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刘勰重视“文德”问题，《文心雕龙》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刘勰用辩难的方式，否定了社会上通行“文人无行”的偏见，提出了新的“文德”论，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刘勰重视“成务”才能、謇谔之风，与他出身于崛起不久就没落的强宗大姓有关系。在士族主宰文坛而盛行文学贵游风气的六朝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德”论是卓异的，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对于后代文学与文论不无启发意义。刘勰在这样一部“深得文理”的论文著作中，抛开并驳斥“文人无行”论，对于矫正世人苛责文士的偏颇和错误，还文人以公道，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是对魏晋以来士族政治、士人主宰文坛的状况的抨击。
关键词：刘勰;文人;中华书局;文心雕龙;发愤;文学;謇谔;北京;文体;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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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勰重视“文德”问题，《文心雕龙》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刘勰用辩难的方式，否定了社会上通行“文人无行”的偏见，提出了新的“文德”论，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奉时骋绩时，应心怀忠信，具有切直謇谔之风；独善垂文时，能够道胜情泰，发愤以表志。刘勰重视“成务”才能、謇谔之风，与他出身于崛起不久就没落的强宗大姓有关系。在士族主宰文坛而盛行文学贵游风气的六朝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德”论是卓异的，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对于后代文学与文论不无启发意义。 关 键 词：刘勰/文德/成务/忠信/謇谔 基金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诗品》、《文心雕龙》文献研究集成”[项目编号：14ZDB068]的前期成果。 作者简介：周兴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278)。在章氏看来，似乎刘勰的《文心雕龙》没有论及“文德”问题。其实，《文心雕龙·原道》开篇即曰：“文之为德也大矣。”①当然，这个“德”是指产生或性质，不符合章氏乃至通常“文德”的含义。《文心雕龙·程器》篇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正式标举出“文德”说。通观全书，不仅《程器》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其他各篇，特别是文体论部分，都涉及“文德”问题；而且刘勰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意义，远非章学诚“文德”论所谓“临文之不可无敬恕”涵盖得了的。鉴于学界在“纯文学”视野下评论刘勰“文德”论颇有歧异，②故拟重新剖析。 一、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文德”是中国传统文史学术的一个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论语》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孔子一方面指出“德”是“言”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言”与“德”是可以相背离的。王充《论衡·书解篇》对孔子“文德”论作了发挥，曰：“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③这里“德盛”则“文缛”云云，就是本于孔子的“有德有言”论。东汉后期，学术分化，王充《论衡·超奇》划分出“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四类。其中“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其地位在鸿儒之下、通人之上。“文人”作为新出现的一个群体，更以范晔《后汉书》首次在正史中列《文苑传》为标志。 “文人无行”论几乎是伴随着“文人”身份的独立而一同出现的。东汉灵帝时设立鸿都门学，给那些“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④的文人晋身朝廷创造了机会，这些鸿都门士“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叶适364)，遭到传统鸿儒士人如蔡邕、杨赐、阳球等人的激烈抨击。这些文人所遭到的抨击，除了出身卑贱外，就是品行不端。《后汉书·阳球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斥责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⑤正是基于现实里儒士与文人的这种冲突，基于儒士抨击鸿都门士品行不端而形成的舆论力量，曹丕《与吴质书》才下了“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的断语，“文人无行”于是成为对文人的基本评判，在社会上流行。如三国时韦诞苛评建安文人：“仲宣(王粲)伤于肥戆，休伯(繁钦)都无格检，元瑜(阮瑀)病于体弱，孔璋(陈琳)实自粗疏，文尉(路粹)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⑥沈约《宋书·颜延之传》论颜延之曰：“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⑦又于《武三王传》引述刘义真的话曰“(谢)灵运空疏，(颜)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⑧ “文人无行”论是将孔子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一“或然判断”绝对化，变为“必然判断”，于是真理就走向了谬误。