，都是据易见的《录鬼簿》、《辍耕录》等记载来作推测。似乎他不知道关汉卿写有《杭州景》散曲，曲中有云：“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是关汉卿在宋亡后到过杭州。《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关汉卿南下，当在至元十四年后。这时距“中统初”也已有十七、八年了。当年王国维似乎更不知道关汉卿写有散曲《大德歌》，曲中有云：“唱新行大德歌。”很可能是成宗大德改元时的作品。那时距“中统初”则有三十七、八年了。
按照王国维的推论，“大金优谏”关汉卿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金朝名存实亡的最后三年开始的，金亡时他已三十馀岁，金亡后三年，即蒙古太宗九年，他又可能“中解”，他还任过“太医院尹”，中统初年已“垂老”，至元八年元朝开国，他又进献杂剧，如此等等。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一位身份低贱的金代的优官或优人(即所谓优谏)，能在元代考科举吗？又如何能在太医院任职呢？王国维似乎不知道，他把前人所说的“优谏”、“解元”和“太医院尹”拼凑起来集中于关汉卿一身是那样地不协调，是那样地抵牾而混乱。
《宋元戏曲史》中还推论王实甫与关汉卿同时，有云：
此外与汉卿同时者，尚有王实父。《西厢记》五剧，《录鬼簿》属之实父。后世或谓王作，而关续之(都穆《南濠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或谓关作，而王续之者(《雍熙乐府》卷十九，载无名氏《西厢十咏》)。然元人一剧，如《黄粱梦》、《骕骦裘》等，恒以数人合作，况五剧之多乎？且合作者，皆同时人，自不能以作者与续者定时代之先后也。则实父生年，固不后于汉卿。又汉卿有《闺怨佳人拜月亭》一剧，实甫亦有《才子佳人拜月亭》，其所谱者乃金南迁时事，事在宣宗贞祐之初，距金亡二十年。或二人均及见此事，故各有此本欤。(11)此处又表现王国维对前人说法“照单全收”之弊，这一次他把所谓《西厢记》王作关续说、关作王续说，拼凑一起，独出心裁，解读为“合作”，而且认为“合作”者“皆同时人”，他所谓“同时”又是指年龄相仿，“则实父生年，固不后于汉卿”。这样的推考，离开谨严，流于臆测，是王国维当年撰著《曲录》、《宋元戏曲史》时的明显弊病。王国维在两年间完成《曲录》和《戏曲考源》等六种著作，时为三十一岁至三十二岁。《宋元戏曲史》也数月即成，时为三十五岁。天才学人，精力旺盛，著作多产，只是究属少俊，粗疏之处，也属难免。
上面说到，钟嗣成《录鬼簿》著录杂剧作家中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大凡有官职者尽可能注明，无官职者，“府学生员”和“医大夫”也予标录，或提供与谁为友、是谁之子一类信息，但也有不少作家，几乎信息全无，王实甫即属此类。自元至明，《西厢记》广泛流行，堪称天下闻名后，人们对王实甫生平湮闻视为憾事，也就有人添加信息，王实甫任“都事”说即为一例。明陆采《南西厢记序》云：
唐元相徵之，蕴抱情癖，假张生而自宣。宋王性之辨之详矣。自《侯鲭录》记时贤所著词曲，而优戏之源始开。逮金董解元演为《西厢记》，元初盛行。顾当时专尚小令，率一二阕即改别宫。至都事王实甫，易为套数。本朝周宪王又加［赏花时］于首，可谓尽善尽关，真能道人意中事者，固非后世学士所敢轻议而可改作为哉。(12)序中所说小令“改别宫”，不好解，因元曲小令本是单只曲子，即使是“带过曲”，三支以下只曲的联合，也必须同一宫调，不存在“率一二阕即改别宫”的问题。至于王实甫撰写《西厢记》，当用套曲，也就是通常说的一折一套，既用杂剧格式也就不存在“易为套数”的问题。或认为陆氏指的是由诸宫调《西厢记》到杂剧《西厢记》的变化，却也不符，因为诸宫调也有套数，它采用联套形式叙事，唱白相间，只是它把同一宫调的曲子联成短套后，再把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不涉“专尚小令”的问题。所谓“睡人梦呓”，直可用来形容陆序。陆序中说及周宪王“加［赏花时］于首”，倒并非首倡发明，同时人金銮也有此说，意谓《西厢记》中的楔子都是周宪王所加，明代中叶有些曲家好散播传闻，类似王实甫作《西厢记》只写套曲，到明初周宪王才为之添加楔子，还有王实甫曾任“都事”等都属传闻。
三、《西厢记》和《丽春堂》末尾的颂圣话语事属平常
王国维解读《西厢记》和《丽春堂》剧末的颂圣话语，怪怪奇奇，已如上述。那末，到底如何解释《西厢记》和《丽春堂》剧末的颂圣曲文呢？如果不离开作品的实际，不作无据的引申，不信后人的妄改，就会发现，那些剧语纯是剧情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游离于剧情之外的。并不难解，实属平常。
《西厢记》末尾描写的团圆结局，莺莺与张生婚姻成遂，所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诸本无不如此。此时还有使臣上场，于是也就开始演唱颂圣之曲，有的本子中作张生唱，有的本子中由使臣唱。今据暖红室翻刻凌濛初刻本，引录两支颂圣曲［锦上花］如下：“四海无虞，皆称臣庶。诸国来朝，万岁山呼。行迈羲轩，德过舜禹。圣策神机，仁文义武。”“朝中宰相贤，天下禹民富。万里河清，五谷成熟。户户安居，处处乐土。凤凰来仪，麒麟屡出。”这样的颂曲，其实在任何一个需要颂圣的元剧中都可以用，可谓陈词滥调，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历朝通用的。《西厢记》中还有一支颂圣曲［清江引］，开首两句为“谢当今圣明唐圣主，敕赐为夫妇”，末句则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那句名言了。
《六十种曲》本中两支［锦上花］并作一支，由使臣演唱，使臣并云：“下官天朝使臣，今日奉圣旨敕赐张君瑞、崔莺莺结为夫妇，望阙谢恩。”这番云白也就与［清江引］中“谢当今盛明唐圣主，勅赐为夫妇”更为衔接。“当今唐圣主”，切合剧情，相符故事。《西厢记》中不止一次交代所写故事发生在唐代，甚至在人物云白中出现“唐德宗”和“德宗即位”这类似通非通的说法，与此相应，“谢当今盛明唐圣主”这样的话语，固然与杂剧演出末尾的颂圣惯例有关，却又结合着剧中人物的时代，唐朝人物感谢“唐圣主”，也就顺理成章。
同样的道理，《丽春堂》中交代所写故事发生在金代，末尾描写在皇帝旨意下，完颜乐善官复右丞相之职，依旧统军，原先的仇家李圭前来请罪，皆大欢喜，动起细乐，歌儿舞女，“欢声动一座丽春堂”，这时完颜乐寿唱［太平令］：“歌金缕清音嘹亮，品鸾箫馀韵悠扬。大宴会公卿宰相。早先声把烟尘扫荡，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孤立地看，这支曲也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颂曲，而如果结合剧情看，这“当今皇上”当然是剧中所写的女真人完颜乐善的“当今皇上”。由于剧中有一人物名徒单克宁，是为“左相”，此人于史有徵，《金史》有其传，载其金世宗时为右相，后又为左相。论者遂推断此故事发生在金世宗、章宗年间，按此推断，剧中“当今皇上”如非指世宗，即指章宗，也属顺理成章。
