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考证《尚书·尧典》的写制年代，可采取三种办法：其一，将《尧典》与可信为西周中期的文献《尚书·吕刑》对读。那么《尧典》如何?《尧典》语句全部句数依据伪《孔传》、《蔡传》、杨筠如《尚书核诂》、曾运乾《尚书正读》以及周秉钧《尚书易解》等各家点断，大约在340—350个左右，四字句约在140个左右。四《尧典》与中期器铭及《诗》的对读持《尧典》与金文对比，在上面已随行文做了一些，实际《尧典》与一些可信为西周中期的金文相类或相同者还有许多。24)说一件器物的使用，从“宗庙”开始，扩展到“朋友”以至于“诸婚媾”，虽不如《尧典》所言尧的格局大，但其“内圣外王”的逻辑，不是与《尧典》开端一段所讲的并无二致吗?我们还不要忘记《诗经》，在《诗经·大雅》里有一篇《思齐》，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关键词：尧典;吕刑;金文;尚书;诗经;篇章;大雅;铭文;语词;语言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考证《尚书·尧典》的写制年代，可采取三种办法：其一，将《尧典》与可信为西周中期的文献《尚书·吕刑》对读；其二，与可确知为西周中期的一些金文篇章如《史墙盘》、《
》等进行对读；其三，与可信为西周时期的《诗经》篇章对读。三方面对读的结果，无一不显示今传《尚书·尧典》为西周中期文献。 【关 键 词】《尧典》/年代/西周中期 【作者简介】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诗经的文化精神》等。 《尧典》很重要，因为它是西周中期的文献。然而在现代的研究中，它却显得不那么重要。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它被误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①。于是，这份重要文献的原创性就受到了严重的漠视。举一例而言，如果确信《尧典》是西周中期文献，那么，它的开篇一段，亦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思文明安安”一段所含之“内圣外王”的重要观念，就毫无疑问属于西周的思想原创。可是，若把它当作春秋战国文献来看待，那么，好端端一段原创思想就成了雷同甚至抄袭之言。文献的时间误判，掩没了文献自身的价值，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忽略：若“内圣外王”的思想不是儒家率先提出，而是儒家之前数百年西周时期的首创，那么，西周时期何以就有这样的思想，不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吗?儒家的阐发有无新意、新意何在，不也是随之而来的大问题吗?但是，若文献的年代被误判了，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或许是拙文的一点作用：恢复《尧典》本来的写制年代，可以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一个文献依据。而且笔者认为，《尚书·尧典》等“头三篇”都是西周中期文献，具体说，是不出西周穆、恭、懿、孝这一时间范围之内写制的文献②。笔者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得感谢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篇幅所限，此处只说《尧典》，以就正于方家。 一 本文的思路 近现代的学者，用了许多的论证极力证明《尧典》为春秋战国文献。然而，既说《尧典》为春秋或者战国时期文献，那么，人们就有理由问：春秋战国有哪一篇文献与《尧典》相像?道理很简单，同一时代的文章写作，总会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笔者这样发问，势必要接受如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问：那你说《尧典》为西周中期文献，就能举出与《尧典》相像的文献来吗?对此，笔者的回答是：有。不仅有，而且伐柯取则，其则不远：说《尧典》是西周中期文献的重要证据，就是因为在《尚书》中可以找到在语言句法上与《尧典》高度相似的文献，这就是《尚书·吕刑》。将两篇《尚书》文献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其间存在高度的相像!这正是本文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持《尧典》与西周中期文献《尚书·吕刑》相比较。这一点很重要，但还不是全部。本文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有第二点，那就是持《尧典》与出土的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相比较。