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关 键 词：金圣叹/鲁迅/周作人/《谈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现代文学论战
作者简介：陆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
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中，如果说哪一位与现代的文化思潮、文学创作与论争关系最为密切，笔者以为当属明末清初金圣叹。从文本传播看，汪原放以金批《水浒传》为底本进行新式标点，可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最早成果，阿英标点《贯华堂才子书汇稿》(收入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则是对提倡晚明小品文给予资料支持；从文学创作看，散文大家周作人早年写作便受金圣叹影响，年近不惑的林语堂仍“日见陷没”于圣叹文风，以致被讥为“病亦难治”；从学术论争看，由胡适为亚东版《水浒传》作序催生了对金批及其“古本”的褒贬商榷，到鲁迅有关杂文引发的对金圣叹的冷谈热议，诸如郑振铎、俞平伯、隋树森、陈子展这些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甚至历史学家顾颉刚、陈登原和墨子学家栾调甫，都发表过论说金圣叹的文字。凡此，不仅彰显了民国学术的波折和演进，亦体现了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社会动向的关联。其中尤以发生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争论，最为错综微妙且影响深远，左右了金圣叹现当代接受史的进程和格局。本文尝试以周氏兄弟的金圣叹评论为聚焦中心，以金圣叹基本史实为准绳，以“注重过程”(钱理群语)为研究理路，深入到现代文学史画卷的经纬肌理，分辨并解剖这一典型文化事件，重估现代经典人物对同样具有经典意义的古人之评价的历史和学术效应，并藉以体会个人色彩在学术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学者与作家的“冲突”：鲁迅的金圣叹论
在鲁迅的皇皇巨著中，最早提到“金圣叹”三字的，可能是1920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风波》。作者为描写封建遗老赵七爷的不学无术，设计了一个细节：“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当时稍有文化者都知道《三国演义》乃毛宗岗评点，只有“将原书各卷毛氏题名看不明白”者，才会“恍惚误以《三国志演义》亦谓为圣叹所批”①。可见，鲁迅是用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所谓的“绵针泥刺法”，讽刺“学问家”的无知和可笑。当代的《鲁迅全集》的编者在解释“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煞费苦心地说此书“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都认为这评语是金圣叹所作”②。刻意回避“毛宗岗评点”的事实，不仅没有读懂《风波》这篇小说，也将鲁迅在常识问题上降至“通常”人的水准。究其原因，或者是当代阐释者试图统一鲁迅“学者”与“作家”两种身份时陷入的两难处境。以下对见于《鲁迅全集》的“金圣叹大事记”略加梳理，试图澄清其所勾画的这位古人面目背后的史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动因。
(一)《鲁迅全集》“金圣叹大事记”
1923年12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出版。在谈及清代《三国演义》版本时，明确指出是毛宗岗“评刻”：“迨清康熙时，茂苑毛宗岗字序始师金人瑞改《水浒传》及《西厢记》成法，即旧本遍加改窜，自云得占本，评刻之，亦称‘圣叹外书’，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并从改、增、削三方面论其“改定”之“大端”，又从“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等角度考其“改窜”之“小节”。可见鲁迅作过详细比勘，其见解已远远超出“通常”水平(这可以看作“金圣叹批评《三国志》”不是误用而是有意为之的铁证)。在谈及《水浒传》版本时，引周亮工语以证金圣叹批点的七十回本之作伪，同时讨论金批“成法”的具体表现，对其价值只以“字句亦小有佳处”③一语带过。
1924年7月，鲁迅至西安讲学，归纳金圣叹的观点是“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④，语气已显严厉。在此前后，鲁迅曾分别撰文，指出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⑤；“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⑥。嘉许汪、胡在小说整理、评介工作上的首当其选，表达了对汪氏整理《水浒传》删除金批、胡氏《〈水浒传〉考证》否定金批的间接认同，这与其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批的不以为然相吻合。拘泥于《水浒传》版本演变的单一视角，对金批七十回本在反映晚明小说创作及美学价值上的认识不足，应该是作为小说史经典的小小缺憾。这一学术范围内的保守结论，与其后来杂文中有关金圣叹的情感倾向和人格评价，或许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
1926年4月，杂文《空谈》发表。在继小说《风波》之后，首次在议论文中使用了“金圣叹批评”《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刚刚发生“三一八”惨案，鲁迅撰文告诫善良的人们，要善于使用“别种方法”与“阴毒”的敌人战斗：“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⑦许褚战马超的故事见《三国演义》，批语自然是来自毛宗岗。“谁叫汝赤膊”之评虽有调笑之意，然马超当时虽非蜀将，能伤曹营上将许褚，一向尊刘抑曹的读者(评者)，自然于心窃喜，对这种有勇无谋的鲁莽汉调侃一句，算不上刻薄；从描写的美学性看，喜“恶战”、被曹操赞为“虎痴”的许将军，因杀得性起，脱衣卸甲，胸毛猬张，露着浑身疙瘩肉，裸奔来战⑧，虽“臂中两箭”，于性命无忧，读者(评者)亦自当喜剧观，谈不上人心不古。然经过鲁迅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这一批语给予读者的美学感受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并连带改变了金圣叹的形象，赋予其浓烈的丑角色彩。
1933年5月，杂文《不负责任的坦克车》发表，文中再次使用上一典故。针对张若谷嘲讽杂文乃“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鲁迅认为当“高等人”以强大的武器镇压“下等人”时，受害者要善于保护自己，“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开篇第一句“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便将文章写作的时事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抨击统治者开着坦克车围剿苏区，“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而不必“负责”⑨，自是题中应有之意。后缀的“活该”二字，更使语意增加了原批所无的恶毒成分。
1933年7月，《谈金圣叹》发表；同年9月，《“论语一年”》发表。《谈金圣叹》全面表达了对金圣叹文学史地位的否定性评价，依其叙述次序是：1.文学观念，“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2.评点价值，“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3.历史影响，“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4.版本整理，“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张)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5.政治思想，“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⑩。可见在鲁迅眼中，金圣叹的文学地位一钱不值，其文学评点一无是处。《“论语一年”》在谈及为何“反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时，引圣叹临难家书，将其“幽默”定性为“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这句富有文学张力的精彩之论，列入鲁迅十大名言亦毫不逊色，无怪后人在议论林语堂时，无不加以引用，以致在特定的时代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11)。如果说之前鲁迅对金圣叹的恶感，还带有“针刺画影而邻女心痛”(12)的间接特点，那么，这两篇气势凌厉、其锋难撄的文章则可称直接痛击、全面诛杀。
(二)鲁迅论金圣叹的史实问题
经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鲁迅对金圣叹的厌恶感逐渐加深，至1933年为最甚，且在学术著作和杂文创作中不仅情感态度明显不同，史实结论亦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大致说来，其对金圣叹史实的有意篡改、为己所用，在许褚“赤体上阵”的典故中，表现较为明显；在《谈金圣叹》和《“论语一年”》中，则相对隐蔽。试分析之。
