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元和二年六月韩愈自请分司东都，是其仕宦生涯的主动撤退，个中原因，韩愈本人及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均认为是遭到了谗言诽谤。然通过史料分析，结合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中枢体制的嬗变，综合考察韩愈在此期间的仕宦迁转的人事关系发现，所谓谗言诽谤仅仅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韩愈在仕进途中，无意中卷入了有宦官集团背景的裴均等人与李吉甫集团的人事纠葛。三、从长安到东都——韩愈人事交往中的一次主动切割韩愈入朝为官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无尽的谗言之中，不得不使他作《释言》一文来消弭影响。四、兄长和朋友的教训——韩愈必须规避的从政风险韩愈从政最直接的经验资源就是他的兄长韩会及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的仕宦教训。
关键词：韩愈;贵人;江陵;司东;宰相;谗言;德宗;贬谪;宪宗;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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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和二年六月韩愈自请分司东都，是其仕宦生涯的主动撤退，个中原因，韩愈本人及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均认为是遭到了谗言诽谤。然通过史料分析，结合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中枢体制的嬗变，综合考察韩愈在此期间的仕宦迁转的人事关系发现，所谓谗言诽谤仅仅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韩愈在仕进途中，无意中卷入了有宦官集团背景的裴均等人与李吉甫集团的人事纠葛。韩愈再次感觉到有贬黜的风险，故此请求分司东都。 关 键 词：韩愈/分司东都/裴均/李吉甫/宦官集团 作者简介：段承校(1962- )，男，湖南怀化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代文学文献研究 在韩愈积极进取而又坎坷多舛的仕宦历程中，元和二年六月的自请分司东都，无疑是一次主动撤退。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韩愈此次在仕途上的主动退却是因为遭到了莫须有的谗谤。其本人自述和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都认为是遭到谗言诽谤，才导致了他主动请求分司东都洛阳的。后世研究者也是依据这些记载，将其仕宦途中的这次退守原因归之于谗言诽谤。不过，我们细绎史料，揆诸史实，韩愈的夫子自道及同时代人的叙述恐怕只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的缘由，笔者以为值得发覆，故撰成拙文以祈教正。 一、问题的缘起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史料的记载。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改江陵府曹参军，入为权知国子博士。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权知三年，改真博士。”[1]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云：“累除国子博士，不丽邪宠，惧而中请分司东都避之。”[2]李翱和皇甫湜都是韩愈的朋友，其说应当是可信的。然而，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好友，在文字里难免会有所回护。李翱所作的《行状》是要交给史馆以便修史之用的。其中“宰相有爱公文者”是指郑絪。在德宗朝曾任翰林学士达十三年之久，顺宗永贞元年(即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十二月已即皇帝位的宪宗将郑絪提拔为宰相，直至元和四年(809)二月才罢为太子宾客。其后历任岭南节度使，同州刺史，东都留守，河中节度使，文宗大和二年(828)入为御史大夫，大和三年(829)十月卒。韩愈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是则李翱作《行状》时，当事人郑絪尚在世。《行状》所云索文一事，韩愈在其《释言》一文中也曾提及，当可信从。然而“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非之”，仅仅是一次仕途上的竞争，对方以谗言构陷，就迫使韩愈主动退却，要求分司东都以免招致再次贬谪的厄运，这完全符合刚刚走出贬谪阴影的韩愈的现实考量。