此外，可信的传世西周文献不仅限于《尚书》一些篇章，还有《诗经》的“雅颂”作品。本文解决问题的第三条思路是：持《尧典》与这些可信为西周作品的诗篇相对读。以上三条，简单地说，就是将《尧典》与可信的西周文献进行语词、句法乃至篇章等方面的对比，是拙文求证的途径。 在《尚书》文献时代的考订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比较‘硬’的历史语言学证据来探讨《周书》各篇写作年代”的做法，遵循的是这样一种规则：“(《尚书》篇章)所用的语言假如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语言，那篇谅必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反之，假如反映了东周时代的语言，那篇恐怕就应定为东周时代的作品。”③的确，这样的方法要比根据某一个观念，例如“五行”，先认定其出现于某一个时代，再据以断定记载那一观念之文献出现时间的做法，要客观得多，因而也“硬”得多。任何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时代的语言风尚，而语言的风尚主要表现在语词的变化上。例如“虎烈拉”这个语词，在上个世纪流行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它的出现和消失，都与当时社会一段特殊的经历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时间色彩；再如今天“买单”这个口语、书面语都使用的词，就来自粤语(“埋单”)，它在普通话中流行时间的上限，绝不会早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其流行于北方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这样的例子还有，口语如“哇塞”、“爽”，书面语如“心态”、“认同”等。又，随着网络信息传达的日益普遍，一些网络用语如“给力”等，也开始进入书面语，这又比上述南方方言语词具有更晚近的时间标志性意义。那么，西周延续近三百年，其语言也在流变。流变的语言，彰显出的是当时特有的时代气息。考诸西周出土的金文，虽然金文到一定时期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但这也并未挡住不少新语词随时代变化出现；就是“程式化的倾向”出现的本身，也是有其时间性的。也就是说，金文语言终究还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一些后来的语词就是沿用了以前的成例，也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此外，任何一篇文献，在语词层面之外、之上，还有修辞、句法、篇章风范等方面的内容。任何人考察一篇文献的时代，都不会单看它的语词，超语词层次的语法、篇章乃至风貌风格的诸多方面，都是会被综合考虑到的。但是，从语词做出的判断，终比单看风貌风格更为具体、信实。笔者相信，综合地考虑、取证，会得到更为牢靠的结果。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研读《诗经》有年，曾提出《诗经》篇章的创作在西周穆王、恭王之际存在一个高潮，背景是当时以周文王为中心大祭祖先，许多“雅颂”篇章就产生于这一时期④。下面所举与《尧典》相比较的诗篇，大多是笔者认为的西周中期的作品。当然，笔者对《诗经》的看法毕竟还是一家之见。然而，即便如此，若这些被笔者视为西周中期的《诗经》篇章真的与《尧典》在语词、句法上存在诸多的相似，那么，起码也可以证明《尧典》为西周时期写制的篇章。也就是说，《诗经》雅颂部分作品仍可作为判断《尧典》写制年代的重要参照。
铭》之“
”、《
簋》之“墬”两个字，有学者就将其解释为“地”。不过，两个字的字形隶定尚未一致，还不能成为反驳郭说的强有力证据。好在金文之外，还有《尚书》和《诗经》雅颂的一些篇章，也都是可以信据的西周文献。《尚书·盘庚下》“用永地于新邑”、《金縢》“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诗经·小雅·斯干》“载寝之地”，《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等都是，其中《诗经·正月》恰好还是“天”、“地”“为配”而言。这就不仅证明西周有“地”，而且还有“天”、“地”“为配”使用的。 郭、张两家之后，近年又有美国学者夏含夷《略论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一文，从金文语词的角度对《吕刑》等几篇《尚书》文献的年代提出新说。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历史语言学”的“硬”的证明方法。具体说，他用五个词在金文中的用法来验证《吕刑》等文献的写作时代。这五个字是“以”、“之”、“及”、“自”和“其”；同时还有可以作为“旁证”的“而”、“矣”、“为”、“穆穆”、“肆”等几个字词。