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唐初文馆学士是文坛的核心力量，这与他们拥有政治与文学双重优势有直接关系。对学士诗的考察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展开，必须注意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士诗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这是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学士诗呈现出分裂的诗学品格，这是政治环境中学士分裂的文化人格的反映。学士的创作环境具有较强的政治仪式色彩，这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内容与艺术表现。学士诗的南朝化色彩并不全是个人喜好，也有政治考量隐于其中。
关键词：文学;学士;诗歌;许敬宗;政治;意识形态;帝王;仪式;唐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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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初文馆学士是文坛的核心力量，这与他们拥有政治与文学双重优势有直接关系。对学士诗的考察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展开，必须注意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士诗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这是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学士诗呈现出分裂的诗学品格，这是政治环境中学士分裂的文化人格的反映。学士的创作环境具有较强的政治仪式色彩，这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内容与艺术表现。学士诗的南朝化色彩并不全是个人喜好，也有政治考量隐于其中。 【关 键 词】唐代文学/文馆学士/学士诗/许敬宗 【作者简介】梁尔涛(1972－ )，男，河南台前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宫廷应制是唐代文馆学士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其主要文学活动形态，故长期以来他们往往被纳入“宫廷诗人”的研究范畴。但是，在围绕“宫廷”构建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帝王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学士被视为附庸，其主体性往往被漠视，因此有学者提出，从突出这些人文化身份的角度考虑，亦可称之为“学士诗人”[1](P117)。实际上，“学士诗人”和“学士诗”概念的提出不但突出了文馆学士的主体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转变我们的研究视角。作为研究对象，唐初“宫廷诗人”与“学士诗人”、“宫廷诗”与“学士诗”的涵括范围大体一致，但视角的转换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意味。唐初文馆学士基本上都是由高级文官兼任，他们与帝王之间也充盈着张力，突出其主体文学身份，把学士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深入研究，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发展规律。本文拟以太宗、高宗两朝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唐初文馆学士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与批评。 一、学士诗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唐初文馆主要有文学、弘文、崇文、史馆诸馆，其中又以弘文馆学士影响最大，其时最重要的文人如虞世南、许敬宗、褚遂良、岑文本、上官仪等都是弘文馆学士。学界在论及这些学士诗歌时，最为诟病的就是其御用性，以及由御用性而催生的“谀颂”或“谄媚”等萎靡的诗学品质。如果我们撇开这种批评中包含的道德和政治色彩，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讲的应制诗的颂美功能。对于学士而言，颂美王政和帝德是作为文学侍从官的基本职能。对于应制诗而言，颂美是诗体内赋的一种功能，与作者的私德并无必然关联，不宜用“阿谀奉承”一类道德色彩强烈的词语来批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类诗歌是不能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学士诗，尤其是应制诗，其中的颂美并不仅仅是对帝王个人的赞颂，更重要的是通过颂美“圣君”和“盛世”来传播意识形态，来宣示朝廷的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愿景，所以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一般来说，历代帝王取得政权之后，大都会竭力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包括治统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进步性，而这些工作必须依靠词臣来完成，这也是唐初文馆学士备受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学士是帝王的文学侍从，但不少学士更是朝廷重臣，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有义务协助帝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宫廷应制唱和就是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以太宗朝为例。