首先，撰写过《中国小说史略》、熟悉金批的鲁迅应该知道，《水浒传》也有“赤体上阵”的典故，如李逵“但是上阵，便要脱膊”，也曾被射过一箭，金圣叹自有批语：“妙人，只用八个字活画出来”(13)。之所以弃而不用，选择《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和批语，应该是后者更符合其所要表达的人生含义而前者只不过是从美学角度来评说的。钱理群在分析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时，指出其借助违反“常规”的联想力和嫁接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穿透力，达到对某一“类型”追魂摄魄的效果(14)。如果说，“赤体上阵”的典故及批语是针对陈源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15)，经过鲁迅的巧妙截取而产生的间离效果，的确强化了此人一贯的“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16)之残酷冷漠。令人困惑的是，抨击凶恶残暴的北洋军阀政府，为何要拿“金圣叹”说事？这句评点明明出自毛宗岗之手，为何要将著作权派给金圣叹？如果在小说《风波》中尚有笔法的考虑，即使其中包含了对旧文化诡异性的不以为然，其矢的也只是不学无术的封建遗老，其实与金圣叹无涉。那么，在杂文中的这种强派，到底有什么言外之意呢？“放冷箭”是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争中的一个关键词，而其所受“冷箭”中创痛最深的恐怕要数顾颉刚与陈源用唱“双簧”方式制造出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流言”(17)。鲁迅在此拉上善于伪作“古本”的金圣叹，是否因对同为苏州人的顾颉刚的痛恨(18)，以致不惜留下学术硬伤，以影射其“古史辨”有作伪的嫌疑呢？(19)至少流露出对“放冷箭”者之阴毒的深深憎恶。可笑为打笔仗而忙着到处找材料的英文教授陈西滢，由于只具备通常人的小说史知识，没有发现此中破绽，以致被别一种战法击中而不觉。但不管真相如何，鲁迅对顾氏喜爱的古人金圣叹的恶感却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曲解文意、调换评者、抨击对手，甚至成为习惯，在不需要的场合，也要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一有问题的例证。如其1935年写信告诫萧军、萧红“上阵要穿甲”，举的又是“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20)的拿手好例。对于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一个虚假的事例使用了三四次，足见其厌恶圣叹之深和对这一例子表现力的偏爱。
其次，衡之于史实，鲁迅在《谈金圣叹》中所谓“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在重视戏曲小说方面影响金圣叹者，古今评价均首推李贽而非袁宏道。将对前人进步思想的继承、发扬视为“拾人唾余”，属一家之言，固无不可，但是将可作祖辈的李贽换成孙辈的袁宏道，便很难令人信服了。以致1958年版《鲁迅全集》于此加注：“这里袁宏道应为李卓吾。”(21)而后来版本的注释则改为以“袁宏道”出注：“他在《觞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说、戏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和《焚书》并列。”(22)其实都是没有读懂此文，没有明白作者的深心！以鲁迅之渊博，不应不知道李贽在《焚书》中对小说戏曲的如潮好评，也不应不知道署名袁宏道撰的《狂言》不过只是坊间的伪书(23)；这里以袁宏道为圣叹鼻祖，实乃夹枪带棍地批评早已彼此阋于墙的其弟周作人当时对晚明公安派的推重。1930年代初期的文坛，因着知堂的扬誉，一般文人“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无法吐属风流”(24)。鲁迅如说“拾了李贽辈的唾余”，便失去了此文顺带打击周作人等热捧晚明公安派的作用。枪扫一大片，是鲁迅杂文的特点，也与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25)的观点相吻合。
再次，《“论语一年”》中所引临难家书，在史料选择的方式上亦颇可疑：“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26)“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云云，可谓意味深长。关于金圣叹的临难家书，版本甚多，真实文字应该是《哭庙记略》、《辛丑纪闻》所载：“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27)至于其他说法，或经后人改窜，或为小说家言，不足取信(28)。鲁迅不用《哭庙记略》等记载“哭庙案”的最常见史料，却采用并压缩了经过乾隆时王应奎为突出“一笑受刑”而改写的“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云云(29)，究竟是有意还是随意？我意当为前者，理由有三：1.《哭庙记略》、《辛丑纪闻》乃了解哭庙案的基本文献，在当时也非稀见之书，严谨如鲁迅者，研究金圣叹时必看；2.从《谈金圣叹》“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可知鲁迅是研究过《哭庙记略》等书对哭庙案的记载的，供出“丁、金二人，足以塞责”(30)，正说明早被统治者认为是坏货；3.“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恰恰显示出说话者的留有余地，知道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有意思亦正在此处：明明知道自己所引是笑话、是谣言，却非要按照真话、事实去往下推理，殊不知一旦是笑话、谣言，还怎么能得出“但总之”的“一来”、“二来”呢？而不当作真话、事实，就更不能得出“总之”来了。对于真实家书，稍早的邱炜萲的读后感是“寥寥数语，悲抑之情，见于言外”(31)，鲁迅也难以将此与“幽默”扯上什么瓜葛，所以只能是弃之不用。可见，论战的客观需要和“一来”、“二来”的自我偏爱，左右了鲁迅对原始资料的特殊选择。只是这一选择，再次委屈了古人金圣叹，且影响久远。直到今天，在一些明清史研究者眼中，仍把“‘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式的幽默”，视为“金圣叹式”的“实在是有害于世道人心”的货色(32)。
面对鲁迅留下的“难题”，《鲁迅全集》编撰者在指出毛宗岗“冒称‘圣叹外书”(33)的同时，不得不在其小说和杂文的注释中多次用“通常认为”是圣叹所作的这样含糊的表述，为鲁迅移花接木的战术作无谓的辩护。其实，否认鲁迅对金圣叹史实的有意篡改，是混淆了其“学者”身份和“作家”身份：“研究文章”的是“学者”，“做文章”的是作家；前者“要用理智，要冷静”，后者“至少也得发点热”(34)。出自战术的考虑和自觉的选择，作为“作家”的鲁迅笔下的金圣叹，往往以一种与史实相扭错的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与其作为“学者”时对于史实的冷静判断(尽管亦有个人好恶)，判若两人。当代阐释者为贤者讳，其实显示了对既清醒又挣扎于“学术”与“文学”冲突之中的鲁迅(35)的隔膜。
(三)学术争鸣和政治批判交错下的杂文战术
在鲁迅杂文有关金圣叹的文字中，出于论战需要而扭错史实是一种常态。只不过1933年之前，其对金圣叹的抨击更多出自私人恩怨的需要，1933年的两文，则具备更多的现实针对性和全面批判性。要弄清这位古人在1933年为何突然走了厄运(下次是1975年)，有必要回顾上一年问世的两种文学评论性质的著述，一是6、7月间发表的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一是9月出版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可视为专论金圣叹生平和文学思想的首篇学术论文。该文的现实针对性十分明显，如文章的“引言”开宗明义：“自从文学革命以后，旧小说和戏曲都陆续的被标点出来，标点本大半都是把‘评释’删了去，而在新序或考证之中，照例又都要把旧日的‘眉批夹注’讥讽斥责；金圣叹的评释，当然也在所不免，因此一般人往往对他很轻视了。”(36)这些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胡适所提倡的古籍整理对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明确针对当时那些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内的津津于《水浒》究竟有几种版本以及七十回“古本”之有无的实证型学术研究叫板，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观上与鲁迅首肯汪原放和胡适在古典小说整理研究方面的观点相抵牾。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所以提到金圣叹，主要是以其为例说明“以袁中郎作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势力”在清初文学的体现：“金圣叹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学批评很有新的意见，这在他所批点的《西厢》《水浒》等书上全可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多，但从他所作的两篇《水浒传》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得出他的主张来的，他能将《水浒》《西厢》和《左传》《史记》同样当作文学书看，不将前者认为诲淫诲盗的东西，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37)此外在论及曾国藩、俞樾、梁启超时，也都提到了金圣叹的影响。
隋树森因强烈不满“时常有人对于他(金圣叹)的评释很表轻视”(“结论”)，使其文章具备了对胡、鲁等人有关研究表示异议的显要特质。故当代学者多认为鲁迅次年(1933)5月撰写的《谈金圣叹》一文是由隋文“引出”的(38)；黄霖则进而补充指出鲁迅此文是在“读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隋树森的《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之后所写的”(39)。隋文的开篇语及文中的意见，固然完全可能惹恼已对金圣叹抱有恶感且一贯维护亚东版《水浒传》出版思路的鲁迅；而林语堂在其主持的杂志上新近对金氏文章艺术水准高度夸张的评价：“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40)，也应该刺激了鲁迅的神经(41)。《谈金圣叹》一笔抹杀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成就，对于刚刚发表的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中的价值论证以及周作人、林语堂对金氏思想和创作的提倡，可谓针锋相对的当头一棒。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妨认为是隋树森、周作人以及林语堂的有关论述引发了《谈金圣叹》的写作。
