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从考察小说中寄生词曲的角度切入明代小说与词曲的研究，可以展开新的研究视阈，并获得不少新的启示。比如，由对明代小说中词多曲少的追问，可知明代小说中羼入大量诗词，并非仅仅因为小说家“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而晚明小说中诗词羼入的减少，也并非仅仅因为小说家“创作水平的提高进步”，而是因为趋俗追新的时代潮流，使读者、作者、书商三者关系在协调互动中，作者与书商最终服从了读者的审美追求。三从宋词的借用看明词发展方向寄生于明代小说中的词曲作品，大部分是小说作者的自创，但也有不少为小说作者引用他人之作，尤其是引用前人之作。
关键词：散曲;小说家;宋词;词曲;金瓶梅;王世贞;草堂诗余;诗词;寄生;柳永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从考察小说中寄生词曲的角度切入明代小说与词曲的研究，可以展开新的研究视阈，并获得不少新的启示。比如，由对明代小说中词多曲少的追问，可知明代小说中羼入大量诗词，并非仅仅因为小说家“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而晚明小说中诗词羼入的减少，也并非仅仅因为小说家“创作水平的提高进步”，而是因为趋俗追新的时代潮流，使读者、作者、书商三者关系在协调互动中，作者与书商最终服从了读者的审美追求。再如，由《金瓶梅》中散曲的圆熟老道、质朴自然，可知非王世贞所作，故可以排除王世贞为该书作者。又如，由明代小说作者借用宋词的情况分析，发现柳永、苏轼等人的雅俗共赏之词赢得更广泛传播，由此可知，《草堂诗余》的“飞驰”和“明词曲化”皆是时代使然，并由通俗小说的推波助澜所促成。 【作者简介】赵义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学发展到元明时代，随着戏曲、小说的大盛，多种文体的交叉与融合成为一道特殊的景观，戏剧中融合了诗、词、曲，小说中寄生着诗、文、词、曲、赋，于是，散韵结合成为元明以来戏曲与小说的通常模式。戏曲文本的散韵结合多能得到理解与认可，而小说的散韵结合则争议不断，甚至一再遭到诟病。其实，古人既然选择了这种模式，自然有古人的道理，今人放弃这种模式，也有今人的理由。古人已无法平议今人，今人也不必苛责古人，倒是从这种文体交叉与融合的角度着眼，能够通过一些新的视角来认识和解决明代词曲和小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因完成“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研究”这一研究项目的需要，曾将现存约700种明代小说翻检一过，并将寄生其中的词曲作品全部汇集起来，再进行校订汇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从来没有被学界关注过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注意，思考这些问题，可以从一些新的视阈带给我们不少意想不到的启示。遗憾的是，这些新的视阈，因明代小说寄生词曲全面辑录的长期缺失，却一直被忽略了，笔者现在终于有条件将一些问题提出，希望能引起研究元明清文学、尤其是研究元明清小说和词曲发展史的同行们的关注。 一 词多曲少的追问 明代小说，从语体形式看，可以分为文言与白话两类，如果从文学艺术雅俗两大范畴而论，白话小说作为市民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大多属于俗的范畴，与之相对，文言小说(包括文言笔记小说，下同)则属于雅的范畴。词、曲二体，就总体倾向而言，词大体上属于雅的范畴，曲大体上属于俗的范畴。那么，按常理而论，词、曲融于白话小说之中，曲应该比词更具有先天优势，因为它们同属于俗文学体式，因此，白话小说中融会散曲的概率，应该要比词更大，数量也应该比词更多。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明代白话小说中，除了《金瓶梅》和《韩湘子全传》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小说外，绝大部分白话小说中融入的曲作是较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中还只有词而没有曲。据初步统计，有词曲寄生的明代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其词曲寄生的情况大致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有词寄生的白话小说约100种，其中所寄生的词作约1500余首；而有曲寄生的白话小说，则仅50种，所寄生的曲作仅500余首；明代有词寄生的文言小说，亦近100种，所寄生的词作大约1000余首；而有曲寄生的文言小说，则仅30余种，所寄生的曲作则约200首。其结果是，明代小说中寄生的词作，达到2500余首，而寄生的曲作才700余首，不及寄生词的三分之一，二者悬殊之大，远出乎我们的预料。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有词寄生的白话小说约100种，其中所寄生的词作约1500余首；而有曲寄生的白话小说，则仅50种，所寄生的曲作仅500余首；明代有词寄生的文言小说，亦近100种，所寄生的词作大约1000余首；而有曲寄生的文言小说，则仅30余种，所寄生的曲作则约200首。其结果是，明代小说中寄生的词作，达到2500余首，而寄生的曲作才700余首，不及寄生词的三分之一，二者悬殊之大，远出乎我们的预料。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从考察小说中寄生词曲的角度切入明代小说与词曲的研究，可以展开新的研究视阈，并获得不少新的启示。比如，由对明代小说中词多曲少的追问，可知明代小说中羼入大量诗词，并非仅仅因为小说家“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而晚明小说中诗词羼入的减少，也并非仅仅因为小说家“创作水平的提高进步”，而是因为趋俗追新的时代潮流，使读者、作者、书商三者关系在协调互动中，作者与书商最终服从了读者的审美追求。三从宋词的借用看明词发展方向寄生于明代小说中的词曲作品，大部分是小说作者的自创，但也有不少为小说作者引用他人之作，尤其是引用前人之作。
关键词：散曲;小说家;宋词;词曲;金瓶梅;王世贞;草堂诗余;诗词;寄生;柳永 作者简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明代白话小说中词多曲少的现象呢?是不是因为曲之一体本身的表现功能不如诗词呢?应该不是。明代大曲论家王骥德曾经对诗、词、曲三种诗体的表现功能做过一个比较： 晋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为渐近自然。吾曰：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夫诗之限于律与绝也，即不尽于意，欲为一字之益，不可得也；词之限于调也，即不尽于吻，欲为一语之益，不可得也。若曲，则调可累用，字可衬增；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也。故吾曰：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① 王骥德的比较分析十分到位，其结论是“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但是，为什么在白话小说中，寄生曲的存在反而不如寄生词为数更多呢?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曲之一体，虽然表现功能较诗词为优，但一直是贴近大众的通俗艺术，论其在文林艺苑的地位，则比诗词卑下，故有“词余”之称。无论小说作者借以炫才，或借以粉饰文面，曲比起诗词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曲之一体不被大多数小说家看重。 