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跨国旅行和留学是清末女性生活的新经验。诸如传记、日记、游记等纪实文学对女性异域经验的即时反映，建构出一系列新的女性形象：以秋瑾为代表的女革命者形象，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中国化改写。以康爱德为代表的女医生形象，既代表着女性对西方医学/科学这一近代范畴的积极参与，也象征着女性掌握了疗救民族肌体的能力。总之，异域经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想维度，从而为20世纪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异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女性性别主体的“改造”，也成为之后文学作品建构女性形象的重要资源。清末女性异域经验经由纪实文学的书写，生产出女革命者、女医生、女旅行者等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女性;旅行;单士;政治;中国;游记;传记;革命者;日本;异域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跨国旅行和留学是清末女性生活的新经验。诸如传记、日记、游记等纪实文学对女性异域经验的即时反映，建构出一系列新的女性形象：以秋瑾为代表的女革命者形象，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中国化改写；以康爱德为代表的女医生形象，既代表着女性对西方医学/科学这一近代范畴的积极参与，也象征着女性掌握了疗救民族肌体的能力；以单士厘为代表的女旅行者，在风景的观察与政治评论中建构自我，逾越闺门的局限而又遵守传统性别规范，体现了阶级/家族/国族等多元身份的复杂性。总之，异域经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想维度，从而为20世纪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关 键 词：跨国旅行/异域经验/纪实文学/新女性形象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B1145)。 作者简介：刘堃，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性别研究 与晚清中国被“抛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并与异国文化频繁接触、互动的时代大语境息息相关，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戒缠足、兴女学”运动，促使女性拥有了跨国旅行与留学的新经验。在政治上秉持改良主义的男性知识分子，在倡导女性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之外，更建议女性从“家内”走向“异域”，即躬行“中外游历”①。当时主张新学的开明士绅大都支持女子留学，并赞助自己的妻女②，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不可否认，女性获得异域经验是清末新出的社会性别现象，这一现象在清末的纪实文学(包括传记、报道、游记日记等文本形式)当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异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女性性别主体的“改造”，也成为之后文学作品建构女性形象的重要资源。 一、女革命者：中西形象的相互书写 甲午之后，朝野有识之士几乎一边倒地肯定、崇尚日本的维新成果，认为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求存图强的最佳捷径。1901年清政府颁布废除科举的诏令，推行近代学堂制度，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且以向日本派遣的人数为最多。由于教育改革推行仓促，尽管建起了学堂，但没有合适的师资可以使用，于是派遣留学生成为权宜之计。而日本成为首选的原因，除了路途近、开支少、文化同源等原因之外，归根结底还是想要寻找“泱泱大国为何败给弹丸小国”的答案。当时的留日学生，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等地，他们中很少有人在日本从事真正的学问，各种形式的学生会和同乡会都具有政治倾向性，所出版的报纸和刊物都富有政治思想和内容③。留日学生的结果与清政府培养人才的初衷适得其反：满怀重振统治的期望，却最终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和掘墓人。在这些革命者当中不乏女性。秋瑾这样著名的个体自不必说，从团体来看，就有1903年由胡彬夏发起的“共爱会”，其宗旨声明“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又有“赤十字社”，准备在日俄争夺东北的战争中为中国人提供看护医疗服务④。