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话题很可能受到质疑：元代诗学有成就吗？有人甚至可能追问：元代有诗学吗？有一部中国诗学史著作将中国诗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奠基时期——先秦、两汉；演进时期——魏、晋、南北朝；振兴、繁荣时期——唐、宋；集成、系统化时期——明、清。其中，金、元两代一起缺失了。除此极端例子外，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史或诗学史著作中，元代也几乎是被忽略的。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洋洋150万字，元代部分只有一节约4万字，其中还包括词曲论，属于元代诗学的篇幅只有2万多字。还有观点认为，在元代，曲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人们不作诗不读诗，当然也不评诗。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想象，元代诗风盛，论诗之风也盛。元代诗学具有较高成就和独特价值。 品诗论诗之风盛行
元代诗风之盛超乎今人想象。钱谦益说：“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黄宗羲则说：“文章之盛，莫盛于宋亡之日。”（《谢翱年谱游录注序》）这“文章”包括诗。这些是后人的判断。元人自己的言说更能说明问题。宋亡入元的舒岳祥记录了临安破后一年多诗坛的情况：“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跋王榘孙诗》）宋时科举之学盛行，压抑诗歌，入元，不开科举，倒为诗歌兴盛提供了很大空间，元初戴表元就说：“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陈晦父诗序》）
诗风盛，品诗论诗之风也盛。在元代，写诗品诗成了一些文人的心灵寄托。元之前期已是如此，释善住诗云：“辩才已老犹临帖，子美虽贫不废诗。最是世间清胜事，此中风味少人知。”（《春夜杂兴十八首》之十八）刘将孙描写文人以诗会友，朋友之间“各以诗为日用”，“每为会期，远者二三岁一聚，近者必数月，相见无杂言，必交出近作，相与句字推敲，有未稳处，或尽日相对无一言，眉间郁郁，参差倚阑行散，馈食不知，问事不应”。（《跖肋集序》）元代文献中有大量朋友论诗的记载，把朋友论诗作为乐事歌咏或回忆，如陈基《次韵答陆养正》：“千树好花闲对酒，一帘春雨细论诗。”文人雅集中，赋诗也论诗，秦约《夏日晚过草堂又题》写在玉山佳处的论诗活动：“草堂六月浑无暑，清簟疏帘思不群。稽古未须嗟事往，论诗那惜到宵分。”友人雅集，谈文论诗，兴味之浓，宵分不已。兄弟相聚也论诗，西域诗人丁鹤年有诗《雨窗宴坐与表兄论作诗写字之法》云：“南窗薄暮雨如丝，茗碗熏炉共论诗。天趣悠悠人意表，忘言相对坐多时。”品诗论诗之风如此之盛的时代，定有丰富的诗学成果。
内容摘要：提出这个话题很可能受到质疑：元代诗学有成就吗？有人甚至可能追问：元代有诗学吗？有一部中国诗学史著作将中国诗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奠基时期——先秦、两汉；演进时期——魏、晋、南北朝；振兴、繁荣时期——唐、宋；集成、系统化时期——明、清。其中，金、元两代一起缺失了。除此极端例子外，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史或诗学史著作中，元代也几乎是被忽略的。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洋洋150万字，元代部分只有一节约4万字，其中还包括词曲论，属于元代诗学的篇幅只有2万多字。还有观点认为，在元代，曲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人们不作诗不读诗，当然也不评诗。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的想象，元代诗风盛，论诗之风也盛。元代诗学具有较高成就和独特价值。
关键词：诗学;元代;诗论;著作;文人 作者简介：既有大家也有名作
有人说元代文学批评既无大家也无名作，这是不客观的。宋元之际出现了两位诗学大家，即刘辰翁和方回。刘辰翁的唐宋诗评点著作都是入元后所作，但按照传统的时代断限，他被认定为宋人。方回则无疑是元代诗学大家，其《瀛奎律髓》乃诗学名著，他还有《文选颜鲍谢诗评》，他的文集中有大量高水平的论诗文字。晚于方回的刘埙，有笔记体的《隐居通议》三十一卷，其中论诗者七卷，也是很有价值的诗学著作。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杨士弘的《唐音》，都是很有影响的诗学著作。但《唐才子传》长期被作为唐诗文献著作看待，其诗论价值在20世纪才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唐音》是明嘉靖以前影响最大、最流行的唐诗选本，它影响了明人的唐诗观。元代出现了众多的诗格、诗式、诗法类著作，如《诗法家数》、《诗学禁脔》、《木天禁语》、《诗法正宗》、《诗法正宗眼藏》、《诗文正法》、《诗法正论》等。学者一般认为这些书多是书贾所为，托名名家。尽管如此，这些书仍有一定价值。
元人大量诗学文献存于文人别集中，包括诗集序跋和其他论诗文字，其中蕴藏有很高价值的诗学批评见解，不少观点是前代所无或超越前人的。这需要研究者认真深入发掘，揭示元代诗论家对中国诗学的贡献，展示这些被埋没了的诗学理论遗产。
主张诗歌的独立价值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元代的学术文化都具有特殊性，元代诗学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和独特价值。中国诗学的很多传统论题，在元代得到继续讨论并有所推进。一些新的论题在元代提出，中国诗学因而更加丰富。仅就元代诗学的独特之处而言，大概可举三个方面。
其一，反映元代文人不依附于政治的人生价值和独立不倚人格精神的诗学主张。在元代一部分文人的观念中，诗人和诗歌都是独立的，诗为我而作，诗是写心的。他们认为人生不必富不必贵，不必行道，不必治国平天下，有诗人清才，有精灵能识，便自有价值。“清才”远比富贵难得，因而也更可贵：“宰物轻与人以富贵，重与人以清才。”（赵文《王奕诗序》）文人有此，足以傲世。“富贵可以知力求，而诗固有难言者矣。是以黄金丹砂，穹圭桓璧，犹或幸致，而清词妙句在天地间，自有一种清气，岂知力所能求哉？”（贡师泰《葛逻禄易之诗序》）。
其二，理学推进诗学发展。在元代，理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如元代诗论家论自然，以为有天地之自然，有人心之自然，如此就将关于自然的理论引向深入，从而也使原本比较含混的理论问题变得清晰。诗学的“自然”概念，含义也大大丰富。理学的思维方式运用于诗学，在元代活跃的思想环境中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如元代诗学之本体论、性情论、自得论等，都有很高的价值。
其三，元代西北子弟“舍弓马而事诗书”，形成了西域诗人群。这是自古未曾有过的诗坛现象，也促使元代诗论家思考自古未曾有过的诗学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成为元代诗学的独特内容。元代诗论家认为，西北子弟的诗歌成就验证了“学问变化气质”的理论。同时，西域诗人群的出现，给诗坛带来新气象，其作品风格既“激越慷慨”，又“流丽闲婉”；其成因既有种族记忆的显现，又因所居之地随文而化，是二者的融合。元代诗论家对此作了多方面探讨，这在中国诗学史上是独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元代诗学的成就将越来越被充分地认识。其价值终会被充分肯定。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