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7]在乾嘉政治高压之下，考证经史成为朝野的风气，乾嘉幕府的幕主大多爱好诗文，考据与诗文成了士子们扬名于世的重要方式，不少人成为文学幕客，诗名扬于一时。据柯愈春不完全的统计，乾嘉两朝诗文作家5000多人，诗文集6500种以上，诗文创作的盛况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丰富的创作实绩与乾嘉时期达人们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幕府给文人士子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以幕府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创作的高潮。
关键词：幕府;考据;诗文;袁枚;文学创作;文人;章学诚;黄景仁;先生;影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关 键 词】游幕/考据/乾嘉文学/考据 【作者简介】梁结玲，男，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文化与诗学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一个世纪的经营，清代社会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时期，到了乾嘉时期，遭战火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物质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人口总量达3亿，泱泱大国的气象日益显露。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清政府取消了童试名额的限制，各地科举生员数量迅速增加，而有限的乡试、会试录取名额又将绝大多数的士子拒于官场之外。整个清代科举录取率只有1～2％，而在人口繁盛的乾嘉时期，录取比率则更低。同时，士子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职业——授馆却没有增加，庞大的士子队伍一直是清代尾大不掉的社会问题。乾嘉商品经济发达，这为士子分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稽古右文”、编修地方志等文化政策的指引下，热衷于文事的官员、商人积极养士，幕下汇聚当时一流的学者、文人，促进了乾嘉学风的转变，为文学创作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纵观乾嘉时期的学人、诗人，不难发现，他们多数都有游幕的经历，幕府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记忆，有的甚至因为幕府而改变了自己的治学方向，考察乾嘉文学，文人游幕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一、乾嘉的文人游幕 1.乾嘉士子的文化情怀。清初遗民承受着名节的精神枷锁，他们在故国的追思中耗尽了生命，而到了乾嘉，在新王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没有了在出处的名节顾虑，积极入世成为这一时期士子的显著特征。然而，与前代相比，科举入仕已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袁枚说道：“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1]凌廷堪更是尖锐地指出：“夫制举之业，学者结发从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比然也。”[2]制举的艰难使得士子们转向了游幕，幕府可以提供暂时依栖的场地，同时也是成功进举的人际保证，乾嘉不少进举的士子都是从幕客、“捉刀”开始的。 乾嘉是一个博学的时代，与宋明士子兼济天下的情怀相比，乾嘉的士子更多的是热衷于文化事业，这与乾嘉高度集权与高压的文化政策有关。对于有抱负的士子而言，游幕是实现个人事业、理想的渠道。郭绍虞在评述黄仲则时说道：“其实诗人游览名胜古迹，哪能没有游资；诗人交游很广，未必全无资助。总之，在当时所谓文士而言，其所谓穷，只是对达而言，啼饥号寒，不过一时现象，毕竟还与一般寒士有别。”[3]确实，乾嘉诗人黄景仁关注的并非只是穷达问题，他更在意的是声名传世，《武进县志》记载：“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4]李兆洛说道：“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盐者大抵操赢，拥厚资，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5]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士子，在乾嘉承平的社会环境里，仕宦的穷达并非唯一的标准，成就学术、文学功名仍然是不少士子的选择。章学诚一生游幕，四十岁时考中进士，但他已无心入仕，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与史余村论学书》一文中，他表露了自己的心扉，“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于此不得藏息，则不如徇世俗之所求，犹为不失所业。”[6]长年的游幕，四方游食，使得他“几无生人之趣”，能够让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支撑下来的就是文史校雠之业，“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6]706。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对于友人，他也以事业相规劝，在《与邵二云论学》中，他说道：“岁月不居，节序川逝，足下京师困于应酬，仆亦江湖疲于奔走，然仆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足下岂不可伏箧于经折传单之际！