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在现代语境中中国学术能够找到的最佳学术路径了。我们应该重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在当下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主导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重新发掘现代中国学人在文学研究上的戛戛独造与煌煌遗产是很有必要的。刘师培首次将中古时段从古代文学中单独抽出进行断代研究，并最早扬弃评点式的研究方法，不再只关注文学文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变迁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形势、历史地理背景、学术思潮等多元视角探析中古文学的特点。五、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及其当下意义现代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之外，在方法论上还有两点重要启示。
关键词：学术;语境;文学研究;研究方法;刘师培;文化;中国;群体;王瑶;大族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史钰，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主持人语：处于所谓“后发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一直在艰难行进着。由于学术话语规则、评价体制乃至于学科的分类等基本都是欧美发达国家制定的，中国学人不得不由几千年的经史子集传统向着现代学术靠拢，而在靠拢过程中，也就难免产生进退失据的惶惑与失落。然而言说的历史语境是无法选择的。我们是不太容易找回古代士大夫们那种言说的自信了，因为他们处于一家独大、别无分店的优势地位，是学术的垄断者。我们现代以来的学术则需要苦苦寻求获得世界影响的方式与路径，需要忍受不为国际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所重视的孤寂之痛。尽管如此，清末民初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代代的中国学人筚路蓝缕、戛戛独造，在学术上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探讨中西会通中建立新的学术传统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厚遗产。例如在美学思想方面，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学术大家，都是在充分借鉴西学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美学的，而且均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就。他们都没有简单照搬西方美学思想，而是借助于西方美学重新发现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价值，把中国固有的审美经验与趣味加以理论的升华。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在现代语境中中国学术能够找到的最佳学术路径了。 对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来说，现代学术传统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几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已多有关注，对那些现代学术大家们关于古代文学的主要观点基本上均已有所总结，但对于他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似乎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反思。在我看来，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现代学术传统至少有三个系统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一是以“古史辨”派的《诗经》学研究为代表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凸显了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学的独特性。二是以刘师培、鲁迅、王瑶为代表的中古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种从政治状况、文化风尚、社会心理角度审视文学的综合性研究路径。三是以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等为代表的唐诗研究。他们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多元研究视角的可能性。我们这里的三篇文章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以期从不同侧面考察现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方法与视角方面对我们的启发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春青 中国文论、文学研究是只能依循西方文论的学理与思维，还是可以从前辈学人那里挖掘出中国现代以来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并以此作为当下中国文论、文学研究的借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重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在当下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主导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重新发掘现代中国学人在文学研究上的戛戛独造与煌煌遗产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即试图通过考察以刘师培、鲁迅、王瑶为代表的现代中古文学研究，以揭示其在研究方法上对今天中国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内容摘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在现代语境中中国学术能够找到的最佳学术路径了。我们应该重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在当下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主导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重新发掘现代中国学人在文学研究上的戛戛独造与煌煌遗产是很有必要的。刘师培首次将中古时段从古代文学中单独抽出进行断代研究，并最早扬弃评点式的研究方法，不再只关注文学文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变迁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形势、历史地理背景、学术思潮等多元视角探析中古文学的特点。五、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及其当下意义现代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之外，在方法论上还有两点重要启示。
关键词：学术;语境;文学研究;研究方法;刘师培;文化;中国;群体;王瑶;大族 作者简介： 一、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中古热” “中古”这一概念在目前的使用中并没有固定的、一致的时间界限，不同学者往往从各自的具体研究出发对“中古”的时限做出不同的划分，基本的共识是逐渐舍弃原所附带的社会形态意涵，而宽泛地作为两汉到隋唐这一时段的代称。这一时间范围与本文所论学者对这个词语的用法相接近。例如胡适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暂定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纪元前220～纪元1020年)，为中国的中古时代”[1]。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时间跨度是由汉末到南北朝，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的中古界限与前者基本相沿。因此，本文所使用的“中古”也同样指汉末至南北朝这一时段，按照朝代来讲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另外，为了叙述的统一与方便，本文将暂且使用“魏晋”来代替刘师培、鲁迅、王瑶的“中古”时段。 (一)历史、哲学、文学领域中的“中古热” 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化因其时混乱分裂的政局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极端思想，在以“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职志的儒家士人心中始终不被看重。虽然其中也有向儒家思想回归的“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声音，但也依然无补于事，而宋齐梁陈香艳、奢靡的诗风更是被看作亡国之音，使其受到强烈且持久的鄙视与诟病。 这样的局面到章太炎时渐露转机。在《五朝学》一文中，章太炎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痛斥前人责难魏晋之学过当，认为对清谈玄学应当给予重视： 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啎，且翼扶之。(……)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2] 与此同时，刘师培对魏晋六朝之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左盦外集》卷九中讲道： 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3] 章氏与刘氏对魏晋六朝之学的重新评价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变化的开端，反映了20世纪初期的学人与他们的前辈有着相当不同的学理思路与历史语境。章氏与刘氏作为先觉者开启了这扇大门，后继者则与他们一道缔造了此时期中古文学研究的热潮。在历史与哲学领域，1901～1929年发表的论文不足90篇，著作10多种；到20世纪30至40年代，论文陡增至600篇，著作有80余种，并分别以陈寅恪的《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为代表。文学领域，公开发表的论文近30篇，论著10余种，并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