刘勰对“文人无行”这个颇为流行的“定论”就很不以为然，他的“文德”论就是从“破除”这一流行的定论入手的，在《文心雕龙·程器》里首先予以批驳。对于世人盲目认同曹丕和韦诞的“文人无行”论，刘勰感叹：“吁，可悲矣！”他列举司马相如等16人之疵病，承认“文士之瑕累”的确存在，紧接着用辩驳的口气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并列举了上从管仲、下至王戎等“将相”的“疵咎”，指出这些“无行”的将相因为“名崇”而“讥减”；而文人贫贱，处于下位，故多招致非议，可谓是双重的不幸！刘勰为那些穷贱而遭讥讽的文人叫一声委屈！同时又列举了忠贞的屈原、贾谊，机警的邹阳、枚乘，淳孝的黄香，沉默的徐干等为文人正名，反激出“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的诘难。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程器》篇里列举了16位文人的疵病，刘勰并没有认为这些疵病给文学创作带来不良的影响。《体性》篇在论述“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时列举12位文人来说明风格决定于性情，其中有六位就是在《程器》篇有疵病的：司马相如之疵是“窃妻而受金”，但“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扬雄之疵是“嗜酒而少算”，但“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班固之疵是“谄窦以作威”，但“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王粲之疵是“轻脱以躁竞”，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潘岳之疵是“诡祷于愍怀”，但“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陆机之疵是“倾仄于贾、郭”，但“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六人的文风决定于他们的情性而非德行。特别是品评王粲，《程器》和《体性》用语一致，“躁竞”是王粲之“疵病”，也是他的性格特征，但“躁竞”造就了他“颖出而才果”的文风，似无贬义。显然，刘勰在论述作家成就高下和文章风格时，不是着眼于他们的德行。 刘勰在这样一部“深得文理”的论文著作中，抛开并驳斥“文人无行”论，对于矫正世人苛责文士的偏颇和错误，还文人以公道，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文人无行”论这种普遍流行的价值偏见和歧视，不少“文人”在仕途上遭遇挫折，受到压抑。谢灵运是公认的文章作手，诗赋一出手，马上传遍京师。但是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他到了朝廷之后，“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宋文帝拘于“文人无行”的成见，并没有重用他。而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正是这种不幸的遭遇，使得谢灵运性格褊激。后世史家，常颠倒因果，谓他是文士，性格褊激，故而不受重用。如裴子野就抨击他“才华轻躁”，“召祸宜哉！”⑨似乎文人的穷厄是咎由自取。社会上对文人的成见可谓深矣！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成见造就了文人的“无行”。刘勰驳斥、抛弃这种“文人无行”论，不恰是对文人的精神松绑和洗冤正身吗！ 当然，一种定型的社会观念不因刘勰一个人的批驳而顿然改变，“文人无行”论依然在继续流行。《魏书·温子升传》引及比刘勰略晚的北齐尚书仆射杨遵彦所撰《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⑩萧子显在《南齐书·谢超宗传赞》中还是持“文人无行”的成见作出评论；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更是列举大量例子以警戒子孙：文人常常恃才傲物，凌慢侯王，慠蔑朋党，容易招致忌讳和祸端。这也可以反观刘勰在《程器》篇里批驳“文人无行”论是富有特见卓识的。若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这样一部“论文”的著作中也持着“文人无行”论的偏见的话，那么众多文人可能是生前寂寞，死后沉沦了。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刘勰重视“文德”问题，《文心雕龙》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刘勰用辩难的方式，否定了社会上通行“文人无行”的偏见，提出了新的“文德”论，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刘勰重视“成务”才能、謇谔之风，与他出身于崛起不久就没落的强宗大姓有关系。在士族主宰文坛而盛行文学贵游风气的六朝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德”论是卓异的，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对于后代文学与文论不无启发意义。刘勰在这样一部“深得文理”的论文著作中，抛开并驳斥“文人无行”论，对于矫正世人苛责文士的偏颇和错误，还文人以公道，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是对魏晋以来士族政治、士人主宰文坛的状况的抨击。
关键词：刘勰;文人;中华书局;文心雕龙;发愤;文学;謇谔;北京;文体;士人 作者简介： 二、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 刘勰破除了“文人无行”论之后，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德”观。不过，他的“文德”观不同于当时人纠缠于文人的行检，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其核心是“以成务为用”。 刘勰所谓的“文章”，不只是诗歌辞赋，而是《序志》所谓“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的经邦纬国之文；同样，他所谓的“文人”，绝不是“务华弃实”的近代辞人，而是《程器》所谓“贵器用而兼文采”的“梓材之士”。因此，他非常重视文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才干。