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敦煌写本斯。1441、伯2838的核心文书首先是斋文，其次是抄在正面的《励忠节抄》与会计文书。在敦煌写本中，这种斋文集有三种形态，对应于斋仪文集形成史上的三个阶段。鉴于两个写本有两项共同内容——其一是斋文集，其二是《云谣集》——本文拟重点考察这种共同性的主要意义，考察各类文书间的关系。一、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讨论之先，本文拟重新考察这两个写本及其所载各种文书之间的关系。从写本书法看，斯1441各文书的抄写顺序是先第一群落，次第四群落，然后第二群落、第三群落。在这三个写本中，伯2588是先抄写《开蒙要训》然后抄写斋文的，《开蒙要训》其实是斋文的背景文书而非合抄文书。三、关于《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写本;文书;文集;抄写;斋文;经文;敦煌;群落;曲子;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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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敦煌写本斯1441、伯2838的核心文书首先是斋文，其次是抄在正面的《励忠节抄》与会计文书；而《云谣集》的抄入则是一个偶然事件。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写本是作为斋文集保存的。在敦煌写本中，这种斋文集有三种形态，对应于斋仪文集形成史上的三个阶段。斯1441第二群落、伯2838、斯1441第四群落的文书分别属之。考察斋文文集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两种形式变化，其一是更加重视分类，更加有序；其二是仪式性增强，文中人称渐由实指变为虚指。与此相对应，伯2838斋文集中的第二个“小组合”抄写于曹议金为“令公”之时，即928年至935年间。《云谣集》的抄写时间亦在这一时期或稍后。由此推断，中国第一部曲子辞总集《云谣集》至晚编成于935年。 【关 键 词】《云谣集》/斋文文集/抄写年代/成书年代 【作者简介】王小盾(1951- )，男，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温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音乐文学、早期文化、敦煌文学和域外汉文献研究，浙江 温州 325035；张长彬，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云谣集》是年代最早的曲子辞总集。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词学研究，而且在敦煌学界造成了对斯1441、伯2838两个写本的关注。事实上，这两个写本不仅载录了《云谣集》，而且载录了另一些重要文书，既包括敦煌类书《励忠节抄》的较完整之本(斯1441)，也包括一种在敦煌传播较广的斋仪文集的主要部分(斯1441)，还包括两件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的典型文书(伯2838)。这些文书以不同身份出现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当中，已成为敦煌研究者的关注对象。①不过，由于研究者易于聚焦一端，这两个写本在整体上却往往被忽略。其中较被忽略的文书主要是斋文，因为从传统学术的角度看，斋文并不是重要文体。然而，忽略这两份文书的整体性，就会遗漏文书形式和内容上的信息。为了纠正偏颇，本文拟联系这两份文书的各个方面，对之重加考察。 鉴于两个写本有两项共同内容——其一是斋文集，其二是《云谣集》——本文拟重点考察这种共同性的主要意义，考察各类文书间的关系。考察目的有二：其一是找到斋仪文等应用文体演变的规律，其二是获取关于《云谣集》抄写年代和抄写动机的确切信息。 