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欧阳修/经学/文学
【作者简介】巩本栋(1955- )，男，江苏丰县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 在中国历史上，欧阳修是拥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会石学家等多种桂冠。享有很高声誉，影响深远的人物。历来对欧阳修的研究，不为不多，尤其是近几十年，可谓成果众多，积累丰富。对欧阳修经学的研究，自然也有很多收获，取得了不少成绩，然相对说来，仍显得很不够。其经学对文学的影响如何，学界似亦关注较少。本文对此试作探讨。一、欧阳修经学的起点、观念与方法
关于欧阳修经学的渊源，其实不必远求，因为，他的经学原就无所师承，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1](p1803)
欧阳修是吉州永丰(今江西永丰)人，其远族中虽出现过像欧阳询、欧阳通那样著名的人物，但其余则多仕宦不显。其曾祖郴、祖父偃仕于南唐，父欧阳观“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1](p701)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其父在泰州军事判官任上去世时，他仅有四岁。其母郑氏不得已携其远赴随州(今属湖北)，依靠时任随州推官的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生活。
郑氏出身江南名族，恭俭仁爱，此时虽生活处境窘迫，然而却能“守节自誓，居穷，自立于衣食”，[1](p700)含辛茹苦，养育其子，希望他能长大成人，有所成就。郑氏以荻画地，教其习字学诗，读书作文，更以欧阳观为人的孝悌仁义，为官的仁厚廉洁，对其进行教育，常以“居于家，无所矜饰”；“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的话勉励他。[1](p701)郑氏的这些教育和熏陶，使欧阳修自幼就树立了儒家士人的远大志向。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道德文章宗师，与其母郑氏的教育，是断不可分的。
欧阳修聪颖好学，勤奋苦读。随州无学者，家中无藏书，欧阳修就从邻人家里借书、抄书，故虽学无所师，学业却不断长进，后果然不负其母所望。他十七岁应举随州，作文即有奇警之句。二十二岁以文谒汉阳军胥偃，深为其所赏，留置门下。二十三岁试国子监第一，补广文馆生，继又得国学解试第一。次年(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应礼部进土试第一，殿试以第十四名及第，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从此进入仕途。
内容摘要：其解经的突出特点，是本之人情常理，自成一家，尤其是疑《周易》之《系辞》《文言》非孔子所作、《春秋》“三传”不可尽信、《诗》毛郑所注多有讹误、《周礼》亦不完之书等，对北宋疑经风气的形成和后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欧阳修经学的起点、观念与方法关于欧阳修经学的渊源，其实不必远求。二、欧阳修经学的特色和成绩欧阳修于经学最深于《易》《诗》《春秋》。三、从欧阳修经学看北宋疑经风气的兴起宋人疑经风气甚盛，已是经学界所熟知的事实。四、欧阳修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欧阳修的经学对其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欧阳修;孔子;圣人;六经;经学;人情;文学;常理;君子;之意 作者简介：从欧阳修的身世和经历，我们固然可见其仁爱性格、聪颖天资和读书向学心志的养成与磨砺，然由此也可知其自幼生活的艰辛。这种艰难的生活和学无所师的经历，成就了他后来的功业，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其思想学术的方向。
圣人所作为经。学无所师，尚友古人，使欧阳修在经学观念上主张将圣人所作之经与后儒的传疏，加以区分，“众辞淆乱质诸圣”。[2](p603)重经轻传，先经后传，尊经疑传，对前代儒家经师的经传注疏决不迷信。欧阳修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1](p545－546)
不作任何辨析，仅据人情常理进行判断，就把圣人与君子、经与传区分开来。比如《周易》，欧阳修就认为除卦爻辞等为文王所作外，其余多是“讲师之言”。在《易童子问》中，他以问答的方式，对此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2](p611)再如《春秋》与“三传”，欧阳修认为，“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春秋》既为孔子所作，当然可信。而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三人虽“博学而多闻”，然“其传不能无失”。“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①
学无所师，使欧阳修在经学方法上以人情常理为理解、衡量和判断经传旨义及其异同的标准。例如他解读《周易》：
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谓不合逻辑)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案此亦谓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案此谓常理)也。[2](p612－613)
他否定《文言》《系辞》和《说卦》等是圣人之作，原因就在于所举三说自相矛盾，不合乎人情常理。这种看法，今已证明是正确的。又如他释《易》“谦”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2](p604)天意本不可测，然人情却可知，以人情推知天地之理，二者应是一致的。所以，以人情常理解《易》，自然成为欧阳修《易》学，同时也是其经学的突出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