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宋代文学研究丰富、多样、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瓶颈和问题，有必要及时总结。
关键词：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学术;文学遗产;文本;先生;学科;中国;学者;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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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90年代的宋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相比，无疑要沉寂许多。但从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王水照先生任会长)并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以来，宋代文学研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梯队逐渐形成，研究水平逐渐提高，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丰富、多样、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瓶颈和问题，有必要及时总结。 一 王水照先生曾多次提到宋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三重三轻”的偏向问题，即重大作家轻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经过新世纪十余年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共同努力，这些偏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完全消化这些长期遗留的问题，并非十余年可以竟功，总的看来，重北宋轻南宋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文学遗产》2001—2011年发表文章的北宋与南宋之比达到35％：33％；重词轻诗文的偏向也得到局部改观，《文学遗产》2001—2011年发表诗词与文章的比例为诗词58％(诗30％、词26％、综合2％)，文章10％(散文5％、骈文1％、综合4％)，其中诗词之比已经接近，但文的研究仍未跟上；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文学遗产》2001—2011年所刊宋代文学研究论文中，属于作家个案研究的仅有五十九人九十一篇，其中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邦彦、惠洪、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等十四人占了四十二篇(苏轼十四篇，居首位)，可是宋诗作者近九千人，宋文作者过万人，宋代传世别集亦超过七百种，而所研究的对象不足百名，实在是成绩惨淡。当然，由于中小作家特别是小作家往往不足以单独成文或成书，对他们的研究往往体现在家族、地域、群体、流派中，以上数据不能完全反映问题，但人们对个体作家的研究过于扎堆和集中于大作家身上却是不争的事实①。 除了传统的“三重三轻”的偏向尚未得到完全纠正，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由于文献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研究技术化，由于大文学趋势带来的研究错位化，由于思力学养不足带来的研究浅狭化。之所以说它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即使我们有效解决了“三重三轻”的偏向，依然要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 (一)研究技术化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传统学科或传统技能带来冲击。技术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和交流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当然也改变着学者的知识接受、知识结构乃至研究方法。比如东汉以后纸张的大量运用，宋代印刷术的发达等，都曾极大推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对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及学术价值判断发生着深刻影响。 随着20世纪后期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电脑的普及，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迅猛来到。对古代文学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该是199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有限公司联手推出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是一项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不过数年，盗版风行，几乎每位有兴趣的文史学者电脑中都可以安装这部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的百科全书的电子版，这是古人做梦都未能想到的。之后，《国学宝典》、《全唐诗电子分析系统》、《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中华寻根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古代文献电子产品的不断开发和被利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的建立和功能的日益强大，一些传统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和学问价值受到了极大冲击甚至完全颠覆。 最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很少学者不用电脑写作和发送邮件；在进入写作之前很少不去期刊数据库检索相关研究；列举例证时也很少不使用电子文献检索了；在引用大段文献时，如果有电子版，也常是先拷贝，再核对原始文献(当然不核对原始文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等等。