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含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对于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朱熹在工夫论思考中对待韩愈、柳宗元的不同态度，呈现出韩愈古文思想与宋儒工夫论思考的复杂联系。而如前所述，荀子的“虚一而静”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正是韩愈古文修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柳宗元相比，韩愈的修养论首先不强调思辨与抉择，而更注重对圣人之文的全身心的涵养学习，以及对内在德性的长养。
关键词：韩愈;古文;柳宗元;圣人;修养论;工夫;荀子;思考;学习;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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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含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对于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朱熹在工夫论思考中对待韩愈、柳宗元的不同态度，呈现出韩愈古文思想与宋儒工夫论思考的复杂联系。 【关 键 词】韩愈/古文/修养论/柳宗元/朱熹 【作者简介】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 在宋代理学家眼中，韩愈虽然弘扬儒道有功，但儒学的修养工夫则不无欠缺。其实，如果仔细体察韩愈的古文理论，会发现其中包含着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之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与孟子的修养思想，丰富了中唐士人日益关注的修养论思考。追求理性化的柳宗元，虽然也关注修养问题，但其古文思想的修养论内涵，与韩愈有明显的不同。宋儒对工夫论的探讨，虽然相对于韩愈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但与韩愈的复杂联系仍然值得关注。 一 韩愈古文思想的核心是文道关系，提倡以写作古文来发明圣人之道。注重文章的政治文化价值，是儒家一贯的追求，但在韩愈之前，论者对“文道”关系的阐述，往往着眼于对文章“教化”功能的提倡。韩愈的前辈萧颖士、独孤及等人，仍然在鲜明地主张这样的看法。 萧颖士的《赠韦司业书》是自剖心志的文字，其中他写道：“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此其道也。”①而独孤及在《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中，也倡言文章宏道、垂之不朽的卓越意义，所谓“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文之微也；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词，立其诚，生以比兴宏道，殁以述作垂裕，此之谓不朽”②。 这些宏大而庄严的论述，表达了文章能够寄托经世教化价值的神圣意义。然而，韩愈对古文价值的阐发，则将立足点从实现“教化”功能，更多地转向了士君子内在的成德。韩文对文道关系的阐述，很少宣扬教化的宏大立论，在《谏臣论》中，韩愈不满意阳城的不尽职，提出士君子的职责当为“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③。这是今传文献所见韩愈唯一一次明确提出“修辞以明道”的说法。在其他的场合，韩愈谈到“文”与“道”，常常是从自己的志趣和体会出发，例如，他在《答陈生师锡书》中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④在《答李图南秀才书》中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⑤这不是一般性的敷扬文道大义，而是从自我对“文”、“道”的亲切体认，来揭示两者之间的深刻联系。 韩愈要将圣人之道，落实到自我，当张籍批评他持论峻急，不够和缓时，他说：“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非好己之道胜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若不胜，则无所为道。”(《重答张籍书》)⑥如果说萧颖士、独孤及倡言文章以比兴述作垂世，表达了士人宏大的抱负，那么韩愈“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的表白，则传达了自我作为传道主体的强烈自信。 韩愈不仅以弘道为己任，更以提倡古文来促进士人的修身成德。他的古文思想表达了鲜明的修养论思考，《答李翊书》中对古文学习体验的深刻描绘，就十分值得关注： 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也，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⑦ 正是在这个不断沉浸揣摩圣人之“文”的过程中，他才体会到圣人之志。而其间自己的修养不断提升的标志，就是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分辨“文”之正伪与精粗，所谓“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研摹与创作状态，更是一个精神上不断修养砥砺以优入圣域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这同一封信中，进一步提出了“气盛言宜”的著名观点，所谓“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言宜”无疑要以“养气”为本，而“养气”同样是身心修养的重要方式，韩愈古文思想对修养论的关注与阐发，虽然颇具新意，但如果从中唐前后的某些思想变化趋势来看，这一思考新意的出现，又并非偶然。面对礼乐隳颓的社会现实，中唐的儒学复兴者，特别意识到教化的实现，需要文德俱备的士君子，李华就提出“六义”之兴，有赖文行兼备之“作者”，所谓“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日言，饰而成之日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六义浸以微矣，文顾行，行顾文，此其与于古欤！”(《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⑧士君子的文德修养，显然成为教化兴废的根本所在。 士君子培养的迫切性以及如何培养，也成为很受关注的问题。柳冕对“养才”的认识，就表达了中唐士人的焦虑和思考，在《答杨中丞论文书》中，他说： 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嗟乎，天下才少久矣。文章之气衰甚矣，风俗之不养才病矣。才少而气衰使然也。