但正如《谈金圣叹》并不是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一样，其撰写似乎也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应该包含了更为重要的题旨。《谈金圣叹》共有七段，前三段主讲金圣叹，后四段主讲小百姓对“流官”、“坐寇”之憎恶。与结束语“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的号召相呼应，首段的文字是这样的：“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42)将被封建正统人士视为离经叛道之异己的悲情人物，用“被官绅们认为坏货”的非学术字眼相描述，倒不是作者本人与封建官绅在政治、文艺思想上自觉地保持一致，而实在是出于情感上对金圣叹为人的鄙夷和为文的轻视。套用《谈金圣叹》的表述风格而评价之，所谓“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实不过拾了胡适辈“八股选家的流毒”之牙慧(43)；“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将原本是反对贪官污吏、反映民众呼声的正义之举，变成一出维护朝廷和官绅利益，借哭庙以求荣，因投机而被杀的闹剧。读此一文，金圣叹为人为文的诚实、才华横溢的精彩，顿时化为负案累累、昏庸愚昧、机关算尽、反误性命的闹剧。不仅用语犀利，而且或是超历史的评价(封建士子哪个不近于官绅)，或与史实未必尽合(根本与捞不捞教授无关)，缺乏学术的严谨性和严肃性，政治针砭远远超出了文学考量。
此文开篇所谓“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的近事，历版《鲁迅全集》均无注释。其实，事主乃现代人权运动领袖罗隆基，时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此人因在《新月》杂志上发表大批有关人权理论的文章(44)，1930年11月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拘捕，出狱后撰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刊于12月出版的《新月》，因此被教育部“电令”解除教职(45)。即便在已经能说罗隆基倡导人权、主张法治等思想“仍有时空穿透力”(46)的今天，还是应承认主张推翻体制的革命者远较在体制内争取民主的人权者，在当时要冒着更大的危险，并代表着更广泛的利益，故而应当获得更充分的敬重。所以，我以为鲁迅这篇文章的政治意图是借谈金圣叹“哭庙”之不反皇帝，影射以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运动非从根本上反国民党统治，主张“小百姓”要想改变被“刮尽筋肉”的悲惨境遇，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47)，总之是提倡革命。不过，他对罗隆基的批评可以理解，借金圣叹说事则流于牵强。
如果说《谈金圣叹》的题旨主要是批评提倡人权之“昏庸”，倡导百姓反抗“坐寇”，那么，《“论语一年”》同样体现了鲁迅作为“体制外的批判者”的犀利和决绝。看似不合逻辑的“总之”推论，其被省略的推理环节或许是：虽然不能要求圣叹为后人改写其绝命书负责，然而种种附会，恰恰因为其立身行事的方式，留下了可资利用的余地。所以鲁迅要金圣叹为他未曾说的话负责，也可理解。这或许是告诫提倡“幽默”的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要他们警惕被改窜和利用、以淡化暴政的血腥气的可能。
二、作家与学者的“互补”：周作人的金圣叹论
周作人对金圣叹的喜欢可谓与生俱来。1941年初，已经沦为汪伪政府“教育总署督办”的他，在回忆十一二岁开始读小说的经历和感受时，认为现今记得的部分“大抵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的有些批注”，而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并说自己读金批《水浒》时，对于“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斫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48)。可见，他自幼就是把金批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而非文学批评来看待的。这一习惯，持续久远。不仅其弱冠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时写的文章，“所受的影响，旧的方面有金圣叹”(49)，晚年还说过自己青年时期颇受“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50)。只是这种文章式的欣赏和写作上的影响，并未导致其撰写专门研究或谈论金圣叹的著述，直到1935年。
(一)“一篇半”专论的现实指向
1935年，周作人发表了一篇半专门谈论金圣叹的文章，这在周氏是空前绝后之举。所谓“一篇半”，便是《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只算半篇)和《谈金圣叹》。之所以说“空前绝后”，指的是对金圣叹喜爱与欣赏由来已久的周作人。在其1935年之前发表的各类文章中，虽曾不下十余次表示对圣叹的好感(51)，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更将其视为继承晚明公安、竟陵派之长的清初代表性人物之一，但除此两篇“谈”文外，他并没有也再没有专论金圣叹的著述问世。而且，与鲁迅用杂文笔法解构周作人建构文学史的学术思想、以致“作家”和“学者”身份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不同，一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推重金圣叹的周作人，在所撰关于金圣叹的专论中却有意采用了文献考证的思路，强调自己“述而不论”的学者姿态，用别样的方式为自己作为小品文作家的美学选择和文学好尚辩护。
这一篇半以史料述评为主的文章，绝非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产物，应该说文献储备已久。尤其是后一篇，即便在今天的学术条件下，也很难在一两个月内完成。有些后来的学者长期专门研究金圣叹，都没有看过周氏所涉的那么多材料。选择在这么一个时间段(1934年11月－1935年6月)，连撰两文，并发表在同一杂志《人间世》上，还是有着强烈的目标指向，即针对近两年前鲁迅发表的同题之文及相关文章。
按照写作、发表顺序，周作人首先问世的是《谈冯梦龙与金圣叹》(52)。这半篇专论颇有意味：明明副标题是“墨憨斋编山歌跋”(53)，却偏偏要扯上金圣叹；明明首先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大谈清人廖燕、刘献廷对金的评价，却偏偏在文章取名时要把晚明冯梦龙放在“谈”的第一位。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作者随心所欲的无意之举，待看过半年后发表的《谈金圣叹》这篇专文的“附记”(54)，遂一切恍然：“一两个月前语堂来信，叫我谈谈金圣叹及李笠翁等人。”(专谈金圣叹时又扯上李渔，与前同一笔法)“语堂”者，即同样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人间世》是其在上海主编的刊物。对于约稿，周的反应是“这事大难，我不敢动手，因为关于文学的批评和争论觉得不能胜任”(55)。此话大有名堂！固然这种不屑争辩的态度乃其一贯(56)，但是因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很好”的金圣叹的文学观念被鲁迅嘲为“拾人唾余”，故先用对文学争论的“不能胜任”虚晃一枪；然一方面说“不敢动手”，一方面又说因为日前看了福庆居士来信“雨中无事，翻寻唱经堂稿为之叹息。讲《离骚》之文只是残稿，竟是残了。庄骚马杜待何如，可叹息也”，因此使其“记起金长文序中所说的诗，便想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拉杂写此”。临了还不忘解释数句：“算是一篇文章，其实乃只几段杂记而已。对于圣叹的文学主张不曾说着一字，原书具在，朋友们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57)福庆居士即俞平伯(58)，信中所谓“唱经堂稿”即《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一名《贯华堂才子书汇稿》)，由圣叹堂兄金昌(字长文)收集刊行；“庄骚马杜待何如”，是金昌《叙第四才子书》所引圣叹“临命寄示”的绝命诗中的一句。
周作人此文，从题目《谈金圣叹》看，是直接回应鲁迅1933年同题之作对金圣叹的批判；从附记“关于圣叹死时的话略加调查”看，所回应者还包括乃兄同年发表的《“论语一年”》对林语堂和自己提倡幽默的讥讽；甚至在文末特地去说林语堂的约稿，也与鲁迅文章开头“说是《论语》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相映作对，可谓绵里藏针、伏怨遥深。鲁迅文章中，曾明确表示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批评态度：“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所举之例证，按照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未经“略加调查”的圣叹“死时的话”(鲁迅的说法是“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由此可见，周作人为了回答鲁迅两年前对自己提倡幽默散文、宣扬公安三袁和金圣叹文学地位的讽刺和批判，至少酝酿了半年多时间，并先用半篇“谈”文来试水。
