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散文内容与形式的整体表现是题材价值为具体日用伦常与抽象学科理念的统一，艺术价值是由简而繁结构体式，而生态化艺术描写、文史统一的散文理念共同构成其复合型艺术库。一、儒礼为用佛义为修的主题价值取向两百余年的辽代散文创作在宏观整体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以儒家礼义道德为用，以佛教心性信仰为修的儒佛文化共融的历史趋势和价值取向。辽代民族特色的生态散文在题材上以描写风物民情、建筑庙塔、生活习惯的记类散文居多，在语言上也民族生态气息浓厚，从而形成了辽代散文整体发展趋势的生态化。散文创作必须有散文理论或散文观念指导，终辽一代之散文观念在整体上表现出文章观与史学观融合统一，即文人之史观与史家之文观统一，这种文史统一的观点包含如下几方面的作文修史的倾向。
关键词：散文;儒家;契丹;佛教;生态;文学;创作;题材;统一;表现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对辽代散文的整体价值评估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以儒家道德礼义为用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以佛教信仰为修是其辅助价值参数；散文内容与形式的整体表现是题材价值为具体日用伦常与抽象学科理念的统一，艺术价值是由简而繁结构体式，而生态化艺术描写、文史统一的散文理念共同构成其复合型艺术库。 【关 键 词】辽代散文/整体评估/价值表现 【作者简介】蒋振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辽代(907—1125年)享国近220年，文学与其武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汉唐赵宋之文学相比，亦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两百余年的文学创作，从形貌到内质，从史承到传响，都有不容小观者。以散文而论，实乃构成辽代文学的主体力量，成就斐然。陈述所编《全辽文》12卷和阎凤梧所编《全辽文》(不分卷)两种所收辽代散文共计有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铭、颂、偈、记、题、祭文、墓志、杂著、对策、序、行状、书、牒、引、劄子、券24体，文810篇，作者228人。但辽代散文创作的历史真实远非上述散文诸体、诸作、诸家所能反映。据《辽史》、《契丹国志》、《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辽代石刻文存》等材料所载，如辽道宗、耶律良、耶律孟简、耶律谷欲、刘京、萧韩家奴、萧孝穆、杨佶、李浣等，这些作家文集中的有关散文文体，虽篇数难以统计，但当为数不少，这些被历史淹没了的散文也无疑对构建辽代散文创作的大厦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样如《辽史·文学传序》所描述的“骎骎崇儒之美”、[1]彬彬文章之盛，金元以降，在本已没有足够重视和深度研究的成果中，都缺乏对辽代散文创作的整体地位评估和多元价值发掘，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尝试论之。 一、儒礼为用佛义为修的主题价值取向 两百余年的辽代散文创作在宏观整体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以儒家礼义道德为用，以佛教心性信仰为修的儒佛文化共融的历史趋势和价值取向。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史，包括专门的散文史比如陈柱先生的《中国散文史》、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文史》，都没有从宏观整体对辽代散文做这种俯瞰。在前述辽代散文24体中，除了涉佛的记(包括庙记、幢记、塔记、造经题记)、墓志、碑铭(关于涅槃的僧侣等)外，其它各体或宣传儒家忠孝礼义、提倡人伦道德、仁义诚信以崇儒，或赞美忠臣孝子、义夫烈妇以践儒，整个散文创作笼罩在浓厚的儒家思想氛围之中。 虽然有辽一代的崇儒风尚经历了初期的荒凉空白到中期的繁荣昌盛，但在崇儒的结构造型上却自始至终表现出最高皇帝纳儒、朝廷官员倡儒、社会庶众学儒这样的三层建构。《辽史·文学传序》对这个三层建构的前两层进行了客观但又表现出史官为尊者言的复杂心理描写：“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2]一者由太祖太宗至景圣间，正是走的辽代崇儒从空阔到充盛的路子；一者造建了由皇帝到侍从的崇儒架构。而在实行践履上，《辽史·张砺传》则对这两者有极为精辟的记述：“太宗见砺刚直，有文彩，擢翰林学士。”