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政治文化为中心，以权力、自我为切入点，可以对明代赠序文进行整体研究。权力制约下的自我仍有着不同的存在空间，以时代为序可梳理出“自我”在赠序文中的三种存在方式：或成为循守法律、克己奉公的官员，或表现为激烈的政治批判，或疏离政治，寻找真实自我。他们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还有着突出的政治建设意识，毕竟政治还需要更全面的梳理，以便从中发现问题所在，并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政治建设做出贡献。作为流行文体必然使得赠序文成为权力工具，可以说，明代官场士人自觉地运用赠序文来实现权力运作，或以儒学思想和精神为中心，追求以道相勖，或为了突显政绩而致力于塑造政治形象，或以之作为交游工具而形成政治团体，追求更大的政治利益。
关键词：序文;官场;政治文化;批判;权力;上海古籍出版社;刻本;官员;表现;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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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政治文化为中心，以权力、自我为切入点，可以对明代赠序文进行整体研究。赠序文在明代渐成流行文体，成为官场上政治形象塑造的工具，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权力网络，显现出突出的团体意识。权力制约下的自我仍有着不同的存在空间，以时代为序可梳理出“自我”在赠序文中的三种存在方式：或成为循守法律、克己奉公的官员，或表现为激烈的政治批判，或疏离政治，寻找真实自我。 关 键 词：赠序文/政治文化/权力/自我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序跋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德建(1963- )，男，河北唐山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一、引言 在文学研究中，政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层面，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更是如此。但政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政治如何进入文学，影响文学，文学如何表现政治，就不是简单的背景式说明所能切入的。本文采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此由文学切入政治。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29赠序文正是这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的充分体现，它所表现的政治文化不同于奏疏应用于官方正式场合，不同于书信的私密与单向性，不同于论说的理论研讨性质。赠序文的独特性表现为公开性、开放性、交游性，最直接而且全面地展示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作者的政治行为、政治要求和在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思考，并且在作者与赠予对象、文章读者之间建构了一个交流平台，从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政治文化有着突出的塑造作用。 在政治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相应的文化权力，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通过渗透作用，将制度下的权力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从而获得合法性；二是官员为获取权力的体制内运作，他们既要实现制度下权益的最大化，也需要表达思想观点和政治理念，利用赠送这种文化习尚来获取权力，围绕着官员考察、升转、贬谪来塑造形象。自我是个体生命追求、精神信仰、人生境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受到现实社会的约束、限制。在中国古代，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对个体自我思想、行为、言论影响最大，从而产生严格的自我约束、自觉遵从甚至是赞美之情。