秋瑾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推翻清朝、光复华夏的革命目标，先是在横滨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隶属于洪门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后又在陶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上海光复会，其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秋瑾作为女留学生代表见到了孙中山，她被孙中山演讲中所表达的“三民主义”初步思想所打动，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浙江分会的会长。 对于秋瑾出色的组织活动能力和具体的思想变化，专业研究者以外的普通民众几乎不了解，但通过秋瑾那张广为流传的和服持倭刀的照片，她对革命暴力的热衷几乎已经成历史书写的刻板印象。根据吴芝瑛等好友的回忆，秋瑾一直很喜欢刀剑，尤其喜欢“酒罢拔刀起舞”，并做诗词歌咏。1907年，秋瑾所作歌词《勉女权歌》发表在《中国女报》第二号上，词曰：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国民女杰”两词连用，凸显了此时最为时尚的概念：杰出的女性不再是传统价值体系所旌表的孝女、贤妻、良母，而是担当救亡图存大义的国民；此一国民又不同于历史上花木兰、穆桂英式的临危受命和精忠报国，因为“她”已经经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洗礼，根除了“奴隶性”。类似这样对未来中国女性的热切召唤，在清末的报章议论中也屡见不鲜，大多停留在乌托邦式的口号层面。而对于秋瑾这样一个真实的女革命者来说，她作为历史实存与被文学建构的女革命者形象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⑤，而是经过了复杂的话语重叠和再生产。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异域女革命者形象的引进。尽管中国历史上的“英雌”如花木兰、梁红玉、缇萦等人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报章、歌曲等宣传形式里，但时人显然更推崇西方的革命女杰。金一就认为，拯救法国的圣女贞德、俄国之虚无党女杰索菲亚、为黑人脱离奴隶地位而斗争的美国女杰批茶诸人，“即班昭、庞娥、缇萦、木兰等，亦不许望肩背也”⑥。蒋智由更明确地指出，“英雌”的思想境界分为三等，由低到高分别为“身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木兰代父从军，“固只知有身家者”也，较之贞德“身先士卒，累战克捷，尽返法国之土地，而国以不灭”，木兰之行终不免有狭隘之嫌⑦。显然，来自异域的女革命者形象在此被赋予了现代意涵，即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而并不仅仅指涉女性的武功韬略。 其中，流传最广的外国女杰形象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索菲亚·彼罗夫斯卡亚(Sophia Perovskaia)。1902年，第一部根据索菲亚真实经历改编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出版⑧，第一篇她的传记发表在1903年9月12日的《浙江潮》上，之后又有三篇索菲亚传问世：1903年9月13号《浙江潮》杂志上的《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1904年金一《自由血》一书之《苏菲亚略传》一节，和1907年7月5号东京《民报》上的《苏菲亚传》。更不用提诸多报刊媒体对她的“炒作”了，很多报纸都曾刊载过她的肖像或实施暗杀场景的译文，以此吸引读者关注。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跨国旅行和留学是清末女性生活的新经验。诸如传记、日记、游记等纪实文学对女性异域经验的即时反映，建构出一系列新的女性形象：以秋瑾为代表的女革命者形象，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中国化改写。以康爱德为代表的女医生形象，既代表着女性对西方医学/科学这一近代范畴的积极参与，也象征着女性掌握了疗救民族肌体的能力。总之，异域经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想维度，从而为20世纪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异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女性性别主体的“改造”，也成为之后文学作品建构女性形象的重要资源。清末女性异域经验经由纪实文学的书写，生产出女革命者、女医生、女旅行者等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女性;旅行;单士;政治;中国;游记;传记;革命者;日本;异域 作者简介： 索菲亚这一形象的流行，以及把“索菲亚”这一名字与女子爱国直接联系起来，与当时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兴趣有关。索菲亚出身俄国最高贵族，而她却成了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者。一个帝王贵胄之家出生的小姐，甘愿放弃令许多人垂涎的富贵生活和锦绣前程，到民间去过又苦又累又危险的生活，最后义无反顾地身殉她所信仰的伟大事业。