《西厢记》中张生颂贺当今盛明“唐圣主”，没有人说此剧写于唐代，《丽春堂》中完颜乐善唱曲颂贺“当今皇上”，却有论者认为此剧写于金代！为什么王实甫不能在元代撰写这颂扬金主的杂剧呢？无论王国维还是吴梅，都是曲学前贤，但在此等处，我们实在不必为贤者讳，不必讳言他们的轻率、随意之说。
《丽春堂》第一折末唱［混江龙］曲有云：“教坊司趋跄妓女，仙音院整理丝桐。”仙音院，元代始设，《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元年十二月“立仙音院，复改为玉宸院，括乐工。”如果《丽春堂》剧写成于金代，如何解释这“仙音院”？第一折［赏花时］曲有云：“更打着军兵簇拥，可兀的似锦胡同。”如果《丽春堂》剧写成于金代，如何解释这“胡同”字样的出现？在金代中都(燕京)已有把街巷说为“胡同”的习惯吗？在南迁后的金代南京(开封)有把街巷说为“胡同”的习惯吗？
《丽春堂》中也时见袭用前人诗词佳句的现象，如第一折［混江龙］曲中的“车如流水马如龙”，［胜葫芦］曲中的“翠袖殷勤捧玉钟”和“拼却醉颜红”。第三折［麻郎儿］和［络丝娘］中更出现元人曲句，“驾一叶扁舟睡足，抖擞着绿蓑归去”和“想天公也有安排我处”。如同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一文中所指出的，这是白贲［鹦鹉曲］的曲句。
《丽春堂》剧作于金代说难以成立，但《丽春堂》剧亟力美颂金朝圣世，在元剧中诚为罕见，第一折正末扮完颜乐善一上场即大唱四支颂歌，［仙吕点绛唇］全文云：“破虏平戎，灭辽取宋。中原统建四十里金镛(按“十”字疑有误)，率万国来朝贡。”［混江龙］曲中则云：“盛世黎民歌岁稔，太平圣主庆年丰。”［油葫芦］写“五云楼阁”，有“则他这云间一派箫韶动，不弱似天上蕊珠宫”之言，［天下乐］歌颂文臣武将，极尽美言赞语，全文云：“可正是气压山河百二雄，元也波戎，将军校统，宰臣每为头儿又尽忠。文官每守正直，武将们建大功，到今日可也乐升科好受用。”据《元曲选》本，本剧第一折首先上场的是冲末扮徒单克宁，道白中说：“老夫完颜女真人氏，小字徒单克宁，祖居莱州人也。幼年善骑射，有勇略，曾为山东路兵马都总管行军都统，后迁枢密院副使，兼知大兴府事，官拜右丞相。老夫受恩甚厚，以年老乞归田里，圣人言曰：朕念众臣之功，无出卿右者。今拜左丞相之职。”道白中关于官职的叙述，合乎史传记载，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的“丽春堂”条云：“剧中所述如右相完颜乐善，李圭，皆不见史书。唯克宁宿臣重望，历事世宗、章宗，《金史》九十二《克宁传》载其行谊甚详。此剧克宁白‘以枢密院副使兼大兴府事，拜右丞相’，与本传皆合。”事实上，剧中写徒单克宁，与《金史》记载不仅皆合，直有“抄录”之嫌。唯《金史》修竣于至正四年(1344)，故又有论者推断《丽春堂》作于元末明初，这种推断的唯一理由就是《丽春堂》的作者参阅过《金史》。但也有相反的看法，谓《丽春堂》作者王实甫详悉徒单克宁等人事迹，当是金人金世之作，此说与王国维、吴梅等人的看法殊途归一。(13)
推断王实甫必然要参阅《金史》，推断《丽春堂》必然是金人金世之作，都流于绝对性，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性，如王实甫或可看到徒单克宁的墓志碑传，又如作为元王朝官修的《金史》，完成于至正初，但它的底本或主要参阅本却是元初王鸮编修的《金史》，如有机会，王实甫也可见到。
金代的世宗大定(1161－1189)和章宗明昌、承安(1190－1200)年间，是所谓盛世时期，金人歌颂之声固然不绝于耳，如党怀英就说过，大定间“旷然欲以文治太平”(见《重建郓国夫人殿碑》)，元好问则说章宗明昌、承安间“文治已极”(见《通玄大师李君墓碑》)。元初的王磐《大定治绩序》中乃至说到大定时代“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王磐是在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受重用、多荣光的人物，他由金入元，但他没有赶上世宗、章宗盛世，他在哀宗正大四年(1227)中进士，过了七年，金朝即告灭亡。这样的人物有怀金心结，自属常情。上文说到的王鹗，也是由金入元，早于王磐三年中进士，金亡后，他曾入世祖忽必烈“潜邸”，忽必烈争得汗位后，在蒙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年号，改元中统，王鹗即在中统元年任翰林学士承旨，典章制度多由他裁定，堪称重臣。但他难忘旧朝，编修金史，用心显见。
元初著名诗人刘因生于金亡后十五年，保定容城人，其祖父在金贞祐年间随金室南迁河南，其父却又在金亡之际举家北归，刻意问学，是个忠于金室的遗民。刘因“承先世之统”，对元朝征召，或辞官，或不赴，其诗《金太子允恭墨竹》中写道：“文采不随焦土尽，风物直与幽兰崇。”又在《陈氏庄》中写道：“翠华当年此驻跸，太平天子长杨宫。浮云南去繁华歇，回首梁园亦灰灭。”诗中“太平天子”指章宗。出生在金亡后的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怀念金室盛世，非止刘因一人。因此，如果认为王实甫通过写作《丽春堂》来怀念金室，歌颂金室盛世，也未必要认定他是在金末写作的，重要的或许要探索王实甫及其祖上与金室的关系，他或许也有恋金情结，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几无资料和信息。
四、《度柳翠》非王实甫作品
《曲海总目提要》著者以为元杂剧《度柳翠》是王实甫的作品，《提要》中云：
《度柳翠》，元人王实甫撰。明嘉、隆间徐谓所作《翠乡梦》，本此。而临川吴士科作《红莲案》，则又本之《翠乡》，插入徐渭事……据云：南海观世音菩萨净瓶内杨枝叶上偶污微尘，罚往人世，转入轮回，在杭州抱剑营街积妓墙下为妓女，名为柳翠。三十年后填满宿债，令第十六尊罗汉月明尊者点化还元，同登佛会。(14)《提要》中所述故事梗概与今存元剧《度柳翠》能相符合，但说《翠乡梦》故事本《度柳翠》，未见恰当。大凡读过《度柳翠》和《翠乡梦》的人都会发现两者所写实际上是两个柳翠故事，两个柳翠的前身以及来到世间的目的并不相同。但《曲海总目提要》的误说却颇有影响，直至今日有的著作依旧把不同的柳翠故事说得混乱不清，分明明代《喻世明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与元李寿卿同名杂剧故事渊源不一，却说李剧为话本所依据，而徐渭的《翠乡梦》也本之李剧，云云。
为了廊清混乱，今把《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介绍李本《度柳翠》和徐本《翠乡梦》条目的有关文字引录于后：