其二，比起诗词，曲要晚熟得多，一般的作家，写诗填词的技艺可能十分娴熟，但对于曲之一道，却未必能得心应手。王骥德在论到作曲之难时曾云： 天之生一曲才，与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赋，即毕世拈弄，终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语之似，不可几而及也。然曲喉易得，而曲才不易得，则德成而上与艺成而下之殊料也。吾友季宾王，与余同笔砚最久，读书好古，作文赋诗，事事颉颃争先，独不能为词曲，尝谓：“我甘北面，子幸教我。”余谓：“天实不曾赋子此一副肾肠，姑无妄想。”宾王怃然。②王骥德认为曲才当由天赋，非人力所能为，似有些言过其实，在朋友面前，也不无炫耀的意味；但其认为“曲才不易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曲比诗词晚出，从未有过一登大雅之堂的殊遇，与弹词、话本、时曲、民歌一样，算是地道的草根文学，热衷仕进的文人，常常不屑一顾，凭诗赋博取功名，以丽词展示才华者，都很难染指散曲，故大多数文人娴于诗词，却拙于散曲，而一般的小说作者，可能更是技短于此。 其三，这也是更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各种韵文体式融于小说之中，应该都有一个试验过程。诗早在唐代《莺莺传》等传奇中已被成功运用，词也在宋代融入《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话本，到明人欲融诗词于小说，便已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但曲融入小说的试验，就现有资料看，却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等人的开创。我可以断定，任何一种韵文体式被融入小说之中，得有一个试验过程，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只要留心过《红楼梦》诗词的读者，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红楼梦》中寄生的韵文，与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具体场景的描写融合得最好、也最耐人玩味的，应该是曲，其次是词，再其次才是诗。为什么在明代小说中并不突出的寄生散曲，反而在《红楼梦》中却后来居上了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有明代《金瓶梅》、《韩湘子全传》等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大量运用散曲的经验可供作者借鉴，所以，曹雪芹才将曲之一体“吾意之欲至，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之而无不可”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使小说中寄生曲的运用达到了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化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中的散曲，是很值得从文体融合与互动的角度展开深入研究的。 与此紧密相关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学界同仁或认为明代小说中羼入大量诗词，“其实质则是当时人们普遍地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而晚明小说中“诗文羼入的减少其实质是创作整体水平提高进步在形式上的表现”③，总之，以为晚明小说中羼入诗词的减少，反映了小说文体观念的成熟和作者创作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但事实上，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最有说服力的，依然还是《红楼梦》。众所周知，如果要说《红楼梦》所羼入的诗词数量，比起晚明人所作世情小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假如据此说曹雪芹的小说文体观念尚不够成熟，还“未能对小说体裁的特性作准确的把握”，其创作水平还不够高，恐怕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而且，若要论起《红楼梦》中寄生诗词的运用效果，可能也绝非明代一些小说家所能梦见。明代一些小说家，不管是否情节需要，不问是否符合情理，随便引前人诗词或者随意弄几句词不像词、曲不像曲的顺口溜似的韵语夹杂在叙述文字中，这种现象在《红楼梦》中是绝难见到的。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不仅首首珠玑，而且用之合情合理，切景切情。宝、黛、钗以及其他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的赋诗填词，只要甫一出口，便是自家面目、各人声口。在《红楼梦》中，诗词曲的运用，不仅没有成为情节叙述和人物描写的赘疣，不少时候反而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人物个性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试想，假如把《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通通删掉，尤其是把其中脍炙人口的《终身误》、《枉凝眉》、《红豆曲》、《葬花词》等词曲作品都删去，那么，这部“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奇书，还会那么有“味”么?答案是否定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明清小说中大量融会诗词曲赋的现象，恐怕需要另用眼光来打量，另寻角度去思考才行的。对于明末小说中寄生诗词普遍减少的现象，窃以为应当从读者、作者、书商三者的关系互动中去认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读者群体的变化和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当阅读小说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而成为大众读者的一种消遣方式；当大众读者成为小说读者的主体，追求情节生动成为大众读者的普遍兴趣，那么，小说的语体形式和文体结构模式就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文言文的萎缩，白话文的盛行等等，至于不少妨碍大众读者紧追情节发展的“有诗为证”，就自然遭到厌弃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选择，必然迫使作者不能过多地在小说创作中借诗词以炫才，必须将自我逞才炫技，转变为让读者动心怡情。书商们为迎合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在改编或重印一些小说名著时，也大量删削其中的诗词，比如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便对其中的诗歌做了大量删削，其保留者不及原数之半。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小说读者主体和审美时尚的变化，趋俗追新的时代潮流成为调整读者、作者、书商三者关系的强大动力，在三者关系的协调互动中，作者与书商最终服从于大众读者的审美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使得大部分小说中的寄生诗词减少了，因此，这种现象绝不仅仅是作者单方面的小说观念，以及创作水平高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