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考察玉石崇拜和神话信仰现象(即“玉教”)，作为史前玉器时代的文化大传统要素，如何在进入华夏文明国家的过程中衍生出金属崇拜及神话信仰。依据出现时间的早晚，将伴随文明而来的青铜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文明和文字而存在的玉器时代作为大传统，提示构成并拉动玉器时代发展的神话观，在物质与精神的数千年互动中探寻华夏核心价值的原型编码及再编码。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是中国史前文化大传统在数千年间孕育的最重要精神遗产，它对文明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起到拉动经济和引领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文化功能。玉器到金属的转移，种种关于金属神秘性力量、魔力、法力的信念、想象和描述，无非是玉器通神通天的史前大传统神话信仰的转移和再造，或者称升级版的玉石神话。
关键词：神话;玉器;文化;金属;玉石;信仰;文明;铁器时代;华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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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考察玉石崇拜和神话信仰现象(即“玉教”)，作为史前玉器时代的文化大传统要素，如何在进入华夏文明国家的过程中衍生出金属崇拜及神话信仰。依据出现时间的早晚，将伴随文明而来的青铜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文明和文字而存在的玉器时代作为大传统，提示构成并拉动玉器时代发展的神话观，在物质与精神的数千年互动中探寻华夏核心价值的原型编码及再编码。 关 键 词：玉教神话/玉器时代/大传统/金属神话/核心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叶舒宪(1954- )，北京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中华文明发生期存在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玉器时代，其基本作用是继往开来，完成自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换过程，从一般石器材料中先筛选出晶莹剔透并代表天神的玉石，随后又筛选出能够冶炼熔铸的金属矿石，由此成为孕育东亚洲文明的最重要母胎，或许还可以比喻为华夏国家的摇篮、温床。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代，对应着西方考古学所称的“铜石并用时代”？这是中国学界新近讨论的问题①，目前的争论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部分学者不同意使用“玉器时代”这样无法与世界史接轨的新术语[1]。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铜石并用时代一定有铜器生产。从时间尺度上看，早在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兴隆洼文化出现早期玉礼器生产和社会上层人物的佩玉现象时，所谓铜或其他金属生产在东亚地区还远远没有出现。大约又过了四千年，即到龙山文化时期，以冶金技术的使用为标志的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才真正到来。在距今三千到两千多年的两周之际，再度伴随技术进步而迎来一个铜铁并用的新时代。 就此而言，从八千年前到四千年前这一段基本没有金属的史前期，长达四千年之久，过去都简单地称之为石器时代，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也符合世界考古学的惯例；但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相区别的神话信仰之根，就在这种普世性的通用命名中被淡化、遮掩了。文化基因层面的特质，无法有效地在全人类一致的进化模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中彰显出来。笔者在《“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②中曾经论证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初始阶段都伴随着一个崇拜玉石并使之神话化和神圣化的阶段，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人崇玉爱玉的流行观点需要获得国际视野的重新权衡。所不同的是，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将青金石、绿松石崇拜与金属崇拜(金、银、铜)并列在一起，各种玉石、宝石和贵金属结合起来，构成宗教价值观的象征资源。这和华夏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的情况是类似的，汉语成语中所谓金声玉振、金枝玉叶一类说法，是此类金玉并重价值的华夏明证。成书于铁器时代的《山海经》一书，一方面特别提示新近发现的铁矿产地③，还有在一地物产记录中同时记录铁这样的文明时代新矿产和水玉、苍玉这样来自石器时代的老牌宝物资源。如《西山经》记载的渭水支流竹水流域的竹山自然资源情况：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2](P29) 乔木、铁、药草黄雚、竹箭和苍玉，是《山海经》作者对竹山拥有当地资源的报告要点。如果去掉植物，就剩下铁和玉两种矿石！同书同篇随后的一大段记述，更显出邻近的七座山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 西次二经之首，曰钤山，其上多铜，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冒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浴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多白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数历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其木多杻，橿，其鸟多鹦母。