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6]665邵晋涵是章学诚最好的朋友，他学识综博，曾有志于重修宋史，然而最终并没有完成这一宿愿，这与“京师困于应酬”有关，章学诚对他的规劝应该说是很诚恳的。 洪亮吉年青时便有诗名，袁枚“逢人辄诵之”，据年谱记载：“十一月，以馆谷不足养亲，买舟至安徽太平府，谒朱学使筠。时学使尚未抵任。沈太守业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适安徽道俞君成欲延书记。太守以先生应聘。已至芜湖，有留上朱学使书。学使得之甚喜，以为文似汉魏，即专使相延入幕。”[3]39洪亮吉的才华引起了幕主们的注意，他们争相留幕，以荣馆阁。加入朱筠幕府后，洪亮吉与孙星衍、汪中、邵晋涵等人以古学相勉，由诗文转向了考据，并最终在考据上取得成就。乾嘉诗坛领袖袁枚、赵翼等人也都有游幕的经历，袁枚自小便有“每饮不忘惟竹帛，立名最小是文章”的志向，最后以诗文享誉文坛。对于当时展露文学才华的人才，如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等，袁枚都以诗文相激，希望他们在诗文上有所成就。 乾嘉时期考据学是显学，考据学对士子有极大的诱惑力，四库馆开馆后，士子游幕的风气更是加重，章学诚有一段记载：“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骏乎移风俗矣。”[7]在乾嘉政治高压之下，考证经史成为朝野的风气，乾嘉幕府的幕主大多爱好诗文，考据与诗文成了士子们扬名于世的重要方式，不少人成为文学幕客，诗名扬于一时。 2.幕主的好文好客。清代中叶社会承平，文人幕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著名幕主有卢见曾、朱筠、毕沅、曾燠、阮元等。这些幕府罗织了大量不得志的诗人，频频集会，酬和娱乐，点缀盛世。同时，他们还帮助下层士子出版诗集，“查他山先生诗，以白描擅长；将诗比画，其宋之李伯时乎？近继之者，钱玙沙方伯、光禄卿申笏山。笏山卒后，毕秋帆尚书梓其全集”[8]。在幕主的推动下，贫寒士子乐此不疲，他们不仅可以藉此有个仕进的依靠，而且还可借诗文留名后世。“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9]平民诗人的崛起与当时达人们的奖掖有着密切的关系。钱泳在回顾乾嘉诗坛时说道：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輶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10] 乾嘉诗坛的兴盛确实与阮元、毕沅、卢雅雨、曾燠等达人的推免奖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们的门下，汇集着大批落魄的文人，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资助，不少贫穷的文人才得以出版个人的诗文集。卢见曾在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屡屡雅集，使得扬州为一时诗文之盛，赵慎畛记载：“卢雅雨培植后进。李葂以诸生善诗，为先生所赏，延至署中。及葂卒，先生归其丧于家，为置千金产，以育其妻子焉。后沈归愚宗伯选葂诗入《别裁集》，皆先生之力也。然则先生子孙无不中进士者，不亦宜乎？”[11]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回忆自己的老师朱筠： 先生(朱筠)提倡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廈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乱草不除，杂花满径，聚书数万卷，碑版文字千卷，终年吟啸其中。足不诣权贵，惟与好友及弟子，考古讲学，醒酒尽醉而已。[12] 朱筠不幕权贵，独乐于下层文人和诗、探讨学问，成为乾嘉文人领袖，“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这并非阿谀之词。阮享在《瀛舟笔谈》卷十中记录了封疆大臣阮元的事迹： 两浙诗士为余兄最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享等之师友，前后几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延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孝廉保初、石门方茂才廷瑚。余兄尝欲撰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13] 这十子的集子虽然没有最终刊行，但阮元资助其他人刊行的集子却是不少。在乾嘉，幕主与幕客之间虽然是雇佣关系，但在身份上，两者却是平等的，幕主尊重幕客的意愿和选择。在重文的时风下，有才华的诗人倍受幕主的追捧，天才诗人黄仲则便是一个例子。黄仲则生前贫穷，周游四方，袁枚、毕沅等乾嘉达人赞不绝口，死后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的好友洪亮吉在行状中说到：“君之丧，沈君经卹之甚至，巡抚毕公暨今陕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赙之。皆俾亮吉挟之归，以奉君之亲，以抚君之孤，以无贻君九泉之戚。毕公又将梓君诗以行。盖数公者，于君皆始终礼爱之，为近今所难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4]604一介寒儒，受重如此，幕主们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自谦：“秋帆尚书德位兼隆，主持风雅。枚山泽之癯，何能及万分之一？乃诗人好相提而并论。孙渊如太史云：‘惟有先生与开府，许教人吐气如虹。’徐朗斋孝廉云：‘弁山制府仓山叟，海内龙门两扇开。’”