度柳翠杂剧名。全名《月明和尚度柳翠》。元李寿卿撰。剧写南海观世音净瓶中柳枝偶染微尘，萌动凡心，被罚到人间为妓，取名柳翠。三十年后，罗汉化身明月和尚，到杭州度脱柳翠。柳恋尘世，不肯出家。明月施法力，让柳翠经历生死磨难，柳翠遂悟生死之理，终于出家。今存《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或谓此剧即《录鬼簿》著录之《月明三度临歧柳》。又《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所收无名氏《月明和尚度柳翠》，实为徐谓《玉禅师翠乡一梦》第二折。(15)
翠乡梦杂剧名。又名《玉禅师》，全名《玉禅师翠乡一梦》。明徐渭《四声猿》之一。《远山堂剧品》著录。全剧共2折。剧中所叙柳翠故事民间多有流传，详见《西湖游览志》诸书。剧写新府尹柳宣教到任，玉通和尚未去迎参。柳因设一计，让妓女红莲在雨夜求宿于庵寺，破了玉通的戒体。玉通坐化，投胎于柳宣教家为女，名柳翠，沦为妓女。后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指点柳翠，二人同返西天。此剧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府与佛门尔虞我诈、互相报复的现象，但也表现出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16)很明显，这是两个柳翠故事。前者是观音净瓶内的柳枝被谪人世为妓，以完成轮回；后者是玉通和尚被人计算，为了报仇，坐化投胎为仇家女儿，名柳翠，后沦为妓女。两者人物颇相异，前者重要人物疯僧、牛璘等，均不见于后者。又前者表现轮回观念，是度脱剧；后者表现因果报应，是劝善剧。事实上，《翠乡梦》故事当来自《西湖志馀》一类笔记，翻检即知。《曲海总目提要》撰写者在《玉禅师》(按：即《翠乡梦》)条中说及故事来源时说“详见《西湖志》”，还有该书文字的引录；同时还引录记有类似故事的宋人《侍儿小名录》，却又说《翠乡梦》本之《度柳翠》，说它们“事同词异”，殊不可解。
至于《曲海总目提要》三次说到元杂剧《度柳翠》作者是王实甫，并非有何重要根据，而是据陈所闻之言。《提要》著者先是在《度柳翠》条中云：“元人王实甫撰”，又在《玉禅师》(即《翠乡梦》)条中云：“元人王实甫有《柳翠》传奇”；复在《玉禅师》条中透露消息：“又按明万历间，陈荩卿同航鹰老人有合编《柳翠》杂剧，序文内止言实甫传奇，而不及渭，岂渭所作《四声猿》，荩卿尚未见耶？”(17)陈荩卿即陈所闻，他把不属王实甫的作品说是成王作，非仅一处。他在《南宫词记》中收录了一套王实甫作的南北合套曲，且不论王实甫是否可能撰写南北合套，其实在早先的《词林摘艳》中，这支南北合套的作者明署是明人范子安。
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陈所闻《北宫词记》收录的那首《退隐》套曲，在先前的《雍熙乐府》中，不题姓氏，被录入《北宫词记》后，明署王实甫，但后出的《词林白雪》中依旧不题撰人，因疑这题署也属陈所闻所为。这类行为，即使出自对王实甫的尊崇，也不足取。
据《武林旧事》记载，宋时临安欢庆元夕，舞队中有“耍和尚”，或与柳翠故事有关。《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描写灯节景况，有“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之言，当必关及柳翠故事。《西湖志馀》记杭州上元杂剧有“月明度妓”名目，并谓还有“柳翠”名目的平话。又明刊《燕居笔记》录有文言小说《红莲女淫玉禅师》，此处“玉禅师”指玉通和尚。
从以上记载，可知自宋时起，在柳翠故事相当流行的杭城，有各种关涉这一故事的伎艺表演，而且有的节目或许比较粗犷不雅。《湖堧杂记》中说杭城有一种“儿童戏”，名叫“跳鲍老”，复云：“今俗传月明和尚驮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雅。然此俗难革，为父老者，盍教儿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剧场关目，一如《四声猿》戏中所演，庶几足以垂戒而儆俗乎！”月明和尚度柳翠竟成了“驮柳翠”！难怪《湖堧杂记》的作者要称赞徐渭《四声猿》，批评其他以“柳翠”为名目的伎艺了，于此可见《四声猿》中的《翠乡梦》与其他“柳翠”名目伎艺在故事渊源上是相通的，如果把它们的故事渊源追溯到宋代，又可推知这个故事中一位和尚和一个妓女的纠葛是其起始也是必有情节，宋人《侍儿小名录拾遗》引《古今诗话》云：
五代时有一僧，号至聪禅师，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为戒行具足，无所诱掖也。一日下山，于道傍见一美人，号红莲，一瞬而动，遂与合欢。至明，僧起沐浴，与妇人俱化。有颂云：“有道山僧号至聪，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间所积菩提水，泻向红莲一叶中。”(18)红莲女与至聪僧的孽缘，可以说是红莲与玉通“合欢”故事之本。至于《湖堧杂记》中所说“跳舞宣淫，大为不雅”云云当指同和尚与红莲女“合欢”情节有关的节目，或就是所谓“耍和尚”。“月明和尚驮柳翠”，“月明与柳翠相连”之说，或是指月明和尚救度柳翠时有揹驮的表演，乃至成为相驮相戏的“不雅”的节目。
以上所说的杭城灯节表现的柳翠故事，尤其是“耍和尚”情节，均不见于元人杂剧《度柳翠》中，视之另一柳翠故事，当符实际。
元杂剧《度柳翠》的作者是谁？古今有三种说法：无名氏、李寿卿和王实甫，当归之李寿卿为妥。按此剧今有三个存本：息机子刊本(又名《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本和《柳枝集》本，诸本均未题作者姓氏，《柳枝集》本孟称舜批语有“传为王实甫作”之言，各本《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均著录于李寿卿名下，或作《月明三度临歧柳》，或简作《临歧柳》。天一阁抄本在《临歧柳》剧名下题目云：“风月独占出墙花，月明三度临歧柳”，与《元曲选》本、《柳枝集》本相异，后者同作“显孝寺主诵金经，月明和尚度柳翠”。息机子本剧目作“风光独占出墙花，月明和尚度柳翠”。其上句同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只一字之差)，下句同《元曲选》本与《柳枝集》本，故可判断这不题姓字的《度柳翠》当即《录鬼簿》著录的李寿卿《临歧柳》。至于孟称舜批语所谓“此剧或传为王实甫所作”不悉其根据，或也来自陈所闻《柳翠》序，也未可知。孟氏选元剧时有批注，涉及考订，大抵谨严，古今学人均有此识，观其“或传为”口气，非是考信之言，当不宜采用。
