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
关键词：科举;文学;进士;中华书局;考试;时文;取士;古文;君子;景德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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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关键词：宋代 科举 文学 君子事业 举子事业 作者简介：祝尚书(1944-)，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论及宋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将科举及科举考试列于其中。（注：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概说》，在论述“对促进文学的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的因素时，第二项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且特别提到“实行了封弥制度”（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293页）。馀不烦举。）早在宋末，就有论者以为宋诗之所以不及唐，是因为宋代未能坚持以诗取士（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沧浪诗话校释》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似乎若宋代“以诗取士”不动摇的话，也会像唐代一样，成为欣欣向荣的“诗国”。那么，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如何？已故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指出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详后引）。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认为唐代进士考试中，“按照对省题诗的要求，以及省题诗的具体创作实践，来比较唐代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二者正好是背道而驰的。”[1](P410)他们对唐代科举考试与文学之关系的结论，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能否引申到宋代？这无疑是宋代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惜乎迄无较确切而有说服力的解答。 笔者认为，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难以简单地描述，大体可从两个层面，即外部效应（也可称间接影响）和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主要指与文学关系相对较密切的进士科考试，下同）进行审视。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应当充分肯定。但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很容易产生片面性：过多地看到科举外部效应的积极面，甚至以外代内，赞美场屋时文，而忽略或掩盖了其内部运作的真实面目（当然，内、外两个层面并非截然分离，它们又相互影响，特别是社会文风，必然反映到科举考试中来）。我们认为，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也就是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考察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才能揭示出两者的真正关系，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得出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故本文拟从科举制度的核心——科举考试切入，去考察宋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某些“外部”层面。 《宋史》卷155《选举志序》曰：“宋初承唐制。”具体而言，宋开国初的科举制度，乃行后周之法，而后周又承唐制。（注：宋太祖乾德二年(964)九月十日，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请准周显德二年(955)敕”云云，太祖“从之”，见《宋会要辑稿·选举》14之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此后科举条制虽时有修订，但基本原则和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即在考试的同时兼采“誉望”（社会美誉度）。（注：参见《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亦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中华书局1979年版））直到真宗朝制订出《考校进士程式》、《亲试进士程式》（本文统称“景德条制”），有“宋代特色”的科举制度方始形成。景德条制的核心，是将科举考试中糊名、誊录制度化、法律化，目的是“防闲主司”。所谓“防闲”，就是严格限制考官的权力，这是宋太祖以来诸帝的一贯思想，意在杜绝以“行卷”为主要形式的请托之风，防止像中唐以后利用“门生座主”关系酿成的朋党之祸。景德科举条制在科举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是对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客观上，糊名、誊录制结束了“公荐”、“行卷”等制度漏洞，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场仪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无疑是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举子也由读书作文转而专攻“举子艺业”（简称“举业”）。我们认为，欲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应当以景德条制以后的科举考试作为研究对象。
