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澄清

内容摘要：这一传说源于据说是蒲松龄手书李渔的《南乡子·寄书》一词，但此词最早见于康熙十七年李渔亲手编定的词集《耐歌词》，康熙十年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其与李渔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一、李渔与蒲松龄交往的传说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产生，始于杜书瀛先生发表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的《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一文，文中云：李渔虽未到过山东，但和山东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却有过一次交往。三、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之误确证笔者发现，仅凭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就足以判定所谓康熙十年李渔与蒲松龄在扬州见面，蒲松龄邀请了李渔家班女乐去宝应演戏，并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云云，实在不过是杜先生的友人张先生一厢情愿的推测想象。

关键词：蒲松龄;南乡;歌词;抄录;寄书;交往;十年;李渔与;先生;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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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所谓李渔与蒲松龄康熙十年曾有交往，不过是一个颇有吸引力因而流传甚广的传说而已。这一传说源于据说是蒲松龄手书李渔的《南乡子·寄书》一词，但此词最早见于康熙十七年李渔亲手编定的词集《耐歌词》，康熙十年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其与李渔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

　　【关 键 词】李渔/蒲松龄/传说/澄清

　　【作者简介】黄强，扬州大学文学院

 

　　近30年以来，李渔与蒲松龄曾有交往的传说递相传播，几乎成为不需要证明的定论。二人是否曾有过交往，无论是就李渔研究而言，还是就蒲松龄研究而言，虽然都无关宏旨，但终致构成一个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其间的启示值得深长思之。本文力求确证其说之误。

　　一、李渔与蒲松龄交往的传说

　　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产生，始于杜书瀛先生发表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的《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一文，文中云：

　　李渔虽未到过山东，但和山东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却有过一次交往。那是1671年，31岁的蒲松龄应聘为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的幕宾，为知县喜庆之事，蒲松龄专程去请李渔的剧团来宝应演出。当时李渔已经60岁，颇有些名气。蒲松龄对这位前辈作家十分敬慕，并不持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世俗眼光鄙视李渔的职业，而是抄录了李渔的《南乡子·寄书》等词，以为纪念。

　　文中杜先生未披露材料来源和考证过程。或许因为李渔与蒲松龄这两位清初名人如果有交往，太具有吸引力了，近30年来，李渔或蒲松龄的研究者们对杜先生这一未经证实的说法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单锦珩、俞为民各自所撰的《李渔年谱》，沈新林的《李渔评传》，盛伟的《蒲松龄年谱》，徐保卫的《李渔传》，无不据杜说加以合理的描述、想象甚至虚构①。在李渔的书中找不到印证这一交往的材料，就到蒲松龄的书中去寻找，移花接木者有之，添枝加叶者有之，在一种美好愿望的集体驱使之下，这一未经确凿考辨的记载如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其传说的程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杜书瀛先生本人的想象，而又难以经得起推敲。例如沈新林的《李渔评传》云：

　　(蒲松龄)在当时颇负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推重。施、王皆为李渔友人，也许由于施、王二人的介绍，蒲松龄风尘仆仆地由苏北赶到苏州，邀请李渔的戏班为由宝应县知县调署高邮州的主人孙蕙庆贺四十寿辰。李渔不辞劳苦，乘船从苏州出发，经长江进运河，沿大运河北上。不一日抵达孙蕙官府。李氏家班的演出令一代名流蒲松龄大饱眼福，大开眼界……蒲松龄比李渔小三十岁，两人以文艺为媒介，结成了忘年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蒲松龄把他的诗作抄写一份，请李渔指教，李渔提携后进，挥笔书写新词《南乡子·寄书》一阕相赠。②

　　与单锦珩《李渔年谱》所述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相比，这段描述中有两个变化：一是蒲松龄邀请李渔的地点改在了苏州，而且不是与孙蕙同去的；二是蒲松龄抄录李渔词《南乡子·寄书》赠李渔，变成了李渔将自己的词《南乡子·寄书》书赠蒲松龄，这首词是“新词”，而且是在蒲松龄抄己诗向其求教后的回赠。