明脉望馆抄校本元明杂剧被发现以后，1940年10月，郑振铎作《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绍介九十二种元杂剧时，列有《月明和尚度柳翠》，注文中云：“原刊本附《玉通和尚骂红莲》后，二剧连刊，并不分页，不知何故？案《乐府考略》(即《曲海总目提要》)以《度柳翠》为王实甫作；今此剧既与《元曲选》本全异，则《度柳翠》二本，其一或有为王实甫撰的可能。惟未知《考略》何据耳。”按，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中把徐渭《玉禅师翠乡一梦》的第二折误题为《月明和尚度柳翠》，题目有讹误，所置地位并不差，所以“二剧连刊，并不分页”。郑先生没有细察，为题目误导，怀疑是另一本杂剧，断为无名氏作，乃至说或有王实甫撰著的可能。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引录郑先生的判断，颇为重视，列入王实甫条内，期待真的发现了与李寿卿剧同名的王实甫的《度柳翠》。后郑振铎将之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时，不题王实甫，但署无名氏。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则据《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将之列入元无名氏名下。均为误断。
五、“崔府君”有助于推断《西厢记》的写作年代
在2006年4月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王季思、董每戡百年诞辰暨中国传统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提交的论文名为《弘治本〈西厢记〉探原》，其中说到“弘治本中莺莺之父为崔府君”的问题，有大段文字，兹照引如下：
弘治本卷第一折老夫人云：
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公公剃度的和尚。按“公公”别本都做“相公”，这样老夫人的丈夫崔相公又修造寺院又剃度法本。而弘治本则修造寺院者为崔相公；剃度法本者却是老夫人的公公即崔相公的父亲。法本和崔相公年龄大概相仿，崔相公剃度法本固不无可能，然崔相公的父亲剃度法本似更符合情理。
又第二折长老上云：
贫僧乃相国崔玨的令尊剃度的。此寺年深崩损，又是相国修造的。
除弘治本外，容与堂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和日本神田喜一郎藏本(《中国戏曲善本三种》思文阁1982年)也是如此。其他所有的版本都没有崔玨的名字，只作：
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
按崔玨乃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道，亦见于戏曲(如元曲《冤家债主》)小说(如《西游记》)中的崔府君之名。崔府君的信仰盖始于唐，盛于宋金元，明清以后虽香火未衰，比之元以前似略逊一筹。南宋楼钥《中兴显应观》(《玫媿集》卷五十四)云：
(护国显应)真君，崔姓，庙在磁州，旁为道观，河朔人奉之五百余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营不百里，既去谒词下，神马拥舆，肸蚃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劝帝还辕。孝宗诞育于嘉兴，先形绛服拥羊之梦，生有神光烛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
又云：
仁宗实录：景祐二年封崔府为护国显应公。且言府君贞观中为相州滏阳令，再迁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阳有爱惠，民为立祠。(中略)故诏曰惠在滏邑，恩结蒲州。
可知宋代朝廷对其屡有祀典封号，高宗尚康王时此神显灵泥马渡河之事尤脍炙人口。而神名作崔玨似乎始於元代，且元代对其夫人也加封号。元·王德渊《护持灵惠齐圣广祐王庙碑记》(见清·郑烺《崔府君祠录》)云：
王姓崔讳玨，显名於隋唐之间，为滏阳令，有神政。太宗朝召拜蒲州刺史，卒於官，临终遗命归葬滏阳。
又云：
(元贞二年)齐圣广祐王可加封灵惠齐圣广祐王；灵懿夫人可加封显祐灵懿夫人。
由上可知：崔府君原来和蒲州有渊源关系，且其蒲州刺史任内去世，遗命归葬滏阳(今河北磁县)，正与《西厢记》中崔相国去世后要归葬博陵(今河北定县)，中间路阻寄灵柩於蒲州普救寺的情节颇有雷同之处。而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对其神及夫人加封的元贞二年就是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加以明以后没有朝廷加封因而信仰相对衰落的情况来看，弘治本以崔玨命名莺莺之父，不大可能是明人所为。
万历间刘龙田所刊、徐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释西厢记》(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上卷第二出的音释有“玨，音各”的记载，本文却作：
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
没有崔玨的名字，可见音释所用的底本应与弘治本相同，而本文却被删改。且细按上文语意，“又是崔相国重修的”的“又是”两字，其实是不通的。金文指出弘治本《西厢记》所写莺莺之父崔珏即崔府君，合乎戏曲小说作家“捏合”情节的惯例，很多明本删去这个名字，或许正是鉴于崔府君这位神道名声至伟，恐有违碍不敬。其实莺莺之父崔珏这个名字只是被剧中人回忆的往事提及，而且仅有一次，而且回忆的是他生前事，那时他还没有被尊封为神道。
金文指出崔玨这一名字不可能是明人所加，从而论证弘治本来源于元本，同时也就论证了《西厢记》作于元代，因为他判断崔府君“名作崔珏似乎始于元代”。
金文认为只有弘治本、容与堂本和神田喜一郎藏本三种《西厢记》中有“贫僧乃相国崔珏的令尊剃度的”字样，“其他所有的版本都没有崔珏的名字”，这个判断有所失误，《六十种曲》本《西厢记》中法本和尚上场时也有此语，引录如下：
贫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做长老，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贫僧乃相国崔珏的令尊剃度的。此寺年深崩损，又是相国修造的，不料相国仙逝……(19)这番话与弘治本无差异。至于老夫人上场云白“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公公剃度的”，也与弘治本相同。可见《六十种曲》本也保留着古本痕迹。此外，暖红室翻刻明末凌濛初刻本中也提到“崔珏”，不过不是通过法本和尚之口，而是在第二本第一折孙飞虎的上场白中说出来的：
