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六朝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用典，用典有语典、事典之分，由于“询事考言”的传统，事典则重于语典。用典给诗歌提供了一种新型诗歌意象——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历史意象，在《古诗十九首》直抒胸臆的传统外，为诗歌开出新的一路。庾信诗歌用典的成功之处，一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的个人遭遇与整体意义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抒情。于是，诗歌的抒情在形式上把自我与集体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诗歌吟咏，诗歌实现了既是自我的，又是自觉的集体意识的表达。
关键词：用典;诗歌;抒情主人公;人物;集体;之事;典故;中华书局;意象;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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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六朝诗歌开始盛行典故运用。用典本为“笔”的专利，公文撰作“酌古御今”习以为常。诗歌用典，一是古往今来延续着讲史、爱古、引古的传统；二是古代有“善士”之“尚友”传统，把自己与古人的“比事”并列；三是文学创作的知识化使然。六朝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用典，用典有语典、事典之分，由于“询事考言”的传统，事典则重于语典。咏史诗中，历史人物具有独立地位的，用典则不然，历史人物对诗歌主人公而言起着替代与证明的作用。用典给诗歌提供了一种新型诗歌意象——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历史意象，在《古诗十九首》直抒胸臆的传统外，为诗歌开出新的一路。庾信诗歌用典的成功之处，一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的个人遭遇与整体意义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抒情；二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与有某种特殊经历的诸历史人物并列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反复抒情。于是，诗歌的抒情在形式上把自我与集体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诗歌吟咏，诗歌实现了既是自我的，又是自觉的集体意识的表达。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用典，运用典故，亦称用事，凡引用过去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即称“用典”。虽然诗歌创作很早就有用典，但社会有意识地视用典为“诗之为技”之一①则在南北朝时期，其标志就是文论家们把诗歌用典作为论述对象，如《文心雕龙》、《诗品》、《南齐书·文学传论》等。本文探讨六朝诗歌用典的历史逻辑，阐发其产生、发达的文体学背景，通过对用典功用的分析，揭示用典在诗歌创作中的内在合理性。 一 用典本为“笔”的专利 中古时期“文”、“笔”的区分，内涵之一即诗赋与“公家之言”之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称自己的撰作“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②，“事外远致”是私人化情趣性文字，为诗、赋之类的“文”；“公家之言”是实用性文字，为“笔”；隋人《文笔式》称“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有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笔”有诏、策、移、檄、章、奏、书、启，③所述“笔”者即有关政事实用性的“公家之言”。 “笔”的撰作多要用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早有指出：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 所以刘勰得出结论，称文章用典的“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④生活中尤其在政治运行上用古语以论证，本是一种规则，汉韩安国所称“古之人君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重作事也”⑤。如《左传》中就多有引古语之处，发布政令或施行政治措施，必定用古语预测吉凶。 再从实际应用来说，汉初朝廷“以经义断事”，清人赵翼称“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举例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又如“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等，结论即“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⑥“以经义断事”与先秦《孟子》、《荀子》的著述引诗一脉相承；汉代也多著述引诗，如《韩诗外传》卷一： 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而亡。《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⑦ 《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⑧ 而当有“成例可援”，即赵翼所称“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朝廷就要以典故、以前例定事、定礼，以典故、旧制、旧例衡量当前的行事，这就是所谓引经据典。后汉荀爽“为硕儒”，对社会某些做法，荀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⑨。“龚遂字巨卿，拜尚书郎，性敏达，弥纶旧章，深识典故。