[8]388袁枚和毕沅一朝一野，两两相和，对乾嘉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内容摘要：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7]在乾嘉政治高压之下，考证经史成为朝野的风气，乾嘉幕府的幕主大多爱好诗文，考据与诗文成了士子们扬名于世的重要方式，不少人成为文学幕客，诗名扬于一时。据柯愈春不完全的统计，乾嘉两朝诗文作家5000多人，诗文集6500种以上，诗文创作的盛况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丰富的创作实绩与乾嘉时期达人们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幕府给文人士子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以幕府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创作的高潮。
关键词：幕府;考据;诗文;袁枚;文学创作;文人;章学诚;黄景仁;先生;影响 作者简介： 二、幕府对乾嘉文学的影响 1.幕府宾主的酬唱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乾嘉幕府热衷于文化事业，幕主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四库馆臣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幕客，不少幕客兼长诗文和考据，在政务、学术之余，诗文雅集不断，酬唱不已。“嘉道之间，承国家极盛之余，海内富庶，名公巨卿类多风流，笃嗜文学，乐与诸贤俊商略往还，不惮屈己之下，而财力赡给又足以佐其优礼，故幕府常极一时之选，而博学高文之士，藉恣游览而广著述者，往往栖托其间。”[14]卢见曾任扬州盐运使，招致四方文士，“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15]，袁枚甚至称“士喁喁然以万数”。文学的雅好与富庶的财力使得幕府如万川归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卢见曾再度修禊红桥，大会江南名士，“和修禊诗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15]228，一时扬州纸贵，沈德潜、袁枚、厉鹗等诗坛宿将纷纷加入和诗的行列，诗坛广为传颂，为乾嘉文学佳话。朱筠幕府更是垂惠于下层文人，“先生提倡风雅，振拔单寒，于后生小子见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即称道不去。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槪”[16]。朱筠的“椒花吟舫”是京师文人雅集之所，每日几乎是宾朋满座，翁方纲、姚鼐、纪昀、王昶等人是朱筠幕府的常客，黄仲则、洪亮吉、章学诚、汪中等幕客的文学成就更是让朱筠自豪。朱筠视诗坛领袖袁枚为“隐者”，袁枚推荐的文士一到京师便被朱筠引用，东南文学通过幕府在京师加强了联系，法式善在《答简斋先生书》中说道：“南来人士，相晤于文酒宴会间，必曰‘吾随园授业弟子’，‘吾随园私淑弟子’，缙绅先生遂为之刮目。”[17]封疆大臣毕沅一家能诗，在任职西北、湖广期间纷纷招致文士，其中不乏文学才子，洪亮吉、孙星衍等曾是门下客。毕沅爱好文学，“尚书虽拥节钺，勤王事，未尝一日释书不观；手披口诵，刻苦过于诸生。诗编三十二卷，曰《灵岩山人诗集》。灵岩者，尚书早岁读书地也。”[8]370听说黄景仁的诗才，毕沅迫不及待地发出邀请，未至而先厚金赠之，一时成为诗坛佳话。续卢见曾之后，曾燠任两淮盐运使，驻扬州十余年，他在官署中辟“题襟馆”，与文士往来唱和，四方宾客从者如云，陈康祺称“盖几乎海内龙门矣”。乾嘉文人幕府对下层文人的招纳壮大了文坛的队伍，幕府的雅集、出游和诗等活动几乎成了常态，这刺激了各地的文学创作。据柯愈春不完全的统计，乾嘉两朝诗文作家5000多人，诗文集6500种以上，诗文创作的盛况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丰富的创作实绩与乾嘉时期达人们的奖掖有紧密的联系。 2.幕府规训了士子们的创作。乾嘉士子队伍庞大，在政治高压下，他们无法像宋儒那样干预朝政，也不能像明代文人那样结社清议时务，生活的艰难、社会职业的分化、通俗艺术的流行使得他们不再以“立法者”的地位自居，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承受生活和思想的双层压迫。科举的艰难使得游幕成为士子们解决物质生活、实现人生理想的有效途径，而他们也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乾嘉幕府的幕主大多具有很好的人文修养，能平等地对待幕客，对幕客的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学诚记载游幕朱筠幕府的情境，“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泉涌，先生(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18]朱筠的人格学问影响了章学诚的一生。乾嘉幕府多是汉学的阵营，幕主们虽然不满宋明理学家的治学理路，但对于理学的普世价值，他们还是认可的。戴震是乾嘉汉学的悍将，他不仅对宋明理学家的治学方法提出批评，而且也否定了理学的价值，《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体现了他的思想，然而，这样的著作却遭到了朱筠、钱大昕等人的否定，认为戴震的这些作品“可不必作”。乾嘉时期幕主们虽然倾向于汉学，但并没有怀疑理学的普世价值，学术活动和文学创作是在维护帝国统治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卢见曾多次修葺扬州的文化景观，雅集文人，除了是个人的爱好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点缀升平，王昶在《湖海诗传》中说道：“修小秦淮、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以奉辛未、丁丑两次宸游。”