《谈冯梦龙与金圣叹》是这样开头的：“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接下来的第二段，就是“关于金圣叹的事迹”的新介绍。他虽认为孟森《心史丛刊》“说的颇详细”，却指出在后世佩服圣叹的人中，“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言下之意，对孟心史忽略了刘献廷《广阳杂记》和廖燕《二十七松堂集》的有关评价略有不满。刘氏学问正大、洁身独行，为人为学均属古今皆无争议之名门正派，引其认同圣叹之文字，无疑有利于说明问题；廖氏亦是慷慨耿介之士，摘其《金圣叹先生传》跋语中“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和“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两段，用来抬举金批具有“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59)之作用，目的性也是明显的。
饶有深意的是，在廖燕所撰的跋语这两段之间，原文还有对圣叹死于哭庙案深表同情的一段：“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余，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60)缘于对现代统治当局的畏惧以及个人文化兴趣的偏好，周作人有意回避了这一话题，与其兄《谈金圣叹》开篇就说“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写作主旨迥异。鲁迅是从政治入、从政治出，其中兼谈文学；周作人则只谈文学而不及其他，这一宗旨贯穿其一生对金圣叹的谈论。只是略去了这一段，便使自己文中带有引号的“文章秘妙”，出处难寻，秘妙难悟，更别说会发现“秘妙”其实是“妙秘”的倒文。在这半篇专论由金向冯的过渡段落中，亦即谈金的最后部分，作者通过比较两人的异同，认为就“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冯梦龙“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61)，间接地重申了金圣叹足以“雄长当时”并“津逮后世”的文学地位，亦是在与鲁迅的有关评价暗中较劲。
(二)《谈金圣叹》的微言大义
此篇探路之作发表后，鲁迅并无反响，于是在鲁迅发表《谈金圣叹》两年零四天之后，终于有了周作人同题之作的问世。此文约四千字左右，主要由原始资料组成。从谈孟森对圣叹事迹的“收辑”开始，旁征博引，夹叙夹议，看似拉拉杂杂，其实一共考证了四个问题：临死家书、著述次第、鬼神附身、佚诗佚文。其写法大多是先述《心史丛刊》已引过的文字，再辅以自己所搜罗的种种新史料。占篇幅最多的，是与回应鲁迅文章关系较密的头尾两事。
先看第一事：乾隆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记“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流传甚广。针对鲁迅《“论语一年”》“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的讥讽，周作人化了大力气说明其是真话、是事实。他在孟森所引《柳南随笔》、《豁意轩录闻》之外，又连续引用柳春浦《聊斋续编》、毛祥麟《墨余录》和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更通过考证“生于清初”的廖燕至苏州的具体时是，指出“自当以廖说为近真耳”(62)，又以传中记载的说明圣叹字号含义及不可解说《古诗十九首》等事“皆未见他人记述”，来佐证廖说之可靠。然后再引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临命寄示一绝”和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其人之不可方物”，来证明“圣叹临死乃仍拳拳于其批评工作之未完成，此与胡桃滋味(63)正是别一副面目也”，其结论是“圣叹之为人盖甚怪，在其临命时，与同学仍谈批书，故亦不妨对狱吏而说谐语欤？”引的证据不可谓不丰富，拐的弯子不可谓不多，不外乎是要证明金圣叹天性幽默，临难诙谐家书实有其事。只是即便在其所涉史料范围内，亦有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破绽：绝命诗“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是以遗著托付堂兄金昌，这种置生死于度外、视学术甚于性命的郑重严肃态度，与以“不意”获死为“大奇”的自我调侃、“一笑受刑”的没心没肺和“胡桃滋味”的谐谑戏弄，自是迥然有异的两副“面孔”。固然，不能说人在临难前就不能有决然相反或不同的面目，但是不能说“与同学谈批书”和“对狱吏说谐语”，就是“一副面孔”，就是情感一致的“不妨”。为了证明己言有理，竟将十分庄重，甚至有些悲怆(以致俞平伯读后“为之叹息”，隋树森此前也因此而叹“他也是很饮恨而终了！”(64))，至少是毫无怪异可言的临难托书，作为“圣叹之为人盖甚怪”的典型例证，不能不说是善于体会世道人情的周作人的有意曲解！
再看第四事：先谈佚诗，在据《心史丛刊》引袁枚《随园诗话》所录圣叹《宿野庙》后，按曰“圣叹所著之文皆存于所批书中，其诗仅见随园称道一首”；接着披露刘继庄《广阳杂记》引“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诗和圣叹《杜诗解》自引“幼年有一诗”，因均不见《沉吟楼借杜诗》，故推测“刘袁二君所引不知又系何本，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周作人虽不擅考据，然其学术感觉很好，他的推测均为事实。在当代始重现于学界的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抄本中，刘、袁所引均赫然在目，一是题为《病中无端极思成都忆得旧作录出自吟》的七绝，一是五律《佛灯》前四句的改写(65)。后谈佚文，周作人认为“圣叹的散文现在的确只好到他所批书中去找了，在五大部才子书中却也可找出好些文章来，虽然这工作是很不容易。”所谓“五大部才子书”，当是指已经刊行的金批《杜诗解》、《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七言律》和《天下必读才子书》。从这些常见书中寻找美文，何以会是“很不容易”的事？从他接下来的话中，或许可以体会一二：“我觉得他替东都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序》最好，此外《水浒》《西厢》卷头的大文向来有名，但我看《唐才子诗》卷一那些谈诗的短札实在很好，在我个人觉得，还比洋洋洒洒的大文更有意思。《杜诗解》卷二，自《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早起》，以四绝一律合为一篇，说得很是别致，其中这段批语，也是一首好文章。”从他的具体引文中，读者终于悟出，原来他刻意挑选出来、隆重推荐的，不仅是金圣叹代替古人所撰之长篇大序以及《水浒》、《西厢》卷首的“读法”和总批，他更喜欢的，实际是那些言简意赅、冲澹隽永的短札和简评。看来，他“谈”金圣叹，用的正是金批所云“目注彼处，手写此处”(66)之法，是为自己的小品文写作风格、文学提倡甚至是生活态度辩护。这也就是为何在圣叹25首《借杜诗》中，周作人惟独说“我却喜欢最末一首”，即“今春刻意学庞公，斋日闲居小阁中，为汲清泉淘钵器，却逢小鸟吃青虫”。这首小诗，与周作人在1930年代初期，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希望躲进象牙之塔，请朋友“且到寒斋吃苦茶”(67)的隐士心态，何其相似乃尔。要使别人尤其是左翼文人认同这种一致，即承认他选出的文章为好，当然这工作是“很不容易”做的。由此可知，从金批著作中寻找及考证诗文的存佚，只是周作人写作《谈金圣叹》的目的之一或表面目的，展示自己对圣叹诗文尤其是评点文字美的独特欣赏，从而证明将金圣叹视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中的一环是可以成立的，或许是更重要的写作宗旨。
(三)成绩与弊病
在事迹资料收辑方面，周作人这一篇半专论成绩显著。两文共征引文献近20种(篇)，有许多是首次披露或引用的。如《广阳杂记》引述的刘献廷对金圣叹的积极评价和新发现的金氏诗作，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昔金圣叹馆戴宜甫香勋斋，无叶泐大师附圣叹降乩，余时往叩之，与宜甫友善”，赖古堂《尺牍新钞》卷二嵇永仁《与黄俞邰》书眉批云“圣叹尚有《历科程墨才子书》，已刻五百叶，今竟无续成之者，可叹”等，都是前此学者没有看过的史料。譬如说《与黄俞邰》，虽然俞樾、孟森、陈登原都引用过，但是他们或者所见为后世翻刻本，或者是据前人转引，都没有提到过眉批的内容。周作人没有沿袭前人记录，而是从康熙元年初刻本《尺牍新钞》中，找到了可供研究圣叹评点著述和时人对其态度的重要文献(后此各种版本均无眉批)。其他的重要发现是，在《谈金圣叹》发表后，他从弟子沈启无处见西泠赵时揖序刻本《第四才子书》，卷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余则，多记圣叹事，于是7月25日又补写了［附记二］，当年十月收入《苦茶随笔》出版。此［附记］首次引用“总识”三则，介绍了“先生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和“先生之称‘圣叹’何义”等说法，由于消息源自圣叹友人“邵悟非、兰雪昆季暨金长文诸公处”(68)，其可信度不言而喻。
周作人在介绍资料的同时，对有关文献的史料价值，亦有简要的学术判断。如认为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其记圣叹性情处颇多可取”，此言甚是；指出释戒显著《现果随录》所记戴宜甫子星归事，“这可以考见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的时和地”，如能发现周庄戴氏族谱，此说亦不难坐实(69)；根据袁枚、刘献廷所见佚诗，推论“岂唱经堂诗文稿在那时尚有写本流传欤”，更是为后来《沉吟楼诗选》抄本的发现所证明；有关金氏晚年事迹和取号“圣叹”含义的最早文献记载，周作人经过比较得出结论：“赵晴园生圣叹同时，所言当较可信，廖柴舟著传中说及《古诗十九首》与圣叹释义，盖即取诸此也。”洵为确论，弥补了论证“圣叹”内涵材料的单薄。有关赵时揖序刻《贯华堂评选杜诗》极稀见(笔者所知现仅存世康熙原刻和乾隆翻刻本各一部)，在现代金圣叹研究史上似乎只见此篇［附记二］提及。至当代，周采泉因研究历代杜甫诗集而得览此书，可惜仅过录赵序，对“资料极丰富”的《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十则，却“文长不具录”(70)。直到笔者新近整理《金圣叹全集》出版，才根据周采泉提供的线索，辑录了赵序和总识的全部文字。