自家姓孙，名彪，字飞虎。方今上德宗即位，天下扰攘。因主将丁文雅失政，俺分统五千人马，镇守河桥。近知先相国崔珏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见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来，当今用武之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大小三军，听吾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连夜进兵河中府，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20)暖红室翻刻的凌濛初刻本，凌氏谓据自明初周宪王古本，近世研究家看法不一。从此本保留“崔珏之女莺莺”文字看，古本痕迹可见，同时也见出这样的文字实已属漏删之笔，法本和尚道白中的“崔珏”姓名已被删却无存。
弘治本在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以前，属珍本秘笈。《六十种曲》本和暖红室翻刻本并不难觅，大凡细读，当可发现这“崔珏”名字。只是无人深究。把这个名字联系到崔府君，再追究这个神道故事在元代的若干演变，进而发现崔府君名珏“似乎”是元代发生的事，再用来说明《西厢记》的产生年代以及弘治的古本痕迹，这是金文的探索之功。
金文引录历史文献中说崔府君“贞观中为相州滏阳令”云云，《西厢记》中却说崔珏把“则天娘娘的香火院”修造一过，因为它已“年深崩损”。在时间上不能相合。唐太宗在位只有一个贞观年号，共二十二年，武则天于贞观十一年十四岁时被选入宫为“才人”。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去世，武则天为尼，所谓“香火院”，或与为尼有关。太宗死后，高宗继位，武则天复召入宫，并于永徽六年立为皇后，这时距太宗之死才六年。
武则天封后以后，如日中天，先是与高宗并称“二圣”，三十七年后，中宗即位，她临朝称制，七年后，她在先后废中宗、睿宗后，自己称帝，计有十五年。所以，《西厢记》中说她的香火院“年深崩损”，却要由在贞观间即已当官的崔珏来修造，未免有“时光倒流”之嫌。何况，《西厢记》中描写张生上场的云白中有“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之言，贞元是唐德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贞元十七(801)年距距武则天死(705)已近百年，距贞观元年(627)则有一百七十多年，而莺莺之父崔珏竟然是贞观年间已任官的人。但戏曲描写，也是小说家言，所谓真假参半，乃或七假三真，不必拘泥深究，真的要去作历史考证，未免迂阔了。
六、崔府君是唐代人还是汉代人
崔府君很有名声，但他是哪个时代人，前代文献中有不同说法，含混缠夹，使人困惑。今人也有此类困惑，如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裨将善相”条记王云被害于应王庙，注文云：
王云字子飞，泽州人。第进士。康王使金，以资政殿学士为之副。至磁州，磁人以云将挟王入金，于王出谒嘉应神祠时，噪而杀之。传见《宋史》卷三五七。应王庙祀东汉崔子玉(瑗)，崔封嘉应侯，号曰应王。见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一。然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一○“伏波崔府君庙”及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显应公”均谓神乃唐时相州滏阳令。(21)其实宋人笔记中说崔府君是东汉人的，非属个别著作，如《梦粱录》“六月”条云：“六月初六日，敕封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诞辰，乃磁州崔府君，系东汉人也。”(详见下文)
按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杂祠淫祠》云：
崔府君庙在京城北。相传唐滏阳令，设为神，主幽明事。庙在磁州。淳化初，民有于此置庙。后诏修庙宇，赐名“护国庙”，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岁春秋令开封府遣官致祭。后封护国显应公。(22)记载中所说“淳化”(990－994)是北宋太宗年号，“景德”(1004－1007)则为北宋真宗年号。马端临《文献通考·宗庙考十三》有“封汉崔瑗祠为护国显应昭惠王”的记载，并谓封王事发生在北宋徽宗朝(1101－1125)，徽宗是北宋末代帝王，他和继他皇位才二年的钦宗同时被金邦俘获，史称靖康之难。
按照《文献通考》的记载，汉代的崔瑗被封“护国显应王”，唐代的崔府君被封“护国显应公”，本属两不相涉，但实际上却总会相混，金元好问《崔府君庙记》中说“唐代崔(子玉)府君”封的是“显应王”，只是他不知道“所以来”。这里所说“显应王”，又把崔瑗和崔府君相混缠。在民间流传中，“公”与“王”确实也不可能分得很清楚。文人记载，如果来自民间传闻，也可能“公”“王”莫辨了。再者，东汉崔瑗字子玉，崔府君也字子玉，也就更加易于相混。其实，崔府君还有其他封号，据元人揭侯斯《崔府君庙祈雨记》，唐玄宗时封为显圣护国嘉应侯。又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唐武帝时封为护国威胜公。揭侯斯文还说宋真宗时封崔府君为护国西齐王。
以上云云，宋真宗时封王之说最不可信，因为到南宋时，崔府君还只被封为“真君”，与通常说的“纯阳真君”、“三茅真君”地位相一致。上述金文京先生所引的南宋楼钥《中兴显应观记》称作护国显应真君，《记》中说康王在磁州谒崔府君祠时，州人见出“神意”，劝康王还辕，是崔府君首次庇佑康王，《南渡录》等书籍中录闻的“泥马渡康王”则为再次庇佑，前者实是人借神异作劝谏，虽是传闻，或还可信，后者则是热闹的说部情节，虚幻的传说记载，不可信为事实。康王即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武林旧事》云：“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自东都时庙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23)“东都”云云，指北宋都城汴梁。看来，这位自唐以来主要由“河朔人奉之”的神道，随着宋室南迁，已经到达南宋都城临安，《梦粱录》记崔府君的封号是“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与楼钥《中兴显应观记》所云“护国显应真君”略同，楼文或是省称。《梦粱录》记云：