[3]“唐彀收贤，当选儒宗，以付文柄”，[4]太宗赏识的是那些有儒学的贤者，这是皇帝纳儒的表现；贤者擢升为官吏，这官吏就具备了亦官亦儒的双重身份，那就表明他是倡儒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张砺传》所记者为“文柄”之把持者是儒宗，这就宣誓了辽代散文或文章创作必须由儒者来承担，从而造成了辽代散文儒学为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反过来，我们亦可从诸多辽代散文作品中发现繁富充实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内涵，以下略举数例以明。 马保忠《上皇帝书》：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5] 马保忠，兴宗朝官至枢密使，这篇书奏散文倡导全面施教和实行孔孟儒家文化，包括孔孟思想之源——尧舜三代圣帝明王之典章仪宪，这是有辽一代最富宣言式的也最富儒家思想倾向的短文，该文也以最明洁警喻的语言表达了对于全部儒家思想文化的继承光大之愿，向最高统治者明确提出了治国治文的唯一思想方向和大政方针。 耶律常哥《述时政文》：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欲怀远则崇恩尚德；欲强国则轻徭薄赋。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淫侈可以为戒，勤俭可以为师。错枉则人不敢诈，显忠则人不敢欺。勿泥空门，崇饰土木；勿事边鄙，妄费金帛。满当思溢，安必虑危。刑罚当罪，则民欢善。不宝远物，则贤者至。建万世磐石之业，制诸部强横之心，欲率下则先正身；欲治远则始朝廷。[6] 四书五典，儒家宪章，为治教之本，这是指政治思想层面的治国方针；轻徭薄赋，为治国之基，这是指经济思想层面的治国之策；戒侈勤俭是为官者的治事之方；满损安危、正身律己……无一不是儒家所提倡的。与马保忠的《上皇帝书》比，常哥之文更条分缕析，儒意详赡，更显“骎骎崇儒之美”。 耶律昭《答萧挞凛书》：昭闻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阁下应非常之遇，专方面之寄，宜远师古人以就勋业。[7] 此文作于流放西北之时。在带罪流徙、边境紧张、生命难保之际，作者仍劝告守边将，即使寇掠频仍，战事险恶，也不能忘记儒家祖训以德服众，以德治边，故孔孟德仁之政为该文所主体旋律，亦显有辽一代散文崇儒气氛之浓烈。儒学为用，主要用在治教、治国、治身、治人方面，已如上述。在辽代散文的诸种体式之中，涉佛之文在作者数量上，《全辽文》所存有名氏者约略50余人，而其中释氏35人，占75％，无名氏则不可胜记；在作品数量上，初步统计为477篇，几占全辽文的60％。如此浩大的作家队伍和作品数量，足以说明辽代散文在整体上，佛教创作几乎造就了统治文坛的彬彬之盛。与儒家散文以用为主的创作趋势和价值取向相比，涉佛之文在于宣传宗教信仰的主流意识即以明心见性为修。我们对此亦举数例以资证明。 张明《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粤惟开示悟人，四义昭然，达此真垂，深信禅理，心非心所系，法无法可宣，万有都亡，一言顿悟。复三祗而精进，观四智以通明，即我感化寺辛禅师者矣。……禅师气禀淳和，性惟沉静，爰从佩牒，便悟出尘，神颖不群，风鉴高迈，糠粃仲尼之典，锱铢老子之言。考彼两宗，伏膺大教。……精勤永法，夙夜澄神。……夏满游方，检声闻之密行；情深济物，运无欲之慈心。访真侣于江南，礼名山于湖外。一参□要，悉悟玄机。[8] 智辛禅师所修之禅理，在“心非心所系，法无法可宣”，正是那种无心忘心的修心见性，也是一种平心静气的炼养之方，表里俱澄澈，达到天人合一的思与境谐的心性修炼之境。所谓“夙夜澄神”、“情深济物”，一方面是物我两忘，超然物外与境象之外；另一方面又显菩萨心肠的那种普济万物。关于前者，我们同样可以在辽代诗歌中找到有辽一代的信佛思与境谐的见证。 萧观音《应制》有云：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宇看交泰，应知无古今。[9]该诗所描写的通蠡谷薄鸡林，实指人心要修养到超越广阔时空之境，有如古佛之心，物我两忘，作者的写文之心与千年万里时空共通，正如念佛之声与万千色界共融一样。辽圣宗信佛有加，对佛教心性修养法尤其谙熟，其《赐圆空国师诏》以简洁之笔，精辟概括了佛教玄奥深湛的修心见性不二法门： 朕闻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亦不敢倚一慢二者也。今睹大禅师识超券内，心出环中，洒甘露于敬田，融葆光于实际，总持至理，开悟众迷，朕何不师之乎？[10] 圆空国师禅修之“至理”在于“心出环中”，即老庄所谓的得其象外，超以环中，也即中国道家艺术精神和艺术修养的至高之境；又所谓“葆光于实际”也是一种主客体相融，天地自我一贯的达生之境，故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尘”，庄子所云“注焉不满，酌焉不竭，不知由来何去”，都是一种与天地精神来往的浑同之境。