在史料搜集方面，周作人的贡献固不可没，然作为一位过于感性的文人，缺陷也在所难免。诸如金清美撰《豁意轩录闻》、柳春浦撰《聊斋续编》、《尺牍新钞》眉批“当系周雪客笔”等，皆有史实方面的瑕疵(71)。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与其兄一样，同样因为论战或反击的需要，有意无视《辛丑纪闻》、《哭庙记略》所载“寄狱卒家书”这一研究圣叹临难的基本史料。先周作人《谈金圣叹》数月出版的陈登原《金圣叹传》，已明确引此“《与家人书》”及邱炜萲“悲抑之情，见于言外”的评价(72)，可见周作人的视而不见、闭口不谈，实非无意为之。因为即便他再有本事、再会游戏文字，也难以将充满“悲抑之情”的遗书，说成与“胡桃滋味”同“一副面目”。为此，他可是费尽心机，如当谈及“圣叹少时玩那鬼画符……各才子书批评里却看不出一点痕迹”时，他非常突兀地说“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从行文的表面逻辑看，这是一句完全没有必要的交代，同时也没有必要甘冒孤陋寡闻之诮。因为在那人人皆知，且“谈”金圣叹者必须一看的《辛丑纪闻》中，早已记载着顺治十三年“丙申批《西厢记》”，时人陈登原也先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73)。但周作人不得不这样说，他必须装着自己不知道天下还有《辛丑纪闻》这样的常见书和陈登原新近出版了《金圣叹传》这样的新鲜事，否则，他费心搜罗的体现圣叹诙谐幽默的临难家书，就会随着古人、今人的相关记载和邱、陈等人的相关评价而灰飞烟灭了。只是，与鲁迅多说了一段“我不知道”一样，他多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刻《西厢》的年代”，反而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白。与周作人用全文的近三分之一篇幅(约1200字)的旁征博引，加以曲意周旋、刻意回避不同，乃兄霸气十足地仅以区区十八字“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便撇开了所有史实妄断的干系，直接进入“但总之：一来……二来”的自说自话。然而，无论周氏两兄弟如何逞才使气、运笔如刀，借用周作人的话头，“愿意阐扬或歪曲之者完全自由，与不佞正是水米无干也”，只是这个“不佞”已是不能为己辩护的古人金圣叹了。
三、被逼为“箭垛”：金圣叹现代接受史反思
鲁迅、周作人1930年代评论金圣叹的你来我去和前因后果，关涉了两兄弟的政治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本文以与历史事实具有怎样的契合度为学术视角，努力不因当今政治氛围的宽松，而对鲁迅妄加非议；亦不因时下学术评价的多元，而对周作人滥施溢美。希望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学术追求，梳理当时文坛因金圣叹而生的是是非非，探寻现代名人对古代名人的变形处理及其原因的丰富性。由于论争双方独特的亲缘关系以及在现代文学与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探讨鲁迅、周作人对金圣叹的好恶毁誉以及相关评价与文化、学术的桴鼓之应，对认识二人各自学术及创作得失以及民国学术的生态景观，不无裨益。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批评的复杂性不仅仅来自对象
鲁迅与周作人，一母同胞，共同的家庭出身，均有留学日本的海归背景，在后者落水失节之前，有着近似的谋生方式(教书、撰文)，甚至在交游方面也有着很多的重叠或交叉，面对同一古人，竟然有着与生俱来并且渐形水火不容之势的抵牾，可谓奇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与他们所评对象自身的复杂性有关。金圣叹，即便在其生活的年代，就已是著名的争议人物。既有像徐增那样对活圣叹就崇拜得五体投地者：“吾尝于清早被头，仰观帐顶，圣叹宛然；尝于黄昏灯畔，回看壁影，圣叹宛然；尝于梁溪柳岸，见少妇艳妆，圣叹宛然；尝于灵岩雨窗，闻古塔鸟声，圣叹宛然；乃至风行水活、日暖虫游，圣叹无不宛然者”(74)；亦有如归庄那样视死圣叹亦“未可以其为鬼而贷之”者：“其人贪戾放僻，不知有礼义廉耻；又粗有文笔，足以济其邪恶。……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乃其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75)此即所谓“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76)。这种褒贬共存、毁誉俱烈的评价现象，自圣叹中年开始，三百多年来无时无之。只是到了周氏兄弟这里，竟演化成为针尖麦芒般的同室异趣。这一现象，实在是为我们惯用的时代、地域、家族、个人经历等背景研究的适用性和针对性，加大了难度。古人云：“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77)谚语云：“龙生九子，连母十样。”一切都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人物具体对待。
以对圣叹死因的评价为例，在现代被常人视为“反抗贪官污吏的合法运动”(78)、甚至可与现代学潮相比附(79)的诸生抗粮哭庙案，在鲁迅眼里却是毫无意义的行为。这并非是其思想落后于陈子展、陈登原等进步学者，而是他认为向反动统治者要人权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周作人对哭庙案的避而不谈，自与其1930年代对待政治的消极态度及其懦弱的性格有关，“当他的兄长选择了继续战斗的姿态时，他却选择了逃避，变得内敛，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地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一副‘隐士’的架势”(80)；鲁迅对哭庙案的嗤之以鼻，却体现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绝望和认识的深刻。1934年8月，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81)这段话可视为《“论语一年”》写作意图的一种解释，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其在《谈金圣叹》中对争取人权所持的激进态度和鼓励“小百姓”去革命的主张。但是，他的这种希望友人“更急进”的人生态度，在《谈金圣叹》中是否曾出难题给古人，是否会超时代地要求古人呢？鲁迅出于抨击或批评当代政治和文艺思潮的需要，多次利用古人金圣叹作为反面话题，只是此人并非是借题发挥的最佳选择。鲁迅曾就杂文的当下功用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82)在风雨如磐的白色恐怖之际，其面对成群来袭的虎狼，无论何种对象、何种话题，更习惯于以斗士的思维和反应方式，操持匕首投枪以迎敌，他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同上)来。以致在根本用不上这些利器的地方，也毫不犹豫地施以辣手，《谈金圣叹》便是如此。他人先其发表的有关论述，犹如鲁迅自己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一样，更多的是从学术出发、从文学出发考虑问题、阐发观点，即便存在过犹不及之处，也没有必要如此重锤猛击，致古人、今人于绝地。他强烈反感别人尤其是与己反目的兄弟带头侈谈金圣叹的优长，于是，在一片盛赞声中写下了彻底否定金圣叹的檄文，便在情理之中了。
周作人对金圣叹幽默一面的强调，固然与其对于“趣味的嗜好”这一“与生俱来的习气”有关，也受制于1930年代“政治的逼迫、时事的变迁”以及“人性的脆弱”而促成的为人为文由“犀利向着闲适”的转变(83)，同时与其对批评方式的独特欣赏不无关系。早在1922年，周作人已指出文学批评“是印象的鉴赏，不是法理的判决，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84)。次年，他继续着批评家的思维必须是诗人的提倡，认为“学问范围内的文艺研究，如文学理论考证史传等”属于“科学式的批评”和“理智的分析”，只能根据“学理”看出文艺作品的“方圆”，并容易流入“偏执”；而“文艺性质的文艺批评”，便是“趣味的综合”，能欣赏出作品的“巧”(85)。对两种本来应该并行或兼容的批评或研究方式，言下的轩轾之意是跃然纸上的。周作人对于“这种主观的印象、鉴赏式的批评”的偏爱，“与中国传统的批评取得了内在联系”(86)，使其天然地易于接受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同时，在批评方法和学术档次上，已经先验地将乃兄该年岁末(此际已经失和)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视为等而下之的产物。其学术旨趣，已与鲁迅畛域分明、疆界自划。
《人间世》是一种在世不到两年的短命刊物(1934年4月－1935年12月)，在现代学术史上，本不应有什么重要影响。之所以会被人时常提及，就本论题而言，是因为它曾发表了周作人的那一篇半文字；就新文学史而言，是因为它的创办人是“论语”派首座林语堂。关于林语堂、关于《人间世》尤其是关于“论语派”，由于主张文风清淡、隽永和甘美，提倡作品具有“性灵”、“闲适”和“幽默”的特点，故一向被认为“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前期，实际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87)其实，《人间世》也有不无聊的举动，如在1934年第9期，该刊为了纪念刚刚病逝的刘半农，“只见素白的首页上赫然刊印着李大钊夫妇的墓碣拓本”，此乃刘半农一年前为李大钊所书。在当时社会的政治条件下，“这样做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人间世》没有一定的勇气也是不敢做的”，难怪有学者感慨道：“半个多世纪过去，世事变迁却常不能盖棺论定。如今相看《人间世》，难借一双慧眼识得其中奥妙，却看到《人间世》与刘半农及李大钊的一段情谊，不禁让人唏嘘……”(88)现代文坛人际关系的错综，是非评价的缠夹，以及因此带来的衡估金圣叹批评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文学批评的生命与慎用文献