内容摘要：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
关键词：科举;文学;进士;中华书局;考试;时文;取士;古文;君子;景德条 作者简介： 二、 有司：“文章取士，眷惟较艺” 如果说唐代“采誉望”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看平时、重素质的因素的话，那么糊名、誊录制则完全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这是最显著的“宋代特色”。元人盛如梓说：“前辈谓科举之法虽备于唐，然是时考真卷（按：指举子所做原卷），有才学者，士大夫犹得以姓名荐之，有司犹得以公论取之。……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誊录之制，进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2]（注：所谓“祥符中立誊录之制”，盖就普遍实施而论，实际上早在景德二年(1005)即已在御试中采用誊录制。）这个转变实在太大，故主持科举考试的相关机构（“有司”），包括州郡、礼部及殿试三级，它们的政策也不得不同时作出重大调整。 宋代科举既以考试为中心，“有司”便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故我们欲考察宋代科举考试的特色，应当从“有司”说起，以摸清内部运作的实情。 首先是加大考题难度。为了突出考试的权威，加强淘汰，复以经义、策论可出之题有限，有司便千方百计在考题上打主意，出偏题、难题，变着法儿对付举子，于是“竞务新奥”成风。顾炎武曾说：“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3]（卷16）作为国家考试，“欲其难”本无可厚非，但宋人却走上极端。景祐五年(10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言：“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习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4]（3之18）事实上，随着举子对付考试手段的多样化和有效性的提高，“竞务新奥”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到南宋尤为突出，所谓“关题”、“合题”就是典型。 《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21载：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二十五日诏：“自今岁试闱，六经义并不许出关题，亦不得摘取上下经文不相贯者为题。”先是，国子祭酒沈揆言：“六经自有大旨，坦明平正，不容穿凿。关题既摘经语，必须大旨相近。今秋诸郡解试，有《书》义题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据此题目，判然二事，略不附近，岂可相关？谬妄如斯，传者嗤笑，此则关题之弊。有《易》义题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当止矣，而试官复摘下文‘君子以成德为行’相连为题，据此一句，其义自连下文，若止以上四句为题，何不可？此则命题好异之弊。”宰执进呈，上曰：“出题碍理，诚不可不革。见说近日科场文格卑陋，将来省试须是精择试官，故有是命。”但此诏并没有禁绝出“关题”之风，嘉泰元年(1201)十二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四事，第三事也是论“关题”：“近者经学惟务遣文，不顾经旨，此非学者过也，有司实启之。盖命题之际，或于上下磔裂为断章，他处牵合，号为关题。断章固无意义，而关题之显然浑成者多已经用，往往搜索新奇，或意不相属，文不相类，渐成乖僻，士子虽欲据经为文，势有不可。是有司驱之穿凿。乞今后经义命题，必本经旨，如所谓断章、关题，一切禁约，庶几学者得以推原经文，不致曲说。”[4]（5之24） 再看“合题”。庆元四年(1198)，礼部待郎胡纮言：“欲令有司，今岁秋试所出，六经各于本经内摘出两段文意相类、不致牵强者合为一题，庶使举子有实学者得尽己见，足以收一日之长，而挟策雠伪者或可退听矣。从之。”随后臣僚言：“近者臣僚有请，自今试场出六经合题，深中场屋之弊。但本意正恐题目有限，士子得以准拟，反（原作“返”）使实学不能见一日之长。臣谓若出合题，则合题亦自有限，士子仍旧准拟。乞下礼部，令遍牒诸路，自今出题，或尽出全题，或三篇中欲合一题，听从有司，庶几不致拘泥，不为举人所测。”[4]（5之20） 无论“关题”还是“合题”，目的都是与举子为“敌”。清代考八股文，有所谓缺头短尾、东拉西扯的“截搭题”，也是为了“杜绝考生抄袭的弊病”[5]，“关题”、“合题”，大概是“截搭题”的老祖宗。 唐代进士考试，举子有不明题意者，可以“上请”（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中华书局1984年版）），宋初亦然，后来被禁止。洪迈《容斋随笔》卷3载：“国朝淳化三年(992)，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1005)，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抄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1008)，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1034)，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4]（1之4）既出“关题”、“合题”而又不许“上请”，举子如何不“多懵所出”，如坠五里云雾？考试认题，于是形同猜谜。 其次是废除“公卷”（唐代称“省卷”）。苏颂《议贡举法》曰：“旧制，秋赋先纳公卷一副，古律诗、赋、文、论共五卷，预荐者仍亲赴贡院投纳，及于试卷头自写家状。其知举官去试期一月前，差入贡院，先行考校，内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如程试与公卷全异，及书体与家状不同者，并行驳放。”[6]既实行糊名、誊录制，去取只看卷面成绩，则“先行考校”所纳“公卷”已完全失去意义。于是，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仁宗‘从之’。”[4]（15之11）（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载此事，文字稍异：“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篇试，则公卷为可罢。”（中华书局1985年版）） 纳公卷的目的是观“素业”，但也难免先入为主；废除公卷，意味着最后一项唐代遗制从有宋科举中消失，“考试”的中心地位，至此完全确立。 