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以前的缺失，是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元代开国讲史平话及其史料的阙如导致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现实的创作基础，史学上之正统论“严华夷之分”观念是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的深层原因，二者共同制约了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明代小说《英烈传》开篇的元代开国史书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前后版本对元代开国的不同叙述，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政权前后期对蒙古的不同政治策略。从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缺失，到蒙文版《青史演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到《痛史》强烈的华夷色彩，最终到《元史演义》对元代政权的接受与称颂，正统论对元代“开国题材”小说书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小说;蒙古;题材;创作;政权;史料;讲史平话;青史演义;史学;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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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以前的缺失，是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元代开国讲史平话及其史料的阙如导致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现实的创作基础，史学上之正统论“严华夷之分”观念是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的深层原因，二者共同制约了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明代小说《英烈传》开篇的元代开国史书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前后版本对元代开国的不同叙述，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政权前后期对蒙古的不同政治策略。 关 键 词：元代/历史小说/讲史平话/《英烈传》 基金项目：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清小说与北京城市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4ZHB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利芝，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明清历史小说易代主题研究》等 我国历史，“自周、秦迄今，二千余年，历姓嬗代，纷争不已，遂演出种种活剧，诚有令后人追道之犹为之怵心胆、动心魄者”①。此历史“活剧”，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由此形成明清历史小说“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②之规模。然而，足以令人“怵心胆、动心魄”的元代开国史，在留存的明至清中叶历史小说中却未能得以呈现。当然，黄人《小说小话》载有《大元龙兴记》一书，该书“铺张蒙古功德，诚靦然无耻，然崇拜番僧回将，虏丑毕现。而侈述元之发祚，较苍猿白鹿，尤觉可笑，亦可谓不善献媚者矣”③。从黄人所述内容看，该书无疑是一部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小说小话》约于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于《小说林》杂志第1—4、6、8、9期。在《小说林》杂志第三至第八期，黄人著录了包括《大元龙兴记》在内的八十七种历史小说。该小说目录是黄人根据自己“少时所见而能追忆者”著录而成。据孙楷第等小说目录家比对，该小说目录中疑佚、亡佚小说多达四十一种，其中就有《大元龙兴记》。除了黄人之外，民国的小说研究大家都未曾看到此书。后世小说目录类专书都依据黄人《小说小话》上述文字予以介绍。又，黄人著录“依历史时代，不问良劣”，依的是小说演绎之朝代顺序，而非小说的撰写年代。因此，《大元龙兴记》创作于何时，不得而知。龚敏《黄人及其小说小话之研究》一书对其中的亡佚小说进行了考订，然而对于《大元龙兴记》④也未能有进一步的发见。如果《大元龙兴记》为明清历史小说，从其倾向性看，笔者认为它更可能是清中叶以后的作品。 众所周知，明代至清中叶，历史小说的创作极其繁荣，改撰、重编、增删之作层出不穷。这其中，以兴亡更迭为中心的小说，是其最初的形态，也是其精髓之所在。从“开国题材”来考察，敷演夏商开国的小说有《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周代则有《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两汉则有《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西汉演义》等，三国鼎立则有《三国志演义》，晋代至南北朝则有《东西晋演义》、《三国志后传》，隋唐五代易代则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宋代开国则有《南北宋志传》等，明代开国则有《英烈传》，明亡清兴则有《铁冠图全传》、《樵史通俗演义》等。这其中，虽然有部分作品为王朝史演义，但大部分作品的叙事重点都集中于旧王朝之覆亡或新王朝之鼎兴⑤。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元代开国史并没有在清中叶之前催生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即对此现象进行初步的探究。