六月初六日，敕封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诞辰，乃磁州崔府君，系东汉人也，(按：此说有误)，朝廷建观在聚景园前灵芝寺侧，赐观额名曰“显应”，其神于靖康时高庙为新王日出使到磁州界，神显灵卫驾，因建此宫观，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此日内庭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是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暑，恣眠柳影，饱挹荷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24)《武林旧事》也有相应记载：“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自东都时庙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从以上两条记载，可知崔府君生日已成南宋京城临安百姓祭神娱乐的盛大节日。《武林旧事》记述北宋“东都”(即汴京)时崔府君“庙食已盛”，但从南宋时“真君”封号看，北宋时不可能已封王。
崔府君被正式封王是在元代，所谓“正式”，是指正史有记载，乃至还有诏书碑刻流传，冯俊杰先生在《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的“长治县城关崔府君庙”条目的考述中述说最为清楚，今引录于后：
《元史·世祖纪七》载：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封磁州神崔府君为齐圣广佑王”。元贞元年(1295)二月又加封“灵惠”二字，其配偶灵懿夫人加封“顺祐”二字，诏书勒为《加封崔府君诏》碑，《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八收录。(25)冯文所说的元贞元年加封事不见于《元史》，而见于《加封崔府君诏》碑。金文京文引用的王德渊《护持灵惠齐圣广祐王庙碑记》所记封号与诏文相合，只是金文记作元贞二年。
冯文中也说到崔瑗与崔珏“汉”“唐”相缠事，一并引录如下：
胡聘之据《文献通考·宗庙考》“封汉崔瑗祠为护国显应昭惠王”自注“徽宗朝”，认为显应公，崔府君神也；显应王者，崔瑗祠也，皆封之宋朝。“因神名与汉崔瑗号同，误为崔瑗，非也。”可参。(26)此处所说“号同”，指“显应”封号，二崔字号也同，都字“子玉”。事实上，元代文献中说到崔府君，大抵都指明是唐人而成神者，不若宋代文献那样夹缠不清。即如《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收录的、为新建长治城关崔府君庙外门而作的《灵惠齐圣广祐王新建外门记》，也明确地说崔府君是唐初人，文中云：“王，祁州人，崔姓，子玉字也。唐初为滏阳令，又为长子令。太宗以梦见征，拜蒲州刺史。”这篇《记》写于元延祐七年(1320)，作者李天禄，其时崔府君已被加封。李《记》只言崔府君字子玉，但另一元碑《重修崔府君庙记》中则明言崔府君名珏，冯俊杰《考述》中有详细介绍：
元和顺(今山西县名)王仲安后至元五年(1339)《重修崔府君庙记》碑言其事稍详：“夫府君神者，世本祁州鼓城人也。姓崔氏，名珏，字子玉，出自寒家……唐贞观间进士，凡仕为令尹者三：始任长子，次滏阳，次卫县……(27)又，《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收录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重修崔府君庙碑记》，此庙即长治城关的崔府君庙，碑记中云：“府君姓崔名珏，字子玉，山东祁州人。李唐贞观中，一为长子令，再迁釜阳，补蒲州刺史，所至辄以异政报。”这些话语在元代有关文献中几乎都能见到，所以金文京先生“而神名作崔珏似乎始于元代”的判断可以成立，只是最早见于哪个文献，已难索考，金文中说到的王德渊，他在成宗时代已属资深老臣，他的《护持灵惠齐圣广祐王庙碑记》写于成宗元贞元年加封崔府君以后，了无疑义。
如果像金文那样作考索，把《西厢记》中所交代的莺莺之父名叫崔珏同崔府君连系起来，认为即指崔府君，而崔府君名珏很可能是始于元代，那么，《西厢记》作于金代之说的推断就更加难以成立。
前面说到的元延祐七年(1320)李天禄所作《灵惠齐圣广祐王新建外门记》，文中说：“王之祠在所有之，谓之显应王，为之亚岳。迨及元朝，钦崇典礼，怀柔百神，旷绝之祀无所不究，优封灵惠齐圣广祐王，载于祀典。”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到成宗元贞元年(1295)，十七年间崔府君两次封王，并列入祀典，影响巨大，崔珏之名当也更加传开，金文京把这种现象和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元贞年间)连系起来，自有其理路，诚可供研究。
今传元杂剧中有一本《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写作年代不明，敷演福阳令崔子玉事，剧中人自称“姓崔名子玉”，但主角正末扮张善友，崔为“冲末”扮演(据《元曲选》本)。此剧只写到崔当县令为止，但在他“上朝取应”以前，也就是未得功名以前，已自言“奉上帝敕旨，屡屡判断阴府之事”。剧中人既自称“名子玉”，也就不见“崔珏”字样。剧中张善友和崔子玉都自言晋州人氏，张善友还说，崔子玉是他“八拜交的哥哥”。后崔子玉“一举状元及第”，出任“磁州福阳县令”，张友善也迁到福阳。福阳当为滏阳。这些说法与有关记载相合，这位崔子玉当是唐代人，只是剧中第三折张善友在［白鹤子］曲中却将崔子玉比作宋代的包拯，崔子玉回应说：“兄弟，我怎比得包待制！”第四折张善友云白中说到有人告诉他：“你哥哥不比他人，日断阳间，夜理阴间，还赛过包待制。”此类文字，捏合生造，过于乖理，或出伶工之手。诸本《录鬼簿》著录此剧，不题撰人。脉望馆抄校本《冤家债主》题郑廷玉作，疑不可信。至于钱曾《述古堂目》、《也是园目》和王国维《曲录》，皆沿袭脉望馆题署之误。
再回到《西厢记》的问题上来。大家知道，《西厢记》的最早“母题”是唐元稹的《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后人视为元稹实事，多有考证。《曲海总目提要》概括有关说法，列举元稹为陆氏姊所作《志》文中“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的记载。复举元稹为姨母郑氏所作墓志中记她丧夫遭军乱，元稹保护其家备至的说法。又举白居易为元稹之母郑夫人所作《志》文中说元母为“郑济女”的记载。再举唐崔氏《谱》，谓永宁尉崔鹏亦娶郑济女。于是推断《会真记》中的崔莺莺当指崔鹏之女，与元稹为中表，也合乎《会真记》中所说的“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这类考证，绵延不断，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还有探讨文章，其中有的文章还出自著名唐文学研究者笔下，但陈费恪《读莺莺传》对此类考说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会真记》中莺莺实非名门女。