其中涉及《吕刑》中出现的字，有“以”、“之”、“自”、“其”和“而”、“为”、“穆穆”七个。据以上七个语词的使用，夏含夷将《吕刑》定为东周文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七个词的情况。 关于“以”，夏含夷说：“西周金文在‘以’之后基本都接名词，东周金文在‘以’之后多接动词。”关于“之”，夏含夷说：“在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之’很少用”，“反之在东周金文中泛见”。作为代词的“自”，夏含夷说：在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自”只有五例，“而在东周金文里‘自’多做代词”。至于“其”，夏含夷说：“在西周金文中，第三人称所有格代词主要是‘厥’，‘其’平常用作助动词，偶尔也可以用作代词，但是还不如东周金文中用作代词那样普遍。”⑩文中作者一再说他的研究“不过是初步的分析”，上述那几条证据东西周“时代分别不应看得太绝对”，表明他对自己的研究是有疑虑的。笔者重新检索金文发现，他所依据的那几个字的“硬”标准，也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夏含夷所依据的金文资料是日本学者白川静《金文通释》中的索引，在资料的完备上有很大的局限。笔者依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与应用中心编写的《金文引得》进行考索，西周金文“以”共出现93次，后面接动词的有23例，是23：93的比例，《尚书·周书》中，“以”字共出现120次，“以+动”的语词据夏含夷文章统计，有32例。就是说，“以+动”在西周金文中出现的比例，与在《尚书·周书》中比例一致，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以+动”是东周金文才多起来的现象。至于“之”字在西周作代词用的，如“子子孙孙永用之”之类，《何尊》“自之
(乂)民”，《散盘》“传弃之”，《牧簋》“乃侯之”之类，其数量都不在少数，所谓“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之’很少用”，也与事实不合。“自”用作代词在金文中如夏所说，已有5例，既如此，实际就不能再认为“自”字西周时不用作代词了。除第一手的金文资料之外，还可以征诸《诗经》雅颂作品，如《大雅·文王》有“自求多福”，《小雅·节南山》有“不自为政”，《小明》有“自诒伊戚”，都是以“自”为代词。而且，考察“自”在东周金文中的用法，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并无明显的时代分别。至于“其”为第三人称所有格，《诗经》西周篇章大量出现，至于金文，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一书中所涉二百零八篇西周铭文中，“其”作代词用的就有23例(11)。另有学者研究“其”的“早期用法”，也指出西周时期“其”的代词词性(12)。至于涉及《吕刑》的几条旁证如“而”字，确如夏所说在《吕刑》中出现了两次，但是这两处“而”字，在许多注释本中都不作第二人称代词讲。“为”字在《吕刑》中出现过一次，作动词用。夏含夷说“用做动词的‘为’”，“西周金文常用‘作’，很少用‘为’，而到了东周金文则多用‘为’”。可是，我们检索的结果却是，在西周金文中“为”作“制作、建造”用的，有20余例；此外表示“充当、担任”的“为”字，也绝非仅见。与“自”字的使用一样，“为”、“作”的使用，就是到了东周，在频率上也与西周没有明显的时代分别。至于“穆穆”，连夏含夷先生也承认，“见于西周中期以后的铭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夏含夷先生“历史语言学”的思路是好的，但他取证所依据的资料不全，致使他《吕刑》“东周说”的证明难以成立。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新发现的金文文献恰可证明《吕刑》为西周中期文献。在《
》铭文发现公布后，江林昌发表
铭文的学术价值综论》一文(13)，针对郭沫若、张西堂关于《吕刑》的说法，从神话传说、宗教思想和用语习惯等方面，对《吕刑》与《
》铭文进行比对，认为《
》完全可以证明《吕刑》为西周中期穆王时文献的说法是可信的。综上，《尚书·吕刑》为西周穆王时期的文献，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等进行对读；其三，与可信为西周时期的《诗经》篇章对读。三方面对读的结果，无一不显示今传《尚书·尧典》为西周中期文献。 【关 键 词】《尧典》/年代/西周中期 【作者简介】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诗经的文化精神》等。 《尧典》很重要，因为它是西周中期的文献。然而在现代的研究中，它却显得不那么重要。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它被误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①。