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71]大概是经常作为演奏节目出现的缘故，故《诗经》能够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来看，诸侯国（尤其是郑、鲁、晋、秦等国）贵族对《诗经》大都耳熟能详。由于《诗经》本身具有贴近生活、扬善抑恶、诉诸情感的特点，长于感发志意，与周人富于家庭伦理温情的政治氛围相契合，因而王公大臣在讨论政治、道德等问题时，多引用《诗经》成句，以增强说服力与感染力。[4]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416页。[23]程俊英：《诗经译注》，第385页、386－387页。[4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30页。[110]程俊英：《诗经译注》，第362页。[111]程俊英：《诗经译注》，第547－548页。
关键词：杨伯峻;孔子;论语;君子;程俊英;诗经译注;十三经;诗教观;贵族;国语
作者简介：
摘要：“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关键词：《诗经》；“温柔敦厚”；周代； 礼乐；诵谏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散文与经学之关系研究”（１３ＢＺＷ０４３）、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项目“经学 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１２ＲＸＹＢ２１）的前期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边家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温柔敦厚”诗教观出自《礼记·经解》[1]：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2] 翻检相关研究资料，笔者发现人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形成的文化心理认识不够，立足于先秦典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同时，《礼记·经解》篇在讲温柔敦厚的同时又强调“《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而前贤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并且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影响了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完整理解。受美籍哲学家冯·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启发，本文从梳理同一系统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温柔敦厚”诗教观，以期更完整、准确地揭示此种观念的思想文化内涵，对整个儒家诗论的探讨或亦不无小补。兹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同好。 一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曾说：“一个元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3]所言甚是。笔者认为，“温柔敦厚”诗教观是以周代礼乐教化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体现，只有通过分析此一观念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 从生产关系上看，西周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土地国有制。《诗经·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诸侯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可以随时将土地收回。一般庶民更无土地所有权，国家统一进行土地管理与贡赋收取。当时的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的形式为主，《诗经》中的《噫嘻》、《载芟》、《良耜》、《甫田》、《楚茨》等诗，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当时集体劳动的情况。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周人立国之后马上制礼作乐，着力建设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王国维曾指出，周人借助于嫡长继承制，辅以血亲之情、孝悌之义，“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5]。验诸《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以及周代彝器铭文所载，可知此言不虚。血缘伦理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积淀为牢固的观念形态，《易传·序卦》总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6]这里，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形成了一个自然序列，后一项皆以前一项为存在的依据。 今人所讲的“家国同构”，指的就是周代家族与国家在组织形式、伦理结构方面所具有的共通性。《孝经·广扬名》篇记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7]君臣与父子相似，故孝亲与忠君可通。《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篇称赞为国家带来福祉的人，说他们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8]。《大雅·抑》的作者以诗进谏，竟说“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9]，本是君臣关系，却带有鲜明的家庭伦理色彩，如同长辈教导儿孙一般。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个人与社会、君与臣、家与家、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都被人伦化、亲情化，人们的生活笼罩在温情脉脉的纱幕之下。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周代开国之君深知殷商因失民心而失天下，因而力倡敬德保民，重视礼乐教化。《庄子·天下》篇说“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10]。《吕氏春秋·古乐》篇谓“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献俘馘于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1]学界一般认为，《诗经·周颂》里的《武》、《酌》、《桓》、《赉》、《般》等篇就是被称为“《大武》”的组歌[12]。《国语·周语中》富辰提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周文公即周公旦，诗句见今本《诗经·小雅·常棣》篇。毛诗《小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14]周代开国之君重视诗乐教化，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天神的权威，肯定了道德人格及其实践的力量，在华夏文明史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孔子曾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 西周学在官府，专设大司乐、大师、小师等教育官。教育的内容，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16]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17]反映出周人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又，《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18]《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9]从这些记载来看，学校通过目的明确、具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得贵族子弟学习诗书礼乐以陶养道德，并获得鼓琴赋诗、射御书数等实际技能，以为进入社会、理政安民之准备。刘向曾总结说：“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周之流化，岂不大哉！”[20] 随着礼乐教化不断深入，周代贵族的理想人格典范逐渐形成，“温”、“柔”、“和”、“中”等品质，成为“君子之德”的基本内涵。“君子”之称，当源于“君”字，“君”的本义是尊长发号施令，后为至尊者之称。上古时被视为“明君”者，不仅功业卓著，而且被视为道德典范（《尚书》及《诗经·周颂》中对文王、武王的美好品德有多方面的揭示），由此而来的“君子”，则指拥有明君所应有的道德品质及人格风范的人。