圣宗一朝为辽代政治、经济、文化之鼎盛，而圣宗皇帝尤好释教，通晓佛理，对佛法禅宗研读有加，故所赐圆空国师之诏，体现了他对于国师修禅了性的深刻理解，以最高统治者如此信佛修禅之心延及国家思想文化，在散文领域形成涉佛信禅之创作风尚则不足为奇了，而且散文创作作为一种与修佛相通的精神活动，心灵感照，形成文理与佛念融会的局面，构成了辽代意识形态中文心、佛心，心连心的奇观，故释和照在《创建无垢净光法舍利塔记》中深窥佛理文法的相互关系道：“释迦氏之教，例分于八；陀罗尼之藏，名划其七。实谓理亹亹而文彬彬，玄奥贯于群宗。”[11]深奥的佛理必须靠彬彬之盛的文辞来表达和流传，所谓佛心与文心，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 此外，佛教生活、佛教文化在散文中的反映，也构成涉佛散文明心见性之修的有机部分。今本《全辽文》所录作者绝大部分为释氏沙门、和尚法师等，有名也好，无氏也罢，凡举碑志、墓铭、塔记、幢记、题记、序记，无不反映佛教被信仰的壮观，至于寺院建构、优美山林、庄园胜景、自然风光、历史遗存……无不毕至于其神来之笔下，有的作品则反映了这些释门沙僧和尚们高深的文化修养与良好素质。受戒居士王鼎在其《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云： 噫！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如睹史之化成，似耆阇之涌出。第当形胜，举尽庄严，非护世神灵潜有加被，出尘龙象，先为主张，何以至于是哉？[12] “天下响应”，此见信佛之广；智巧各输其谋艺，此见修佛之高，于此又见辽代散文于佛教在于表现明心见性为修的取向。
内容摘要：散文内容与形式的整体表现是题材价值为具体日用伦常与抽象学科理念的统一，艺术价值是由简而繁结构体式，而生态化艺术描写、文史统一的散文理念共同构成其复合型艺术库。一、儒礼为用佛义为修的主题价值取向两百余年的辽代散文创作在宏观整体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以儒家礼义道德为用，以佛教心性信仰为修的儒佛文化共融的历史趋势和价值取向。辽代民族特色的生态散文在题材上以描写风物民情、建筑庙塔、生活习惯的记类散文居多，在语言上也民族生态气息浓厚，从而形成了辽代散文整体发展趋势的生态化。散文创作必须有散文理论或散文观念指导，终辽一代之散文观念在整体上表现出文章观与史学观融合统一，即文人之史观与史家之文观统一，这种文史统一的观点包含如下几方面的作文修史的倾向。
关键词：散文;儒家;契丹;佛教;生态;文学;创作;题材;统一;表现 作者简介： 二、题材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多元复合 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推演绎之，则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趋势。以辽代散文而论，其内容上的整体趋势绝不如一些散文史家所概言之的“务实致用”，而在形式上亦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宗唐”、“宗宋”。虽然《全辽文》所存为数居多的确实是那些墓铭碑志、诏令奏记书表之“务实致用”之文，但在所有《全辽文》各种体式中，所涉题材内容已遍及辽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外交、科学技术，几乎无所不包，与此前唐代散文、两宋散文的题材内容相比，也逊色不了多少。在时政、经济、军事、涉佛、外交五个方面，下列几篇便足以与唐篇宋章相媲敌，如耶律昭《论边政书》、耶律常哥《述时政文》、萧韩家奴《制问对策》、耶律隆绪《封高丽王册》和《赐圆空国师诏》、耶律琼《与知雄州孙全兴书》、李仲宣《祐唐寺碑记》、耶律洪基《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等等。除了这些重大题材内容进入作家手笔中之外，人们日常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也被写得有声有色，如《辽史·文学传》所记七位散文作家，亦有其于细微处显妙笔的特点，如王鼎的《焚椒录序》独写个人遭际、情感真实。不管大题材或小生活，辽代散文在整体的写作对象上已涵盖了全社会和大自然。 就散文形式而言，辽代散文创作在整体上表现出多种艺术追求、多种风格共存的趋势，既不只停留在唐代的清新自然上，也不只学习宋代的格高韵远；既不独学白居易，也不只仿苏东坡。质直简朴与繁丽富详承传交映，是辽代散文在两百余年形成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趋势。辽代初期，适应着百废待兴、一切从简约零点开始的时代性，散文如皇帝的诏令、大臣的进谏奏疏，也都是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文字简省的结构特色，即使像辽太宗耶律德光的《立石敬唐为大晋皇帝册》几近600字的文章，在辽初近70年间也为数不多。但随着辽代经济文化的发达，尤其是“骎骎崇儒之美”形成后，到了辽圣宗、兴宗、道宗时期，辽代散文在结构形式上形成了繁富宏伟、洋洋大观的局面。