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和律诗不仅出现时代不同，而且在品格上也有高卑之别。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古代学者认为汉魏古诗是理想的艺术典范，汉魏古诗发展到唐代律诗是一个踵事增华、每况愈下的历史过程。律诗定型于初盛唐之际，殷璠《河岳英灵集》的序言称“开元十五年以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转引自傅璇琮107)。殷璠在这里指出，开元后期的诗歌有些长于声律，有些长于风骨。那么，新兴的唐代律诗如何剥离浮靡繁缛的齐梁诗风的影响？如何融风骨于格律之中，达到格律精严又风骨清峻的境界？“以古为律”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谓“以古为律”，就是律诗在创作过程中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表现功能、审美趣味和创作精神。这种观念最早形成于中唐，元稹称之为“律讽”，严羽称之为“古律诗”，许学夷称之为“以古入律”、“歌行入律”，胡震亨称之为“以《诗》为诗”，王夫之称之为“以古诗作律”，潘德舆称之为“以古为律”，还有的评论家称之为“化古于律”、“律中带古”、“以古行律”、“运古入律”等，这些评论往往只是直观式的感悟，其丰富而精微的内涵需要我们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
一、律诗定型与尊古卑律诗学观念的确立
古诗是律诗定型之后，相对于律诗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律诗定型于初盛唐之际，古、律诗的区别自中唐以后日渐清晰，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下“孟云卿”条在总结孟云卿古体诗歌创作特色的基础上，曾著“《格律异门论》及谱三卷，以摄其体统焉”(转引自傅璇琮518)。该著作系统讨论格诗(古体诗)和律诗创作特征的差异。元稹的《进诗状》系统总结了古、律体在外在体制和表现功能方面的不同，其云：“凡所为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近兴寄，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朋友戏投，或以悲欢自谴，既无六义，皆出一时”(元稹35：406)。在元稹看来，古诗表现“寄兴”，能够关怀现实，讽喻政治，而律诗则用以消遣和交际。中唐人不仅明确辨析古、律诗的区别，而且对古律诗有了高下尊卑的价值判断。《文镜秘府论》南卷云：“风雅泯绝，八病双枯，载发文蠹，遂有古、律之别。”注释云：“古诗三等：正，偏，俗；律诗三等：古，正，俗”(空海314)。律诗以“古”为第一等，体现了尊古轻律的诗学观念。这种观念，一直为历代学者所沿袭。尊古卑律的诗学思想，主要有下列两个方面的表现：
其一，以古诗的艺术特征为标准批评律诗存在的弊病和缺陷。首先是批评律诗的格式过于拘忌，失于自然。《文镜秘府论》南卷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必不得已，则削其俗巧，与其一体”(空海317)。律诗因为格律谨严，不能像古诗那样自由抒写，达到浑成自然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批评律诗在创作精神上丧失了汉魏以来的比兴精神，缺乏风骨。陈子昂对齐梁诗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批判为此开了先河。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批评律诗：“都无比兴，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转引自傅璇琮107)。元结的《箧中集》序认为：“近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转引自傅璇琮299)。元稹指责“律体卑下，格力不扬”(元稹60：633)。综上所述，“以古为律”的艺术实践可以遵循下列两个方向：一是律诗学习古诗的创作经验、修辞技巧、篇章结构，从而突破严格的声律、对仗等方面的束缚，达到古诗那样自由抒写，自然浑成的境界；二是律诗在表现内容上继承古诗表现兴寄的创作精神，从而让这种源自齐梁的诗体能接续《诗经》以来的比兴精神而关怀现实，讽喻政治。
其二，尊古卑律的思想，表现倡导“以古为律”而反对“以律为古”。明人李东阳(1447-1516)开其先河，其《怀麓堂诗话》云：“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6)。方弘静(1516-1611)《千一录》卷十云：“以古诗为律诗，其调自高。太白、浩然所长，储侍御亦多此体。以律诗为古诗，其格易卑，虽子美不免”(转引自《续修四库全书》1126：247)。古诗品格高，故可以提高律诗的意趣；律诗品格低，故而降低了古诗的格调。王世贞(1526-1590)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其《艺苑卮言》云：“古乐府、《选》体、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体必不可入古耳”(王世贞1：39)。为何古诗可入律诗而律诗不可入古诗？清代学者甚至借用书法作比喻，认为古诗体式自由，并具备高古的美学风格，沈德潜(1673-1769)云：“古诗中不宜杂律诗体，恐凝滞也；作律诗正须得古风格。与写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写楷书宜入篆、八分法同意”(244)。王寿昌(1863-？)《小清会园诗谈》卷上认为：“作字者，可以篆、隶入楷书，不可以楷法入篆、隶。作诗者，可以古体入律诗，不可以律诗入古体。以古体作律诗，则有唐初气味；以律诗入古体，便落六朝陋习矣”(转引自郭绍虞1857)。潘德舆(1785-1839)认为以古入律使律诗有初唐时期的古朴气味，而以律入古则古诗沾染了齐梁风气。其《养一斋诗话》卷二：“夫太白以古为律，律不工而超出等伦；温、李以律为古，古即工而半无真气”(转引自郭绍虞2035)。上述的评论，体现了我国传统的文体观念。文体有古近、正变、雅俗、高下之分。文体正变高下等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审美理想，这就是“推崇正宗的、古典的、高雅的、朴素的、自然的艺术形式，相对轻视时俗的、流变的、繁复的、华丽的、拘忌过多的艺术形式”(吴承学6)。古、律诗之间的文体渗透和跨界便遵循这条规则。①