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以前的缺失，是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元代开国讲史平话及其史料的阙如导致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现实的创作基础，史学上之正统论“严华夷之分”观念是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失的深层原因，二者共同制约了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明代小说《英烈传》开篇的元代开国史书写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前后版本对元代开国的不同叙述，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政权前后期对蒙古的不同政治策略。从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缺失，到蒙文版《青史演义》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到《痛史》强烈的华夷色彩，最终到《元史演义》对元代政权的接受与称颂，正统论对元代“开国题材”小说书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小说;蒙古;题材;创作;政权;史料;讲史平话;青史演义;史学;国史 作者简介： 一 元代开国相关讲史平话及史料情况 文学与史学属于不同的范畴。明清历史小说虽然形成了“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的规模，但其创作的顺序并不是按照王朝更迭的进程逐一敷演，而是自三国始，再往前后展开。这涉及小说创作题材优劣的问题。大而言之，“分裂”、“混乱”时期的题材较之稳定时期更利于小说创作，三国、隋唐小说的成功都与此相关。胡适曾论及“分裂”题材的优势，“分立的时期，人才容易见长，勇将与军师更容易见长，可以不用添枝加叶，而自然有热闹的故事”⑥。宋元之际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时期，“自然有热闹的故事”，具备历史小说创作的题材优势。更何况历史上其他不“出彩”的时期，同样进入了小说家创作的视野。因此，以题材优劣来解释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在清中叶之前的缺失，显然是不成立的。 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与史学毕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期可供借鉴资料的多寡对历史小说创作必然产生影响。这种资料，一者指的是宋元讲史平话，再者则是官修正史及民间野史。从这两方面考察，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的创作无疑都缺乏良好的条件。 1.元代开国讲史平话的缺失 明清特别是明代历史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对讲史平话依赖甚深，讲史平话成为明清历史小说的直接源头。 讲史是宋代兴起的一种说书伎艺。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曰：“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⑦宋代讲史平话对明清章回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可以说直接脱胎于《三国志平话》与《大宋宣和遗事》，而《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与宋代说话中五代史、隋唐征战故事也关系甚深。 元代讲史平话的题材似乎比宋代更为宽泛。如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就包括了《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续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元代的实际状况，绝对不只此一刊所列。明初《永乐大典》所载元代遗留下来的“平话”就有二十六种之多。由此可见元代讲史平话之繁盛。那么，在元代讲史平话中，是否有元代开国故事？从理论上讲，顺应讲史风潮，为新朝歌功颂德，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发见此类讲史平话。从元代初期情况来看，元朝统治者一直就没有有意识地利用俗文学来强化其政权的正统性，而普通民众对蒙族统治的抵触和对汉家政权的思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因此，才会有《单刀会》、《西蜀梦》、《汉宫秋》等作品的出现。而在元末政权倾颓之时出现元代开国讲史作品，则更是不合时宜。即便有相关平话留存到明代初期，也不会被《永乐大典》所收录，更不会广为人知。因此，可以说，宋元讲史平话事实上并没有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提供直接的创作基础。 2.元代开国史料的阙如 除了直接脱胎于宋元讲史平话，正史、野史笔记亦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素材来源。其实，讲史平话本身依赖于史籍甚深，“中国的古史著作是后世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小说的原始胚基，就附着在古史著作身上”⑧。宋元讲史平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演述“《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梦粱录》)。其中，《五代史平话》内容大多取材于《资治通鉴》，间或参考新、旧《五代史》；《三国志平话》则以《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部分，以及历代野史笔记为基础敷演而成。元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也主要依据史籍编撰而成，如《武王伐纣平话》取材于《尚书》、《史记》、《逸周书》等。 如上所言，讲史平话虽未能为元代“开国题材”小说提供直接的创作基础，但明清历史小说中依据史籍而创作者比比皆是，如《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都是摘抄史籍中的重要史事补缀成书。只要元代开国史料丰厚，小说家照样可以从史料中取材。