于是，这份重要文献的原创性就受到了严重的漠视。举一例而言，如果确信《尧典》是西周中期文献，那么，它的开篇一段，亦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思文明安安”一段所含之“内圣外王”的重要观念，就毫无疑问属于西周的思想原创。可是，若把它当作春秋战国文献来看待，那么，好端端一段原创思想就成了雷同甚至抄袭之言。文献的时间误判，掩没了文献自身的价值，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忽略：若“内圣外王”的思想不是儒家率先提出，而是儒家之前数百年西周时期的首创，那么，西周时期何以就有这样的思想，不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吗?儒家的阐发有无新意、新意何在，不也是随之而来的大问题吗?但是，若文献的年代被误判了，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或许是拙文的一点作用：恢复《尧典》本来的写制年代，可以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一个文献依据。而且笔者认为，《尚书·尧典》等“头三篇”都是西周中期文献，具体说，是不出西周穆、恭、懿、孝这一时间范围之内写制的文献②。笔者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得感谢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篇幅所限，此处只说《尧典》，以就正于方家。 一 本文的思路 近现代的学者，用了许多的论证极力证明《尧典》为春秋战国文献。然而，既说《尧典》为春秋或者战国时期文献，那么，人们就有理由问：春秋战国有哪一篇文献与《尧典》相像?道理很简单，同一时代的文章写作，总会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笔者这样发问，势必要接受如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问：那你说《尧典》为西周中期文献，就能举出与《尧典》相像的文献来吗?对此，笔者的回答是：有。不仅有，而且伐柯取则，其则不远：说《尧典》是西周中期文献的重要证据，就是因为在《尚书》中可以找到在语言句法上与《尧典》高度相似的文献，这就是《尚书·吕刑》。将两篇《尚书》文献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其间存在高度的相像!这正是本文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持《尧典》与西周中期文献《尚书·吕刑》相比较。这一点很重要，但还不是全部。本文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有第二点，那就是持《尧典》与出土的可以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相比较。此外，可信的传世西周文献不仅限于《尚书》一些篇章，还有《诗经》的“雅颂”作品。本文解决问题的第三条思路是：持《尧典》与这些可信为西周作品的诗篇相对读。以上三条，简单地说，就是将《尧典》与可信的西周文献进行语词、句法乃至篇章等方面的对比，是拙文求证的途径。 在《尚书》文献时代的考订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比较‘硬’的历史语言学证据来探讨《周书》各篇写作年代”的做法，遵循的是这样一种规则：“(《尚书》篇章)所用的语言假如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语言，那篇谅必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反之，假如反映了东周时代的语言，那篇恐怕就应定为东周时代的作品。”③的确，这样的方法要比根据某一个观念，例如“五行”，先认定其出现于某一个时代，再据以断定记载那一观念之文献出现时间的做法，要客观得多，因而也“硬”得多。任何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时代的语言风尚，而语言的风尚主要表现在语词的变化上。例如“虎烈拉”这个语词，在上个世纪流行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它的出现和消失，都与当时社会一段特殊的经历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时间色彩；再如今天“买单”这个口语、书面语都使用的词，就来自粤语(“埋单”)，它在普通话中流行时间的上限，绝不会早于上个世纪80年代，其流行于北方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这样的例子还有，口语如“哇塞”、“爽”，书面语如“心态”、“认同”等。