内容摘要：“以古为律”是中唐以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诗学观念，律诗定型后受“尊古轻律”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在批评律诗缺乏古诗的风骨、兴寄、质朴、自然等美学特征的同时，倡导“以古为律”，即借鉴古诗的修辞技巧、篇章结构、诗体功能和创作精神来改造律诗。“以古为律”展现了律诗学习古诗艺术的不同角度和层面，体现了历代学者对古诗、律诗不同的艺术法则的深入思考，值得我们借鉴。一、律诗定型与尊古卑律诗学观念的确立古诗是律诗定型之后，相对于律诗而产生的一个概念。五、“以古为律”与古、律诗的文体界限既然律诗可以借鉴古诗的创作精神、篇章结构、修辞手法，那么古体诗对律诗的文体渗透和跨界，必须要把握合适的尺度。
关键词：律诗;古诗;艺术;杜甫;七律;学者;创作;古体;诗话;诗歌 作者简介：二、“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唐人的“以古为律”
“以古为律”的诗学思想最早由中唐学者提出。中唐前期的杜確在《岑嘉州诗序》中称：“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于妖艳，谓之摛锦布绣焉。其有敦尚风格，颇存规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讽谏比兴由是废缺。物极则变，理之常也。圣唐受命，斫雕为朴，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陈铁民侯忠义463)。杜確认为齐梁宫体诗歌形式华美，但是丧失了《诗经》以来的“讽谏比兴”、“颇存规正”的传统。盛唐开元时期的诗人能够做到二者的结合，“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将充实的内容和华美的形式相互融合，这实际是一种“以古为律”的思想。独孤及在《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称赞皇甫冉“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转引自董诰388：3940)。独孤及认为皇甫冉的诗歌融合了古诗的“比兴”和律诗的“声律”，这是对“以古为律”更为清晰的理论概括。
唐代“以古为律”的诗学思想表达得最为明确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们提出的“律讽”这种诗体，就是在“以古为律”观念的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一种新诗体。元和五年(810年)，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写了五首《放言》诗抒发愤懑之情。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也创作五首《放言》以唱和。白居易《放言五首》诗序云：“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水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白居易318)。白居易评价元稹的《放言》五首韵味高妙但遵守格律体式，意味虽古但却遵守新的体制，这是诗体上的一大创造，和李颀的古体诗《杂兴》“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一样有古意。诗题云“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之意。这组诗虽然合乎律诗对仗、声律、粘对等原则，在格律上是标准的七律，但是和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模山范水、宴饮酬唱、应制颂圣的七律不同，这组诗歌以议论为主，集中探讨了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等问题，阐述了老庄福祸无常、避世养生的思想，体现了古诗高古的韵味和律诗严格的格律规则的结合。
同年，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对各种古、近诗体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用“律讽”来称呼元、白二人的《放言》组诗，其云：“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元稹30：351)。元稹将古近体诗歌分为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诗和律讽六种，前四种属于古体，后二种属于律诗。其分体的标准是讽喻功能、音乐和格律，其中古讽、乐讽、律讽都具备讽喻功能，乐讽、新题乐府都和音乐有关，古体和律体的区别在于是否讲究格律。用元稹的话来说，古、近体诗的区别主要是“意”和“词”的差别：“意”是思想内容纯正，有寄兴，具备讽谏功能；“词”，是对仗、声律、用韵等诗歌体制方面的要求。“律讽”，是一种介于古、律体之间的新诗体，这种诗体既有“古讽”诗体的“寄兴”和讽谏功能，可以“与讽为流”；同时又有律诗“声势沿顺，属对稳切”的格律体制。可以说，“律讽”是融兼古、律二体之长的新诗体，或者说是用“古讽”诗体来改造律体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