但自我总是有一种对抗世俗的冲动，欲保持自我信仰纯粹性，实现经世济民的伟大目标，追求更高人生境界以及自我生命满足。因此，权力支配下的赠送行为及赠序文的写作也成为塑造、表现自我的舞台，自我并没有丧失在制度和权力的漩涡之中。这正为文人官员提供了一个理性和感性并存的空间，这也是赠序文保持文学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文体的背后往往有某种社会行为作为支撑，如此这种文体才有生命力，中国文化最重离别，故赠序文流行于世。古人有临别赠言的习尚，郭维藩《高司谏出使诗序》：“昔子路去鲁，请赠言，颜渊告以去国反国之道焉，及颜渊请处，子路告以居国之道焉，辞不蔓，指不泛，君子曰知言哉!”[2]卷八赠言内容有二，宋讷云：“予尝观韩文公送人诸序，有规体，有祝体。”[3]卷六《送滑县主簿吴景文辞职序》所谓“规体”，是说赠序文的规劝性质，丘濬《赠段可久宰福山序》谈及赠序文写作时曾说：“慕古人赠处之义，方将有所规焉。”[4]卷十三方孝孺说：“古之赠言者，非所称其所已能，盖以增益其未至者耳。”[5]卷十四《赠林士恭序》张宁《书赠言卷后》：“赠者，有增于人之谓也，虽与之而无增于人，何以赠为?”[6]卷二十朱曰藩《赠大司寇箬溪顾公考绩入朝序》：“夫赠，增也，财赠之使富增于本，言赠之使行增于善，古之道也。”[7]卷二十六虽为实用，但其要在“规”，在“增”。赠序文中，祝辞也是必不可少的，马中锡《赠李明府汝弼序》说当时众人送行文字皆“勉以入为台郎，至形诸笔舌，率皆谀词而少规讽”[8]2897。这类祝辞在赠序文中屡见不鲜。在儒家思想文化背景下，不论是规劝，还是祝颂都要以道为中心，张旭《练溪别意序》：“言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大伦之中生我者亲，当孝；食我者君，当忠；与我同气者兄弟，当友；言不及此，则言为无物矣，恶乎可?故君子于惜别拳拳，以是为言，知所重也。”[9]卷二十四道不是抽象的，而是表现在孝、忠、友及其他社会行为之中。送别行为不仅盛行于官僚、士人之间，也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如医卜、才艺、商贾之中，不论贫寒与富贵，赠序文几乎成为交游的通行证。赠序文在官场最为流行，于官员离别时“例有赠言”[10]卷一《赠梁方伯开府宁镇序》，甚至成为“寮宷中故事”[11]卷九《送邹翰林还吉水诗序》。官场赠序可用于多种场合，或赴官上任，或职满考绩，或代祠出使，或封赠父母，或转调贬谪，或选贡入京，或师友离别，或转徙他方，故赠序最为流行。明人求作赠序文以壮行色，以便交游，或自我表彰，或起制造舆论之作用。赠序文写作成为获得经典支撑并广泛流行于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文体，成为文化习尚，并以礼俗化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文体是复杂社会的产物，它包涵了很多不纯粹的东西，而这些恰恰为我们解读古代文学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文本，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解读空间，研究的价值也于兹得以体现。
内容摘要：以政治文化为中心，以权力、自我为切入点，可以对明代赠序文进行整体研究。权力制约下的自我仍有着不同的存在空间，以时代为序可梳理出“自我”在赠序文中的三种存在方式：或成为循守法律、克己奉公的官员，或表现为激烈的政治批判，或疏离政治，寻找真实自我。他们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还有着突出的政治建设意识，毕竟政治还需要更全面的梳理，以便从中发现问题所在，并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政治建设做出贡献。作为流行文体必然使得赠序文成为权力工具，可以说，明代官场士人自觉地运用赠序文来实现权力运作，或以儒学思想和精神为中心，追求以道相勖，或为了突显政绩而致力于塑造政治形象，或以之作为交游工具而形成政治团体，追求更大的政治利益。