第三，考官“锁院”阅卷。每到贡举之年，朝廷要任命知举、同知举及各类考官，他们的职责就是“较艺”。（注：如《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54载元祐八年(1093)十二月二十四日祖禹上言曰：“知贡举官止以出题较艺为职，专意抡选天下之士。”）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知举官“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4]（1之4）这叫“锁院”，又称“锁宿”。锁院虽始于太宗时，但实行景德条制以后的锁院“较艺”，较之以前大不相同：考官只能批阅既经封弥、又经誊录的卷子（“草卷”）。这就切断了考官与外界所有有形、无形的联系，以真正做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第四，技术性问题成为去留的“关口”。虽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决定去留的往往并非诗文内容的好坏，而是程文的形式（文体程式）及人为禁忌，主要是用韵、声律（平仄）和避讳等。景德条制除“防闲主司”外，又“为《礼部韵》及庙讳之避”[7]，从此确立了一整套科场技术规范和文章定格。早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九月二日，太宗即下诏曰：“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4]（3之4）盛如梓曰：“唐以赋取士，韵数、平仄，元无定式，……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方定。”[2]自《礼部韵》出笼，就被称为“官韵”，诗赋不押官韵或落韵，便入“不考式”。（注：见《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20。又《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四部丛刊续编本）引《绍兴重修御试贡举式》“试卷犯不考”条，凡诗赋不压官韵、落韵、重叠用韵及赋协韵、正韵重叠，皆入不考式。所谓“不考式”，《条式》曰：“但一事不考，馀皆不考。”简言之，就是一旦举子违犯了某一项特定的规则，便被全部否决。）《燕翼诒谋录》卷5曰：“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准敕详定贡举条制中，“策论诗赋不考式十五条”，其中有用庙讳、御名，诗赋脱官韵，诗赋落韵（用韵处脱字亦是），诗失平仄（脱字处亦是），重叠用韵等，都在“不考式”之内。宋祁等的条制后未施行，但他们是主张放宽的，谓“旧制以词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试一字偶犯，便遭降等”，以为“拘检太甚”，主张“依仿唐人赋格”。（注：以上引宋祁等奏，见《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23。）放宽后尚如此，可推知实际施行的条制，比上述更加苛刻。孙觉《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更改》曰：“今乃拘以声势之顺逆，音韵之上下，配以缀缉，甚于俳优之辞。”[8]（卷80）由此可见一斑。《四库提要·〈大全赋会〉提要》概括了宋代场屋律赋的各种禁忌，可使我们理解“拘检太甚”的含义：“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其违试不考之目，有诗赋重叠用韵，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来处，赋得（疑“第”）一句末与第二句末用平声不协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拘忌宏多，颇为烦碎。又《淳熙重修文书式》，凡庙讳、御名本字外，同音之字应避者凡三百一十七，又有旧讳濮王、秀王诸讳应避者二十一。是下笔之时，先有三四百字禁不得用，则其所作，苟合格式而已。其浮泛浅庸，千手一律，固亦不足怪矣。”[9] 唐五代试进士，诗赋已讲究用韵、避讳，但远无宋代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对举子威胁如此之大，几乎成了“一票否决”的死穴，甚至连考官阅卷时如有落韵没有看出来，也要降官。（注：如《宋会要辑稿·选举》19之11载：庆历七年(1047)孙锡、李大临“坐奏名举人诗有落韵者，降诸州监当。”）嘉定七年(1214)，鄂州举子宋倬赋卷中第六韵押“有”，见《礼部韵略》第四十四，上声；而赋曰“诏劝农桑，及乎令守”，“守”在第五十一“宥”韵内，去声。经湖北转运司、礼部、国子监反复讨论，最后确认落韵，由皇帝下诏“驳放”。一字失韵，不仅决定了该举子的命运，且惊动了皇帝，并煞有介事地将此事写入《宁宗实录》[4]（6之20），生动地说明了所谓“较艺”的可笑。宋人别集中许多墓志文，都曾记载墓主做举子时“栽”于失韵的经历。在《宋史》中也有，如该书卷317《邵亢传》：“再试开封，当第一，以赋失韵，弗取。”（注：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论宋代律赋》（同上2003年第5期）将宋人写作四六文和律赋比为走钢丝或“戴着枷锁跳舞”，说“限制越严而又越能自由弛骋，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他没有看到“钢丝”或“枷锁”同时有扼杀文学才华和创造性的一面，实为悖论。） 自取士变为有司“较艺”之后，选才的评价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采“誉望”，举子为获取“誉望”，就不得不努力提高写作水平并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以求得社会的承认，包括用“行卷”的手段。因此可以说，那时的评价体系是相对开放的，多元的，录取与否，卷面并不太重要，社会对其作品的“美誉度”常起关键作用，所以程千帆先生说由科举考试派生的行卷对唐代文学“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见下引）。而封弥、誊录制彻底关上了社会参与的大门，使科举成为极少数人（考官）唯凭卷面的锁门“较艺”（又叫“衡文”）。考官“衡文”时注重的并非文章优劣，而在于纯形式甚至非文学因素的“技”（详下文），人为地设下许多陷阱，结果使“文章取士”徒有虚名，形形色色的限制（“不考式”）既牵着举子也牵着考官的鼻子跑。评价体系由相对开放的、多元的变为绝对封闭的、一元的，评价标准由质量转到技巧，是科举制度的重大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科举考试与文学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