一、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 讨论之先，本文拟重新考察这两个写本及其所载各种文书之间的关系。 (一)写本 从内容看，斯1441号写本可分为四个群落。按通常的介绍习惯，第一群落是写于正面的类书《励忠节抄》。该文首尾皆残，仅存卷一、卷二，但有两种书写笔迹。第二群落是抄在卷子背面右端的一组文书，共计十篇，依次为《二月八日文》、《安伞文》、《二月八日文》、《患难月文》、《维摩押座文》、《鹿儿赞文》、《印砂佛文》、《燃灯文》、《安伞文》、《三周》。其中两篇《安伞文》都仅抄录开头几个字，《三周》未抄完。这十件文书除《维摩押座文》、《鹿儿赞文》外，其余都是杂色斋文，共有五种笔迹，似分七次抄入。第三群落是抄于《三周》之后的《云谣集》，存十八首，为一人同次抄入。第四群落为失名斋仪文集，倒书，自另一端写起，篇目依次为“庆扬文第一(佛堂、幡)、赞功德文第二(开经、叹像、庆经、愿文)、患文第四[患文]、难月文)、亡文第五([亡僧]、尼德、亡父母文、亡妣德、亡男、亡女、优婆夷)”②。除《优婆夷》篇外，其余皆为一人同次抄写。 从写本书法看，斯1441各文书的抄写顺序是先第一群落，次第四群落，然后第二群落、第三群落。也就是说，《云谣集》是抄入此本的最后一件文书。潘重规曾经指出这一点，云：“此卷为一长卷。卷背抄安伞文、患难月文、维摩押座文、印砂佛文及燃灯文，空数行，从另纸起(由接缝可以辨识)，接抄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凡抄凤归云等十八首后，写倾杯乐一词牌，即辍笔不复抄录。此后尚余空纸数行。下接倒书难月文等。盖卷背另一端倒转写庆扬文、赞功德文(叹像、庆经愿文)、患文、难月文，有朱点校。末三行书优婆夷舍家学道志慕寻禅等语。抄写时间当较早。盖抄云谣集者写至倾杯乐，见卷背纸位仅余数行，不足容以下曲子十余首，故辍笔于此。”③不过，饶宗颐却持相反的意见，云：“知《倾杯乐》未写完即被僧人取去写功德文书。”④相比之下，饶说的理据都不够充分。下文还会说到：《云谣集》的抄写者，原有抄完全篇的意图，不至于仅抄一半却换纸抄写；何况，此卷剩下的篇幅也不够抄完那组斋仪文集。总之，《云谣集》是抄入此本的最后一件文书，所以在另一本中也有十四首《云谣集》曲子辞。 另一本即伯2838写本。从内容看，此本可分三个群落。第一群落为正面的两件会计文书，分别为中和四年(884)、光启二年(886)的实用件。第二群落为背面右端的九篇斋文，分别是《庆经文》、《庆幡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1)、《转经文》(2)、《四门转经文》、《入宅文》(1)、《入宅文》(2)，前八文由一人同次抄写，第九文由两人合抄。这群文书的性质也是杂色斋文。第三群落为《云谣集》杂曲子十四首，其前二首与斯1441本重复，且与斯本《云谣集》为同一人所抄；后十二首为另一书手抄写。 从《云谣集》杂曲子的角度看，斯1441号写本和伯2838号写本是彼此关联的。两本《云谣集》杂曲子，去其重者，恰好三十首，与其篇题所标首数相同。这提示了一个事实：《云谣集》在斯1441、伯2838两写本中是顺序抄写的。
内容摘要：敦煌写本斯。1441、伯2838的核心文书首先是斋文，其次是抄在正面的《励忠节抄》与会计文书。在敦煌写本中，这种斋文集有三种形态，对应于斋仪文集形成史上的三个阶段。鉴于两个写本有两项共同内容——其一是斋文集，其二是《云谣集》——本文拟重点考察这种共同性的主要意义，考察各类文书间的关系。一、写本内容及文书关系讨论之先，本文拟重新考察这两个写本及其所载各种文书之间的关系。从写本书法看，斯1441各文书的抄写顺序是先第一群落，次第四群落，然后第二群落、第三群落。在这三个写本中，伯2588是先抄写《开蒙要训》然后抄写斋文的，《开蒙要训》其实是斋文的背景文书而非合抄文书。三、关于《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写本;文书;文集;抄写;斋文;经文;敦煌;群落;曲子;斋仪 作者简介： (二)文书关系 关于以上说到的顺序抄写，有一重要证据：《云谣集》伯本《凤归云》二首与斯本十八首的笔迹相同，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潘重规先生亦曾指出这一点，云：“余曾细观巴黎伯二八三八卷凤归云二首笔迹与伦敦斯一四四一卷云谣集相同，盖一人所书。”