每人奏事，朝廷所问，应对甚捷。桓帝嘉其才，台阁有疑事，百僚议不决，遂常拟古典，引故事，处当平决，口笔俱著。”⑩ 《论衡·别通》称“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11)，此即“笔”，《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上书，称如何把“笔”类文字写得“尔雅，训辞深厚”，就是要重视文学掌故的作用，武帝从公孙弘请，命郡守与诸王相选学行并佳之士，赴太常学习，一年后经考核，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文学掌故得补郡国属吏之缺。(12)掌故即旧制、旧例，掌故又是官名，掌管礼乐制度等史实者；懂得了旧制、旧例这些掌故，处理政事有了依据，如《后汉书·左雄传》载，汉帝欲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左雄就以没有先例而阻止，所谓“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13)。而作为处理政事的“笔”，其中多有典故是肯定的。就历代“笔”体文字看，如刘琨等《劝进表》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14)，袁豹《为宋公檄蜀文》提出“此皆益土前事，当今元龟也”(15)，都提出要用典。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多有“笔”体文字运用典故的叙说，如《檄移》篇称檄文的“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奏启》篇称奏文的“酌古御今”，《议对》篇称晁错的“对”的验古明今”(16)等，公文撰作的用典习以为常。 钟嵘《诗品序》谈到诗歌的用典说：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7) 他是从反对诗歌用典来谈的，此中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笔”的用典理所当然，“诗”的用典是受其影响，但没有必要。诗歌的用典，在“笔”之大家身上体现的最为显著。《诗品》载，任昉以“笔”著称，世称“沈诗任笔”，晚节对诗歌“爱好既笃”，但作诗“既博物，动辄用事”，(18)这是可以想见的。
内容摘要：六朝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用典，用典有语典、事典之分，由于“询事考言”的传统，事典则重于语典。用典给诗歌提供了一种新型诗歌意象——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历史意象，在《古诗十九首》直抒胸臆的传统外，为诗歌开出新的一路。庾信诗歌用典的成功之处，一是把诗歌抒情主人公“我”的个人遭遇与整体意义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也就是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来抒情。于是，诗歌的抒情在形式上把自我与集体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诗歌吟咏，诗歌实现了既是自我的，又是自觉的集体意识的表达。
关键词：用典;诗歌;抒情主人公;人物;集体;之事;典故;中华书局;意象;诗人 作者简介： 二 诗歌用典的逻辑与文学史进程 诗歌用典的逻辑起点可从更大范围来思考。 其一，中华大地历史悠久，古往今来延续着讲史的传统。《逸周书·史记》载左史戎夫为周穆王讲史的例子。正面来讲，儒家特别讲究“法古”、“法先王”。《墨子·非命上》：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19) 所谓“本之”，主要是根据前人所谓“古者圣王”的政治经验，其依据是求之于古代的典籍。而反面来讲，夏桀、商纣也成为世人鉴戒的对象，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诗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训诫，运用典故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过去的事是有确切意味的，述古最能体现训诫，如《文选》所录韦孟《讽谏诗》，前半部分就是述祖宗的讽谏经历，虽然这不是典型的用典，但可见诗歌以述古而训诫的用心。而且，对古代的人、事、物等，成为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如梁武帝践阼后与老朋友何点说：“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20)。诗歌的怡情同样需要“忘今语古”。 其二，“善士”之“尚友”传统。诗歌的用典，即把主人公与古人的“比事”并列，这本是孟子所说“尚友”传统，所谓“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1)。作为“善士”就要“尚友”，“尚友”就是要与古人并列在一起。就像鲍照写自己“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落笔则在“自古圣贤尽贫贱”(22)，与古来“贫贱”者并列在一起以自许。 其三，诗歌由民间而文士的进程，使诗歌中显示知识成为必然。南北朝时盛行掌故知识的比胜，如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并“加其赏赉”(23)，还每每与文士比试掌故知识，《梁书·沈约传》载： (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24) 又如梁时孔休源的任用，“武帝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求一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勉曰：‘孔休源识见清通，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武帝亦素闻之，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郎。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25)掌故知识储备的炫才式比拼，助长了文学创作中的用典之风，二者相辅相成。