关于理论与文献的关系，学术界早已有了前者为指导、后者为基础的共识。在此共识引领下，应该可以进而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生命所在。毫无疑问，理论的先进性、进步性和创新性，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价值，是具有前提意义的存在。否则，人云亦云、老调重弹，这样的文学评论在没有下笔之前，便丧失了问世的必要。以此衡量鲁迅、周作人有关金圣叹的文章和著作，他们的理论倡导，至少在今天已无太大的学术争议。即便是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他“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他提倡“言志”、反对“载道”的文学思想，以及蕴含其中的对“人的文学”的宣传，置之于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积极意义大于消极作用的文学见解。
然而，也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理论指向具备先进性和进步性的文学评论，在文献史料的运用方面是否可以为所欲为。今人不可，上个世纪的学人其实也不该如此。可以看到，毛冠金戴(如“谁让汝赤膊”)，去真存伪(如临难家书)，过甚其辞，实用主义地对待、选用历史资料，诸如此类的现象，在鲁迅笔下虽较明显，在周作人的文章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他一再强调金圣叹为人为文的“幽默”(89)，且不说在金批著述中同样有着许多义正词严的与幽默无关的文字，且不说引发其撰写《谈金圣叹》的俞平伯的短札中竟有两处为《贯华堂才子书》终为残稿而感伤“叹息”，且不说自己由此“记起金长文序中”(90)，在引圣叹绝命诗“庄骚马杜待何如”之前，正为圣叹身死书残而“悲夫”(91)，即便在周作人发表一篇半专论文字的当年4月，史学家陈登原已指出圣叹亦有“见义勇为”的一面(92)，并引邱炜萲评价金圣叹“遇理所不可事，则又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的文字为证(93)；两个月后，同样以“清淡流畅”的散文小品闻名于世的江寄萍，撰写了同样意味深长的《谈金圣叹》，在据陈登原《金圣叹传》引述了哭庙惨案后，不禁感慨道：“处在现在这年头，真得‘为人不说人间事，方是人间无事人。’”(94)不由自主地来了个时空穿越，直指当下的社会现实。可是，周作人在写作《谈金圣叹》之前必看的这两种著述，似乎消失在他那无所不包的视野中。同年7月，即在撰写《谈金圣叹》约一个月后，周作人又发表文章议论明初孙蕡绝命诗之真伪：“这正如金圣叹临刑的家信一样，可以说是应有而未必实有的。这当然是属于传说部类，虽然其真实性与历史有殊，其在文艺上的兴味却并无变动，往往反是有增而无减也。”(95)可见，他对自己在《谈金圣叹》中引述的《柳南随笔》等著述的性质和历史真实性，是有清醒认识的，只是因着强化自家文学兴味和回击其兄文学批评的需要，而左右了他的主观采择。
无独有偶，在同年，鲁迅也曾谈过杂文尤其是讽刺小品的真实性问题：“‘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96)一强调兴味，一强调真实，境界之殊了然，然对文学“真实性”的解释，两兄弟却有惊人的一致：或云是“应有而未必实有”，或云“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作为文学的基本理论，这都没有错。只是衡之论者自己的写作，未必尽合，应该存在着为我所用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捏造。另外，如果牵涉到真实人物，哪怕他是早已去世的古人，无论是正角还是反派，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弄清其生平、创作的实际情况，以“曾有的实事”为基础，这样才能赋予文学评论以真实的生命。如果跳过这一基础，直奔“会有的实情”，那么，无论其理论见解如何高明深刻，有损于政治和文学批评的基本规范，其学术生命和力量都是值得怀疑的。
即以对金圣叹临难家书的选择为例，鲁迅先以《柳南随笔》版来讽刺林语堂等人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97)之际提倡幽默，不过是化屠夫的凶残为大家一笑的伪劣货色；周作人继续用种种“传说”来论证此类家书乃天性幽默的金圣叹应有的实情；而被鲁迅点名批评的林语堂，直到晚年(1967)记述古今中外“名人临终时的雅谑”时，仍将金圣叹“狱中发出的信”——“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归于“历史上从容就义”的“这一派”(98)。可见，当年鲁迅在《“论语一年”》中借伪家书对金圣叹的讽刺，从来就没有令批评对象心服；更加可笑的是，周作人、林语堂锲而不舍地坚持以幽默“家书”来论证金圣叹的幽默，同样从来是不能成立的。对待已逝的前辈学人，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的学术观点一定要符合当今的看法，却有权利以那个时代普通学者均能知晓的事实为准绳，来评估其观点的正确程度和适用范围。在金圣叹的评论中，他们对待基本史料的这种随意态度是否合适，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就文章的写作而言，周氏兄弟有关金圣叹的评论，与周作人1920年代初期对“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创作上“两种潮流”的概括正合：或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或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99)。只可惜均在史料的使用上有亏，一旦读者明白真相后，自然会影响对其“飘逸与深刻”的价值判断和美学接受。
(三)名人“谈金圣叹”的学术史效应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在1930年代，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尚能存在正常的学术讨论。1933年11月，一向耿直的陈子展以“我也谈金圣叹”为题发表不同意见，明确指出鲁迅观点是片面的，而金圣叹的“好处一面却也有不可埋灭的地方”，概括言之，即“抬高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反抗文学上的传统主义”；其晚年“究竟是因反抗贪官污吏而死，似乎也值得有志之士的同情”，认为所谓“拾了袁宏道的唾余”说是不成立的，讽刺因参加“反抗贪官污吏”而被杀是“厚非”古人(100)。次年，刘半农将所得明刻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影印，“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于研究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有力推动”(101)，就是对否定金批存在价值的反驳举措。刘半农在6月14日所撰的序中，从三个方面赞扬金批本的长处：就版本的整体性而言，“就文学上的价值说，最好的也是这七十一回本。其余诸本，只是学究们考究‘水浒史’有些用处”；就文字删改而言，“金圣叹对于《水浒》之功，第一在于删改；他把旧本中要不得的部分削去了，把不大好的部分改好了”；就文学评点而言，“有许多人以为圈点和批语很讨厌，……对于初学，我却以为正当的圈点和批语，是很有帮助的”。故其结论是：“他对于《水浒》只是有功，不是有罪，他的《水浒》总比其余一切的《水浒》都好。”(102)陈、刘之论之举，均未见鲁迅有直接回应。对于陈子展，可能是其说得实在有道理且语气平和；对于刘半农，可能因着这就是故人的最后言行。7月14日，刘氏病逝；8月1日，鲁迅应约写了一篇回忆文字。题目是“忆”而非“悼”，已显十足的怪异；文曰“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103)，更是罕见的尖锐。或许这就是包括对其刚刚主张金批之优并讽刺“学究”之考的不答之答吧。
论争推动研究，接下来的1935年成为金圣叹研究前所未有的丰收之年。1月，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发表；4月，陈登原撰《金圣叹传》出版；6月，江寄萍《谈金圣叹》发表，史料主要据陈著；7月，周作人《谈金圣叹》发表；同月，开明书店出版根据金批七十回本删削而成的《洁本水浒》，整理者宋云彬赞许金圣叹“是有文学天才的人，他把《水浒》删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义后，就戛然而止，这是何等高妙的文学技术！”(104)11月，陆树楠发表《金圣叹生涯及文学批评》，肯定其“透辟的见解”、“大胆的议论”和“思识的超越”。此外谢苇丰标点《金圣叹全集》、阿英标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也次第刊行；次年1月，栾调甫撰《金圣叹生年考》发表，已据圣叹致嵇永仁书信“弟年五十有三”而精确考出其生年(105)；3月，相继出版了沈亚公校阅《圣叹选批唐诗》、《圣叹选批杜诗》；12月，韩庭棕《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发表。在这两年的成果中，尤以陈登原和周作人的著述对后世研究发挥的作用最大。如果说后者主要是在提供史料和提倡幽默方面影响了后人，那么，前者在现代学术史上却基本解决了金圣叹可不可以、值不值得进行正面研究的重要问题。该书成稿于鲁迅《谈金圣叹》问世的一年后，旗帜鲜明地为这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以较为丰富的史料征引和较为翔实的史实论证，首次将金圣叹生平和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进行专门探讨，推动了其全面研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正常展开。