《程器》篇云：“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学文应该“达于政事”，文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撰作文章应该服务于筹划军国大事，这就是“成务”。刘勰所论文章如诏、策、檄、移、章、表、奏、议等多是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体，因此他对于“成务”格外地重视。刘勰的“成务”观念表现在对各类文体的要求之中。如《谐讔》论述“谐”与“讔”这两种看似俚俗的文体，他也强调有益时用，“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他赞美优旃、优孟之谲辞饰说“抑止昏暴”，发挥了讽诫的意义。《书记》篇泛论谱、籍、簿、录等各种笔札杂名，这些文体是一般文学论著所不涉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刘勰说它们“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议对》篇所论的是讨论朝廷政务的文体，作者可以各执异见，但一定要达政体、明治道，做到“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能发挥“熔世”“拯俗”的功能，而不能迂阔地舞笔弄文，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刘勰感慨说：“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议对》)既练达于政事又善于作文的通才，是很急需、很难得的。这可以与《程器》篇的“梓材”论相互参照。刘勰还列举了孔融等“不达于政事”作反面典型。孔融任北海相时，“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但“论事考实，难可悉行”。(11)刘勰在《诏策》篇里说：“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批评孔融不达于治体，不能成务。《明诗》篇批评东晋的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程器》篇谓司马相如、扬雄等“有文无质”，没有实际的才干，只能写些“劝百讽一”的辞赋，“所以终处乎下位”。可见刘勰论人，重点是处理现实政治事务的识见和才能。在重视娱情的南朝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这个主张显得尤为卓异。 也许有人会说，六朝时期“文人”身份意识的独立，正是说明当时“纯文学”观念的生长，刘勰如此强调文人的“达政”才能，是一种倒退。我认为，历史不能如此抽象地看，应该联系刘勰的身世和时代来作评论。 晋宋嬗代以后，出自素族的武人刘裕掌握了政权，统治阶级内部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传统的世族大姓如琅琊王氏、阳夏谢氏的地位有所下降，而辅弼刘裕建立江山的武人家族迅速崛起。刘勰曾祖辈刘穆之(刘秀之的从叔)在刘裕举义后不久即投奔受署，辅弼刘裕成就大业；伯祖刘秀之在宋文帝、武帝时也屡建军功。在刘宋时期，东莞刘氏凭借军功跻身于朝廷，可谓之“强宗”，不同于东晋时期的传统士族。一朝天子一朝臣。东莞刘氏在刘宋一朝颇为显赫，然到萧齐时陡然衰落，如穆之、秀之叔侄在刘宋时先后为丹阳尹；刘秀之被征为左仆射，卒后赠侍中、司空，权贵盛矣！到了刘秀之的孙子刘俊时，《宋书·刘秀之传》曰“齐受禅，国除”，(12)不再承袭爵位了。同样，刘勰的父亲刘尚曾做过越骑校尉，秩二千石，官位不低；但刘勰年幼时父亲去世了，萧齐代宋时，他约十四五岁，失去袭爵的机会而“家贫”。他笃志好学，试图干禄从政，立身扬名。刘勰重视“成务”“达于政事”的实际才干，与他的这种出身是有关系的。他的祖上就是凭借务实的军功起家的，不同于传统士族的世袭。 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是对魏晋以来士族政治、士人主宰文坛的状况的抨击。魏晋时期，随着士、庶分化，士族掌握政权，“平流进取，坐至公卿”，(13)在道德文化上表现出优越感，位居高官显职，而轻视庶务，缺乏实际的治才。王戎曾官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徒，阿衡朝政，但据《晋书》本传，他“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14)孙绰诔刘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15)准确地概括了东晋上层士人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占据要职，却不理事务。正如干宝所概括的，“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6)晋代孱弱不竞，未尝不由于此。《明诗》篇抨击东晋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记之谈”，批判态度与干宝是一致的。士人的“虚弱病”延续到南朝，而且当时的文士也染上这种习气。如刘宋时善于作诗的袁粲，“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李延寿704)；与刘勰同时的张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17)当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掌握在这些“文人”手上，其前途可想而知了。 齐、梁时也有文士因不达于政事，仅仅以善于辞章自居，而遭到嘲戏和贬抑。如《颜氏家训·文章》载：“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颜之推247)留心文藻、颇工诗咏的刘逖被嘲戏为只是“须臾之玩”，他自比作“春华”，点缀而已。在《文心雕龙》撰成后不久的大同五年，梁武帝曾经对庾肩吾说：“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李延寿1848)文学之士不善于吏事，似乎是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看法。联系这样的社会背景再来看刘勰重视文人的“成务”才能，具有讽时救世的用意，同时“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云云，也是激励文人练就才干，以在政治中获得机会，施展才能，提高地位。今人往往惑于现代的“纯文学”理论，对于刘勰的这层用意，或漠然不见，或予以批评，认为他重政治、轻文学，显得保守。这不能不说是埋没了刘勰的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