故当世君子，学其道，习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尽，其气益衰，其教不兴，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气，从壮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沉绵而去，终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夫君子学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则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则病不能无病，故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文壮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⑨ 文中“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文壮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的论述，虽然还很单薄，但其中毕竟呈现出对士人修养问题的关注。 中唐前后，佛、道两家对修养论的探索，其精深程度，都远在儒家之上。盛唐司道士马承祯的服气养命与坐忘修心之论，以及道士吴筠对神仙可学、形神可固的论述，都具有丰富的修养论内涵⑩。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前辈，梁肃深研佛理，对佛教重要修持理论天台止观学说，极为关注。他认为《止观》是“救世明道之书”，并有感于《止观》因过于繁细而不便学习，不能光大于时，亲加精简条析而为《止观统例》(11)。这一工作，无疑也体现了梁肃对于修持修养问题的高度重视。 韩愈古文思想对修养论的关注，与中唐士人关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密切联系；然而与柳冕思考之粗疏，以及梁肃转向佛理不同的是，韩愈的古文修养思想，表现出对儒家修养传统的深入继承。 从基本的修养路径来看，韩愈通过学习古文来体会进而发明圣人之道的修养方式，是以外在的学习来改变内在的气质，因此与荀子学以成德的修养之路，颇为接近。荀子持“性恶论”，主张“化性起伪”，强调通过对外在的圣人之道的学习，改变内在的本性与气质。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通过“学”来“化性起伪”的修养方法，做了细致的探讨，提出以“虚一而静”追求“全粹”和“成人”。 所谓“虚一而静”，是指以虚心而专注的态度来接受圣人之道的影响：“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一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一则尽，尽将思道者静则察。”(12)学道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13)。专注持久地浸淫于圣人之道，即可“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14)。这样一个身心修养的过程，是以追求“全粹”来达于“成人”。《荀子·劝学》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处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由乎是，死由乎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15) 这个通过专注的学习而达于“成人”的过程，与韩愈《答李翊书》对古文学习体验的论述，十分接近。“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处也”，这个学习中的专注，与韩愈所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的状态颇相一致，而韩愈古文学习中“浩乎沛然”“醇而能肆”的化境，也是“全粹”与“成人”之境的一种呈现。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还提出“气盛言宜”的著名观点，这一观点所体现出的修养论意涵，则与荀子有了明显的差异，呈现出与孟子更为接近的面貌。孟子主张涵养内心的“浩然之气”，指出“浩然之气”是礼义涵养所生，所谓“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16)。而韩愈对古文养气的认识，与此颇为接近，韩文亦对此有所论及：“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17) “浩然之气”是内在德性的体现。而荀子所提出的“治气养心”，所论之“气”，则着眼于人的自然气质，“治气养心”则是以礼义调节气质，所谓“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18)。韩愈“气盛言宜”之论，以“气盛”为古文成功的重要基础，其所谓“气”，显然与孟子推重的“浩然之气”一脉相承。 总的来看，韩愈继承荀子学以成德的道路，而更加强调内在德性的长养；接续孟子对内在德性的重视，而又非常关注外在学习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愈的古文修养论，是对荀孟的独特融合，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特点，与他围绕“古文”来思考修养论的立足点很有关系。 荀子认为，对圣人经典的学习，是“化性起伪”的重要方式：“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毕矣。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19)孟子则强调通过“反身而诚”、“尽性知天”来培养德性。这是一个内在长养而非外在学习的方式。韩愈所提倡的“古文”是能够发明圣人之道的文章，圣人的典籍固然是“古文”的重要代表，但“古文”又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圣人典籍，及“三代两汉之文”，而是一切承载和体现了“圣人之道”的文章。因此，“古文”的内涵兼具历史和价值、权威典范与个体创造。学习古文、创作古文，既对圣人典籍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又对个体发明圣人之道的自主性打开空间。可见，韩愈立足“古文”这一独特的立足点来思考修养问题，为他创造性地继承与融合荀孟之修养论，奠定了基础。荀孟的修养论思想，自六朝以来长期不受关注，士人思考身心修养问题，多从佛道入手，韩愈的古文思想，继承并融合荀孟的修养思想，这在中唐的思想环境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思想创造。
内容摘要：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含鲜明的修养论内涵，对于古文的学习和写作，在韩愈看来，具有修身成德的重要意义。韩愈对古文修养内涵的阐发，融合继承了荀子、孟子的修养思想，在中唐士人普遍立足佛教、道教思考修养问题的时代风气中，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创造。宋儒批评韩愈欠缺儒学的修养工夫，但其对于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的思考，又可以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朱熹在工夫论思考中对待韩愈、柳宗元的不同态度，呈现出韩愈古文思想与宋儒工夫论思考的复杂联系。而如前所述，荀子的“虚一而静”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正是韩愈古文修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柳宗元相比，韩愈的修养论首先不强调思辨与抉择，而更注重对圣人之文的全身心的涵养学习，以及对内在德性的长养。