不过，从常理来看，韩愈这时只是权知国子博士，为国子监的学官，在唐代的官僚系统里是属于清闲之官，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从谗言的内容来看，“争先者”也只是拿韩愈的傲气说事，韩愈完全可以不予理会，安心当自己的“权知国子博士”以等待升迁时机。从时间上看，李吉甫于元和二年正月出任宰相；韩愈《释言》一文即作于此后不久，最后说“既而谗言果不行”，也就是说，“谗言”的影响已经消除。韩愈大可不必离开长安，继续任职国子博士，以期获得正常的职官迁转。至是年六月，韩愈才离开长安，赴东都分司。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韩愈主动撤离长安而分司东都洛阳呢？我们认为，韩愈一定感受到了某种压力，而且这种力量，在韩愈看来，有可能使他再次承受贬谪的风险。也就是说，韩愈主动请求分司东都当另有隐情。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元和二年六月韩愈自请分司东都，是其仕宦生涯的主动撤退，个中原因，韩愈本人及同时代人所作墓碑及行状均认为是遭到了谗言诽谤。然通过史料分析，结合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中枢体制的嬗变，综合考察韩愈在此期间的仕宦迁转的人事关系发现，所谓谗言诽谤仅仅是事情的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韩愈在仕进途中，无意中卷入了有宦官集团背景的裴均等人与李吉甫集团的人事纠葛。三、从长安到东都——韩愈人事交往中的一次主动切割韩愈入朝为官之后，很快就陷入了无尽的谗言之中，不得不使他作《释言》一文来消弭影响。四、兄长和朋友的教训——韩愈必须规避的从政风险韩愈从政最直接的经验资源就是他的兄长韩会及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的仕宦教训。
关键词：韩愈;贵人;江陵;司东;宰相;谗言;德宗;贬谪;宪宗;节度使 作者简介： 二、从江陵到长安——韩愈职官迁转透露出的人事关系 中唐贞元末至元和初年，是唐代中枢政局交替变化极为剧烈的时期。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805)，先是德宗驾崩，顺宗即位，之后又是顺宗禅位，宪宗即位。真所谓“半岁光阴在，三朝礼数迁”[3]。期间，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与士人命运的荣辱升沉，使置身其中的当事人很难置之度外。“二王八司马”的命运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韩愈作为这一时期的著名文人，其仕宦历程的起伏也是息息相关的。之前，韩愈因为在德宗朝上疏论天旱人饥，于贞元十九年冬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大赦。韩愈获得大赦后得以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于此年秋冬之际到达江陵府。约八个月之后，即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便被召回京师，出任“权知国子博士”。 结合唐代官员的铨选制度和贬谪官员的量移制度，韩愈在江陵任法曹参军一职，应至少干满三年或四年的时间才能参加吏部的铨选；甚或回乡候铨，等待一定的年限，再参加吏部的铨选获得下一任官职。而且，韩愈当时的人生规划也是这样安排的。韩愈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说：“君当先行我待满，沮溺可继穷年推。”陈景云曰：“公诗意方欲与张君结隐嵩、洛间，所谓君当先行者，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忆昨行和张十一》)[4]在韩愈看来，即使要隐居嵩、洛间，也得等秩满之后才能成行。个中的现实考量，恐怕还有为今后的再次出宦留下空间的考虑：那就是通过这次的任期满后脱去自己贬谪官员的身份，为再次任官铺平道路。然而。这样的所谓归隐，只是韩愈面对现实制度说给朋友听听的，其真实的人生奋斗恐怕没有因此消歇多少。 要之，韩愈从任职江陵法曹参军至改任“权知国子博士”，自正七品下阶转为正五品上阶，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迁转，跨阶七级。虽是“权知”之任，但从唐代职官的迁转来看，韩愈这样的升迁，使他完全摆脱了吏部的铨选和守选的约束，再次为其仕宦之途展开了广阔的前景。 关于五品以上制授官和六品以下敕授官的任官程序，王勋成先生作了这样的描述：“五品以上官制授的制书和六品以下官敕授的敕文，都是由担任知制诰的中书舍人起草的，有时也由兼知制浩的其他官员起草。先是，宰相根据具员簿或举荐状，将应授官员姓名及所授官职交给担任知制诰的中书舍人或兼知制诰的他官起草制敕书。制敕书起草好后，由中书侍郎过目，然后交门下省审议。所以有些制敕书在开头往往有“门下”二字。门下省主要由给事中审核，如所授不当，给事中可以驳还；如无不当，再由门下侍郎过目。最后由宰相奏闻皇帝，皇帝批准画“可”后，由中书门下颁发告身。”[5] 如此，则韩愈获得调任“权知国子博士”的告身文书，必先得有举荐之人，才能进入宰相讨论的视野。那么，举荐韩愈的是何人呢？我们认为最有可能举荐韩愈入朝为官的当是荆南节度使裴均。以前的韩愈研究似乎不怎么注意此人在韩愈仕宦途中的作用，现考述如下。 