《辽史·文学传》七位散文家的作品，如萧韩家奴、王鼎之作都娓娓道来，在前引耶律昭《论边政书》中已见出语言繁富文彩绚丽的痕迹。至于耶律乙辛的《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更是学者们赞赏的辽代散文繁富而生动曲折的佳构。 骈散结合而又各擅其长的语体形式也是辽代散文的共同体式追求。无论是叙事、议论、抒情、写景，都继承中原文化尤其是先秦古文和六朝骈文的奇正结合、韵散融合的优秀传统，哪怕是最简单的皇帝诏令，也往往在散句中嵌上一两句骈偶之语，使文字错落有致，自由与整齐和谐统一。这种语体价值追求，表现了契丹民族自觉向汉民族优秀文学传统学习、融合的谦虚态度和宽广胸怀。这种追求在辽初就初露端倪，如卢文进《遣使诣后唐上表》中云： 顷以新州团练使李存矩提衡群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则毒甚于财狼，聚赋敛则贪盈于沟壑，人不堪命，士各离心。臣即抛父母之邦，入朔漠之地。九年雁塞，徒向日以倾心；一望家山，每销魂而断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辞；石季伦之乐中，莫陈归引。[13] 这些语句可与江淹之《别赋》、王勃之《滕王阁序》相提并论，其取意、取境、取语气口吻，几有如出一辙之势。不仅如此，虽皇帝之诏册等制式文章，也要求语式工稳、朗读琅琅，如太宗《立石敬唐为大晋皇帝册》中“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乱而汉图昌”，[14]“补百王之缺礼，行兹盛典；成千载之大义，遂我初心”[15]等句，对仗整齐，平仄协调。这种骈散统一的语体追求，无疑表现了对于对称之美的激赏，发展到辽代的盛世即圣宗、兴宗时期，则更加锦上添花了。 辽代散文也能在制式化的骈偶之句中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突破了一味讲究语体格式的藩篱，体现了辽代作家对于文学情感要求抒真诚的思想变革，这种情况在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疏中多见。 如马得臣《谏上击鞠疏》：“臣窃观房玄龄、杜如晦、隋季书生，向不遇太宗，安能为一代名相？臣虽不才，陛下在东宫，幸列侍从，今又得侍圣读，未有裨补圣明。陛下尝问臣以贞观、开元之事，臣请略陈之。臣闻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罢，则挽辇至内殿。玄宗与兄弟欢饮，尽家人礼。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谓至孝。臣更望定省之余，睦六亲，加爱敬，则陛下亲亲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闻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故当时天下，翕然向风，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愿研究经理，深造而笃行之，二帝之治，不难至矣。臣又闻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二帝莫不乐从。今陛下以毬马为乐，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钺言之。”[16] 文章引古喻今，言辞恳切，感情真挚，实乃肺腑之言。 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受其生态环境影响决定的可能性极大，这种文化，学界名之为生态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属种，文学自然也就有生态文学了。辽代散文依托于契丹民族那种苍凉、荒远、萧森、磅礴的辽海风貌，依托于北方土地的黑色肥腴、风草交加的地理环境，从而表现出浓厚的辽民族特色的黑色生态散文气质，与中原黄土地环境衍生的汉民族散文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苍凉遒劲，粗犷猛武，扑鼻而来浓烈的戎马和野羊的腥膻；后者则平实温和、持重雍容，让人感受到黄河文明的深厚中庸。 辽代民族特色的生态散文在题材上以描写风物民情、建筑庙塔、生活习惯的记类散文居多，在语言上也民族生态气息浓厚，从而形成了辽代散文整体发展趋势的生态化。题材上的生态化多从地理环境、方位维度、气候特征入手，向民族尚武、游牧心态过渡，典型之作有王鼎(状元)《慧峰寺供塔记》、释慧察《易州重修圣塔院记》、宋璋《广济寺佛殿记》、李仲宣《佑唐寺创建讲堂碑》等。其中李文从佑唐寺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空间维度入手，真实地勾勒北方契丹民族特有的气象森严、荒阔辽远的辽海风情，极具黑色环境气息，文章洋洋洒洒，篇幅宏伟长大，由河海山岳的雄奇峻峭联想到戎马战争的惨烈，反映了辽代契丹民族崇尚武功的民族爱好和民俗心态，更显黑色生态的神奇魅力。 