特别是知识的学习和获得，以前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在今天，点击互联网则可以轻松获得各种需要的知识，使研究者眼界大开。 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给了学术界无尽便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技术可以提供的支持，因为拒绝的结果会使自己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就像有了联合收割机还非要使用镰刀，与使用收割机的同行相比只能瞠目其后。但是，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压缩了学术人的生存与意义空间，举例来说，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在资源调查、环境评估、灾害预测、国土管理等领域成就惊人，而且引入文学后，亦可以从时空二维的角度关注整个时段和全部区域的文学发生、发展与流变，这样势必会对传统研究的部分领域，如年谱编纂、作品系年、文学流派、家族迁徙、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再像以往那样的简单归纳罗列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计算机有可能比你做得更快更好②。尤其是传统文献学，受到互联网和文献数字化的冲击最为强烈：过去被视为工夫和学问的“引得”、“重出作品考证”、比勘异文、寻找典故出处等也基本可以由电脑替代，甚至古籍自动标点都在开发研制中……传统的文献学评价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价值虚化危险。 文献数字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傅道彬先生所说的“技术伪装学问”问题。因为一篇篇材料繁富、貌似出自老学宿儒之手的文章，有可能是滥用和别有用心利用技术检索而得的结果。吴承学先生曾有感于“现在的博士论文，都是排列了许多材料，好像显得很有学问、很规范”的现象，幽默地说：“有些年轻学生得了数据库依赖综合症，如果没有数据库与电子检索，已经没有办法写论文了。”③的确，不少论文，本来两三个代表性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却偏要列出几十个例子以显博学，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几十个例子是如何“出笼”的。更甚的是有的研究者还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的研究者所举的例子似是而非，与论点本身只是远亲。再如古籍校点，不去调查版本情况，直接下载四库全书版本或其他电子文献，简单处理后即付梓面世；诗文集的笺注，直接复制《汉语大词典》的字词解释，而对诗歌本身所关涉的人事时地及作者用心、诗歌意蕴鲜有揭示，笔者称之为“古籍伪整理”。其实包括作家年谱的编纂和研究资料汇编，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较为深入的体认，就会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一味醉心于材料的铺排，而没有编者的识见和选择，不知道哪些内容宜全编进来，哪些只要节编，哪些可以不编进来，势必造成垃圾信息充斥，本来要方便学者使用，最后弄得难以利用。如何防止研究的技术化，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内容摘要：在宋代文学研究丰富、多样、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瓶颈和问题，有必要及时总结。
关键词：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学术;文学遗产;文本;先生;学科;中国;学者;错位 作者简介： (二)研究错位化 毋庸置疑，现代学术体制中各学科之间有着大体清晰的边界。但是，知识本身并无界限，古代作家身份的复杂多样性、古代文体的丰富多样性，使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发展面貌难以完全对应现代学科体制下的“文学”定义。借助现代“文学”之眼，回归到古代文学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已经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选择。 尽管文学从来没有真正的“纯”过，不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都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过度提“纯”会损害、割裂文学与人类社会的血肉关系。但是，如果把握不好火候，一味沉迷于泛文化或泛社会学式研究，刻意回避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也很容易成为布鲁姆讽刺的那样：“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④ 这样的研究错位，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时有发生，尤其在交叉型研究(即文化学研究)中体现得更明显。《文学遗产》曾接到一篇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的来稿，角度还算新颖，所论也不无学术价值，但作者意在通过对范诗中有关城市市场、农村市场以及各类商人的描写，证实宋代市场形制的时空巨变、城市市场的繁荣、乡村集市及经营风格的多样化、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不同阶层商人的生活境况差异较大等，着眼点在于“以诗证史”，而非“以史证诗”或“诗史互证”，我们只好遗憾退稿。 交叉型研究突破了从作家到作品或从作品到作家的单向研究模式，将文学放到它与更广阔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中去探讨，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开拓空间。它代表着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走向。然而，放得开更要收得拢，当研究者灵活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心理学、神话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叙事学、新批评等方法，对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风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园林、器具、疾病、灾荒等之间关系予以分析时，其研究方法和对象固可以逸出文学的范围，但一定谨记研究目标和最终结论要回到文学来，即最后落脚点要落在文学上(当然，这个文学，不等于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否则，就会如梅新林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引发轴心错位与‘边界’混乱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学本位性的丧失而走向文学研究的泛化与异化。”