在《诗经》里，“君子”是贵族男子的通称，也是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周人对“温”、“柔”、“和”、“中”等君子之德的倡导与培养，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温”，用于人际关系方面，是指既不过于冷淡也不过于热情、温和适中的情感态度。从现存典籍来看，“温”是一直受到上古华夏先民重视的一种品格，《尚书·舜典》里说舜命夔典乐以教胄子，让他们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21]的性情特点。周人非常推崇“温”的品行，这在《诗经》、《论语》等典籍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温温恭人，维德之基。[22]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23] 终温且惠，淑慎其身。[24] 子温而厉。[25]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26]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27] 这里所列资料，都与人际关系、处世态度相关。《诗经·大雅·抑》的作者将“温”的品行视为大人君子善行懿德的基础，完全是赞许、推崇的态度。孔子本人不仅表现出“温而厉”的个性特点，而且告诫学生自我警觉，注意“色思温”，即神态上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 “柔”与“温”相近而稍异。如果说“温”主要着眼于客体的主观感受，那么“柔”侧重的是主体自身性情柔和的性质。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解“温柔敦厚”字义时说：“柔，谓情性和柔。”[28]“柔”也体现为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柔和惠爱的态度与方式，如《诗经·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以定我王”[29]即是。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30]儒家尚“柔”，与周文化的主流观念是完全合拍的。《论语·乡党》篇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31]孔子在乡里，温恭谦逊，好像不会说话。在宗庙朝廷之上，则能言善辩，只是非常谨慎。与不同级别的人交接言谈，都合乎礼仪。胡适先生说：“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32]《诗经》里有不少怨天之语[33]，而孔子却倡导“不怨天”，《论语·宪问》篇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34]这种不怨不尤的精神，与周人崇尚柔和逊顺的传统是一致的。
内容摘要：’”[71]大概是经常作为演奏节目出现的缘故，故《诗经》能够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来看，诸侯国（尤其是郑、鲁、晋、秦等国）贵族对《诗经》大都耳熟能详。由于《诗经》本身具有贴近生活、扬善抑恶、诉诸情感的特点，长于感发志意，与周人富于家庭伦理温情的政治氛围相契合，因而王公大臣在讨论政治、道德等问题时，多引用《诗经》成句，以增强说服力与感染力。[4]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416页。[23]程俊英：《诗经译注》，第385页、386－387页。[48]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30页。[110]程俊英：《诗经译注》，第362页。[111]程俊英：《诗经译注》，第547－548页。
关键词：杨伯峻;孔子;论语;君子;程俊英;诗经译注;十三经;诗教观;贵族;国语 作者简介： 《诗经·秦风·小戎》篇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35]的话，直观可感地揭示了上述“温”、“柔”观念的文化内涵。《诗经·小雅·都人士》谓“彼都人士，充耳琇实”[36]（“充耳”是玉制佩饰物，又称“瑱”），周代贵族大都有佩玉的爱好，因为美玉总给人以温润柔和之感，与“仁”的品德非常相似。《礼记·聘义》篇记孔子曰： ……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37]。 在孔子看来，玉所体现的不仅是近于“仁”的温和，还有“义”、“忠”、“信”、“道”、“德”蕴含其中，是近于完美的君子人格修养的投射。 周人以“礼”建构整个社会，同时又认识到须济之以“和”。《诗经·小雅》里《鹿鸣》篇云“鼓瑟鼓琴，和乐且湛”[38]；《常棣》篇云“兄弟既具，和乐且孺”[39]；《伐木》篇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40]，都体现了“和”的精神。《尔雅·释诂》云：“谐、辑、协，和也。”[41]周人把“和”视为协调关系、消解矛盾、减少冲突的重要途径。他们在处理政务时，特别注重君臣之间的协同，以期和衷共济。《国语·郑语》记史伯之言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2]“以他平他”，就是把相异的东西调和统一起来；如果仅以同补同，只能导致事物的衰竭与消亡。春秋时，晏子进一步发挥史伯关于“和”的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其泄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43]晏子认为臣下从否定的角度进谏，也是“和”的重要表现。《论语·子路》篇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44]，也当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中”也是与“温柔敦厚”诗教观有内在联系的观念之一。周人很重视“中”德，《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45]“中”，贾公彦疏谓“使得中正也”[46]。春秋时，孔子曾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7]，他看到了“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希望通过“中”来寻求某种“边际平衡”，力图使对立双方的矛盾斗争永远保持在某种弹性限度之内，使事物保持其旧质的稳定性，今人所谓“斗而不破”是也。守持中道，无过无不及，警惕某种过度的东西，可抽象为“A而不A＇”。《论语·八佾》记孔子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48]，《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评《颂》诗所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49]，均可理解为对“中”德的崇尚。孔子的处世方式及某些思想主张，也可由“中”德而得到解释，如：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50]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1]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52]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3] 质生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4]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55]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56] 从人际关系的实践来看，要做到“中”，必然伴随着自我克制，《国语·周语上》记邵公之言曰：“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57]怼，怨恨。在邵公看来，“险而不怼，怨而不怒”才是恰当的事君之道。《论语·颜渊》篇孔子说的“克己复礼”[58]，也是这个意思。《礼记·中庸》有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59]在处世为人方面，只要努力学习、加强自我修养，就能够达到合乎中庸之道的高明境界。 “温柔敦厚”中的“敦”、“厚”，与上述“温”“柔”“和”“中”等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敦”，厚重笃实。《易·艮卦》：“上九：敦艮，吉。”孔颖达疏：“敦，厚也。”[60]“厚”，厚道，不刻薄。《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61]徐复观先生将“敦厚”解释为一种“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62]。后人也把“敦厚”说成“忠厚”，将其视为合乎礼教及中庸之道的人格修养的体现。 《诗经·卫风·淇奥》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63]周代贵族教育下所涵养的人格精神，属于周代上层社会具有主导意义的文化形态。春秋时，孔子本人身通“六艺”，以温、良、恭、俭、让著称，他在《论语》中反复称许孝、悌、仁、礼、恭、宽、信、敏、惠等德行，可谓周代贵族人格教育的典型体现。《礼记·经解》篇讲“温柔敦厚”，原本侧重的就是“其为人也”，这种诗教观与同处于“轴心时代”的西方诗学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更贴近主体的道德涵养与性情特征，是周代贵族理想人格追求在诗学上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