关键词：序文;官场;政治文化;批判;权力;上海古籍出版社;刻本;官员;表现;文体 作者简介： 二、权力网络的形成与经营 在官僚体系中，稳定的关系网络是重要的生存法则之一。明代官场或由于同乡同僚，或由于同榜同科，或由于同党，或由于同道，会自然形成不同的团体，以彼此支持。从儒家伦理来看，团体的形成首先要基于同道，有共同的信仰、理念，有共同的生命追求，有共同的情趣。但思想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赠序文是切入这种差异并深入探讨其原因的最佳文献。 (一)实政与虚誉——政治形象的塑造 在现实政治中，政绩是官员考核最重要的指标，所有官员无不为政绩而努力，但这些政绩及其能力、水平、态度是否可靠可信，则是另一回事。薛甲《纪绩录序》就指出：“天下之治，其始也，必本于精明，而其终也，渐流于玩愒，识微见远之士知其玩愒之所在，而以精明继之，人未必不愕然以惊，已而理得政成，心孚意洽，又未必不帖然以服。”精明与玩愒还只是官员执政过程中两种比较普通的状态，但在普遍的玩愒状态下政务精明就已很难得到认同，诸如诚伪、贪廉、忠信之类内在素质就更难得到认同。按薛甲说法，除了得到民间的认同和上级的承认外，还要看真正实绩。而地方官员要面对非常复杂的矛盾交织状况，如： 江阴当江南要冲，其濒江之民习舟楫，喜剽掠，每数十岁一发，则用大兵歼之，内地虽称淳朴，然治平日久，奸玩结集以逋公租者辄得志，亦岁以为常，而豪胥猾魁潜伏县治以探官府之动静，稍不如意，含机鼓簧，以图中伤。 倭乱方殷之际，情势更为复杂，所以前任“煦濡而姑息之”，得以侥幸迁秩而去，而后任“及选者，不利于来，或以计避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任江阴令“军兴百废如蝟毛，凡城守、江防、楼橹、器械，水陆之所需，与夫主兵客兵月廪岁给工食之所出，内之则城池、公廨、仓廪、桥梁因循不葺者，圯坏不可纪，外之则村墟、墅落、室庐、储积毁于兵火，尽盗窃者无完家。其经纶运量之方，轻重缓急先后施为之序，皆丛于侯之一身。问之公，公家无所积，问之民，民居无所资，请于他郡而他郡以病辞，告于当道而当道亦无以应。”但江阴令能够“节缩调济，约己爱人，徐而处之。其始剔蠹图新，民不无惊且疑，或为飞语以撼侯，侯不为动。既而百为就绪，如冻释冰解，敷为太和。又相与咏叹而歌咏之，侯亦不为之喜也。”邑中士子担心“侯之政绩久而不能详也”，录“衮衣章甫之谣，子弟田畴之咏”而为政绩录。[12]卷八明代赠序文中这样的文章很多，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复杂性和官员治理的努力，可以使我们更加切实地了解所处之时代，并对政治有宛如身在其中的体验。 在现实政治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有这样的实政，但在政绩观影响和升官要求作用下，他们仍要循例去博取声誉，扩大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在明代官场上，赠序文实际上起到了塑造官声的作用，所以赠序文才成为最流行的官场文体。王永积《守隶赠言序》：“古者陈诗而知四方之艰，故述职之典三载一举行，下取里巷之谣以上达乎天子，政治之得失，风俗之贞淫出焉，一治一乱，亦于音律中兆之。清庙明堂之响与征夫思妇之篇若桴鼓之相应，诗之为教顾不重哉!”[12]卷五借采诗之名，宣扬自己的功绩，制造舆论，以此博得上级的认可，成为明代官场的通例。林大辂《政誉贺言》：“吾郡公祖陈云涧公以才进士贤正郎蒞吾，兴甫数月，吏懾民怀，烨有政闻。樊御史巡按，廉而奖之。夫圣贤以得民为难，而获上必于迟久，公何以蚤有誉于上下哉?以厥庶民既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邦君，公其君子之学哉?”[13]卷十九“兴甫数月”便有如此官声，实在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文中所说，得民与获上都是很难的，但后面一句非常拗口的话正揭示出了陈云涧走了上层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赠序文的可信性是要打一个折扣的，因为它已成为官员塑造官声的重要工具。如果不对具体事实加以考订，我们很难相信文中所叙事实的真伪。赠序文沦落为官场工具有其必然性，因为它往往成为无自主性的文体。 当然，我们亦不可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古代官场就是一片黑暗，毫无亮点可言。理学思想支撑下的士人官僚在政治相对开明的时代仍然有着坚定的信仰，他们对官场的认识有时仍是正面的。李时勉是一位著名的官员，他一生坚守理想，不屈服于官场压力，当他致仕归乡之时，既有皇帝褒赐，也有社会各界的赞美和歌颂：“陛辞之日，赐钞一千贯，命光禄具酒馔饯之。及行，达官显人多出崇文门外以叙别，太学师生以币制旗帐，各为文词。诸生亲厚者又命工绘恩荣归老图，取其事为十题，求诸名公识以为赠，以颂先生之德。翰林旧知亦各为文为诗，教坊诸乐工椎大鼓，杂以金石丝竹之音，喧然前导。送者凡三千余人，远近观者塞路，一时行旅不得往来，商贾为之废业，莫不啧啧焉称羡，以为荣至，有为泣下者。”[14]卷十二《附录》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发动的送行活动，但考之李时勉的政治生涯，不能视为制造舆论，这表明一旦得到允许，官场正气仍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