当钟嵘说“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26)，虽从反面而言，但也实事求是。 进而，诗歌用典又在“多用新事”上比胜。如梁时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27)。陈时姚察“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28)。钟嵘《诗品序》也说“竞须新事”为“尔来作者，浸以成俗”。(29)南朝文学创作的风气是所谓“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0)，用典已是一种创新，而“竞须新事”、“多用新事”更是创新中的创新，为人注重。 由上述三者可知，当“属辞比事，乃为通谈”作为文章撰作的程序，那么在排比事例时，把古代的事、人二者也列入自己的叙写之中，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也显示出文人作品的本色。 诗歌用典也有自己的历程，《文心雕龙·事类》称： 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31) 《南齐书·文学传论》论文学之“三体”其二： 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32) 刘勰所谓“《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33)，“前言往行”即用典有所谓“语典”、“事典”。 “语典”，魏时以曹操《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著，用《诗经》成句。傅咸有《孝经诗》、《毛诗诗》、《周易诗》、《周官诗》，即是“全借古语”。应璩《百一诗》，《诗品》亦称“善为古语”(34)，即多用语典，此以李善注看其诗中词语。“下流”，《论语》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慎厥初”，《尚书》仲虺曰：“慎厥终，惟其始。”“名高”，《韩子》曰：“说之以名高。”《史记》曰：“灌夫亦得窦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侵诬”，《三略》曰：“侵诬下民。”“隳官”，《高唐赋》曰：“长吏隳官，贤士失志。”“田家”，《汉书》杨恽书曰：“田家作苦。”“酌醴焚枯鱼”，蔡邕《与袁公书》曰：“酌麦醴，燔干鱼，欣然乐在其中矣。”“仁智居”，《论语》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筐箧无尺书”，《新序》孙叔敖曰：“府库之藏金玉，筐篚之汇简书。”“避席”，《孝经》曰：“曾子避席。”“贱子”，《汉书》曰：“王邑请召宾，邑称贱子。”(35) 事典重于语典，这是因为事本来就重于言。《尚书·舜典》“询事考言”，孔氏传：“汝所为之事，皆副汝所谋”(36)。“询事考言”即用“所行之事”来验证当初所立“言”的约定实现了没有，用“事”做得怎么样来验证“言”是否算数。《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37)言之所以为信者，以“事”为准，故魏征所说“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就是明显一例。(38) 诗歌的写景、叙事、说理、抒情都可以用典。 其一，写景的用典。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元天高北列，日观临东溟。入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李善注：“庄子曰：阏弈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士，相与谋致人于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司马彪曰：元天，山名也。《汉书》仪曰：泰山东南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言日观者，望见长安，其高如视浮云。”“《过秦论》曰：践华为城。《山海经》曰：泰华之山，削成四方。”(39)这里景物的用典，让人沉浸在历史文化之中，壮大了普通自然景物之“游”的魅力。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用典增添了登山的神奇。 其二，抒情说理的用典。如谢混《游西池》：“无为牵所思，南荣诫其多”，李善注：“《庄子》：庚桑楚谓南荣趎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40)运用“南荣诫其多”的历史故事，叙说“无为牵所思”的理，说理成为意象。此类用典多在下判断之处，颇有著述引诗之气，如谢灵运《富春渚》“怀抱既昭旷”，李善注：“《庄子》苑风谓谆芒曰：原闻神人。谆芒曰：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谓昭旷。”(41)“昭旷”有如此魅力，当然“外物徒龙蠖”了。 其三，叙事的用典。如《短歌行》叙主人公之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周公叙自我。较早体现出用典特征的诗作还有魏人杜挚(？-255？)诗《赠毌丘俭》，诗称“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者，诗人把自己与历史上“八子”曾经“志未伸”者并列起来，当然也有如果壮志得伸，也会与“八子”一样发达有所作为。又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叙他人之事的用典，其“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李善注：“《尚书·虞书》曰：岁二月，东巡狩。《孟子》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以“虞风”“夏谚”证明元嘉之治下的出游。其“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李善注：“《吴都赋》曰：荆艳楚舞。《列女传》曰：赵津女娟者，赵河津吏之女也。初，简子南击楚，将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请，简子簉之，遂与渡。中流，为简子发河激之歌。”(42)今人进舞献歌之事被“江南进荆艳，河激献赵讴”替代了，于是，进舞献歌不仅仅只是其本身，而且还有进谏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