关键词：韩愈;古文;柳宗元;圣人;修养论;工夫;荀子;思考;学习;朱熹 作者简介： 二 韩愈的古文思想能够呈现出深刻的修养论关怀与思考，这在中唐古文作者中，也十分罕见。虽然韩愈的古文同道，不少人也表现出对修养问题的关注，但他们很少将“古文”与身心修养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 古文运动的前辈柳冕，重视“养才”，也很推重“文”之于“道”的意义，提出“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20)。“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21)但是，对于“文”之于修身成德的内在意义，柳冕并没有做更深入的思考，与韩愈相比，他的文章理论并没有多少修养论的内涵。 被视为韩愈门人的李翱，在注重古文写作上，与韩愈十分投契。同时，李翱对精神修养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其著名的《复性书》的讨论主题，就是人如何可以成圣，其文开篇云：“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22)文章所论，即是如何复性成圣，其中“中篇”更集中讨论了如何“复性”的修养成圣方法： 或问曰：“人之昏也久矣，将复其性者，必有渐也，敢问其方。”曰：“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闲邪存其诚。”《诗》曰：“思无邪。”(23) 文中所讨论的复性之“方”，以“灭情复性”为核心，其思想渊源颇为复杂，研究者指出其与佛教、道教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24)。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思考与“文道”关系等问题完全无涉。李翱虽为韩愈的古文同道，“文”对于他，并非如韩愈那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身心修养方式，因此写作古文与思考身心性命问题，也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之代表的柳宗元，其古文思想同样表现出对修养论的思考，但是，由于柳宗元的文道观具有鲜明的理性化特点，因此其古文思想的修养论内涵，与韩愈多有不同，而在将“文”与身心修养联系的深度上，则不及韩愈。 柳宗元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习文、作文状态的描述，也很有修养论的意味：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榖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25) 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他还谈到修道当持之以恒，毋求速进： 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慤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26) 这些带有修养论色彩的思考，如果与韩愈的有关思考做一对比，会发现，柳宗元更侧重于自我约束，讲求抉择与鉴别。对自我芜杂气质的鉴别与克制，对圣贤之作不同特长的判定，以及对修道中各种“怪”、“杂”、“速显”之弊的自警，都偏重思想上的鉴识与修身上的克制。从儒家的修养传统来看，这些思考接近荀子“治气养心之术”中，对自身不良气质的调节与治理，但缺少荀子“虚一而静”，通过全身心沉浸于圣人之道以达致“全粹”之境的修养追求；至于孟子那种存心养气的修养传统，柳宗元更与之颇为疏离。而如前所述，荀子的“虚一而静”与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正是韩愈古文修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柳宗元相比，韩愈的修养论首先不强调思辨与抉择，而更注重对圣人之文的全身心的涵养学习，以及对内在德性的长养。 柳宗元的古文修养思想，何以形成这样的面貌，与他文道观强烈的理性色彩很有关系。与韩愈相比，他对儒道的理解，显然更加理性化。韩愈在《原道》中所阐述的儒“道”，并非一系列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整套“先王之教”，柳宗元则反复以“大中”与“大公”这种抽象的理念来阐发儒道。在对圣人的理解上，柳宗元也比韩愈更加理性化与常情化，他强烈反对对圣人做神秘化的理解，其《非国语上·料民》云：“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27)在《天爵论》中，他认为圣人与常人的差别，在于天赋的“明”与“志”有所不同，“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28)，这种自然气禀的差异，在柳宗元看来，并非神秘的天命，而是一种自然的差别，故其文曰：“或曰：‘子所谓天付之者，若开府库焉，量而与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气者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29)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今人看来，仍有虚玄的色彩，但与神秘的天命论相比，则体现了理性化的倾向。 对儒道理解颇为理性化的柳宗元，在讨论“文”、“道”关系时，也更有理性的色彩，他提出“文以明道”，认为“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发明“道”，掌握“圣人之文”，就是要“之道”。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荀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30)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31) 从柳宗元理性化的观点来看，“圣人之文”的核心是“圣人之道”，得其“道”，则“文”不必拘泥，如果能够“之道”，甚至可以“遗其辞”。而对于韩愈，“圣人之文”与“圣人之道”共在，通过学习“圣人之文”来达到“圣人之道”，并非是从“文”中提炼出一些理性概念那样简单，而是要通过对“圣人之文”的深入涵养体验来感知。韩愈比柳宗元更多地关注“文”的正伪与精粗。这一种细腻而深刻的体验，只有在对“文”全身心的沉浸之中，才能清晰分辨，并做出抉择。理性化的柳宗元，在“中道”的原则下，看到了前代之“文”各自具备的长处，但在对“文”的复杂层次的细腻体验上，则不如韩愈。 由于对“文”之于“道”不可或缺的意义，缺少韩愈那样的认识，因此柳宗元就不像韩愈那样，对“文”的身心修养价值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阐发。他对修养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借助佛理来表达，也就并非偶然。他重视佛教的修持论。对于当时洪州禅不重修持的狂荡之风，他颇为不满，主张“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南岳大明寺和尚碑》)(32)，其《东海若》一文，宣扬净土思想，同时强调修证。 可见，韩愈对“古文”之修养内涵的关注与深入阐发，以“文”与修养论紧密联系的方式，继承与融合了儒家荀孟的修养思想，在中唐的古文家中，也是很特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