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弃子/弃妇/逐臣/原型/母题
【作者简介】尚永亮，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弃子、弃妇与逐臣是中国早期历史中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三者既各自独立，分别反映了父子、夫妇、君臣三种基本关系，又紧相关合，由家庭层面扩展到国家层面，构成了独特的家国一体的弃逐文化，并形成从弃逐到回归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这是一个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关注的领域，也是一个集神话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社会政治学等于一炉而蕴藏极为丰厚的富矿。面对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广泛搜集相关史料，系统考察弃子、弃妇、逐臣的实存样态、关联转换及其文学表现和发展嬗变，通过个案考索和类型分析，揭示上古弃逐文化的深层意蕴及其与后世贬谪文学的内在关联，开拓新的研究路向，不仅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试择其要者，以弃子、弃妇、逐臣及其基本母题为主轴，从五个层面作一概要陈述，最后谈谈对上古弃逐文学与文化发生发展的几点认识。
一、基于神话学视角的英雄型弃子考察
作为人类早期的文化现象，不同的弃子传说中蕴含着一个共通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发现这一母题并用以解读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文学文本，是弃逐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弃子现象，早在19世纪即有学者涉足研究，其代表性著作便是初版于1871年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此后，诸如詹姆斯·G·弗雷泽《〈旧约〉中的民俗》、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国学者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陈建宪《神话解读》等著作，或提供了大量有关弃婴、弃子的民俗学资料，或据以展开相关的个案解析，其中特别是萧兵、陈建宪诸作，对在东西方各国弃子传说基础上归纳而成的“磨炼与考验”主题，以及对弃子现象所作的文化阐释，均具灼见。至于对中国古代弃子传说的研究，则多集中在《诗经·生民》所述后稷生而见弃之事上。如涂元济《从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一场夺子之争——对〈诗经·生民〉神话的一种解释》、许善述《姜嫄弃子考辨》、高扬《〈诗经·大雅·生民〉的文化人类学破译——关于“弃子说”质疑的重新界说》、宋小克《从殷周关系看姜嫄弃子神话》、纪晓建《后稷生而见弃神话的文化探析》等。这些文章，虽考察角度有异，所得结论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多侧重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而对英雄型弃子的基本母题，对中国上古时期历史载记中频频出现的与伦理、政治更多关联的忠孝型弃子，对与之紧相关联的弃妇、逐臣现象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文学价值等，却少有涉及，由此留下了若干学术空白。
经过初步考察，笔者发现，从东西方早期弃逐神话和传说中的弃子之身份、心性、经历看，大致可将之分为英雄型和忠孝型两类弃子。其中英雄型弃子多源于神话，忠孝型弃子更接近历史，前者以西方居多，后者以中国为胜。深入分析这两类弃逐故事，去除其繁复多变的枝节，提取其不变的主干，按弃子之缘起、抛弃之地点、救助之过程、最终之结果加以展示，可以认为：施动者、受动者、救助者构成弃子故事的三大基本要素和重要支撑，而抛弃——救助——回归，则是其所呈现的连续性很强的三个阶段。在其浓郁的神谕性质、怪诞特征或宿命色彩背后，深隐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弃子、弃妇与逐臣是中国早期历史中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三者既各自独立，分别反映了父子、夫妇、君臣三种基本关系，又紧相关合，由家庭层面扩展到国家层面，构成了独特的家国一体的弃逐文化，并形成从弃逐到回归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弃子、弃妇与逐臣是中国早期历史中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三者既各自独立，分别反映了父子、夫妇、君臣三种基本关系，又紧相关合，由家庭层面扩展到国家层面，构成了独特的家国一体的弃逐文化，并形成从弃逐到回归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一、基于神话学视角的英雄型弃子考察作为人类早期的文化现象，不同的弃子传说中蕴含着一个共通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
关键词：文化;逐臣;文学;神话;考察;回归;离骚;屈原;关联;诗经 作者简介：作为周民族的始祖和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弃子，被命名为“弃”的后稷在弃逐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生民》篇提供的“履帝武敏”之有感而孕、“先生如达”之初生形状等关键细节，当为后稷被弃之基本原因。而在后稷之三弃三收故事中，则存在着一种颇有意味的规律，即抛弃与保护并行，抛弃之地越远恶，所受保护越充分。由此呈现出两个要旨，即磨难和考验的必然性，借助磨难而显示的生命的神异性。同时，在抛弃行为的施动者、受动者、救助者三方外，还隐藏着一个具有更大法力的上帝的身影，后稷的被弃和获救，都与上帝有着潜在的关联，某种意义上，后稷就是上帝的一件作品，由此见出最高权威在弃逐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此一充满神秘色彩的远古传说实质上是围绕一种关系或契约的破裂和修复展开的。后稷的一弃再弃直至三弃，揭示了一种亲子关系的破裂；后稷的最终获救并被母亲抱归，则预示了亲子关系的修复，一种正常契约的重新达成。由此展示的从抛弃、救助到回归的主线，作为其基本情节模式，便清晰地呈现出来。[1]
如果说后稷之弃是中国历史早期弃逐故事的代表，那么，与此相关的卵生遭弃而获救者如徐偃王、东明、朱蒙的故事，以及非婚生遭弃或其他原因遭弃而获救者，如楚国大臣子文、著名神射手后羿、西域匈奴昆莫被弃而获救的故事，便形成其有力的辅翼；如果说中国上古时期存在的弃逐故事多具卵生特点，被抛弃的地点多在街巷山林，出现的救助者多为鸟兽，最终结局多获得认同并回到父母身边，那么，亚、欧诸国大量存在的弃子传说，则多具神谕特点，被抛弃的地点多为河流大海，出现的救助者多为下层民众，最后的结果多通过战斗取得权力。通过这些差异，可以见出东西方民俗、信仰、文化、地理之差别，而通过其故事结构形态、情节展开顺序、事件因果关系等方面之趋同，则可见出东西方弃子故事共有的某些规律。更重要的是，这些弃子大都成为日后的英雄，具有人、神并包的特点，由此形成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的英雄弃子型神话或传说。[2]
神话的本质在于对人类生存结构的模拟，东西方弃逐神话或传说的本质亦在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命运之对立的反映。弃子故事的核心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特殊展演，而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弃子从始被抛弃，到他者救助和自救，再到最后的回归或对回归的强烈渴盼，则以具体个案凸显了弃逐文化的核心内涵。由此内涵构成的编码信息，不仅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同类作品中反复出现，而且也在后世无数流放、贬谪作品中反复出现，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它的集中度和深刻度，赋予它作为原型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感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