[19]乾隆六下江南，扬州每次都是接待重地，卢见曾的文人雅会与王朝的意识形态一起形成了一出大合唱，无形中消磨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卢见曾的诗文多是雅集酬唱，现实指向性的作品很少，他的一段话道出了雅集背后的意识形态，“自古一代之兴，川岳钟其灵秀，必有文章极盛之会，以抒洩其菁英郁勃之气。其发为诗歌，朝廷之上，用以鼓吹休明。”[20]曾燠、毕沅、朱筠、王昶等幕府虽然雅集不断，但也多是点缀升平的酬唱，根本上就没有触及王朝的政治底线，他们以诗文协助统治阶级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 3.促使文人从诗文向考据转向。乾嘉是考据学占主流学术话语的时代，梁启超说道：“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21]考据不仅仅是受到达官贵人的提倡，而且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精通考据是进入仕途的捷径。“乾隆中，大兴朱氏以许郑之学为天下倡，于是士之欲致身通显者，非汉学不足见重于世。”[22]考据比文学更具有诱惑力，从诗文转入考据是乾嘉士子的共同经历。“吴中七子”的钱大昕、王鸣盛曾是晚年沈德潜的得意门生，沈德潜选编的《七子诗选》名盛一时，然而，钱、王二人最终以考据为人生的归宿。段玉裁、汪中、邵晋涵、章学诚等人都在游幕中经历了辞章到考据的转向。“毗陵七子”的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等人年青时享有诗名，袁枚称洪亮吉“旷代逸才”，称孙星衍“奇才”，黄景仁被时人称为“小李白”。游幕之后，这些文学青年纷纷转向考据，甚至连不擅长考据的黄景仁也改弦易辙。袁枚在《再答黄生》中对黄景仁批评道：“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足下之意以为己之诗文业已足矣，词章之学不过尔尔，无可用力，故舍而之他？不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无易事，只怕粗心人。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症结。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倘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纵有一瓻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23]袁枚的批评点出了士子们的心理，“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而诗文“不过尔尔，无可用力”。黄景仁在亲历考据之后发现了非己所长，感慨“自忖不材终放弃，江潭瓠落寄吟身”。然而，像黄景仁这样由考据重回诗文的却是很少的。乾嘉文人幕府具有浓烈的汉学倾向，姚鼐在《朱竹君先生传》中写道：“尤喜小学，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24]乾嘉之际，在考据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以学问为诗、以考据为诗的肌理派，这一诗学流派其实是乾嘉学术在诗学上的反映。幕主的汉学倾向无形中影响了幕客的创作。黄景仁幕食朱筠之后，在创作上曾改变自己唐风的传统，以考据入诗，趋于宋风。这种创作倾向在游幕士子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袁枚曾诙谐地提出创作中的这种弊病，“余笑答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惊问，余曰征书数典，琐碎零星，误以注疏为古文，一弊也；驰骋杂乱，自夸气力，甘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询。曰：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觉大笑”[23]168。这三弊正是考据学影响的结果，它与幕主的学术倾向是分不开的。袁枚在《答洪华峰书》中说道：“足下才健气猛，抱万夫之禀，而又新学笥河学士之学，一点一画，不从今书，驳驳落落，如得断简与苍崖石壁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足下真古之人欤？虽然，仆与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1]1567以古字入文，这其实只是炫耀学问，已经远离了“诗言志”的抒情传统。凌廷堪受业于翁方纲，诗学趣向完全转向肌理，诗歌变成了考据学的工具，审美性大打折扣，袁枚批评为“误把抄书当作诗”。士子们的考据转向是时代风气使然，对于他们的选择，我们无可厚非，但不加区分地把诗文与考据混在一起，这是对文学的戕害。 三、结语 清代中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幕府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士子队伍的壮大及“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促使幕府走向兴盛。在社会矛盾多元化的背景之下，幕府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幕府在接纳知识精英的同时无形中也改造了他们，缓解了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的对抗。幕府给文人士子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以幕府为中心的文学活动刺激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文学创作的高潮。在幕府的规训之下，文学的娱乐性增强，失去了现实指向的情怀，诗文数量虽多，但高水平的作品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