那么，元代开国史料又是何种情况呢？ 蒙古族曾有《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一书，大概成书于13世纪，详述其民族起源及英雄业绩，记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两朝事迹，最为详备。但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在元代被深藏内廷，秘不示人⑨。明初朝廷曾有汉字音译本，后收入《永乐大典》，但语言障碍制约了它在民间的传播。其他元代早期史料如《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也一直到清中叶才得以发见。 另外，明代曾编撰有《元史》一书。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冬天即召集“山林遗逸之士”、“岩穴之士”编撰《元史》。朱元璋下令纂修《元史》，其政治意义应大于史学意义。朱元璋急于在撰史中证明元祚衰亡大明鼎兴的必然性，急于对元明易代盖棺定论。编纂元史撇开通晓蒙古语及历史的前朝官员，不过一年就仓促成书，《元史》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列传编排草率，特别是对蒙古初兴、三次西征和西北四大汗国的事迹，尤为疏略。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评价《元史》时说：“金华(指宋濂)、乌伤(指王祎)两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非谙习，开口便错。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⑩明代还出现了其他元史著述如胡粹中的《元史续编》等，但其史料来源多依据《元史》，增益甚少。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明代小说家编纂元代“开国题材”小说，缺乏良好的史料基础。更何况，纪传体史书将重大的历史事件分散于各传记中，无疑显得零散。而《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为章回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便捷的编撰方式，“在小说艺术未臻于完美之前，长篇著作是很难着手的，只有跟了历史的自然演进的事实写去，才可得到了长篇”(11)。“通鉴”类史书对历史小说文体的生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2)。明清历史小说多部书名标“按鉴”二字，如《按鉴演义全像列国志传评林》、《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等，以示其与“通鉴”类史书之渊源。《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都编撰于宋代，明代小说家“按鉴”演义，元代开国史自然未被囊括。当然，明清历史小说中也不乏“按鉴”《资治通鉴》之续书者。《资治通鉴》续书中确实载有元代历史，如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嘉靖隆庆年间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但一方面上述典籍中元代史料增补资料有限，最重要的是，“土木之变”后，明廷与蒙古瓦剌部的冲突日趋激烈，蒙汉矛盾升级，“内夏外夷”遂成为《续通鉴纲目》诸书处理夷夏关系的总则。即使小说家依据《续通鉴纲目》、《宋元资治通鉴》编纂历史小说，其关注点也当在南宋之覆亡而非元代之鼎兴。 元代开国史料的阙如是显而易见的。“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及《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借之资料太阙乏也。”(13)这种现象一直到清代中期才得以改观。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戡治，代有其人”(14)。“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15)晚清以来，随着西北舆地学的兴起，蒙古族勃兴的相关史料更是呈井喷之势。不仅之前的史料如《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得到进一步发掘与重视，还出现了大量新编撰的成果。由此，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得以产生。《青史演义》按照历史编年的顺序叙述成吉思汗诞生直至窝阔台征金国事，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元代“开国题材”小说。尹湛纳希之所以能够创作如此鸿篇巨著，主要得益于他掌握的大量蒙古史料。尹湛纳希乃成吉思汗第二十八代孙，家中藏有大量蒙、汉、藏、满文图书。为了创作《青史演义》，他在家中“找出了大元朝所属蒙古各部落的史书、传集、历史故事共十种。此外，还找到了汉族的史纪、蒙满典册、藏族经文的译稿和畏吾儿历史译稿共十种：《盛世青史》、《无敌圣主之源》、《蒙古圣主传》、《皇子简史》、《达赖喇嘛所著青年之婚》、《金婚之乐》、《成吉思汗散史》、《成吉思汗传说》、《大元朝正史》、《朱子通鉴纲目》”(16)。 蔡东藩创作《元史演义》，同样离不开晚清涌现的元代史料。《元史演义》是一部元代王朝史演义，全书共六十回，其中前十五回大致敷演成吉思汗事。蔡东藩在1916至1926年期间，先后撰写了清、元、明、民国、宋、唐、五代、南北朝、晋、前汉、后汉通俗演义。这没有丰赡的史料为基础，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尹湛纳希一生居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其创作《青史演义》主要依据家族藏书，不一定能及时获取当时最新的元史研究资料，特别是对后来翻译的元史著作更无缘一见。而对蔡东藩来说，获取资料的范围显然更为宽泛。蔡东藩曾在杭州一满人家中任教，其家藏书极丰，任他博览深究；而且民国时期的杭州等江南城市，出版业发达，蔡东藩有幸涉猎大量东西洋史籍译本。虽然他抱怨元代史料阙如，但从其序言来看，他所拥有的中西史籍是前人难以想象的(17)。 《青史演义》与《元史演义》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史料丰赡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