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弇州晚年定论”是一“公案”性质的问题,明清以来王锡爵、李维桢、焦弘、钱谦益、陈田、四库馆臣等都曾予以关注,诸人之所以强调王世贞晚年之论,目的是要以其晚年文学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文学思想,并由否定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而对七子派复古运动进行反思或质疑。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强调王世贞晚年“自悔”,由此而否定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合法性,然而却因引文错误而受钱钟书先生批判。若细致搜检王世贞晚年文献,钱谦益之说未必“每不足信”,王世贞晚年在创作内容、取法对象、创作方法、审美趣尚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不过作为一位博学广识者,王世贞的思想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随事改正”,目的是“勿令误人而已”。
【关 键 词】王世贞/“弇州晚年定论”/钱谦益/钱钟书
【作者简介】魏宏远,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阳明为阐发“心学”的合法性,推出了“朱子晚年定论”之说,以朱熹晚年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思想。王阳明这一做法启发了钱谦益,钱谦益也提出了“弇州晚年定论”,通过强调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自我否定,并把否定内容作为其文学思想的“定论”,以此来否定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进而否定七子派复古运动。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今人钱钟书、卓福安、颜琬云、孙学堂、李圣华、李光摩等都曾予以关注,然而由于一些研究者未能看到王世贞晚年重要的文献资料:明抄本《弇州山人续稿》、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等,因此对“弇州晚年定论”的认识存有偏误。其实就王世贞而言,作为一代文坛盟主,其一生“多历情变”,其文学思想或作品风格常常因年龄、心态、信仰、生活际遇等的不同而发生转变,然而后人在解读王世贞时却常常将之纳入复古运动的系统,以复古运动的共性来规约其文学思想的独特个性,这种以王世贞某一时段的思想或作品风格来替代其整体,就会以偏概全,无法把握其文学思想的“最终意图”。
“弇州晚年定论”中“定论”一词滥觞于王世贞,其《书李西涯乐府后》一文称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以故,未为定论”,这里所言“定论”,说明王世贞晚年认识到自己早年文学思想尚未成熟,《艺苑卮言》不是自己文学思想的“最终意图”。王世贞后来在与胡应麟的信函中也有类似说法:“仆故有《艺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书”[1]卷二○六《答胡元瑞》。王世贞此番“定论”之语,引发后世对其晚年文学思想的关注,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弇州晚年定论”遂形成颇具“公案”性质的话题,经王锡爵、李维桢、焦弘等人进一步阐发,至钱谦益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时已引起广泛关注,再经钱钟书先生及近时学者的进一步推演,至今仍话题不断。其实,“弇州晚年定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是否发生了转变。围绕这一问题,又可次生出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其二,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说是否可信,王世贞晚年对王维、苏轼、白居易、李东阳、归有光、宋濂等人的文学思想的认识是否发生了转变;其三,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一说的动机何在;其四,“弇州晚年定论说”的本质是什么。“弇州晚年定论”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尚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内容摘要:“弇州晚年定论”是一“公案”性质的问题,明清以来王锡爵、李维桢、焦弘、钱谦益、陈田、四库馆臣等都曾予以关注,诸人之所以强调王世贞晚年之论,目的是要以其晚年文学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文学思想。若细致搜检王世贞晚年文献,钱谦益之说未必“每不足信”,王世贞晚年在创作内容、取法对象、创作方法、审美趣尚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不过作为一位博学广识者,王世贞的思想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随事改正”,目的是“勿令误人而已”。焦竑这一说法是在七子派遭围攻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强调王世贞“晚年进德之言”、“皈心子瞻”,是表明王世贞晚年转变了对宋文的态度,有重塑王世贞晚年“主宋”面目的意图,以此使七子派追随者能够醒悟,认识到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从而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式的发展。
关键词:王世贞;钱谦益;定论;文学思想;李维桢;复古;先生;态度;之文;艺苑 作者简介:一
“弇州晚年定论”这一命题经钱谦益拈出后,引起了后人的极大热情。今天已有的研究,多以否定钱谦益之说作结,认为钱谦益“捏造史事”,钱钟书先生甚至由此认为“牧斋谈艺,舞文曲笔,每不足信”[2]386。那么,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一说是否属实?
