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它们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地域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沿着时间的长河移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宛如乐曲的主旋律，构成中国文化的底色。
关键词：中国文化;视野;朝代;古代文学;研究;地域文化;学术;诗歌;需要;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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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时间坐标的确立，分期是关键。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不必完全按照朝代更迭来进行。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它们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若将时间和地域结合起来，便会注意到文化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文化中心的变动往往造成文化的突飞猛进。 【关 键 词】文化分期/地域文化/南北交流/文化 【作者简介】袁行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特邀主持人 朱万曙 [主持人语]新的视野和方法推动着学术的发展。王国维先生对于视野和方法就非常重视。他关注到“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并由此论及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体现其视野的开放。在《古史新证》中他言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个别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是他在方法上的自我总结。缘于此，“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语)。回顾百年古代文学的学术史，无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还是胡适、鲁迅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往往都与视野的拓展、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视野”与“方法”是相互联系又含义相异的概念。就词义而言，“视野”指目力所及的范围，“方法”则是为获得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视野意味着了解各种学术观点，关注各种学术方法，进而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方法则意味着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手段和路径。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视野的拓展。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视野上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史，还需要把握国外汉学的历史和最新动态，甚至需要借鉴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学科研究成果。视野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古代文学研究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2013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多位名家云集会议，围绕“视野与方法”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切磋讨论。本专题从此次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取了四篇论文，以反映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视野和方法上的新思考。 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文章虽然是就文化研究展开阐述，但对文学研究多所涉及，无疑拓展了我们的学术思维。 李炳海教授的《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以楚辞学案为例，论述了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文章以具体的例证，充分说明了视野的拓展能够带来方法的更换，研究方法的更换也能实现学术视野的拓展。文章还论述了学术视野的掌控需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需要以博济约、以约统博、博约适度。文章以个案切入，让我们对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入。
内容摘要：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它们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袁行霈教授的《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从宏观的视野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时”与“地”的问题，指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地域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沿着时间的长河移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宛如乐曲的主旋律，构成中国文化的底色。
关键词：中国文化;视野;朝代;古代文学;研究;地域文化;学术;诗歌;需要;文化中心 作者简介： 左东岭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论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三种关系，以及如何从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的方法。文章探讨了在文人心态研究中如何合理使用文献以及保证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进而论述了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纯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文学观念的学术路径。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牵涉到如何重新审视文学思想史和古代作家及其创作，有着开启新方法论的意义。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已蔚为风气。朱万曙教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文化为例》结合作者多年的徽学研究实践，提出了对地域文化新的理解。文章阐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同构关系、“文化下移”与下层创作、经济支撑与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地方视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如何进一步从地域文化的视野研究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恰与袁行霈教授的观点相呼应。 一 面对悠久的中国文化，分期是研究和描述其历史发展的关键。学术界习惯按朝代划分时期，即将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界限，这自有其学理的根据。就学者个人而言，专攻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改朝换代乃是政权的转移，适合于政治史，是否适合作为文化史分期的依据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理想的分期法是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可以按朝代分期，也可以不按朝代分期，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隋唐建立统一的王朝，这既是政治分期的标志，也给文化带来新的局面。经过两百多年南北的分裂，文化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所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P1730)隋朝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继之而建立的唐朝，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这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而使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至少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多元化，南方的与北方的，中国固有的与外来的，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无论是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文献的整理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艺术方面，莫非如此。二是文化重心下移，从士族向庶族下移，进而开始向市民下移，这就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活力。这些特征形成一种综合的效果，就是文化格外富于创造性，也格外绚丽多彩。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的统一视为文化史分期的标志。 但是，改朝换代又不一定能够成为文化新时期的开始，着眼于文化本身的阶段性，不必固守朝代分期的套路，这个观点在我倡议和主持编写的《中华文明史》[2]中已有所表述。 例如唐宋之间文化的变迁，实际上是从中唐开始的。中唐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的转折时代，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莫非如此。宋代在许多方面是上承中唐的：庶族士人代替士族文人开始居于文化主体的地位；城市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活跃，市民文化诉求的加强；理学的兴盛；词的繁荣等等，以上诸多方面的变化在中唐已经开其端倪。宋初士人如王禹偁、石介等每称“二百年来”如何如何，可见他们自己也重视本朝对中唐的延续。① 明朝建立之初，在文化上并没有出现崭新的局面，到了明中期嘉靖(1521年开始)以后，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其重要标志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同时，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②以上两股潮流的合力为这个时期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文明景观。一些文人带上了市民气息，文化也带上了商业色彩。而适应市民这一新的接受群体的需要，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俗的文体生机勃勃，其中又以戏曲和小说最富生命力，它们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种现象的综合反映。文学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汤显祖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晚明诗文中也透露出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在绘画等领域里也有新变，如徐文长的泼墨大写意花卉，任意挥洒；陈老莲的变形人物，恣肆夸张，都开启了新的格局。书法家如徐渭、王铎、倪元璐等人，狂放奇崛，不拘于传统而另树新风。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应当将明中叶视为断代的界限。 着眼于文化本身的发展来分期，只是一个新的视角，并不排斥独立考察某一朝代的文化。如果研究某一朝代的文化史，当然只能以这个朝代的起始和终结为限，仍然应当保持按朝代分期这一方法。 不过，研究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文化史或文学史，还需要更细的分期，例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也不一定按照本朝内政权的更迭划分。我在《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③一文中，将初唐的下限定在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而盛唐的开始不是定在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712年)，而是定在开元九年(721年)。这时陈子昂、苏味道、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已经去世，王维登进士第，李白二十一岁，即将崭露头角，随后崔颢、祖咏等相继及第，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开始了。盛唐诗坛的结束，不是定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年)，而定在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此前762年李白已经去世，这一年杜甫也去世了，杜甫结束了诗歌的盛世。以大诗人登上诗坛和离开诗坛为标准来分期，也是立足于文学本身的阶段性，符合文学本位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