对《西厢记》而言，上述考证很难合榫，戏曲剧作多虚构，剧中明写莺莺是相国之女，考证家无法把崔鹏说成是拜相之人。但把崔珏写成相国，也是虚构，还是小说家言。或许使研究者多少会感到困惑的是《西厢记》的作者缘何请出一位尊神来充当莺莺的父亲，而且在剧中几乎是一笔带过。因此也不免使人怀疑，此崔珏非是那崔珏，无非是剧作家的信手虚撰，不必认真追究。
据剧中描写，莺莺之父是权重势大的“前朝相国”，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云：“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所谓“食前方丈”，是《孟子·尽心》中的话。剧中引用，意谓随从如云，在一丈的范围内，就簇拥着数百人。第三本第一折［仙吕点绛唇］曲有云：“相国行祠，寄居萧寺”。那座普救寺(还是“则天娘娘”的香火院)竟成了“行祠”，一位“相国”灵枢寄放之处，竟可称为“行祠”，可见权势之大，不过这或许也更合崔府君的身份。
再说，自唐以来，崔府君故事在河朔民间流传甚广，庙食常盛，只是他的名讳在一个长时间内无人提及，这符合中国古代忌称名讳的习惯，到了元代，崔府君大名彰显。王实甫当有所闻，却把这大名写进《西厢记》中，而且只留一名只涉一寺，又是一位已死人物，原因何在？金文京先生作了若干分析推断，但说服力或嫌不够。只是这类问题涉及作家动机，今天确实难以作明白的解读了。
《西厢记》的创作时间难以确考，但有一个上限时间比较明确，那是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西厢记》二本一折正旦唱［天下乐］曲云：“红娘呵，我则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其中“搭伏定”句采自杨果的一个无题套曲，此曲用［仙吕］调，［煞尾］中云：“腹中愁，心间闷。九曲柔肠闷损。白日伤神犹自轻，到晚来更关情，则听得玉漏声频。搭伏定鲛绡枕头儿盹。客窗夜永，有谁人存问？二三更睡不得被温。”杨果由金入元，中统年间拜参知政事，至元六年去世，其时还是蒙古国时期，南宋也还未亡。至于《西厢记》写作时间的下限只能是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记此年王实甫已去世。
如果考虑到金文京教授提出的关于崔珏这个名字进入《西厢记》的看法，那末就有可能作于元贞年以后，这样也就可以参照《丽春堂》的写作年代，来推测《西厢记》的创作时间。上文不止一次说到，《丽春堂》中引用了白贲的［鹦鹉曲］曲句，白贲字无咎，生卒年不明，他是南方诗人白珽(1248－1328)之子，与袁桷、范梈等交游，约略可推定他生于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左右，与袁桷(1266)、范梈(1272)大致同时。他的［鹦鹉曲］全文如下：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时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白贲此曲又名［黑漆弩］，它在体式上和词牌［黑漆弩］完全相同。卢挚曾有次韵宋人田不伐［黑漆弩］词的作品，却成了曲作。田不伐该词已失传，但从卢作可知其韵脚字为“住”、“父”、“雨”、“去”、“处”，(28)从而可知白贲此首也是次田不伐词韵之作，改称为［鹦鹉曲］，在至元末到大德年间很流行，《太平乐府》卷一载有冯子振(1257－1337？)［鹦鹉曲序］，序云：
白无咎有［鹦鹉曲］云……余壬寅岁(按：即大德六年，1302，)留上京，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相从风雪中，恨此曲无续之者，且谓：前后多亲灸士大夫，拘于韵度，如第一个“父”字，便难下语。又“甚也有安排我处”，“甚”字必须去声字，“我”字必须上声字，音律始谐，不然不可歌，此一节又(按：疑为“尤”字之误)难下语。诸公举酒，索余和之。以汴、吴、上都、天京风景试续之。(29)冯子振所续四十二首，未必后来居上，却也传为佳话，元末孔齐的《至正直记》也记录了这个故事。
著名文章家姚燧(1238－1313)在至元二十四年写过一首［黑漆弩］，题云：
吴子寿席上赋。丁亥中秋遐观堂观月，客有歌［黑漆弩］者，余嫌其与月不相涉，故改赋，呈雪崖使君。(30)姚燧一生经历的丁亥年只能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题中所说“与月不相涉”的［黑漆弩］当指白贲之作。
另外有一位翰苑元老王恽也颇欣赏白贲此曲，乃至以苏轼［念奴娇］词相比，他在［黑漆弩］《游金山寺》的序中写道：
邻曲子严伯昌，尝以［黑漆弩］侑酒。省郎仲先谓余曰：“词虽佳，曲名似未雅，若就以［江南烟雨］目之，何如？”余曰：“昔东坡作［念奴］曲，后人爱之，易其名曰［酹江月］，其谁曰不然！”仲先因请余效颦，遂追赋《游金山诗》一阙，倚其声而歌之。(31)苏轼［念奴娇］首句为“大江东去”，末句为“一尊还酹江月”。由于此词广泛流行，［念奴娇］词调后来又名［酹江月］或［大江东去］。白贲曲中有“睡煞江南烟雨”句，故王恽赞成把［黑漆弩］称作［江南烟雨］。于此也可知白贲此曲在当时享誉甚高。(32)
王恽是翰林元老，蒙古王朝在称“元”以前，中统二年初设翰林院于上都，同时建国史院，王恽即被授为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元五年初建御史台，他即又出任监察御史。王恽堪称是元世祖忽必烈朝中早期的重要干臣之一，后来他又历任各处地方官，至元二十七年由闽北归，授翰林学士，大德五年求退，大德八年去世。从他［黑漆弩］小序口气看来，当作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大德五年(1301)之间，其时他已北归。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去世，成宗铁木耳接位，是为元贞元年，元贞年号只有二载，二年后即改号大德。王恽在元贞元年即奉旨纂修《世祖实录》，五年后告老退职。和王恽一样，姚燧也在元贞元年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王恽退休次年即大德六年，正是冯子振写作数十首［鹦鹉曲］即［黑漆弩］之时。经王恽、冯子振一番宣扬，白贲此曲当更扬名。由此判断王实甫在至元末(至元二十五年到三十一年)至大德年间(大德纪年共十一载)把此曲曲句引入《丽春堂》，或距事实不远。
《西厢记》的写作时间既然可能在成宗元贞年后，那么它产生于大德年间也属可能。如上所述，王季思等前辈专家也以为《西厢记》作于大德年间。王先生还认为王实甫的活动年代比关汉卿、白朴稍迟。按白朴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金亡时(1234)为九岁。与王恽(1227生)和胡祗遹(1227生)同时。王实甫或与姚燧(1238生)、卢挚(约1241生)这样的北方文士年岁相当，或生于1236左右，即金亡之际，其主要活动年代在至元到大德年间。其卒年或在至大末、皇庆初，1312左右。但这终究还是推测，而不是考定。