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说,主要见:1.《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世贞条;2.《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归有光条;3.《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白沙条;4.《题归太仆文集》(《牧斋初学集》卷八三)一文;5.《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牧斋初学集》卷七九)一文。归纳这些材料,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反复强调的是王世贞晚年“自悔”。王世贞晚年“自悔”是钱谦益的重要发现,也是牧斋“弇州晚年定论”说的核心。除此问题外,还涉及王世贞晚年学苏、心折震川、转变对李东阳、陈献章等人态度。王世贞晚年对李东阳、陈献章等人文学评价态度的转变很明显,学界基本无异议,这里不作探讨,下面主要关注三个颇受争议的问题:1.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2.王世贞晚年是否转变了对苏文的态度;3.王世贞晚年是否“心折震川”。
1.王世贞晚年是否“自悔”
这是王世贞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明清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撰有《王世贞晚年“自悔”论》①一文,认为王世贞晚年确实“自悔”,其“自悔”内容主要有二:其一,对早年作《艺苑卮言》的“自悔”;其二,对早年所从事文学活动的“自悔”。嘉靖四十四年王世贞完成六卷本《艺苑卮言》,该著集中体现了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今诸家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所展现的王世贞的文学思想多源于《艺苑卮言》。那么,钱谦益称王世贞晚年因作《艺苑卮言》而“自悔”的说法是否可信?
为了验证钱谦益所言王世贞晚年“自悔”,多位研究者详细考证钱氏所言:“其(王世贞)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麟是古非今,此长彼短,为未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3]437卓福安否认了此语出自王世贞,认为:“此段话或是钱氏所闻,或为钱氏自己对王世贞诗论的心得”[4]16;颜婉云也持同样观点,认为:“王世贞从来没有‘自言悔作’”[5]387;焦中栋也同样认为王世贞并无此类之语[6]115-120。然而,笔者却发现了明抄本《弇州山人续稿》、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附》,后来又见到《王弇州崇论》一书,三书皆有此段文字的记载②。说明钱谦益并没有捏造王世贞“自悔”史事。后人之所以难以在王世贞作品中见到此段文字,原因是王世贞侄儿王士禄、王世懋孙婿徐恭、王世贞门生陈继儒在编纂《读书后》一书时,有意将这段文字删除,这一删除行为表明王氏子弟及门人不愿让后人获知王世贞晚年“自悔”,怕以此动摇七子派复古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因王氏子弟这一私心而导致王世贞文学思想的“最终意图”不得彰显于世。然而,有意思的是,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引用了王世贞晚年“自悔”的文字,却又未注明出处,以致后人怀疑此段文字系牧斋“捏造”。同时钱谦益又多次宣扬王世贞晚年“自悔”,似乎有意揭穿王士禄等人的意图,通过一张扬与一掩盖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可以看出钱谦益与王世贞子弟迥然不同的用心。
王世贞除对少时所作《艺苑卮言》有“自悔”之情外,其晚年笃信佛道,颇有佛教的“忏悔”情节。这些“忏悔”内容主要是针对其早年所从事的文事活动,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三《黄山人》、卷二○四《黄司训》、卷二○七《冯咸甫先辈》、卷一九一《万方平》等信函中王世贞有较多表述。这些“自悔”内容多写在给友人的信牍中,属于私人话语空间,显得较为真实深切。王世贞晚年“自悔”心迹被钱谦益捕捉,并被其大肆张扬,对此,王世贞的后人又是什么态度?钱谦益称王世贞侄孙王瑞国曾“审阅家集,扣击源委”,认同钱氏之言[3]439。王瑞国为王世贞弟王世懋孙,其对钱谦益鄙薄七子派及王世贞甚为反感,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九)中有其回击钱氏的记载:“至近之代兴操文炳者,狭小前人以自雄,至诋之为俗学,詈之为剽贼,欲以易天下之观听”,然而王瑞国并不能以事实来驳斥钱谦益之言。除王瑞国外,王世懋曾孙王昊对钱谦益之语也有回击,程穆衡《娄东耆旧集》(清抄本)称:“虞山钱受之多抨弹弇州集,公(王昊)于其座间步韵赋诗,受之为之气压心詟。”王昊也只是以赋诗形式反驳钱氏之说,无法以史料来证明钱谦益所言之非,说明钱谦益提出的王世贞晚年“自悔”完全属实,那么,钱谦益所言王世贞晚年转变对苏文的态度、“心折震川”,情况又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