贞观君臣在治统赓续方面是上追尧、舜、禹的，把上古时代先王垂衣而治、德化天下的治世之道作为政治理想，同时把儒家思想中的“文教天下”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文德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翻检唐太宗颁布的一些诏书及其创制的诗文可知，以礼乐教化天下，期成尧舜之世，是他治国的国策和愿景。太宗《正日临朝》诗云：“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春日玄武门宴群臣》诗云：“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弘文馆学士杜正伦《玄武门侍宴》诗云：“湛露晞尧日，熏风入舜弦。大德侔玄造，微物荷陶甄。”君臣齐歌尧、舜、禹上古德化之世，并非无聊的附庸和吹捧，而是在传布一种治世理念，一种主流价值观——贞观君臣要建立的是一个像尧舜禹时代的德治社会。 我们知道，古代信息传播手段比较落后，意识形态的传布主要是靠手耳传播等人际传播手段，与诏敕等公文相比，诗歌因其文学性更强而更易传播，特别是著名文人的作品，流播更广，影响更大，通过他们创作诗歌来传播意识形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唐初的文馆学士是其时最精英的文学群体，把这些人聚集到文馆，利用其文学才华，赋予其学士荣衔，使传播意识形态、树立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其本职职能，正是贞观朝推行文治国策的精髓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学士诗是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必须看到其文学性是服务于政治性的。许敬宗的诗歌词彩华美，但在这些雕缋满眼的外在符号之下，大部分篇章都隐含着一个基本逻辑，即通过歌咏帝王的丰功伟业来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试看其《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制》诗：“混元分大象，长策挫修鲸。于斯建宸极，由此创鸿名。一戎干宇泰，千祀德流清。垂衣凝庶绩，端拱铸群生。复整瑶池驾，还临官渡营。周游寻曩迹，旷望动天情。帷宫面丹浦，帐殿瞩宛城。虏场栖九穗，前歌被六英。战地甘泉涌，阵处景云生。普天沾凯泽，相携欣颂平。”开篇四句是颂李世民剪除薛举，一战成功，进而定天下，登帝位。接下来四句颂李世民以德治国，再创尧舜之世。下面十句切题，写李世民行经旧战场睹景生情，颂美旧日战乱地，今呈礼乐祥和之升平气象。最后两句是推而广之，讲普天下太平盛世都是沾沐帝德的结果。诗中“千祀德流清”“垂衣”“端拱”是在表述唐太宗上追尧舜的治统合法性，“九穗”“六英”等是在描述上古治世的现实再现，具有很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由于这类诗歌是建构意识形态的工具，学士们的诗歌创作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而颂美就是这种工具性的文学表现手段。但是这种颂美是学士应制唱酬诗篇的文体特征，与学士的私德无必然联系，甚至与帝王是否圣明也无必然关系，因为颂美帝王并不是终极目的，通过颂美帝王而传播意识形态和国家愿景，为创建贞观盛世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如果帝王不能以身作则地践行这种主流价值观，词臣学士还往往进行规谏，如魏征《赋西汉》诗云：“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即是对太宗的规约，使之不忘礼乐治国的思想，此尤见词臣学士在公共领域的文学活动也是体现着自己的政治坚持的。
内容摘要：唐初文馆学士是文坛的核心力量，这与他们拥有政治与文学双重优势有直接关系。对学士诗的考察不能单纯地从文学角度展开，必须注意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学士诗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这是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学士诗呈现出分裂的诗学品格，这是政治环境中学士分裂的文化人格的反映。学士的创作环境具有较强的政治仪式色彩，这直接影响着诗歌的内容与艺术表现。学士诗的南朝化色彩并不全是个人喜好，也有政治考量隐于其中。