注释：
①《元曲家考略》1953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出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著者有所增订。王实甫条见该书第69－70页。
②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8－39页。
③《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12页。以下凡引冯文均见此书。转引冯引《退隐》套曲时核对过《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92－293页。
④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第2873－2874页。
⑤《关汉卿行年考》，见《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又见《孙楷第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最早刊载于1954年3月15日《光明日报》，题作《关汉卿考略》。
⑥《曲录》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王国维遗书》第16册，第2页。
⑦《顾曲麈谈》，见《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⑧《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181页。
⑨《宋元戏曲史》第九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⑩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第2071页。
(11)《宋元戏曲史》第九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12)陆采：《南西厢记序》，暖红室彚刻传奇之《陆天池南西厢记》卷首。
(13)戴不凡持此说，见《王实甫年代新探》。
(14)《曲海总目提要》卷1，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大东书局本，第7页。
(15)《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16)《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第102页。
(17)《曲海总目提要》卷5，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影印大东书局本，第14页。
(18)《侍儿小名录》作者有异说，《曲海总目提要》“玉禅师”条引用时谓张邦几撰。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月明和尚度柳翠”条引用时未注作者名。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序题朋溪居士而不著名氏。始洪炎玉文集为此书，王铚性之，温预颜几续补，今又因三家而增益之，且为分类，其中多用古字。或云：董彦远家子弟所为也。”是初编者为洪炎，他人屡有增补。“至聪禅师”条出自该书补遗。《从书集成初编》本收录《侍儿小名录补遗》，仅1卷，有此条，谓出自《古今诗话》。题张邦几撰，疑不可信。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页。
(19)《六十种曲》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20)暖红室翻刻凌濛初刻本，今有铅排通行本，收入《元曲选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1)《清波杂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页。
(22)《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2页(下)。又下文引用《宗庙考十三》，见942页(中)。
(23)《武林旧事》卷3，引自《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24)《梦粱录》卷4，引自《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44页。
(25)《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5－107页。
(26)《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第105－107页。
(27)《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第105－107页。
(28)卢挚［黑漆弩］题云：“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寄蒋长卿佥司、刘芜湖巨川。”词云：“湖南长忆嵩南住，只怕失约了巢父。舣归舟唤醒湖光，听我篷窗春雨。故人倾倒襟期，我亦载愁东去。记朝采黯别江滨，又弭棹蛾眉晚处。”此曲见《永乐大典》引《卢疏斋集》，收入《全元散曲》，第104页。从“湖南长忆嵩南住”句，可推知此曲作于卢任职岭北湖南廉访使期内，时为大德年间。
(29)《太平乐府》卷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页。
(30)姚燧此曲见《永乐大典》引《姚牧庵集》，收入《全元散曲》，第214页。
(31)王恽此曲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76，收入《全元散曲》，第96页。
(32)刘敏中也有和作，题云［黑漆弩·村居遣兴］，其一云：“长巾阔领深村住，不识我唤作伧父。掩白沙翠竹柴门，听彻秋来夜雨。闲将得失思量，往事水流东去。便宜教画却凌烟，甚是功名了处。”其二云：“吾庐却近江鸥住，更几个好事农父。对青山枕上诗成，一阵沙头风雨。酒旗只隔横塘，自过小桥沽去。尽疏狂不怕人嫌，是我生平喜处。”《全元散曲》，第217－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