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可分为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二是检阅后经典时代以汉学诂训和宋学章句为代表的经义疏证，梳理并勘订关键词之经学解诠；三是勾连从经部到集部的文献通道，识鉴关键词之经义根性在集部之诗文评中的诗性绽放。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经学视域，对于关键词理论谱系之建构和关键词诠解路径及方法之新创，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关 键 词】中国文论/词根性/经学
【作者简介】李建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其经典文本见于四库集部之诗文评以及部分别集和总集，而集部的诸多文论关键词，其词根则槃深柢固于经部。《文心雕龙·宗经》篇称五经为“群言之祖”①，集部中的文论关键词孕育、诞生于五经，而关键词之诠解又绵延于历代经义疏证。本文择取“文”、“道”、“体”三大关键词，演绎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的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二是检阅后经典时代以汉学诂训和宋学章句为代表的经义疏证，梳理并勘订关键词之经学解诠；三是勾连从经部到集部的文献通道，识鉴关键词之经义根性在集部之诗文评中的诗性绽放。
站在经学的立场，五经为华夏文明最本根最炳曜之“文”。五经虽各有其“体”，但核心内涵还是讨论中国文化的“道”与“文”；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诸多经典文本中，最具经学立场或经学视域的首推刘勰《文心雕龙》。刘勰征圣宗经，将一部(广义上的)文学史描述为由经学到文章的历史，其路径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其原则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由“道”而垂“文”、由“文”而成“体”，是经学视域中刘勰立言的整体思路，因而也构成本文以“文”、“道”、“体”为例证展开题旨的合法性依据。
一、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认定古汉语中的某一个字为中国文论的关键词，其基本的(或曰底线的)依据，是这个字还活着，不仅活在今人对中国文论的研究之中，而且还活在今天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中，比如“文”这个汉字。认定古汉语中的某一个字为中国文论关键词的词根，除了上述“底线依据”之外，似应新增两条依据：一是这个字具有较强的组词功能，或者说它是诸多关键词的词根，比如文学、文化、文明或者文气、文心、文趣中的“文”；二是这个字在历史时空中的语义变迁，必然导致以它为词根的诸多关键词的语义变迁，如具有不同时代和地域特征的“文”必然形成不同类型的文学、文化、文明，具有不同主体性特征的“文”也必然酿成不同内涵和外观的文气、文心、文趣等。事物的起源常常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文”这个汉字与生俱来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以“文”为词根的诸多文论关键词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么，“文”作为词根的特征即词根性是如何形成的？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内容摘要：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可分为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经学视域，对于关键词理论谱系之建构和关键词诠解路径及方法之新创，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本文择取“文”、“道”、“体”三大关键词，演绎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的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概言之，刘勰《文心雕龙》对中国文论关键词的诠解是“禀经制式，酌雅富言”，亦即在辨析并厘定文论关键词之经学本义即词根性的基础上，梳理并勘订其经学解诠。
关键词：经学;五经;词根性;中华书局;刘勰;文论关键词;文心;视域;中国文论;体貌 作者简介：先看五经中关于“文”的六条语料②：
(1)《礼记·王制》：“被发文身。”
(2)《礼记·月令》：“文绣有恒。”
(3)《周易·系辞上》：“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4)《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
(5)《周易·贲·彖传》：“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
(6)《周易·革·象传》：“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第一条材料中的“被发文身”(郑玄注曰“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③)，实为“文”之原始义中最具本质特征或者说最具词根性的义项。甲骨文中的“文”，从武丁时期到帝辛时期，均有“文身”之义：“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④许慎《说文解字》有“文，错画也，象交文”⑤，而甲骨文“文”字形胸前的文身即为交文错画。当然，甲骨文不同时期的“文”，字形上会有差异：一是胸部所刻画的纹饰有所不同，或为“X”或为“U”或为“一”；二是干脆省略掉错画而径直作“文”。如果说，人在自己身体上的交文错画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和艺术行为，那么“以文身之纹为文”则是人类对文化和艺术作品最早的鉴赏和批评。《庄子·逍遥游》亦有“越人断发文身”⑥的叙事，当越人或者任何一个部落的人“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事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因而他们的“文身”不仅是人类早期文化和艺术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人类对自身本质力量和文化价值的体认和确证。交文错画着形形色色之“文”的龟甲兽骨，虽然被掩埋在殷商帝辛的废墟之中，但“文”作为汉语词根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历经数千载而不朽。我们今天从文明、文化、文字、文辞、文献、文学、文章、文艺、文采、文雅等众多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关键词之中，不难窥见掩埋在殷墟小屯的“文”的词根性。
第二条材料中的“文绣有恒”(郑玄注曰“文谓画也”⑦)，实为“文”之词根性的自然生长或扩展。“文”之交文错画，只是在人体的胸部作简单的刻画。可以想象，随着人类“文”之技艺和愿望的不断提升，“文”者已不满足于对自身或对他身的简单刻画，亦不满足于将刻画对象(或曰刻画材料)仅限于自身或他身。主体性的外射和扩张，创作欲望的充溢和高涨，必然导致“文”者对新的刻画材料、方法和技艺的寻找，于就有了“文绣”之文，也有了带“彡”的“彣”和“彣彰”。《说文》有“彡，毛饰画文也”，又有“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可见“彣”是对“文”的扩充，“文绣”是对“文身”的扩充，因为“文谓画”是对“刻其肌”的扩充。“凡言文章，当皆作彣彰，作文章者，省也。”⑧当书写者将“彣彰”省作“文章”时，省掉了什么？省掉了对文者“饰画”(或“绘画”)功能及才华的强调。
三、四两条材料中的“天下之文”(孔颖达疏“青赤相杂，故称文”⑨)和“物相杂，故曰文”，是对“文”之词根性的又一次扩充。无论是自刻于肌肤之“纹”，还是外绘于简帛之“彣”，都是人为之文，都是人的文化的艺术的创造。而“天下之文(物相杂曰文)”，则将“文”从人为扩展于自然，从人造之文扩展为天地万物之文。前述“文章”对“彣彰”在字形上的省略，亦可视为“文章”对“彣彰”在词义层面的扩充。“彣彰”强调的是人的绘制，如“锦绣”、“黼黻”之类的文章；而“文章”则无所不包：人绘制出来的锦绣黼黻是文章，与人的绘制全无关系的日月山川、花鸟虫鱼皆为文章。前者如《荀子·非相》的“美于黼黻文章”⑩，后者如屈原《橘颂》的“青黄杂糅，文章烂兮”(11)。二者虽有人为与自然之别，但“美”是其共同的也是本质性特征。“文”的这一词根性在甲骨文中就秉有了，甲骨文“文”的第一释义就是“文，美也，冠于王名之上以为美称”(12)，第二和第三释义则是用于人名与地名，亦与“美”相关。“文”的词根性早已规定：“文章”也好“彣彰”也罢，或者写成“纹”或者写成“彣”，美均为第一要素。古往今来的文学批评称某一部作品为“美文”，既是在“彣彰”层面对作家雕缛成体之技艺的褒奖，亦是在“文章”层面对作家文法自然之才情的赞誉。一文而具双美，是由“文”的词根性所决定所赋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