关键词：文学;学士;诗歌;许敬宗;政治;意识形态;帝王;仪式;唐初;文化 作者简介： 二、学士诗分裂的诗学品格 作为官职清重、阅历丰富、情感敏锐、才华横溢的时代文学精英，唐初的文馆学士是一个备受艳羡的群体，比如秦府文学馆“十八学士登瀛洲”，在当时引发的社会效应就是极大的。卢照邻所谓“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2](P745)，其间流露出的艳羡之情也是很明显的。当这些人进入庙堂后，其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在宫廷、台省、文馆、府邸、园林这类清华雅重的场合。宋讷《唐音辑释序》云：“至于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3](卷六)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士们手足相接者多为国家最高统治集团成员，耳目所闻见者大多是事关全局的国家大事，甚至居住、饮食、出行、交游等生活条件都极为优越。这样的政治文化地位和生活环境无疑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这种自豪感和优越感的长期保持，会渐渐积淀成一种从容高华的台阁气度。这种气度贯之于文学创作，就呈现出一种雍容闲雅的风范，宏阔高远的气势，阅尽沧桑的淡定，发为诗文，不矫激，不偏执，多为中正平和之音。如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褚遂良《湘潭偶题》诗云：“远山崷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前者作于上朝途中，后者写于远贬之地，且不论其艺术水准，仅诗中流露出的雍容气度和淡定情怀，就是下层文士很难企及的。 再看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诗：“韩夷愆奉赆，凭险乱天常。乃神弘庙略，横海剪吞航。电野清玄菟，腾笳振白狼。连云飞巨舰，编石架浮梁。周游临大壑，降望极遐荒。桃门通山抃，蓬渚降霓裳。惊涛含蜃阙，骇浪掩晨光。青丘绚春组，丹谷耀华桑。长驱七萃卒，成功百战场。俄且旋戎路，饮至肃岩廊。”这首应制诗写于贞观十九年许敬宗随太宗征高丽途中，全诗在用一种恢弘叙事方式叙述“韩夷”“乱天常”，皇帝率领大军将如捕猎一般长驱直入，在短时间内百战成功，然后回到庙堂之上饮酒。诗中没有大战在即的慷慨激昂，没有对敌人的义愤填膺，不纠缠细节描述，不铺陈战争艰难，不谈立功边塞的渴望，这就是台阁重臣与下层随军文人迥然不同的宏阔视野。因为有过太多的乱离经历，便不会轻吐情绪化的语词。多年身居高位，遇事便易从大处着眼。如果把许敬宗的这首诗与世所熟知的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相比，这种雍容不迫的气度更加明显。 唐初的文馆学士大都出身前朝文化世家，当隋末乱世之际，多有兵燹流离、依附地方军事力量的经历，入唐后，又有以文学至大官而升沉倏忽的仕途生涯，时而怀高才悲不遇，时而系生死于须臾，看惯世间沧桑变迁，阅尽宦海荣辱滋味。当他们站在重臣兼学士的高度来审视社会、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现象时，其雍容之度与成长于和平年代的文官不同，是一种有底气、有厚度的雍容。而初唐四杰文学才华虽高，但在当时却被宰臣批评为“浮躁浅露”而难以致身清显，大抵即与其人生阅历单薄所导致的心态、气度、行为等方面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当然，学士的这种优越感是有限度的，无论多么精英，他们在帝王面前都必须自我贬抑，这导致学士成为一个雍容与谦贬、自傲与自卑、淡定与谨慎等相结合的矛盾统一体，进而育成其文化人格分裂。这种分裂在馆阁文人身上是很普遍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通过贬损自身，来突出帝王的圣聪和天睿。如许敬宗《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诗，在用雅丽之词赞美了帝王与词臣的文燕活动后，用“小臣参广宴，大造谅难酬”作结。上官仪《五言奉和行经破薛举战地应诏》在颂美帝德后，用“抚己滥齐竽”作结。这两位都可列入贞观、高宗朝最杰出的文人之列，其诗歌结尾处用“滥竽充数”之类的自贬性语词作结，从行文的角度看，有割裂诗脉之感，从表情达意的角度看，也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高层政治文人作品中感情的表达总是更加隐曲的，如果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虚假和分裂，倒也可以体会出一些更深隐的情感——毕竟应制诗也隐含着学士们的生命体验。太宗、高宗朝的弘文馆中不少文人学士或起于草野，或出身寒族，一般来说，寒俊之人多有较强的功名意识，只须看一下杨炯“美人今何在，灵芝徒有芳”(《巫峡》)“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一类的诗即可知。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时云：“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而不觉倚之为心臀。”[4](P118)确为洞鉴之论。对于大多数文馆学士而言，学士诗不但具有建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还有置换政治权力的现实作用，但他们本身并不掌握置换的决定权，无论才华多高，置换与否，是否长期置换，皆取决于帝王的喜好。文人学士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诗文应制，并视之为宠荣之事，并不是无聊之举，都有自身的现实政治诉求。他们的文学自污并不是自轻自贱，倒可以视为特定体制中一种文学置换权力的诉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