　　这样的叙述令人不能无疑的是，邀约的地点在扬州，毕竟还有蒲松龄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可以牵扯附会，改到了苏州，蒲松龄哪一首诗歌里提到过这回事？孙蕙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农历二月十六日，康熙十年农历二月十六日为其40寿辰，而李渔此年是在初夏以后才居停苏州的③，谓李渔此时从苏州赶往苏北为孙蕙祝寿何从谈起？如果说李渔曾书写新词《南乡子·寄书》赠蒲松龄，为何李渔不能据眼前事即席赋词赠蒲松龄，却只能以一首根本不相干的小词聊以塞责？凡此种种，均不能自圆其说。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内容摘要：这一传说源于据说是蒲松龄手书李渔的《南乡子·寄书》一词，但此词最早见于康熙十七年李渔亲手编定的词集《耐歌词》，康熙十年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其与李渔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没有交往的可能性。一、李渔与蒲松龄交往的传说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产生，始于杜书瀛先生发表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的《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一文，文中云：李渔虽未到过山东，但和山东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却有过一次交往。三、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之误确证笔者发现，仅凭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就足以判定所谓康熙十年李渔与蒲松龄在扬州见面，蒲松龄邀请了李渔家班女乐去宝应演戏，并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云云，实在不过是杜先生的友人张先生一厢情愿的推测想象。

关键词：蒲松龄;南乡;歌词;抄录;寄书;交往;十年;李渔与;先生;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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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产生的根源

　　解铃还须系铃人。笔者一直想就此条记载求证于杜先生，但直到2012年4月才发一电子邮件相询。次日，即蒙杜先生回复云：

　　这条材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1950－55年在某地相识，交往至今)张先生提供的。他是淄川人，蒲松龄的老乡。后在某地政府办公室和政协等部门任职，爱好文学，平时很注意有关蒲松龄的资料。据他说，是在蒲松龄故居得到蒲松龄手书李渔《南乡子》词，他认为是蒲松龄赠给李渔的，推测是蒲松龄在作宝应知县孙蕙幕僚时邀请李渔戏班去演戏，二人相见。1982或83年张先生告诉我这条材料，很兴奋，我正写有关李渔的文章，没有太多思索，也没有进一步考证，便放进去了。但是，事后想想，有些草率，一直后悔。特别是许多文章都引用这条材料，我更感不安。现在也没有更确切的材料进一步证明。做学问不能推测。所以我后来自己写文章也不再说李渔、蒲松龄会见事。请你也慎对此事。

　　去年我去山东讲课，又与张先生见面，他又把珍藏多年的蒲松龄手抄(？)一部残稿给我看，好像是《耐歌词》，首页有“松龄之印”“蒲氏留仙”印章，我因不能确证，未敢示人。

　　相隔近30年，终于知道了《李渔生平思想概观》一文中此条材料的来龙去脉。杜先生还将这部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的首页书影作为附件发送给我。

　　2012年5月7日，我又收到杜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电子邮件，其中有云：

　　前些日子我曾同你谈过我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草率和失误，悔之不及。由于我的误导，别的学者也跟着我受累。我乃罪之魁祸之首也。就此，我应该向学界谢罪……学术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错就是错，来不得半点含糊。

　　坦诚接受批评，勇于承担责任，真心诚意向被误导者致歉，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虚怀若谷、光明磊落的学术情怀。

　　问题出在何处？是否就“没有更确切的材料进一步证明”这一流传甚广的传说之误？对读杜先生信中披露的李渔与蒲松龄交往传说的材料来源和单锦珩、俞为民、沈新林、盛伟诸先生对这一传说的叙述，可以看到，这一传说的主体部分是这样被“合理”推演与拓展出来的：据说是蒲松龄“手抄本”残稿首页录有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聊斋诗集》中有《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七古一首，歌舞的“梨园”当为李渔的家班女乐→《聊斋诗集·南游诗草》中又有《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则蒲松龄与孙蕙此番去扬州的目的是邀请李渔的家班女乐到宝应演出祝寿→蒲松龄此二题诗均作于康熙十年其处宝应知县孙蕙幕中，孙氏观李渔梨园歌舞是在此年春天，则其时蒲松龄手录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相赠，换言之，二人此时有交往。这一推演过程完全建立在李渔与蒲松龄有交往这一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的基础之上，每一步都依靠推测想象来连缀与弥合，源头则是所谓的蒲松龄“手抄本”残稿首页录有李渔《南乡子·寄书》一词。如果能够确证康熙十年蒲松龄绝对不可能抄录到此词以赠原作者李渔，则此传说不攻自破，比其它证明方式更有说服力。例如现存关于李渔的全部资料中，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康熙十年李渔曾居停扬州；包括蒲松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七绝二首在内，没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蒲松龄与孙蕙邀请过李渔和他的家班到宝应演出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还只是不能一锤定音的旁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