⑤从而使文学变成别的学科的例证或注脚，陷入“文学为别的学科打工”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错位化，并不意味着研究失去价值，如果其研究的问题在所错位的领域是一个有价值的空白，其研究的方法和论证也都精深得当，错位的研究也能带来学术正价值的增长，只不过“身在曹营心在汉”，毕竟只是特殊之才和特殊之事，不足以也不太可能大规模地效仿。但是如何既取其他学科之长，又有效防止文学的错位化研究，使其落脚点回到文学本身，这恐怕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研究浅狭化 所谓浅，指研究止于平面性的描述和常识性的介绍，缺乏深刻的问题创新意识和深入探析问题的能力；所谓狭，指研究止于琐碎、偏僻的选题和纯私人化的兴趣，画地为牢，缺乏开阔的学术视野、高远的学术境界和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 平面性的描述和常识性的介绍，在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且不说常规的文学史研究或因积累的资源过于丰厚，已形成一套成熟得近于陈腐的操作模式(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的五分模式)和词汇(如“情景交融”、“想象丰富”、“构思新颖”、“比喻新奇”、“手法多样”等套话)，造成了读者极度的审美疲劳；即使近些年方兴未艾的文化学研究，也很快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因循跟进的研究显得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如前些年大红大紫至今仍余温炙人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传播多流于对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如歌舞、唱和、印刷、题壁、石刻等)的描述，其结论往往就是改头换面的现代传播学教材中的章节标题；接受则多流于介绍后世作家在哪些作品中提到和模仿了宋代经典作家与作品，其成果往往只相当于资料汇编的简本或繁本(这种工作计算机会做得更出色)，模式化和套路化都很明显，鲜见于研究对象有更深入的考察与体会。再如家族文学研究，只是将属于这个家族的能文之士的活动和创作平铺直叙出来，从而使家族文学研究沦为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评价；有的论著也试图揭示某个文学家族产生及其兴衰的原因，认为其兴盛在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科举上较有成绩、家族富于藏书、有良好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婚姻关系上外家多能文等，但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超出经验和常识的范围，对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推进，因为绝大多数的文学大家族都有这些特征。同样的困惑也存在于宋史界，柳立言先生就指出：“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入瓶颈，所探讨的问题……以累积的历史知识加上经验法则便可知其大概，若要回答更深入的问题，则心余力绌。……当昔日的知识已变为今日的常识，而研究者仍在上面打转，堆砌更多的史料，却无新视野新发现，那只能称之为形式主义，论文数量愈积愈多，但结果几乎千篇一律。”⑥的确，如果没有深刻的问题创新意识和深入把握问题的能力，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只能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价值，而缺乏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琐碎偏僻的选题和纯私人化的兴趣，同样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见现象。古典文学研究史一回顾就是两千多年，人类生存的各种状态和生活经验被那些智慧如海、妙笔生花的前辈们不知说了多少遍，面对许多热点或核心问题，研究者往往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于是有些研究者或出于创新的压力，或出于私人化的兴趣，或出于其他原因，转而选择一些冷僻题目，挖掘一些无人关注的中小作家，这似乎可以部分纠正前面提到的“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并填补“学术空白”，开掘新的学术领域，不是应该予以提倡吗？但这只是对“重大作家轻小作家”、“学术空白”、“新的学术领域”望文生义的误解。“小”固可以选择，但必须是有意义有价值能够“以小见大”的“小”；同样，“空白”应该填补，“新的学术领域”应该开掘，但必须是有学术生长点的空白和领域，不能画蛇添足，反增疣赘，更不能无视社会和历史的价值标准，把垃圾场误认为是值得开掘的新领域。一句话，并不是所有的小作家、小题目都值得投入大精力，也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碎片都有真正价值和意义。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必须重申的是，我们并不否认平面性的描述、常识性的介绍、琐碎偏僻的选题、纯私人化的兴趣，都自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至少提供了知识上的积累；我们这里只是强调，研究有境界的高低和胸襟的广狭之分，面对一流、二流、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问，如何选择，的确可以悉听尊便；但如果你自愿选择的是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学问，就不要抱怨自己的研究为什么得不到关注，为什么发表不到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因为这个结果在你选择的时候已经注定了。 虽然研究水平的高低，关乎思力和眼光，也关乎学养和胸怀，研究者素质各不相同，无法强求统一，但研究的浅狭化，却的确成为了新世纪宋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