又，随着网络信息传达的日益普遍，一些网络用语如“给力”等，也开始进入书面语，这又比上述南方方言语词具有更晚近的时间标志性意义。那么，西周延续近三百年，其语言也在流变。流变的语言，彰显出的是当时特有的时代气息。考诸西周出土的金文，虽然金文到一定时期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但这也并未挡住不少新语词随时代变化出现；就是“程式化的倾向”出现的本身，也是有其时间性的。也就是说，金文语言终究还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一些后来的语词就是沿用了以前的成例，也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此外，任何一篇文献，在语词层面之外、之上，还有修辞、句法、篇章风范等方面的内容。任何人考察一篇文献的时代，都不会单看它的语词，超语词层次的语法、篇章乃至风貌风格的诸多方面，都是会被综合考虑到的。但是，从语词做出的判断，终比单看风貌风格更为具体、信实。笔者相信，综合地考虑、取证，会得到更为牢靠的结果。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笔者研读《诗经》有年，曾提出《诗经》篇章的创作在西周穆王、恭王之际存在一个高潮，背景是当时以周文王为中心大祭祖先，许多“雅颂”篇章就产生于这一时期④。下面所举与《尧典》相比较的诗篇，大多是笔者认为的西周中期的作品。当然，笔者对《诗经》的看法毕竟还是一家之见。然而，即便如此，若这些被笔者视为西周中期的《诗经》篇章真的与《尧典》在语词、句法上存在诸多的相似，那么，起码也可以证明《尧典》为西周时期写制的篇章。也就是说，《诗经》雅颂部分作品仍可作为判断《尧典》写制年代的重要参照。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考证《尚书·尧典》的写制年代，可采取三种办法：其一，将《尧典》与可信为西周中期的文献《尚书·吕刑》对读。那么《尧典》如何?《尧典》语句全部句数依据伪《孔传》、《蔡传》、杨筠如《尚书核诂》、曾运乾《尚书正读》以及周秉钧《尚书易解》等各家点断，大约在340—350个左右，四字句约在140个左右。四《尧典》与中期器铭及《诗》的对读持《尧典》与金文对比，在上面已随行文做了一些，实际《尧典》与一些可信为西周中期的金文相类或相同者还有许多。24)说一件器物的使用，从“宗庙”开始，扩展到“朋友”以至于“诸婚媾”，虽不如《尧典》所言尧的格局大，但其“内圣外王”的逻辑，不是与《尧典》开端一段所讲的并无二致吗?我们还不要忘记《诗经》，在《诗经·大雅》里有一篇《思齐》，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关键词：尧典;吕刑;金文;尚书;诗经;篇章;大雅;铭文;语词;语言 作者简介： 二 《尚书·吕刑》确为西周穆王时文献的说明 如前所说，此文的思路之一就是持《尧典》与《吕刑》相较。如此，有一个问题必须先行确定，那就是《吕刑》是否确为西周中期亦即穆王时的文献。《吕刑》的时代在古代是没有疑问的，只是到了现代，学者开始对它有所质疑。如郭沫若在其《金文所无考》中，就针对《吕刑》中的“绝地天通”之句提出质疑。他说：金文无“地”字，“与天为配之地……绝未有见”，所以这个“绝地天通”是后起的，据此《吕刑》的年代成问题⑤。后来张西堂《尚书引论》又在郭说之外，提出四条证据来证明《吕刑》非西周著作：1.蚩尤和重黎的传说起源甚晚；2.吕侯是后来才有的，宣王时《大雅·崧高》说“生甫及申”，《吕刑》应该在宣王以后的东周；3.《吕刑》讲“大辟疑赦，其伐千锾”讲到罚金，非西周所有；4.《吕刑》结尾“王曰呜呼敬之哉”等句读起来不像西周时当有的句子⑥。张西堂所提四条的第1、4两条都太主观，第3条则或因当时金文资料尚少，或因对金文资料注意不够，明显不能成立。上个世纪70年代出土的训匜是一件西周中晚期之交的器物，铭文“我义(宜)便(鞭)女(汝)千……今我赦女(汝)………罚女(汝)三百爰(锾)”⑦之语，其赦罪罚金的观念与《吕刑》十分相近，而且罚金的单位“锾”，也见于《吕刑》“其罚百锾”之句，是《吕刑》为西周文献的确证。另外西周昭穆之际的《师旂鼎》也有师旂众仆因不随王出征而被罚“三百锾”⑧的记载。至于吕伯的问题，穆王时的《班簋》铭文有“吕伯”，同时的《静簋》有“吕刚”，两器的年代都是可以确信为西周的。张西堂先生以上四条质疑都难以成立⑨。 郭沫若说金文中未见“地”字，的确，即在今天，写成“地”这个字形的“字”在西周金文也未见。但这不表示“地”这个“词”金文就绝对没有。西周中晚期器如《铭》之“”、《簋》之“墬”两个字，有学者就将其解释为“地”。不过，两个字的字形隶定尚未一致，还不能成为反驳郭说的强有力证据。好在金文之外，还有《尚书》和《诗经》雅颂的一些篇章，也都是可以信据的西周文献。《尚书·盘庚下》“用永地于新邑”、《金縢》“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诗经·小雅·斯干》“载寝之地”，《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等都是，其中《诗经·正月》恰好还是“天”、“地”“为配”而言。