韩愈与裴均的交往首先应是从上下级的关系开始的。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时，裴均是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府尹，是韩愈的府主长官。不过，韩愈和裴均的交往有两个共同的基础。一是两人都曾在有影响的方镇大员张建封幕中任过职，虽然前后时间相隔较远，不可能在张建封幕中谋面，但两人的交往应该是有共同的人事关系基础的[6]。二是两人都是文人，有共同的话语基础。裴均以明经及第后官运亨通，直至任对政局有影响的荆南节度使；而且，裴均颇具文士的风雅。《新唐书·艺文志四》载有他编的诗歌集《寿阳唱咏集》十卷、《渚宫唱咏集》二十卷、《岘山唱咏集》八卷、《荆潭唱和集》一卷、《盛山唱和集》一卷、《荆夔唱和集》一卷。[7]可见他每到一处，即有与文士唱和的风雅之举。韩愈后来还为《荆潭唱和集》作了序。由此可见，韩愈与其长官相处甚为融洽。 我们再来看裴均其人的人脉关系。裴氏在《旧唐书》中无传，《新唐书》卷108本传云： (裴)均字君齐，以明经为诸暨尉。数从使府辟，硁硁以才显。张建封镇濠、寿，表团练判官。时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扦贼，均参赞之。以劳加上柱国，袭正平县男。迁累膳部郎中，擢荆南节度行军司马，就拜荆南节度使。刘辟叛，先骚黔、巫，胁荆、楚，以固首尾，均发精甲三千，逆击之，贼望风奔却。加检校吏部尚书。初，均与崔太素俱事中人窦文场，太素尝晨省文场，入卧内，自谓待己至厚，徐观后榻有频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镇，欲遂相之，谏官李约上疏斥均为文场养子，不可污台辅，乃止。元和三年，入为尚书右仆射，判度支。旨唱、授桉、送印，皆尚书郎为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阶答拜，时以为礼太重。俄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累封郇国公。以财交权幸，任将相凡十余年，荒纵无法度。卒，年六十二，赠司空。 裴氏在德宗朝就与宦官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企图谋取宰相大位。虽然窦文场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就致仕，但裴均与宦官的人脉关系并没有因此断绝。裴氏在顺宗朝永贞内禅事件中，接受宦官集团的授意，与当时重要的方镇大员西川节度使韦皋、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一起上表请太子李纯(后来的宪宗)监国。内廷宦官以俱文珍、刘光琦等为代表，内外结合，共同逼顺宗禅位。在权力的交替过程中，裴均与内廷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显然是权力斗争的同一集团里的成员。有意思的是，内廷宦官俱文珍曾在汴州监军时与韩愈有过交往，回京时韩愈作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一文。 现在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韩愈的这次迅速入朝是出于方镇大员裴均的人事运作，但后来韩愈的仕途受到裴均的牵连却是有据可查的。《旧唐书》卷160《韩愈传》：“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此事发生在元和十一年(816)五月，韩愈由中书舍人改任太子右庶子，从清要之职到闲散之位，韩愈颇为失意。事情已经过去近十年了，韩愈在江陵的那段经历仍然被政敌拿来说事，可见其与裴均的关系非同一般。 在赴江陵的途中，韩愈曾作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三学士是王涯、李建、李程；到达江陵后，于永贞元年(805)十二月九日韩愈又有《上兵部李侍郎书》。韩愈的寄赠投书，似乎没有什么反响。因此，韩愈能从江陵迅速入朝为官，更多的可能是出于裴均及其依附的宦官集团的人事运作。 韩愈在《释言》一文中说：“愈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迁于南者凡三人，独愈为先收用，相国之赐大矣。”就当时的任官程序而言，宰相郑絪向宪宗奏请任命官员已是最后的把关，只等皇帝画“可”，就能颁行告身文书了。郑絪是德宗朝的资深翰林学士，在拥立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与翰林学士卫次公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韩愈在贞元十九年贬谪阳山时，郑絪是应该有所知晓的，只是迫于德宗的威权，不敢施以援手。《释言》引述郑絪的话说：“吾见子某诗。吾时在翰林，职亲而地禁，不敢相闻。”应该是一种真实的表白。 总上而言，韩愈从江陵到长安，以贬谪官量移的身份，在任期远未满的情况下，迅速入朝为官，应该是得益于裴均、郑絪等人的成功运作。至于在此次入朝的过程中，是否得到宦官俱文珍的奥援，由于史料阙如，不宜作过多的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