语言上的生态化则表现为契丹民族用自己的母语从事散文创作，象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萧观音、寺公大师等都是卓有成就的契丹文作家、散文家。这里我们拟不论他们的母语散文创作，即以汉民族散文家如李谦贞等受契丹语言文字影响而写作的散文而言，其准黑色生态化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如他的《郑恪墓志铭》有云：“(郑君)凡与人交，未尝以疏数穷达移易乎平生。不为儿女喜喜之行，抑有大丈夫望望之志也。”[17]这里的“喜喜”、“望望”等字，是契丹语言中的一种特殊修辞手法，其作用在于强调、加重对人的品质之态度，“喜喜”含有汉字中浅俗、喜形于色之意，“望望”则为高远宏大之思，李氏借用契丹语修辞法了无痕迹又恰到好处。不仅如此，今检北宋文人诗文创作，受契丹语影响而准黑色生态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经常出使辽国的北宋使者、诗人余靖、刁约，都曾用契丹语写诗。如余靖的北语诗，据《契丹国志》卷二四载云：“夜宴设罢(——汉译，侈盛也，下同)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18]该诗将契丹语和汉语珠联璧合，妙绝当时。 散文创作必须有散文理论或散文观念指导，终辽一代之散文观念在整体上表现出文章观与史学观融合统一，即文人之史观与史家之文观统一，这种文史统一的观点包含如下几方面的作文修史的倾向。 第一，强调文章的实用性。自汉迁班以来，史家为文，注重实录，这个传统亦被辽代一些修史官所承续。耶律孟简曾有感于辽建国几近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19]故向皇上乞表修史，据《辽史》本传载其对修史官所说话语：“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20]这样的修史撰文的指导思想，以求实征信为原则，选词遣句以“当否”为准绳，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有辽一代实用之文的普遍流行。 第二，修史直书，强调史心的客观性。实用的原则必然导致直书的修史态度即史心。故王鼎(进士)在《焚椒录序》中云：“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观变以来，忽复数载。顷以待罪可敦城，去乡数千里，视日如岁。触景兴怀，旧感来集，乃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21]萧太后私通伶人之事乃耶律乙辛所诬构，王鼎为澄清真相，又感于自身遭际与之同病相怜，故慨然感怀，疾呼定必“直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此见王鼎《焚椒录序》之作乃为“直书”而成，告诫后之史官务必“直书其事”，乃为良史。王鼎以文人口吻谈修史，“直书”乃文人之散文观与修史者之统一。 第三，史靠文呈，事须语记，故史笔亦必具有文学性，史与文和谐统一。这种强调史笔之文学性的文史统一观以李万所撰《耿延毅墓志铭并序》极具代表性，其文有云：“公讳延毅，姓耿氏……薨于正寝……将赴葬期，乃征铭于陇西氏。万元非史才，久废文章，承郡王之教，难以固辞，乃考世德，刊勒墓石。”[22]李万所谓“史才”者，须有文章之才，亦即史笔须靠文笔来装饰润色，故史家实乃文士。迁班传统本来就是亦史亦文，延至辽代，仍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辽代文史统一的观点占据着主流地位。 两百余年的辽代散文创作以儒家礼义道德为用，“崇儒之美”必然导致务实适用的创作倾向，因此，“务实”与“致用”成为辽代散文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佛教明心见性的禅修信仰功夫形成对儒家致用的辅佐，是故佛理为修成为辽代散文核心价值的副产品。但是，辽代散文整体评估的参照系还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范畴，就内容的宏观表现看，不只拘泥于实用的形而下的社会日用伦常，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即涵盖了诸如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等学科门类的观念形态和具体施行。辽代散文含蕴的题材价值不但是具体生活的，而且是抽象理念的。就形式的宏观表现看，由简到繁的结构体式、骈散结合的文体模式、黑色生态化描写、文与史统一的文学观念，使辽代散文的艺术价值形成了复合型态势。总之，辽代散文以其核心价值、辅助价值、具体与抽象统一的题材价值、复合型的艺术价值搭建起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主要平台，值得我们重视和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