秋瑾的经历和选择与索菲亚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已经是一个小康之家的主妇，一个官员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放弃了富足安逸的生活，抛家别子，东渡日本并在那里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秋瑾之死在清末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其革命事迹和人生传奇亦被后人传唱不绝，很可能与她自甘放弃一切的“革命真诚”有关。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在1907年高度礼赞秋瑾及其同伴徐锡麟的自我牺牲行动。他们坚持说他们不关心革命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只关心“真理”。他们中的一员褚民谊甚至说，暗杀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它对革命有一种精神净化作用⑨。 第一篇索菲亚的传记发表在《浙江潮》1903年9月13日那一期上⑩。《浙江潮》是一本由激进学生创办的月刊，带有明确的反满情绪。这篇传记署名“任克”，以简洁的古文写成。开篇第一句，作者就强调“夫天下惟最不忍之人，而后能行最忍之事”。“不忍”本是儒家思想核心道德价值“仁”的内在含义，把“不忍”与暴力直接联系起来，使得暴力变成了革命者实现其高尚道德目标的手段。在为暴力开脱的逻辑下，“杀人如麻，流血如潮”的血腥行为，“乃几个极仁慈、极温和的妙龄女儿，倾国美人为之耳！”对受众而言，把惹人怜爱的美丽女性与暴力并置起来，女性参与暴力革命很容易导致个人毁灭的后果，这样“美丽之物的毁灭”也赋予暴力以崇高的美学特征，于是“女性化”的暴力进一步“美学化”了。1907年发表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女性与暗杀联系起来，主张“暗杀是妇女参加革命的最好方式”，从而将女性参与革命活动的方式明确地窄化为暴力。这样，女性特质与革命暴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相依存关系：暴力的政治动因被其行动主体的自我毁灭倾向正当化了，同时女性参与革命的公共角色也合法化了(11)。 接着，作者借用侠客传奇的传统戏剧性笔调，让索菲亚以一种观众似曾相识的女侠形象出场。当索菲亚的父亲发现她与一些持激进思想的同学往来时： 于是遂不见谅于其父，锢之于斗室中，沙勃笑曰：“生我也，权操而父，杀我也，恐权不操而父。”漏深月白，乃越万仞铜围，匿身于同学之家，遂斩发易男子装。 上述描写令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夜奔的红拂女(12)。冲破禁闭而逃走的戏剧形象在侠客小说中广泛存在，在这个悠久的传统中，女侠有其独特的形象，相比于男性侠客不循常轨、以武犯禁的“行动魅力”，女侠常常更富于性格特色和人格魅力。比如在红拂故事中，红拂女的侠义主要表现为蔑视权贵、挣脱禁锢的勇气与识人得人的非凡智慧。同样，在这篇传记中，索菲亚的性格得到了文学化的刻划，作者描写了党人克布里夜访索菲亚、谎称同志被捕以试探其反应的一段小插曲： 克布里曰：“事已燃眉，尚作儿戏耶？迟一息则大事去矣！”言时声泪俱下，而沙勃始中心忐忑，急询之，答曰：“晚八时，同志受捕于政府”……沙勃闻是言不遑整衣，惟携袖枪一支，狂呼急往，此时彼一副眼泪俨若急雨跳珠……沙勃始知为乌有事，乃泫然…… 从“和泪和墨”写文件的真诚恳切，到“扬声而笑”的豪放爽朗，再到“狂呼急往，眼泪如急雨跳珠”的峻急情热，最后得知虚惊一场而“泫然”，索菲亚的性格在以眼泪为标志的夸张情绪描写中昭然若揭。自《世说新语》以来，这种富于特色和夸张的人物性格就形成了传记文学叙事的一个强大传统，不管真实的索菲亚性格如何，她还是不免被传记的书写“中国化”了。 另外，在这篇传记中，索菲亚的“女德”被特别强调。所谓“性仁慈，锄强扶弱，恤病怜贫，而尤孝于母”，似乎是对她违反女性行为规范和僭越男性身份的一种道德上的纠正和弥补。而在另一篇更为知名和“权威”的《苏菲亚传》(13)里，索菲亚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她的“洁癖”，毫无疑问，生活习惯上的“洁癖”与索菲亚的“道德洁癖”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系。《苏菲亚传》最后援引巴枯宁的评语，认为女性党员是虚无党之“灵魂”，“若有女员发愿随喜者，吾党当事之以圣徒”。“发愿随喜”这一佛教术语赋予了女党员一种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神圣宗教情感(14)。凑巧的是，秋瑾在这一传记发表十天后就牺牲了，她的牺牲因为被捕之前的“拒绝逃走”这一细节而带有某种“自杀”的性质。秋瑾死后许多同时代人都拿她与索菲亚相比，而她生前也把索菲亚当作自己以及女性同胞值得效法的榜样之一(15)。 总之，在“秋瑾-中国索菲亚”的形象建构中，女性革命者通过自我牺牲而获得道德/政治主体位置，并成为革命之神圣性与正当性的符号象征。这既是一项新的话语发明，也内在于中国的侠客叙事传统。清末历史对于女革命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改写，或者反之，对于异国女性形象的“中国化”改写，恰恰是蕴含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女性被建构为在传统道德与国族伦理(爱国与自我牺牲)之间获得平衡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