在金圣叹的20世纪接受史上，就反面作用而言，有两人的影响既大且远。一是胡适，一是鲁迅。胡适1920年撰《〈水浒传〉考证》，认为金圣叹评点没有价值，鼓励整理本删除金批文字，对于金圣叹批评思想的文学研究，可谓釜底抽薪。1932年发表的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和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本可稍微振兴正面研究之势，旋即于次年受到鲁迅《谈金圣叹》和《“论语一年”》的打压，遂使对金圣叹从文学到政治的评价均再度跌入低谷。而且，由于鲁迅当时的左翼文坛旗帜和后来的民族精神领袖的特殊身份，他对金圣叹的消极评价影响是深远持久的：或者使一些学者放弃既有的学术兴趣而转务他事，或者使许多后起的学者将聪明才智用于批判而非建树、否定而非建设。隋树森或许就是前类学者的一个典型例证，从此不再涉足金圣叹，埋头于元曲整理研究数十年，成为曲学专题文献的一代大家。而后类以批判为能事的学者，则在第二年就出现了拾鲁迅“近于官绅”之牙慧，认为金圣叹“反对招安”是受其“典型的士大夫”身份限制的周木斋。此人真正读懂了鲁迅在文学上反对金圣叹的深意，指出金圣叹“算得真道学了，他的性命就丧在真道学里面，道学原来不能当真的。近人似乎也把他派作‘言志派’、‘性灵派’、‘自我派’，诚然这样，他也不会被杀了”。这里是直指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金圣叹的归类；同时在政治评价上，也模仿鲁迅“坐寇”的说法，认为金圣叹“憎恶渎职的坐官，正因为憎恶流寇。渎职的坐官不铲除，流寇是不会绝迹的。这也可说‘歼厥渠魁之意’。不过，流寇可击，坐官却不可击。看罢，他还不曾击，只不过一哭，自己就被击了”(106)。但是此类作者在当时仍然较少，要到民国结束之后才会群起而出。只是《谈金圣叹》开篇“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却一语成谶，其文“就成为后半世纪人们批判金圣叹为‘反动文人’的重要依据”(107)，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促成了新的文字狱，这可能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至于建国后至新时期前的三十年间(1949－1978)，鲁迅的独家荣显和周作人的销声匿迹，亦同样造成了两人有关金圣叹评价之当代影响的天差地别。个中的种种现象与原因，尚且记忆犹新或不难寻觅，此不赘言。
注释：
①邱炜萲：《金圣叹批小说说》，《菽园赘谈》卷七，光绪二十三年(1897)排印本，第20页a。
②《风波》注释[3]，《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9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38、143、152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5页。
⑤鲁迅：《望勿“纠正”》，1924年1月24日发表，《鲁迅全集》第1卷，第431页。
⑥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6月7日发表，《鲁迅全集》第3卷，第320页。
⑦鲁迅：《空谈》，1926年4月10日发表，《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
⑧《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86页。
⑨鲁迅：《不负责任的坦克车》，1933年5月9日发表，《鲁迅全集》第5卷，第139页。
⑩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第542页。
(11)子通：《无门户的幸与不幸——有感于林语堂的“何人出卖旧家园”》，《出版广角》1996年第3期。
(12)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八回总评，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
(13)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六十七回，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第4册，第1203页。
(14)钱理群：《适合自己的文体——鲁迅杂文论》，《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15)陈西滢：《闲话》，1926年3月27日发表，参见《空谈》注释(3)，《鲁迅全集》第3卷，第299页。
(16)肖索均：《民国十大奇女子的美丽与哀愁》，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17)鲁迅：《不是信》，1926年2月8日发表，《鲁迅全集》第3卷，第243页。
(18)顾颉刚先祖顾予咸是“哭庙案”中重要人物，参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第一章《故乡的熏陶》“家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顾颉刚《经与文的隔绝》：“到了金圣叹，遂以《左传》、《楚辞》、《史记》、《杜诗》、《西厢》、《水浒》并作一类书看……竟会把向来隔绝的几部真文学书汇集在一起，这确是可以佩服了。”《小说月报》10卷10号，1923年10月10日。
(19)陈寅恪1939年为刘文典《庄子补正》撰序，用金圣叹注《水浒传》之“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的方法，比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之“改订旧文，多任己意”(《刘文典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即是对顾颉刚的“含沙射影”(朱渊清：《书写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可以作为本文这一揣想的旁证。
(20)鲁迅：《350313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第13卷，第408页。
(21)《谈金圣叹》注释[3]，《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60页。
(22)《谈金圣叹》注释[3]，《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44页。
(23)袁中道《游居柿录》卷十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得《中郎十集》，内有《狂言》及《续狂言》等书，不知是何伧父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真可恨也”。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即未收此类文字。
(24)陈子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新语林》第2期，1934年7月20日。
(25)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459页。
(26)鲁迅：《“论语一年”》，1933年8月23日写，《论语》第25期，1933年9月16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582页。
(27)无名氏：《哭庙记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1917年排印《痛史》本；无名氏：《辛丑纪闻》，1920年刻《又满楼丛书》本。
(28)有关金圣叹临难家书的真伪辨析，参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218页；钟来因：《关于鲁迅论金圣叹哭庙案的辩证》，《鲁迅研究》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50－451页。
(29)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嘉庆刻《借月山房汇钞》本，第6页a。
(30)无名氏：《哭庙记略》，第5页b；无名氏：《辛丑纪闻》，第7页b。
(31)邱炜萲：《金圣叹死时语》，《菽园赘谈》卷四，第10页b。
(32)王春瑜：《中国人的情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3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43页。
(34)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460页。
(35)钱理群：《跋：“学者”与“作家”的互补与冲突》，《鲁迅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307页。
(36)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24－26期，1932年6－7月。
(37)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74页。
(38)陈洪：《金圣叹文论研究百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39)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章培恒、王靖宇主编：《中国文学评点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1－332页。
(40)林语堂：《论文(上)》，《论语》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41)鲁迅《杂谈小品文》：“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1935年12月7日发表，《鲁迅全集》第6卷，第431－432页。
(42)鲁迅：《谈金圣叹》，1933年7月1日发表，《鲁迅全集》第4卷，第542页。
(43)胡适：《〈水浒传〉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实业印书馆，1943年，第3页。黄霖《读金圣叹的〈沉吟楼诗选〉》云：“在胡适之前，还有个叫燕南尚生的在《新评水浒传叙》中也提到过。”《古典文学论丛》(《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第219页。
(44)具体篇名，见刘志强：《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2－93页。
(45)刘志强：《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第90页。
