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岩穴/隐逸/守节/全性遂志
【作者简介】杨允，女，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许志刚，男，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西汉末年迨至东汉后期，社会动荡，政局纷乱，谄佞当道，士人阶层的精神与人格发生激烈的震荡和裂变：一种倾向是丧失士节，阿附权势，谗谄媚上，奴颜婢膝；另一种倾向是高张正义，不畏强暴，必欲铲除奸佞而后快。前者拜倒在权势面前，追求物欲的满足，不知道义为何物；后者欲扶大厦于将倾，拯社稷于危亡，救百姓于苦难。在这样的形势下，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他们羞于媚事权贵，多高蹈隐逸之行，向往岩穴的士人渐多，“岩穴”成为东汉士人重要的生活去向和精神栖居地。“岩穴之士”中有的并无著述，有的则将“隐情”见诸吟咏，留下了大量表现“岩穴”情怀的诗作，成为东汉文坛特殊的时代印迹和后世隐逸文学的原型。对“岩穴之士”精神及其文学成就进行考察，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一、“志追巢父，傲视天子”：岩穴情结的抗世精神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仕途凶险莫测。士人群体精神裂变，一些士人乃以隐居为人生之志，以全性自适为人生归宿，他们志向坚定，个性鲜明，“志追巢父，傲视天子”，纵有征辟，抗节不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卓尔不群的精神。他们是岩穴隐居的第一种类型，也是最鲜明的代表。这方面影响深远的有严光、樊英，二人经历不同，精神相似，殊途同归。
严光年少即有高名，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光武即位，他恐朝廷相召，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思其贤，派人按照画像寻访。后来齐国上书说：“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1](P2763)光武帝认为可能是严光，于是备安车玄纁，遣使聘请，三次往返。严光不得已，才随使者至洛阳。舍于北军，由太官朝夕进膳。光武帝亲往会见，严光依然躺卧床上。光武帝到他床榻旁，拍抚严光肚子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1](P2763)严光不应，过了很久，才睁眼注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1](P2763)表明自己有巢父之志，希望光武帝不要强求。光武帝只好叹息而去。其后，光武帝引严光入宫，谈论道义和旧日友人，光武帝从容问严光说：“朕何如昔时？”严光对曰：“陛下差增于往。”[1](P2764)晚上，共睡一床。严光沉睡中将脚搭在光武帝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夜里客星犯御坐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1](P2764)光武帝想留他在朝为官，严光不接受，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严光垂钓处为严陵濑。后复特征，不至。年八十，卒于家。严光与光武帝为布衣之交，光武帝了解他，并很重旧情，盛情邀请，叙旧，但他还是“狂奴故态”，不因昔日朋友称帝而接受任命，表现出对岩穴之志的坚守。
樊英少受业三辅，修习《京氏易》，兼通《五经》，又擅长风角、星算、《河图》、《洛书》、七纬，推算灾异，是著名的方士。樊英隐居在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先后以礼相请，他都不答应；公卿推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征为博士，皆不行。建光元年(121)，安帝复诏公车赐策书，征召樊英及其同郡人孔乔等六人，樊英等四人皆没应诏。永建二年(127)，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1]P2723，樊英又以病重拒绝。朝廷乃下诏书，切责郡县，强令车驾载其上道。樊英不得已，到京后推说有病不肯起来，被强行抬入殿中，仍然不肯以礼朝拜天子。顺帝欲以自己所握有的生杀予夺之权震服樊英，怒谓樊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1](P2723)樊英毫不示弱，回答说：“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1](P2723)樊英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将顺帝比为暴君。顺帝不能压服樊英，又因樊英名望极高，不便杀他，遂让他去太医那儿养病，每月给他送去羊和酒。樊英屡征不就，在被强行抬入朝廷之后，敢于藐视天子权威，但求放归。正如他对顺帝所言：“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
隐居自适是古代一些文人追求的生命境界与生活境界。这种人生理想在《庄子》中阐述得较为充分。《史记》亦对许由、伯夷的隐逸之志表现出特殊的敬佩和赞美。东汉时期，随着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隐居不仕再次成为一部分文人士子的主体选择。“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1](P2185)可以说，隐逸随性而为时所重、隐居避名而才高名显、孤傲自放而时与社会冲突，大致代表了“岩穴之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矛盾。这反映出特殊的时代需求与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尖锐冲突，其深层矛盾来源于传统文化中杂糅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伦理、群体规范指向与个体价值追求的深度不一。“岩穴之士”只不过是这一矛盾的特殊时代投射而已。严光与光武帝为布衣之交，光武帝虽盛情相邀，他却依旧“狂奴故态”，不肯受命。樊英屡征不就，在被强行抬入朝廷之后，冒死力争，唯求归隐。二人在坚守岩穴之志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志追巢父，傲视天子”，严光、樊英“终身不仕”的人生追求及个体价值认同，基本反映出这一类士人的精神面貌，凸显出他们共通的岩穴情结和抗世精神。