⑤这一情况说明，斯1441、伯2838两写本是同时的抄本：有人连续抄写了两本《云谣集》，并将其保存于同地。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即斯1441、伯2838两写本的内容相近，所抄写的文书共有四个种类——类书、会计文书、斋文与杂曲子歌辞。根据写本所载文书的特征、篇数和抄写状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两个写本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的核心文书是斋文，抄写目的是制作斋文文集并加以保存。从书法看，这两个写本上的斋文抄写历经了较长时间，参与抄写的人数达十人之多，前后至少经历了十一次抄写。以此为标准来看其他文书，可以说，写本中的类书与会计文书只是斋文的背景文献，仅占次要地位；而《云谣集》的抄入则是一个偶然事件。 之所以说《云谣集》的抄入出于偶然，有两个重要迹象：一是《云谣集》的抄写打破了原卷的制作规则；二是抄写者明显表现出了对于《云谣集》的喜爱之情。后一点可以从写本中不同文书的完整程度上看出来。在这两个写本中，斋文是残缺的，至少有三篇没有抄完，抄写过程中还有若干省略，斯本第四群落的斋仪文集不但没有抄完而且中部还有缺失。与此相反，《云谣集》却很完整，书题下明确说全篇是“《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尽管是在一个卷子容不下的情况下又找了另一卷来接写，但抄写者确实把三十首歌辞都抄完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两首辞被重抄了一遍。 为了理解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敦煌遗书的抄写规律，也就是考察一下同类斋文集的文书构成情况。根据岳麓书社1995年出版的《敦煌愿文集》，以及宋家钰所著《S.1441等：敦煌本〈斋文〉书复原全文》一文，与斯1441、伯2838诸斋文互见的主要有伯2588、伯2854、伯3084、伯3346、伯3494、伯3545、伯3765、伯3819、伯3825、伯4012、伯4606、伯4999、斯663、斯2832、斯5548、斯5573、斯5579、斯5593、斯5561、斯5637、斯5957、斯6417、斯6923、制字24等写本。经查，其中具有斋文集特征的有伯2854、伯3494、伯3545、伯3765、伯3819、伯3825、斯5561、斯5637、斯5957、斯6417等本。具有合抄内容的写本分别属于以下类型： 1.补抄寺院应用文书的类型，如伯3765、斯6417。伯3765正面抄斋文，背面抄有“佛经字音”等文书；斯6417除斋文外，正面抄有六篇寺院牒状类文书、一篇赞文，背面抄有两篇契据。 2.补抄佛教艺文的类型，如斯5573、斯6923、伯3346等，与赞文或佛门诗歌合抄。 3.补抄世俗书牍轨范文的类型，如斯2832、斯5593。斯2832中抄有为亡夫、亡妻、亡兄弟等所作的悼亡文，又有十二月应时文；斯5593则抄录祈福文、难月文，以及与僧人书、与道人书、上祖父母及父母状等书牍轨范。 4.目的不明显的杂抄类型，如伯2588、伯3084、斯663。在这三个写本中，伯2588是先抄写《开蒙要训》然后抄写斋文的，《开蒙要训》其实是斋文的背景文书而非合抄文书。伯3084长仅二纸，共抄四文，正面斋文与背面字书为同一人笔迹，字书似未抄完；斯663有斋文两篇、佛经一段、“算经”一段：这两本都属性质难辨的杂抄。 以上分析说明，不同类型的斋文写本较少有合抄文书；即便有合抄，内容也相对单纯，亦即合抄应用文书，特别是合抄佛门文书——包括赞文、佛经、以助读佛经为目的的字书。佛门以外的文书是比较稀见的。从这个角度看，《云谣集》这种包含艳情的娱乐性歌辞之被抄入斋文集，实属特例。可以判断，这是出于抄写者之喜好的个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