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其中多白珠。 又西百五十里高山，其上多银，其下多青碧、雄黄，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馨石、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又西二百里，曰龙首之山，其阳多黄金，其阳多铁。苕水出焉，东海流注于泾水，其中多美玉。 又西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2](P39-41) 归纳起来看，这七座山的矿产资源如下： 1.钤山：铜，玉：2.泰冒之山：玉，铁，藻玉；3.数历之山：黄金，银，白珠；4.高山：银，青碧，馨石；5.女床之山：赤铜，石涅；6.龙首之山：黄金，铁，美玉；7.鹿台之山：白玉，银。 总共十二种矿产资源中，大体上可归属于玉石类的有八种(玉、白玉、美玉、藻玉、青碧、馨石、石涅、白珠)；金属矿石类则占四种：金、银、铜、铁。这种新老物质资源并重，但玉石类老资源占多数的情况，或许仍然符合“铜石并用”这个术语的本意。不过《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早已脱离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确实地进入铁器时代了。在《山海经·五藏山经》末尾处有一段托名为禹的评语，对新老物产资源的评价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2](P220-221) 这个站在“天下”立场上发出的“国用”物产资源总评，只对出铜之山和出铁之山做出数量说(铁矿资源的统计数字3690是铜矿资源数字467的近9倍)，而对先于金属时代的古老玉石资源情况未置一词，原因或许就是当时的铜铁类金属工具和武器已经成为国家攻战防卫的第一实用物质。所谓“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说的就是这种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国家军事活动特有的资源依赖。不过，相对于《山海经》经文中的金属和玉石资源并重情况，这一段托名“禹曰”的话显然不可能出自夏禹时代，而是体现出铁制武器流行之后(即战国以后)的时代价值观的。因为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初年，铜且尚未普及，更不用说铁了。
图1 5300年前以玉钺为主的顶级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M27墓发掘全景图，张敬国供图
图2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出土龙纹青铜大钺 同样，玉器时代的玉钺独尊现象，在青铜时代之后必然让位于玉钺与铜钺并尊的现象。如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就一再见到铜钺和玉钺的并存。在中等以下墓葬中还有随葬石钺的情形。在新老贵重资源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情况下，铜和玉都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所能够企及的，陶器和石器作为玉器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遗留物质形式，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依然会大量出现在墓葬中。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考察玉石崇拜和神话信仰现象(即“玉教”)，作为史前玉器时代的文化大传统要素，如何在进入华夏文明国家的过程中衍生出金属崇拜及神话信仰。依据出现时间的早晚，将伴随文明而来的青铜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视为小传统，将先于文明和文字而存在的玉器时代作为大传统，提示构成并拉动玉器时代发展的神话观，在物质与精神的数千年互动中探寻华夏核心价值的原型编码及再编码。玉石神话信仰或“玉教”是中国史前文化大传统在数千年间孕育的最重要精神遗产，它对文明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起到拉动经济和引领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文化功能。玉器到金属的转移，种种关于金属神秘性力量、魔力、法力的信念、想象和描述，无非是玉器通神通天的史前大传统神话信仰的转移和再造，或者称升级版的玉石神话。
关键词：神话;玉器;文化;金属;玉石;信仰;文明;铁器时代;华夏;图 作者简介： 不论是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毕竟都是后起的文化现象，大致和产生汉字以后的文化小传统的年代吻合对应。在没有发生金属生产的中国史前大传统中，明确存在一种玉器独尊的宗教价值观，以及此种玉教价值观支配下的“玉殓葬”特殊文化现象。在此意义上使用并强调“玉器时代”这样特殊性的命名，有利于凸显华夏国家起源背后的大传统文化要素及其意识形态特性，给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之发生，找到现实的和可考的前身或奠基期。而提出“玉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现象，能够揭示“玉器时代”形成和演进的精神动力。[3]从大、小传统贯穿一体的意义上说，“玉教”堪称从前中国到早期中国的“国教”。正是在玉教信仰的不断作用之下，“关于的玉的神话观念竟然是早于一切书写文本神话的最大也最重要的中国神话。”[4](P51)玉教神话对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的形成，不论是精神内核方面还是语词表达习惯方面，都贡献至伟。“宁为玉碎”和“化干戈为玉帛”等中国人的口头禅，至少已经从先秦时代一直讲到今天，足以充分体现这一核心价值观。 在依次分级的或时间先后顺序的意义上，我们把一个文化的大传统符号编码(主要是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称为一级编码或原型编码，在此基础上才有随后出现的二级编码(象形文字)和三级编码(文字叙事-经典文献)。