内容摘要：有的怀道隐居民间市井，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躬耕自给，泰然处之。东汉士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士人群体精神裂变，一些士人乃以隐居为人生之志，以全性自适为人生归宿，他们志向坚定，个性鲜明，“志追巢父，傲视天子”，纵有征辟，抗节不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卓尔不群的精神。“志追巢父，傲视天子”，严光、樊英“终身不仕”的人生追求及个体价值认同，基本反映出这一类士人的精神面貌，凸显出他们共通的岩穴情结和抗世精神。二、“隐居全道，志士怀仁”：岩穴情结的旷世情怀有些怀道隐居之士追求性情自适，淡泊名利，内心充实，他们并未走向山林，而是隐居民间市井，清贫劳苦，泰然处之，这是岩穴隐居的第二种类型。
关键词：隐居;士人;梁鸿;严光;人生;樊英;之士;之志;生活;天子 作者简介：二、“隐居全道，志士怀仁”：岩穴情结的旷世情怀
有些怀道隐居之士追求性情自适，淡泊名利，内心充实，他们并未走向山林，而是隐居民间市井，清贫劳苦，泰然处之，这是岩穴隐居的第二种类型。他们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多不著述，或偶有著述，也不以立言不朽为目标，见性抒怀，情动辞发，乃有佳作传世。
梁鸿年幼丧父，后受业太学，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家虽贫寒，但崇尚节操，素怀隐逸之志。学成不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1](P2765)。于是梁鸿为其家劳作补偿，朝夕不懈。邻居家的老者见梁鸿非寻常人，就一同责备这家主人，而称赞梁鸿德高望重。主人转生敬佩，将猪全部还给他。梁鸿没有接受，回归乡里。梁鸿交友必求志同道合。梁鸿与高恢、萧友善都有岩穴隐居之志。高恢少好《老子》，抗节不仕，终身隐于华阴山中，梁鸿思念友人，因赋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1](P2768)萧友善也曾与梁鸿相约不为陪臣，但后来屈节为郡吏，鸿乃“以书责之而去”[2]P1893。梁鸿娶妻不求美艳，而要与其志趣相合。有权势之家慕其高节，欲将女儿嫁给他，梁鸿一概回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梁鸿闻而娉之。”女子要求做布衣、麻屦，织做筐缉绩等纺织工具。结婚时，以鲜艳妆饰入门。梁鸿七天不理她。“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1](P2766)梁鸿择妻“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乃是隐居之准备。遂与妻共入霸陵山中，一面耕织，一面吟咏《诗》、《书》，并弹琴以自娱。
梁鸿仰慕前世高士，他以汉高祖刘邦与张良都非常敬重的“四皓”为首，选择汉代二十四位隐佚高士，为之作颂，赞美他们的情操志节。可惜所作颂均佚，今仅《安丘严平颂》残句“无营无欲，澹尔渊清”，为严可均《全后汉文》所收录。梁鸿又作《五噫之歌》曰：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1](P2766-2767)
眼下是巍峨高耸的宫殿，是奔波劳顿于官场的官吏侍从，他发出深沉的感慨，也表现出不屑的态度。章帝听了很不赞成，欲寻梁鸿而不得。鸿乃改姓运期，名耀，字侯光，和妻子居住在齐鲁之间。
梁鸿的人生楷模乃延陵季子，即吴公子季札。季札是春秋时代吴王寿梦的幼子，以贤德著称。寿梦欲立之，季札辞让不受，于是乃立长子诸樊。诸樊除丧后，让位季札，吴人也坚持立季札。季札遂弃其室而耕，国人乃罢。后游鲁、郑等诸侯，不入吴。梁鸿仰慕季札，于是离开齐鲁，南下游吴。将行，作诗曰：
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1](P2767)
即将离开自己生活的“旧邦”，梁鸿内心十分沉重、伤感。自己的周围“竞举枉兮措直”，谄佞的势利之徒得意忘形，他要离开这个贤愚颠倒、曲直错乱的环境，到尚贤的吴越去，去寻访季札和鲁仲连的遗踪。于是到吴国，投奔富豪之家皋伯通，住在廊庑下，受雇为人舂米。每天劳动回家，妻为他端饭，不敢仰视梁鸿，举案齐眉。伯通看见感到诧异，说：“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1](P2768)于是，让他们住在家里。梁鸿患病，生命垂危时，告诉皋伯通说：“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1](P2768)
与严光、樊英的隐身自适、无涉政治、“隐”而“不语”相异，梁鸿则是岩穴之士中的“隐”且“语”者。《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曰：“梁鸿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余篇。”[2](P1812)同样崇尚节操，志在岩穴，但他在自己隐居全道的同时，更将“岩穴情怀”付诸诗咏，高张隐居全道的旷世情怀：有感于好友高恢的抗节不仕，他“情动辞发”，因思念而赋诗；对于同有“岩穴”之志却中途屈节为吏的萧友善，他则以书责之；对于“商山四皓”等汉代隐佚高士，他专门作颂美赞；对于仰慕至极的人生楷模——延陵季子，他不仅诗文歌咏，更专程访其遗迹。隐居深山的梁鸿，一面耕织，一面吟咏《诗》、《书》。他的隐居自适，并非忘却世事，在隐居全道的同时，他还以仁者的情怀，在诗文中揭露现实政治的黑暗，对栖身“岩穴”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揭示：是非颠倒，奸邪得势，正直遭贬。帝王生活的奢华、百姓的劬劳、污浊的现实令他沉痛感伤，因此，他要“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要将“岩穴”之志付诸诗咏，在篇籍中书写“岩穴”情结的旷世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