这就不仅证明西周有“地”，而且还有“天”、“地”“为配”使用的。 郭、张两家之后，近年又有美国学者夏含夷《略论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年代》一文，从金文语词的角度对《吕刑》等几篇《尚书》文献的年代提出新说。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历史语言学”的“硬”的证明方法。具体说，他用五个词在金文中的用法来验证《吕刑》等文献的写作时代。这五个字是“以”、“之”、“及”、“自”和“其”；同时还有可以作为“旁证”的“而”、“矣”、“为”、“穆穆”、“肆”等几个字词。其中涉及《吕刑》中出现的字，有“以”、“之”、“自”、“其”和“而”、“为”、“穆穆”七个。据以上七个语词的使用，夏含夷将《吕刑》定为东周文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七个词的情况。 关于“以”，夏含夷说：“西周金文在‘以’之后基本都接名词，东周金文在‘以’之后多接动词。”关于“之”，夏含夷说：“在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之’很少用”，“反之在东周金文中泛见”。作为代词的“自”，夏含夷说：在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自”只有五例，“而在东周金文里‘自’多做代词”。至于“其”，夏含夷说：“在西周金文中，第三人称所有格代词主要是‘厥’，‘其’平常用作助动词，偶尔也可以用作代词，但是还不如东周金文中用作代词那样普遍。”⑩文中作者一再说他的研究“不过是初步的分析”，上述那几条证据东西周“时代分别不应看得太绝对”，表明他对自己的研究是有疑虑的。笔者重新检索金文发现，他所依据的那几个字的“硬”标准，也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夏含夷所依据的金文资料是日本学者白川静《金文通释》中的索引，在资料的完备上有很大的局限。笔者依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与应用中心编写的《金文引得》进行考索，西周金文“以”共出现93次，后面接动词的有23例，是23：93的比例，《尚书·周书》中，“以”字共出现120次，“以+动”的语词据夏含夷文章统计，有32例。就是说，“以+动”在西周金文中出现的比例，与在《尚书·周书》中比例一致，也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以+动”是东周金文才多起来的现象。至于“之”字在西周作代词用的，如“子子孙孙永用之”之类，《何尊》“自之(乂)民”，《散盘》“传弃之”，《牧簋》“乃侯之”之类，其数量都不在少数，所谓“西周金文中作为代词的‘之’很少用”，也与事实不合。“自”用作代词在金文中如夏所说，已有5例，既如此，实际就不能再认为“自”字西周时不用作代词了。除第一手的金文资料之外，还可以征诸《诗经》雅颂作品，如《大雅·文王》有“自求多福”，《小雅·节南山》有“不自为政”，《小明》有“自诒伊戚”，都是以“自”为代词。而且，考察“自”在东周金文中的用法，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并无明显的时代分别。至于“其”为第三人称所有格，《诗经》西周篇章大量出现，至于金文，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一书中所涉二百零八篇西周铭文中，“其”作代词用的就有23例(11)。另有学者研究“其”的“早期用法”，也指出西周时期“其”的代词词性(12)。至于涉及《吕刑》的几条旁证如“而”字，确如夏所说在《吕刑》中出现了两次，但是这两处“而”字，在许多注释本中都不作第二人称代词讲。“为”字在《吕刑》中出现过一次，作动词用。夏含夷说“用做动词的‘为’”，“西周金文常用‘作’，很少用‘为’，而到了东周金文则多用‘为’”。可是，我们检索的结果却是，在西周金文中“为”作“制作、建造”用的，有20余例；此外表示“充当、担任”的“为”字，也绝非仅见。与“自”字的使用一样，“为”、“作”的使用，就是到了东周，在频率上也与西周没有明显的时代分别。至于“穆穆”，连夏含夷先生也承认，“见于西周中期以后的铭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夏含夷先生“历史语言学”的思路是好的，但他取证所依据的资料不全，致使他《吕刑》“东周说”的证明难以成立。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新发现的金文文献恰可证明《吕刑》为西周中期文献。在《》铭文发现公布后，江林昌发表铭文的学术价值综论》一文(13)，针对郭沫若、张西堂关于《吕刑》的说法，从神话传说、宗教思想和用语习惯等方面，对《吕刑》与《》铭文进行比对，认为《》完全可以证明《吕刑》为西周中期穆王时文献的说法是可信的。综上，《尚书·吕刑》为西周穆王时期的文献，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