由此得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文本观念，让它能够涵盖自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文化意义生产之历史，以及象征符号嬗变的历史：从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石雕蟾蜍、五千年前马家窑文化彩陶上蛙人神(生育母神)形象模式，到两三千年以来的西南蛙神铜鼓，再到数百年前《聊斋志异》中的《蛙神》，再到如今文学家莫言表现计划生育现实生活的小说《蛙》。我们将三级编码即古代经典之后的一切写作，视为文化文本的N级编码，这样就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处在不断生成和再造过程中的文化文本观，或称依然存活和演化的整体性文化文本，它和每一位作家写作的单个文学文本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犹如孙悟空和掌控孙悟空的如来佛手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天才作家孙悟空能够跳出文化文本的如来佛之手。就连当代词学研究专家唐圭璋和文学家琼瑶的名字，都是由史前玉文化大传统时代铸就的玉石神话信仰为其符号原型的。 尽管我们无法确证汉字中的“金”或金旁字族与“玉”或玉旁字族的产生年代之先后，但是如今能够明确证实的文物出现次序，则无疑是先玉石而后金属的。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把玉器时代的价值观看成华夏文明的一级编码和原型性价值，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价值观视为次生的、二级编码的价值系统。从一级编码到二级编码的文化再造过程，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黄帝战蚩尤的著名神话，之所以把代表玉兵器的黄帝作为正面形象，把代表新兴金属兵器的蚩尤“铜头铁额”形象做负面的和妖魔化的表现，那完全是大传统的玉教伦理支配下的文化价值观发挥主宰作用的结果。在玉与金的二元对立中，后起的金当然无法颠覆在它萌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数千载的玉文化价值系统，尽管金属生产初兴起之际同样会被当时人做出超自然的神话化理解，甚至进入新兴的阴阳五行学说体系，构成金木水火土的宇宙元素论模式。 关于金属的神话化理解，有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对铁的神话做出经典分析，他指出： 无论铁是从天空坠落，还是来自大地母亲的腹部，人们均认为铁器充满了神圣力量。即使在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人群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种对于金属的敬畏态度。马来半岛的酋长们都拥有一块圣铁，并将其视为王权的一部分，他们对铁器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敬畏之心。没有金属加工知识的原始人更加崇敬铁器。比尔人——生活在印度东部山区的原始人——常常将得到的第一份果实，祭献给从其他部落获得的铁箭头。[5](P42)这并非恋物癖或对物品自身的崇拜，亦非迷信，而是对一种来自外界的神奇事物的敬畏。这一事物来自于他们熟悉的世界之外，因而是未知世界的象征或符号——种近乎超自然的象征。这一点在熟悉蹄铁(telluric)(而非陨铁)的文化中非常明显。在传奇故事里，有关天空金属的记忆持续存在着，正如对神秘奇迹的信仰。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相信能够用陨铁打造兵器的人，在战场上不会受伤且战无不胜。这种来自天空的金属不同于地上的金属，它来自天空，因而具有超自然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阿拉伯人相信铁器具有神奇的性质，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这很可能是充斥着神话色彩的记忆所导致的结果，这一记可追溯到人类只使用陨铁的那个年代。[6] 铁和铜，还有金和银等金属物质材料，之所以能够在初民想象中获得通天、通神的意义联想，其实不仅仅是陨铁从天而降的表象所使然，而是承接着更加具有神话联想原型意蕴的物质——玉石来自天神恩赐的观念。以玉石为神圣和以金属为神圣，神话想象和编码的逻辑是大体一致的或相通的，不同的只是时代的先后，在先的必然影响在后的，一级编码必然支配二级编码。铜和铁承载魔力的观念，直接承接自玉石承载魔力的观念。 当代知识人依据考古新发现的大量资料信息，对大传统的原型编码能够认识到的程度，将直接决定着我们对文字书写小传统的再认识和再理解的深度及可信性。换一个说法，文字叙事的主题和母题，甚至文字符号本身的所以然，大都潜藏在无文字和前文字的大传统符号编码及神话联想之中。过去的文字学知识根本不足以让人们弄清汉字的“王”字和“玉”字为什么如此接近，当史前大传统的高等级墓葬一个一个被打开，人们看到随葬玉礼器是史前社会领袖重要标志物的现象，“王”为什么离不开“玉”来证明自己特殊身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距今五千三百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顶级墓葬中，一位逝去的部落之“王”，居然能够享有三百多件精雕细磨的玉礼器(图1)。其中在墓主人身下摆放数量最多的玉礼器是玉钺(穿孔的玉斧)，再看三千年多年前甲骨文“王”字写法，为什么造字者选用一件斧刃向下的钺形，来代表“王者”的意义问题，顿时得到大传统实物符号参照下的阐明。这就是文化的一级编码对二级编码的解码效应，或称为“再解读”效应。相当于诸侯王级别的春秋时代芮国国君墓M27中，为什么单独出现一件十分威严且造型奇特的半环形龙纹青铜钺？对照大传统玉石钺的“一级编码”文化意蕴，问题就有了便捷的答案。作为社会权力象征符号物，铜钺无非是升级版的玉钺。图1 5300年前以玉钺为主的顶级墓葬：安徽含山凌家滩M27墓发掘全景图，张敬国供图图2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国君墓M27出土龙纹青铜大钺 同样，玉器时代的玉钺独尊现象，在青铜时代之后必然让位于玉钺与铜钺并尊的现象。如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就一再见到铜钺和玉钺的并存。在中等以下墓葬中还有随葬石钺的情形。在新老贵重资源被上层社会垄断的情况下，铜和玉都不是一般社会成员所能够企及的，陶器和石器作为玉器时代之前的石器时代遗留物质形式，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依然会大量出现在墓葬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