(46)刘志强：《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第3页。
(47)鲁迅：《谈金圣叹》，《鲁迅全集》第4卷，第543页。
(48)周作人：《小说》，1941年1月20日发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541－542页。
(49)周作人：《旧日记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167页。
(5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年间的回顾》，1961年2月26日写，《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25页。
(51)鄢琨：《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第344页。
(52)《人间世》第19期，1935年1月5日。按：文末自注写作时间为“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
(53)冯梦龙辑《山歌》，上海传经堂1935年出版，顾颉刚、胡适、钱南扬、周作人、郑振铎等撰序。
(54)《人间世》第31期，1935年7月5日。按：文末“附记”后自注写作时间为“六月八日”。收入《苦竹杂记》，增加“附记二”，自注写作时间为“七月二十五日”。
(55)周作人：《谈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679页。
(5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的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49页。
(57)周作人：《谈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679－680页。
(58)周作人1944年撰《女人的禁忌》有云“福庆居士所著《燕郊集》”，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450页。《燕郊集》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福庆居士”即俞平伯。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没有著录。
(59)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503页。
(60)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二十七松堂文集》卷14，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61)周作人：《谈冯梦龙与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505－506页。
(62)“廖说”指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所记圣叹“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
(63)“胡桃滋味”指《豁意轩录闻》所记圣叹“弃市之日，作家信托狱卒寄妻子，……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
(64)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四期，1932年6月。
(65)陆林：《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66)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第2册，第857页。
(67)周作人：《五十自寿诗》，“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卷首手迹。
(68)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序，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第6册，“附录”第95页。
(69)陆林：《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文史哲》2005年第4期。
(70)周采泉：《杜集书录》卷八《辑评考订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1页。
(71)《豁意轩录闻》作者乃金清美曾祖金宗楚，柳春浦《聊斋续编》乃宋永岳《亦复如是》之假托，《尺牍新钞》眉批当出自周雪客父周亮工手，金批《西厢记》年代在《辛丑纪闻》中有明确记载。此外，将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标点作“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亦是小误。
(72)陈登原：《金圣叹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0页。
(73)陈登原：《金圣叹传》，第55页。
(74)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九诰堂全集》文卷三，清抄本。
(75)归庄：《诛邪鬼》，《归庄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99－500页。
(76)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九诰堂集》文卷一，清抄本。按：康熙刻本《天下才子必读书》卷首亦有此序，文字略异。
(77)李东阳：《记龙生九子》，《怀麓堂集》卷七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60页。
(78)陈子展：《我也谈金圣叹》，《申报》1933年11月27日，第5版“自由谈”专栏。
(79)陈登原《金圣叹传》：“亦可谓之学生运动，即系书生对贪污之决斗也。”见第63页。
(80)陈漱渝、宋娜：《胡适与周氏兄弟》，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81)鲁迅：《340813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8页。
(82)鲁迅：《小品文的危机》，1933年10月1日发表，《鲁迅全集》第4卷，第591页。
(83)金军华：《从“老吏断狱”到“名士清谈”——论30年代周作人小品散文的幽默风格的转变》，《语文学刊》2009年第10期。
(84)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1922年2月5日发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513页。
(85)周作人：《文艺批评杂话》(一)，1923年2月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88页。
(86)邓利：《试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北方论丛》2001年第5期。
(87)王景山：《论语派》，《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496－497页。
(88)何民：《另眼相看〈人间世〉》，《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第8版。
(89)周作人：《关于焚书坑儒》，1935年9月16日发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766页。
(90)周作人：《谈金圣叹》，《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679页。
(91)金昌：《叙〈第四才子书〉》，陆林整理辑校：《金圣叹全集》，“附录”第94页。
(92)陈登原：《金圣叹传》，第66页。
(93)邱炜萲：《金圣叹死时语》，《菽园赘谈》卷4，第10页b。
(94)江寄萍：《谈金圣叹》(下)，《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10日。按：罗隆基时任该报主笔。
(95)周作人：《孙蕡与大津皇子的诗》，1935年7月13日发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687页。
(96)鲁迅：《什么是“讽刺”》，1935年9月发表，《鲁迅全集》第6卷，第340页。按：此文撰于5月3日。
(97)鲁迅：《“论语一年”》，《鲁迅全集》第4卷，第585页。
(98)林语堂：《论解嘲》，《无所不谈》，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99)周作人：《地方与文艺》，1923年3月22日发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102页。
(100)陈子展：《我也谈金圣叹》，《申报》1933年11月27日，第5版“自由谈”专栏。
(101)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3页。
(102)刘复：《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五才子书》卷首，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本，第1页b、第3页a、b、第4页a。
(103)鲁迅：《忆刘半农君》，1934年10月发表，《鲁迅全集》第6卷，第75页。
(104)宋云彬叙订：《水浒》卷首导言，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
(105)《华北日报》1936年1月20日，第7版《图书周刊》第64期。
(106)周木斋：《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文学》第3卷第6期，1934年12月。
(107)黄霖：《近百年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中国文学评点研究》，第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